寻找中国新的发展道路 ——访中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方圆 亚 衣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社会民主主义研讨会在美国纽约举行，与这个 理论研讨会紧紧连接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党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中国社会民 主党宣布成主。该党主席为刘国凯，从澳洲远道而来的方圆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三十四年前，方圆曾经在中国大陆创建过工人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简称“全红总”），并因此坐牢十二年。两年前，本刊曾经发表了题为“草根型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刘国凯的采访记(见《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十月号，总第六十 五期)。为了使得读者对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有一个更为深切的了解，记者在本刊编 辑部舆方圆作了长谈。 社会民主党创建的思想准备舆组织准备 亚：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无论对海外民运还是国内人民的抗争运动来说，都是重 要的事件。在向贵党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想就读者感兴趣的有关社会民主党和社会 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是否可以先请您简略介绍社 会民主党的创建过程？ 方: 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经历了很长时间。一是理论准备，二是组织准备。在理 论准备方面，刘国凯主席作了很多工作。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追求可以说是到了醉 心的地步。他的新作《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正是这种理论准备工作的一项重 大成果。中国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贪污腐化，经过了三十 四年时间。计划经济的弊端以及市场经济在专制条件下出现的弊端都一一暴露了出 来。对这种社会实践的比较和思考，使许多朋友们认识到未来治国安邦需要社会民 主主义。就我个人来说，对社会民主主义早就“情有所锺”。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 就接受了两种教育——一种是家庭给的三民主义教育，另一种是学校给的共产主义 教育。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社会的认识，引起了当时还年轻的我的思索。这种思索奠 定了我向往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启蒙思想，凯恩斯的“ 人民资本主义”，近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工党布莱尔的新政策等等，在思想 理论上给我们提供的丰富营养。我们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说是更具有“中国特 色”——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源头，不仅可以在中华民族先贤揭示的大同思想 中找到，而且中山先生亲手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二十世纪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组 织准备方面工作就困难得多。因为理论可以在书本中去钻研，而组织上的准备就需 要进行串联，这就要冒风险。邓小平“南巡”以後，在大陆出现了共产党变国产为 党产，再变党产为私产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它极大地、直接地伤害了草根阶 层的利益。草根阶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在某种意义上得到过一些好处。而共产党 用特权与金钱的结合的“圈地运动”对草根阶层的再剥夺，促使了人们对“改革开 放”的再思考。我们这批人大部分在六十年代就参加过反抗中共官僚制度的群众运 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独立工会组织“全红总”的成员。此後，许多朋友又成为七 九年“民主墙”运动的骨干。还有的朋友在八九民运时再次卷入。遗憾的是这些朋 友的年龄都偏大，三十岁以下的朋友只有几个。九三年开始，海外的一些朋友进入 大陆，和国内的朋友联系（王希哲出狱後在广州开“侨联珠宝店”时，我们派遣的 同志就与他联系过）。当时国内的朋友大多提出建立“中国工党”。为什么提出要 成立工党？因为工党这面旗子不需要作什么宣传，群众非常明了它的意思。当然， 这个工党并非仅仅代表工人的利益，它的代表面非常广泛，也代表农民的利益，还 代表脑力劳动者和参加管理的工商者的利益。正是经过了这样多年的理论和组织两 方面的准备，才产生了今天的中国工党也就是中国社会民主党。 亚: 你们党的文件和负责人的文论称社会民主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指导思 想”的说法很耳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你们的指导思想是“ 社会民主主义”。我想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传统意义上以 原来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思想，还是包括了後来的前苏联、东 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於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新的论述？ 方: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是所谓“指导思想”。其实我们对这种提法不是很 喜欢，但又非常无奈。我们必须照顾到很多工农大众的认识水平和中共统治下大陆 的习惯提法。