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正名 (陕西) 党治国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以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为己任，连阿Q先生都通过目睹政 府杀头的盛典而知“革命党”之名。中山先生去世前，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还需努力”的遗训，北伐乃“国民革命”的继续。国共两党分裂，共产党发动“革 命____革命”，建立割据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於是两党各以“革命”标榜而诋 毁对方为“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歧义由是纷生。感於“革命”的反 复，鲁迅先生遂有“革命，革革命，革革命命……”之讽。毛泽东给革命下的定义 是“暴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他那“造反有理”的名言一时深 入人心。湖南军伐何健则独创“反革命”的**定义：“老子有刀你有头，要命就是 反革命”(鲁迅)，足以网罗一切人入於“反革命”的大罪。难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 ，“攻击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偷听外台”是“反革命”，损坏毛泽东像是 “反革命”，批判“血统论”是“反革命”，认为反右扩大化了，说三年困难饿死 了人也是“反革命”，甚至小孩子打了一只碗，父亲也瞪着眼睛骂说：“不过了？ 我看你们真是个……反革命！”。由“反革命”反思“革命”究为何物，到了谁也 说不清的地步。法律终於取消了“反革命”罪，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革命”被陈列到了历史博物馆，留给学者们絮叨。“辛亥革命本非需要”之 类的清谈於是有了市场。据说满清一朝多有英明的“改革皇帝”，“革命？岂不是 多此一举？” 孙中山的“革命”从西方借来了人权思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林肯“民有民给 民享”的伟论，共产党的“革命”以俄为师，举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西人为导 师，使许多中国人误以为“革命”如同“主义”、“阶级”一样都是舶来语。 实则“革命”是中国的“国粹”，不但古已有之，而且当中国早在公元前一 千多年先後发生成汤革命和周武革命时，欧洲人还不知“革命”为何物。“汤武革 命”见之於《易经》，但它决非简单地是什麽“暴动”、“造反”、“不要命”、 “不听外台”、“不毁坏领袖像”、“不批评议论领导”、“不打碎一只碗”这样 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大杂烩。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人类最早的革命，可列为中 国文明优秀传统之一。为革命正名，就是要对本世纪使用频率最高的“革命”追本 溯源，弄清“革命”的原旨，才能克服那种口宣革命而不知所云，身行革命而不知 所为的盲目革命并识别借“革命”以营私的伪革命。 以“周武革命”为例，革命发生的前提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集中表现为周公後 来制定的“礼”、“乐”)先是在百里之地的西歧产生出来的，人心归附，天下仿效 ，扩而大之，直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对於纣王代表的商殷旧制度形成了绝对的 优势。但此时殷纣仍掌握中央政权为天下王，要用王朝的名义和权威否定，讨伐各 诸侯国的新制度，坚持其对各诸侯国享有的利益，从而成为束缚压迫新制度的旧形 式。在此形势下，周武王与八百诸侯会盟於孟律，誓师伐纣，就是别无选择而又顺 天应人的事情。这是流血的革命。孟子认为周武革命至仁伐至不仁，百姓顺风响应 ，何至於“流血溅杵”呢？实为任何暴虐的政权代表的都是某一统治集团的群体利 益。纣王本人不过是殷末腐败的中央政权的首恶罢了。垂死力量的最後反抗有时确 实会使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周武革命如此，夏商时代夏桀的革命亦是如此。汤 武革命是中国古籍中仅有的革命模式，舍此或“起义”，或“造反”，或“篡位” ，或“弑逆”，之所以无资格称为革命，盖因其事并未具备新制度已经产生、成功 并扩军大到量变的极限而为社会的质变准备了前提这个根本条件，中央政权的更换 不过是新内容撕破旧形式的外壳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罢了。 历史上许多政权更迭，不论发生在肃条之内还是揭竿於江河之间，其中有不少 也曾为世人承诺过美好前景，展示过盛世画图，结果却只是由一种统治形式代替另 一种统治形式使百姓暂时作稳奴隶，而在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毫无进步，终 於逃不出中国数千年历史治乱循环的怪圈。或曰：“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 ，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不就是立，立也就在所其中了。”这种对革命 的杜撰最能迎合群众思变的联想而成为致乱的根由，破并不就是立，虽三尺童子可 知，而一种“道理”要外化为社会存在尤非易事。对确定条件下某一具体问题，错 误可以有千万个而真理只有一个。可以用正确的东西破除错，也可以用一个错误破 除另一错误。就概率而言，用新错误取代旧错误远大於用真理取代错误的可能性。 找不到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而满足甚至歌颂由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进入另一 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悲亦复可怜。而当一个政权昏 庸至於极点以致民众恨不能与之同归於尽，以致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它都会减轻百 姓的痛苦时，人民被迫进行的反抗就是所谓的“起义”，“不破不立”仅仅适用於 这种特殊情况。 