整个人类社会处於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时代。我也倾向於意识形态的 淡化。但中共强力推行意识形态化的统治，形成了中共特殊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 加上中国人的特殊的精神素质，使我们的一些提法要考虑到历史的惯性。中国人的 个人价值长期被集体理念所压抑，很多人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主体，喜 欢在外面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在封建社会中是去找“明君”，找“青天”； 在近现代找“领袖”，找“救星”。过去人们曾经依靠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 、邓小平。邓小平之後又有人去依靠这大师，那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 在现阶段的中国还显得很重要。所以尽管我个人非常厌恶强化意识形态，但是我们 还是要利用意识形态这个武器去克服意识形态强化的惯性。 第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效率与公正的矛盾。现代西方的民主国家一 般都是两大党或两大政治集团轮流执政。这两大党或两大集团，不管使用什么名称 ，必然是其中一方注重提升社会效率，一方注重维护社会公正。这两方的主张都是 人类社会现实要求的客观反映。注重效率的一方称为“自由派”，注重公正的一方 称为“社会派”。当社会财富需要积累的时侯，一般是注重效率的自由派上台。当 社会效率的提升损害了社会公正的时候,必然是注重社会公正的社会派上台。当原来 积蓄的社会财富分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会影响到社会效率的提升，这时候，大 多数人又会把选票投给注重社会效率的自由派。这是一种钟摆运动。正是这种钟摆 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但这种“钟摆运动”也有弊端，就是“钟摆”的幅度过大 时，会出现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在效率和公正之间寻求一 种平衡，防止危机出现或在危机出现时把它限制在一个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克林顿 的民主党是比较倾向社会派的，布希的共和党是比较倾向自由派的。（亚：这里恐 怕有一个慨念的准确使用和表述的问题，在美国通常以“自由派”与“保守派”来 界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理念）历史的事实是，注重效率和注重公正的两派的观 点正在日益趋同，这种趋同正是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这就是刘国凯先生所指出 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历史的潮流。 第三，很多朋友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源头是第二国际，又把第二国际认为 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或认为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温和的流派。这的 确是一个极大的悲哀，也是中共歪曲历史的一大成功。首先，第二国际并不是社会 民主主义的源头，它只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其次，第二国际从成立之 日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曾经影响过第二国际 中受排斥的一个小流派。第二国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过第二国际的“生产 资料公有制”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产生了理论上的 交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种谋求社会公正的设计。这些设计者，不管是第二 国际的先辈，还是马克思，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中共中的那些理想主义者 和精英分子，他们的历史动机都是值得人们尊重的。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一 切不平等的来源，消灭了私有制才能达到社会公正。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 ，这种设计是失败的，行不通的。“大家都有”的想法造成“大家都没有”的结果 ，只能产生一个冒大家的名义侵吞大家的财产的特权阶层。“社会主义”的本义只 是谋求社会公正。谋求社会公正并非一定要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途径来实现 。而不论以何种动机、何种目的、何种名义施行的“专政”，其结果一定是导致社 会的极不公正。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以推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点的一个失败的流派。我们主张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比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更进一步，那就是我们完全抛弃公有制，不在私有制的 问题上遮遮掩掩。我们直截了当地宣布，我们主张私有制。我们认为，人有恒产才 有恒心。人有独立的经济才有独立的人格。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用劳动挣来的合 法财产又不侵犯他人的财产，这个社会是何等的繁荣，何等的安定！ 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 亚：从你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团队来看，对社会民主主义有很深的理论兴趣和研 究，国凯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当然你们是政党而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学会。在理 论研究与实践政治中找到平衡点可能会遇到困难。您刚才的说明中涉及到很多概念 。比如说你们比欧洲国家更进一步，是“完全抛弃公有制”，而在现代欧洲国家中 所谓“公有制”主要也就是“国有化”的意思。哪么你们是否试图完全抛弃国有化 ?或者说在将来的中国没有一点国有企业的经济成分?这恐怕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美国也不是如此，这一点可能还需要解释一下清楚。再有，这几十年来欧洲可以 归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按照你们的说法，比如工党执政的英国，社会民主党执 政的德国，社会党执政的法国，实际上是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是 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将这些国家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 的话，那么，哪些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呢? 方：这个问题来源於共产党在理论上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的混乱。用“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这种词汇本身就非常专横，很多学者不会赞成这种提法。使用这种 提法就表明有两种对立的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体系，一个是资本主义体系。社会 民主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体系，也不是资本主义体系，是第三条道路。（亚：从提 出问题角度的不同，对“第三条道路”也会有不同的说法。依英国学者查顿斯的解 释，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而是充分自由竞争放任与社会高福利 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的，对“第三条道路”有三个不同时期提法，最早是 在取得政权的形式上是主张和平、非暴力，区别於暴力革命；第二个时期的提法是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寻求第三条路；第三是在近代，是在“效率”与“ 公正”中取得平衡。我们说社会民主主义，从它出现的时候开始，就是不断修正的 。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修正，认为不能过分注重效率而伤害社会公正；另外对社会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修正，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不适合社会发展 。调和与修正，也就是不断地自我完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至於是 否试图完全抛弃国有化，或者说在将来的中国有没有一点国有企业的经济成分的问 题方面，在非共化後的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成份的比例将大大 缩小，小到不能影响未来的民主中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社会制度。 亚：二次大战之後世界上确实存在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 )这样两大阵营，在五十年代末期与六十年代初期，这两个方面都有自我修正的机会 ，实际上也都在作修正，资本主义的修正似乎更为有效。（方：这里面有重合，重 合的部分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在你们的理解中，社会民主主 义与资本民主主义(或者称民主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们认为现代欧洲的 社会民主主义是比较成功的范例，而西欧、北欧实际上又是被中国老百姓列入“现 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能不能索性干脆说，发展或修正到今天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或者现代资本民主主义国家)是成功的? 方：在现代发达国家中，要寻找共产党定义的那种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不久前有一 个共产党的老高级干部到澳洲来，与我在一起学英文。在我们学校发放交通补助金 的时候，他拿了补助金说：“我寻求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今天在澳洲找到了”。 亚：既然如此，何不更加明确地说我们所要寻求的社会理想，就是今天在西欧、北 欧、北美、澳洲存在着的社会形态。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就是现代资本主 义国家或资本民主主义国家，套用以前的一个口号，就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 国”。 方：您的说法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应当在下一步提出一些具体的国家作为蓝本 ，我和国凯在具体考察之後，认为从社会制度与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应该是北欧和 澳大利亚应该是我们学习和参考的座标。 亚：北欧就是挪威、瑞典和芬兰，记得在八十年代末期接触到与前苏联接壤的芬兰 的一些资料，芬兰的国有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你们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 文论中，说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冲突”，两者的区别在於“资本主义主 张自由放任，不赞成政府进行干预”。这一说法可能与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不尽符合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主张 国家政府干预理论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实践上也是如此。