之所以会有汤武革命的形式，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中央政权起源於为数众多的部 落之间的联盟。夏、商、周三代还没有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各诸侯国基本 上都是自治的小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差异性，新的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 一个小民范围诞生，逐步完善并壮大起来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制度层面 和文化层面弊病丛生，这时需要更新社会制度，更新行为规范和道德文化，孔子学 说於是应运而生。孔子对自己的思想体系非常自信，自诩“有能用我者，吾其为东 周乎！”在中国东部恢复、改造，重建一个类似於西周的新朝代。孟子也很自信， 认为当今之世欲要治平天下，“舍我其谁！”可惜都没有知遇志同道合的君主，空 怀经邦的志向和济世的学问茕茕独立，不得志於当世。当所有的诸侯都建立不起顺 应人的新制度时，就只剩下强国角力争霸而战这一种可能了。秦灭六国，没有人认 为是一场革命。陈胜、吴广扯起“张楚”的义旗是因为有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力的 戌卒被他们利用作了造反的资源，也没有人称他们为革命。刘邦、项羽乘乱夺权， 本意是取秦始皇而代之，和革命正义相差万里。自秦以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成为 中国政治两千年一贯的模式，即使出现了分裂局面，有国者和拥兵者孜孜以求的也 是吞并或自保，哪有机会试验、创立新的社会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类似汤武 那样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农民造反运动，有的也曾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以及 “天朝田亩制度”之类的社会设计。但有口号无具体措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有设 计而无实行条件，只能是纸上的设计。何况提出口号和设计的人，未必都出自真诚 的动机，欺世惑众者不乏其人，更多的则是见利忘义的斗筲之徒，这是一种“虚幻 革命”，与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毫无共同之处。 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取法列强，五六十年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来自苏联基因。 这种“革命”当然不可能在旧政权的虎视下，先在百里之城移植成功之一种新的社 会制度，等它壮大後再推翻旧政权，而只能在观念上从世界历史中的整体着眼，把 中国看做世界潮流的一部分，把国外的新制度视为汤武而把中国的旧政权当做桀纣 ，实际上是一种“摸拟革命”。汤武革命都是一举成功的，因为革命的任务只在於 给予已占绝对优势的新社会一个中央政权的形式。“摸拟革命”却只能先夺取政权 ，再在政权的推动下塑造一个新社会，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良好愿望和假设的基础 上。历史虽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历史却从来不是按照某种计划、设计凭人的意 志创造出来的。 三十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许多“苏区”根据地，却没有建设成功那怕一个具 有示范性质可供仿效的新社会榜样。除了国民党的中央政权不允许它安心试验，“ 苏区”政权自己也未必知道新社会究竟是什麽样子以及怎样才能建成一个新社会。 惟一的超前於苏联社会的是“苏区”提前进行了以内部互相残杀为特征的骇人听闻 的“肃反”运动。 先夺权後建立是一种“逆向革命”。列宁和毛泽东都向人民承诺过夺取政权後 将会出现一个美好幸福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但从来的夺权斗争真正热衷的都是政权 特别是中央集权本身而不是什麽虚幻的新社会。它不可能给地方以宽松自治和创新 试验的自由空间，因为“革命”政权自感没有新的社会制度可以依托，如何巩固政 权对於它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试问一种全新的美好制度在这种睡不安稳的情 况下又如何能够自下而上地产生出来？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垄断真理的全知自命是它 先天的缺陷，它一定要自己设计历史并在它的命令和庇护下让历史服从政治权威。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它惟一正义的道路只能 是将自下而上的创新和自上而下的支持结合起来。但这只有在中央政府把自己看得 不那麽全能，把创新的任务交付地方，努力提高自己的判别能力，选择推广那些经 得起时间和复杂情况检验的新社会因素才有可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因为 有能力成功地制定礼乐和组织征伐就要“自诸侯出”了。历史的火车头是地方的首 创精神而不是某种含义不明的“革命”。 有可能超越革命的道路是充分的地方自给自治和开明而权力有限的中央政权的 恰当结合。孙中山为中国设计了以县为自治单位的政治制度，既有全国统一的法律 ，也有各县的地方法律，大概是参考了欧美的联邦制，给地方的创新活动以充分的 自由空间，用中央和地方上下结合促使社会和平改良的现代国家制度，从根本上取 代尽管顺天应人却又流血溅杵的“汤武革命”。 二十世纪有许多以“革命”命名的崇高理想，表现出感人的英雄气慨，也在“ 革命”甚或比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做得更加理性也更加成功，人类有能力从自己的错 误中学习，并从中获得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