现在似乎难以找到一个 根本上反对或者没有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许多人眼睛中也许是一个最自 由放任竞争的国家，但是当人们看到联邦准备理事会利用货币政策(包括利率的调整 )对经济的巨大有效的影响，看到美国政府利用反托拉斯法对微软公司的诉讼，政府 能源政策对燃料价格乃至这个社会的影响，恐怕不会有人说这里没有政府的干预或 者调节。加拿大在社会福利程度上远远高於美国，大概算更加“社会民主主义”了 ，当这个国家发现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这几年也在进行调节。 方：这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的特征，就是不断修正。调节与自我完善。我说明一 点，对“资本主义反对干预”这个说法，我和国凯认为不是太准确的。这可能是其 他一些朋友在宣传中的说法。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两者的趋同很厉害，所 以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 展证明这是有前途的。 三民主义是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 亚：国凯的著作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定义为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三民主义 的民生主义中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概念，你们是否也认同?以三民主义为基 础建设起来的今日台湾，是否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方：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主张社会公正，谋求社会正义的社会主 义。台湾的三民主义制度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不是很完美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亚：这个世界上也许找不到一个国家制度是“完美”的。你们党执政之後的国 家社会是完美的吗?）我们力求达到完美；但我们知道“完美”只可追求，很难达到 。 亚：你们不提走现代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包含了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国凯有一篇文 章提到过考虑到中国老百姓的接受能力这个意思。 方：我们确实有策略上的考虑。我和国凯考虑的是创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 主义，而不是停留在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上。中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两个主要来 源，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国的国情和中 国的文化决定了我们采用社会民主主义。中华民族有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长 期传统。我们不主张平均主义，但是又不能不考虑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三民主义 与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是相一致的，为什么我们不提三民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中国 大陆有共产党的开明派、共产党的顽固派、普通的人民群众、先进的知识分子四部 分人；在海外有台湾香港澳门同胞、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在这七个部分人中间，三 民主义对之比较具有有号召力的是中国大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澳台的同胞和 海外华侨。由於共产党长期对三民主义的歪曲诽谤，造成了大部分中国人对三民主 义的不理解。尽管三民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拿到民众中去，考 虑到让绝大部分共产党开明派和留学生容易接受的话，我们觉得采用“社会民主主 义”更好。 赵紫阳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亚：至少有一点认识是很多人所共同的，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 。这里想请教的是你们推选赵紫阳为党的名誉主席的问题。赵在天安门事件中不与 杀人罪犯为伍，赢得了人民新的尊重；但是至今为止，没有听说过他放弃过共产主 义的信仰，可能人们会对贵党将一个共产党人作为自己的名誉主席感到疑惑。 方：要对这个问题要作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我们看赵紫阳是将他 看成一代人的代表，而不是看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一代人是在二次大战以後成长起 来的，他们在中共建政的时候是二十多岁，二战的时期是十多岁，正是建立自己的 世界观、人生观时候。这一批人追求的，正是那时候共产党叫得比谁都响的民主的 口号。共产党反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主张的是——用毛泽东的话来 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一批人追求的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後来中国发 生的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与他们当年追求的不是一回事。 亚：这里就涉及到以往有过争论的一个问题：当年共产党争取民主究竟是真是假?一 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当年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制度，追求民主是真诚的，只是掌权之後 变了，甚至还有人很怀念说“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中国“国泰民安”的景象；另一 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掌权之前就是一个阴谋犯罪集团，至多类似以往历史上企 图自己做皇帝的农民造反集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只是中共当年一个借口或者挥舞 的旗帜，一旦掌权，马上丢弃。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和中共在掌权前的内部残酷斗 争真相的披露，我似乎比较赞成後面一种看法。 方：我也赞成第二种观点，不过，要将共产党与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区分开来，要将 当年为了共产党提出的某些好主张而加入进去的一些精英与这个党区分开来。对赵 紫阳，我们党内的意见是从三个方面去判断他。第一，他是战後追随民主潮流的青 年知识分子；第二，他主政之後推行的新政是主张自由化和市场经济，中共党内最 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是他，这口号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追求非常接近； 第三，看他对民主运动的态度，是镇压还是同情。因此，我们认为赵紫阳追求的不 是共产主义，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 亚：今天的赵紫阳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名誉主 席，就其本身来说，他心里真实的想法你们是否了解? 方：这一点我们是有根据的。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我不能说得很明白，但我们确信 他是很乐意的。 借鉴现代发达国家的治国经验 亚：从社会民主党的很多建党成员看，可以说二十年前已经基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 义思想，现在创建社会民主党，在理念上是否吸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在各个国家的 最新思想发展? 方：我们这批人来到海外，亲身体验到被共产党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什么形态 。在这些现代民主国家中我们了解到很多新的思想。第一是对私有制的肯定与保护 。这与原来共产党的主张不一样，与第二国际的主张也有很大的区分，和现在北欧 、西欧一些国家也有区别，非常旗帜鲜明提出对私有制的保护。第二对市场经济和 竞争的肯定。最後是对公有制的根本的、彻底的抛弃。现代民主国家给我们提供了 许多好的经验。 亚：且不说根本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就是在一些次级系统的管理模式上，例如发 达国家的一套城市管理、高速公路系统、医疗保险制度等等，中国照搬就行，不需 要强调什么中国国情与特色。 方：是的。中国人谋求理念的、根本性的东西太多，其实西方世界在次级系统方面 的技术上的考虑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民主党 在执政後将用具体的施政纲领来保证理想的实现。这些施政纲领和方法会采用现代 国家很好的制度。比如公费医疗制度，中国大陆过去实现过，现在破产了，因为它 没有考虑到人性的“恶”的一面。澳大利亚的医疗保健制度比较好，全民的医疗保 健制度有两个部分：一是自己通常看病的部分，看病不化钱，买药要自己掏钱；另 外一部分是患有严重疾病或需要动手术的部分，比如住院、开刀或者生小孩，这部 分病人一分钱都不用化。这个设计很好。因为人不会造假的大病，而在有可能出现 的“用公费买补药吃”的日常看病方面，则有效限制了人性中“恶”的部分。而在 人们最担心的生老病死的大问题上，使人们免除了忧虑和恐惧。我们认为未来中国 要采用的是澳大利亚的医疗保健方式。 为民众的大多数谋利益 亚：从你们建党的成员构成而言，主要似乎是“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一些 朋友担心这可能会涉及到对“文革”的基本看法。作为理论探讨当然各种观点都可 以发表；作为政党形象，就不得不考虑到中国老百姓对文革的一种集体社会评价。 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方：从“集体判断”或“集体评价”，我想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集体记忆”。共 产党是以抹杀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为能事的。我对文革的看法和提法是“三年文 革，十年动乱”。在“三年文革”中，不管群众是被利用的还是趁机造反的，都是 在参与。三年之後是共产党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人民群众对此已经厌恶。 这是以人民群众的参与为标志界定的。我并不认为共产党发动的文革对中国有什么 好处。说到文革中有人民的参与，指的是在文革初期的“造反”，很多人出於对社 会现实的不满，这与邓小平定义的“文革”不一样。人民线索的“文革”涉及到的 基本的价值判断在被澄清之後，人民群众就会认为我们是非常讨厌共产党所发动的 危害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那种“文革”的。我们这些人在“文革”初期参加的“ 造反”活动，更多是打击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专制制度，更多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 益。我们并不害怕被人称为“造反派”而受到人民群众对文革厌恶的情绪的那种影 响。套用一句中共惯用的话：“深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亚：回到对社会民主党社会定位，也就是这个党代表的利益阶层利益集团问题，贵 党党纲“把自己定位为全体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代言人”。这里所谓的“劳 动者”是相对於剥削者而言的，这会不会引起一种误解，认为社会上有剥削者，是 老板或者雇主?是否可以作进一步的说明? 方：首先，我们党要在群众中作宣传，要考虑到群众使用的话语系统。采用其他提 法，人民群众不一定好接受。第二，劳动者是与剥削者相区别的，我们对剥削者的 定义是凡是使用特权、欺骗、暴力等等不法手段谋求财产的，都是剥削者。（亚： 听上去这是一个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了，而不是政治界限。这些人是罪犯，不只是 “剥削者”。)政治上的提法和法律上的规定是有区别的。这里要说明一下，现在的 老板、企业主中大部分是劳动者，指的不仅他们参与管理，有的还参与体力劳动， 如很多餐馆的老板就是大厨。我们也要代表他们的利益。而特权集团是靠自己的权 力造成资本的积累，是利用资本吃利润，而不是进行再创造，难道他们不算剥削者 吗？我们不代表他们的利益。 亚：海外民运组织或者政党面向中国国内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做法。我们注意到在 宣布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大会文件中，提到了在国内各个省市的人员，容我冒昧相问 ，这些是否真实?你们这样的宣布是否会影响这些成员在国内的安全? 方：我们非常厌恶任何虚张声势的做法。您可以从我们党的主席刘国凯的为人体会 到这一点。虚张声势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公布的都是真实的，只是为了他们的安 全作一些技术处理。这些同志会在未来的公民抗命运动中发挥作用。 亚：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的大的方面，比如民族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上有什么 特点? 方：我们认为在今天，民族主义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没有好处 。爱国主义的旗帜也不能给共产党拿去，我们要揭发共产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它是最大的卖国贼。对两岸关系方面，我们认为两岸领导人都错误地理解双方人民 的意愿，或者说是藐视双方人民的意愿。两岸的未来取决於两岸人民。我们的党纲 中已把两岸和平定为我党执政後的一个重大工程。我们主张在民主自由，平等互惠 的前提下，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我们将把赢得台湾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作为建政後 的第一要务，在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权利、福祉和尊严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两岸的 经济融合，最终实现两岸的政权融合。 发动中国公民抗命运动 亚：在国内民主运动的方针上你们有什么特点?人们注意到你们强调的策略手段也是 “和平、理性”。 方：具体说来，我们的第一步是发动全民的公民抗命运动。（亚：记得你们的监委 主席汪珉七年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过这一论题的文章。)一九九八年在中国民主 党从事组党活动的时候，我们着重组织国内的公民抗命运动。我们的具体方针与民 主党组党运动有所不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公民抗命运动中产生一些带头人，一些 现代的工人领袖，现代的林祥谦。现代的施洋。这个时候由他们出来公布我们党的 主张，比较合适。第二步当然是发动民众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把政治口 号放在後面。在今年一年中，中国官方统计的民众抗争是两万三千多次，郑义统计 的是十一万多次。我可以自豪地说，在一百桩事件中，至少有一桩是我们的党员参 与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组织的活动。过去没有人承担这个责任，现在我 们承担。 亚：在海外民运的调整时期，新的政党成立会带来一种新的风气，你们在在与兄弟 组织和兄弟党之间，在与国内的中国民主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上有什么打算? 方：中共建政後爆发的民主运动从五十年代的反对派运动开始迄今，长达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来，不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每一个民主斗士，每一个民运团体，每 一个民主政党，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中国社会民主党高度 评价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每一个民运团体，每一个民主政党，都是我们 的亲爱的兄弟。在反对一党专政、建设民主宪政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患难与共，互 敬互信，互相配合。我们和民主党是兄弟党。在两党的高层，两党的领导人有交叉 。如王希哲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主席，又是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顾问。汪岷是中 国社会民主党的监委主席，又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秘书长。我既是中国社会民主 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又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但两党的 基层组织并不重合。两党各有侧重。民主党侧重於知识分子的凝聚，社民党侧重於 劳工利益的争取。 亚：大约三年多前您在《北京之春》发表关於中国自由工人运动的长文，今天时间 不多了，最後请您谈一谈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发展。 方：我的父亲是一个有理想的国民党将领。在共产党统治大陆前，他有机会到台湾 去，但是他没去。倒不是想投靠共产党作一个政治花瓶，而是想远离政治，想过陶 渊明的那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但是越是想离开政治，共产党越是不让你离开。 一九五五年在中共的肃反运动中逮捕了我父亲，那时我才六岁多。在此以前，共产 党多次要他出任一些职务，被我父亲多次拒绝。父亲被捕之後，家庭发生急剧的转 变，从天上掉到地下。母亲非常痛恨共产党，说共产党就是匪，学校的老师又说国 民党不好。实际上我觉得父辈们不象老师说的哪么坏，但是如果共产党是匪的话， 哪又为什么它能得到天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拼命找书，找马克思的书，马克思 的书真是鸦片，很容易毒害我们这些青少年。 亚：主要看哪些马克思的书? 方：最初还不是看马克思的书。是看了从父亲留下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十六讲 》，《建国方略》，克鲁泡特金的《面包取略》，後来是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 言》、《资本论》，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有《法兰西内战》。以後又在贵州图书馆借到当时刚出 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其中有很多注，引起了我们对其他流派的注意。此外 ，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梁启超的《新民说》，列夫·托尔斯 泰的《复活》，还有《牛氓》对我建立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起了很大作用。六十 年代初叶的中苏共大论战，吸引我们这批青年对马列著作发生兴趣。而中共批判苏 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竟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 党”很合我们的胃口。苏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 大陆的丑恶统治的写照吗？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十几 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统治思想？这些问题使我们这些青少年，在知识仍然 非常贫乏的状况下，深入到那艰涩的马列著作中去寻找答案。我们还订阅了当时在 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本 刊物上，我们感受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人类历史进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当时 中共猛烈抨击的凯恩斯的“人民资本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现代西方先进 理论的启蒙教育。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讨论，无形中形成了类似於八十年代的“读 书会”性质的圈子。而我们这个小圈子中的主要成员，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红总” 的主要成员和七八——七九年民主墙时期的“贵阳浪潮读书会”和八九民运时期的 “贵州沙龙联谊会”与贵州的“中国人权同盟”的主要成员。 亚：说一说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经历? 方：文革以前，特别是从“三年自然灾害”後期的一九六二年开始，思想文化领域 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活跃。当时在我的家乡贵阳，出现了民办夜校和夜大学，我虽 然当时只有十四岁，也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和自己的几个早熟的小伙伴进入了 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创办的“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年的晚间“速成” 中文系四年的课程。在我们的小圈子中，对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渐深化。我们认为中 共的出现与中国的工业化分不开的。法西斯主义是封建专制和现代大工业相结合的 怪胎，斯大林、毛泽东的主张则是法西斯的一个旁枝。由於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组织和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开始对中国工人运动 及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运动中贯彻所谓“阶 级路线”，我们这些父兄被“杀关管”的子女不论成绩和表现再好，也被扫出学校 大门，被中共“阶级斗争”的铁扫帚扫进了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剥削最甚的 临时合同工队伍。因此，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作为中国工 人阶级的一员，我们不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 实产生了变革的向往。从一九六四年底开始，我和李伯特开始搜集中共官方有关统 计数字，搜寻有关“两种劳动制度”的资料，由我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 ，为“全红总”的出现作了我们当时预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於大学梦未破灭，为了高考到贵阳体格检查，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过《贵州 日报》社看热闹，看贵阳九中学生与南下串联队在贴大字报。回到代课的贵阳洛湾 小学後，六月九日贵州省委下达反击令，我莫名其妙被打成反革命，至今不知道原 因。後来到北京上访，同时观察形势，看共产党究竟在搞什么。那时临时工合同工 都住冶金部招待所，我就将文章给大家看，一看说很好，就油印，在那年十月十八 日江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第一次誓师大 会上发了出去，很多人看到，就将“全红总”筹建起来了，我成了五人领导小组成 员。 亚：後来坐牢主要是这个原因? 方：是的。“全红总”被镇压後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二年 後改判有期徒刑十年。主要“罪名”是“勾结走资派，大刮经济主义妖风”。建立 独立工运组织“全红总”，犯了共产党的大忌。 亚：从这一点来说，现在您参与组建中国工党，也可以看成是当年发动工人反抗运 动的某种继续？ 方：理应如此。不过当时只是为维护民众利益而抗争，现在已经有政权上的要求了 。 亚：我预祝你们为中国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巨大社会工程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