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坍塌 ——新文明变革理论呼之欲来 (山东) 牟传珩 引言：当前在中共正在主导中国人大修宪，一方面继续把“四个坚持”，甚 至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一方面又要发展本质上与“四个坚持”背道而驰的私人经 济。中共一方面需要大批民营企业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摆脱经济困难；一 方面又要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打击、压制民营企业家及其代言人（ 知识分子）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充分印证了中共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 为的尖锐对立，其整个意识形态正陷入紊乱状态。而品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党意 志修订的宪法，不正是解读“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坍塌”的最生动的现实读本吗？ 中共作为旧文明社会的政治势力，始终是以对抗哲学、暴力革命、阶级斗争 、一党专政为精神支柱，而这种精神支柱又是敌我对抗为主题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今天伴随全球使用同一电脑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圆工具变革，建立在从圈地已有到烟 囱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全部斗争哲学、对抗政治和压制制度，携同围墙式的旧文 明生活方式已经走向死亡，以对抗为主题的社会条件已经为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 野模糊，制度和平演进，民主法制发展的新文明浪潮所溶化，建立在旧文明基础上 的传统意识形态已彻底坍塌。然而中共至今仍在意识形态上抱残守缺，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精神支柱，然而这种精神支柱还能为中共一党专政支 撑多久呢？ 一、马克思主义开错了药方 马克思是德国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中产阶级犹太人，毕生以批判哲学为价值 依据。马克思主义则是人类对抗历史时期反映阶级斗争思潮的一种集大成革命学说 ，它诞生於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後期的工业社会。那时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资本的扩 张不断吞食大量土地，迫使众多农民沦为无产者，进而刺激了早期工业社会的两级 分化与劳资冲突。这种尖锐对抗的社会现实，成为马克思这位革命派理论家思考、 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过分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资本化社会的铜臭与血腥，和 揭露私有制的罪恶与腐朽，并借用了费尔巴赫式的推理方式，得出了文明化的社会 本质就是阶级斗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占有条件下的价值增殖过程 ，就是把劳动者变为人格化工具，把资本家变为人格化资本的过程，私有制扭曲了 人性，使人变得自私、贪婪、虚伪、肮脏。因此，要使人性复归，人类解放，就必 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者，埋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怎样消灭？《共产党宣言》 给出的药方就是进行暴力革命，消灭资本家，实行公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尽管马 克思本人并未主张在一国，特别是落後的农业国家进行这样的革命，但马克思主义 片面夸大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关系的腐朽，而忽视了资本主义自由制 度导致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文创造精神的自由发挥，社会财富的丰厚积累，为许 多无产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他们最终成为有产劳动者提供了条件，为社会福利制 度和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又由於经济上的自由交换 ，平等互利原则，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发展，使劳资妥协与合作成为现实，政府 可以借保护、发展企业的政策导向来维护、发展劳资双方利益，使阶级冲突不断淡 化。今天可以断定，世界上愈是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国家，其劳资关系愈是具有合 作性和建设性。这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所无法解释的。 基於上述，共产党人关於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垂死”的武断是多 么荒谬。他们要暴力消灭私有制、剥削者的政治信念，也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原 理本身的错误。尽管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是以经济发展条件为前提的， 并以此刻意回避其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则偏执 於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不顾其经济发展条件。其实这两者都不是原汁原味 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发展条件论与暴力革命推动论的结合。否 则既无法说通马克思“一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也无法解释马克思对“巴 黎公社”的肯定与支持。 中共在如此落後的农业国度中，搞“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半个世纪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中，为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牺牲了成千上万人 的生命，其精神依托据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自封为一贯“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竟然还破天 荒的写进宪法。结果被社会实践验证不过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於是中共开一次 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把资本家再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 而且土地包给农民，国家成为地主，收取“地租”，江泽民最近又声称不仅三十年 不变，而且永不再变。那么中共的政治信仰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吗？那些为埋葬私有 制，消灭剥削阶级而献身的先烈们是光荣还是可悲？谁来承担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 荒唐革命的历史罪责？ 二、退守到“邓小平理论”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主义开错了药方，毛泽东思想误之太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能拍 着胸膛说他们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者吗？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入党的动机 又是什么呢？於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跳楼自杀了。在理论上，那些养尊处优的中共 御用文人再也不能为新一代领导拿出东西来。民主老战士范子良先生在给我的一封 信中这样写道：“在我正写此信时，听到自由亚洲台一则消息：中国社科学院副院 长汝信率领一个中国哲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作哲学演讲时一派陈词滥 调，毫无半点新意，受到听讲者一片唏嘘声，出现尴尬局面。出席听讲的王丹、王 万顺为不使演讲者难堪而未发言，在美的哲学界前辈新儒学代表杜惠氏教授也对中 国大陆哲学领域里的倒退深表惋惜之情。看来共产党不光在政治、经济，且在哲学 等学术领域里也创造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了，中国哲学的新高峰有待你们（我们民 运中的中、青年朋友）去攀升。” 今天的社会全面陷入旧理念塌的危机之中，人们精神迷茫、麻木、恍惚， 本能的厌恶政治，任何“革命情结”、“理想主义”都难以唤醒人们的热情 ，以至於道德滑坡、教育污染、贪污腐败，拜金主义、反理性主义等泛滥，人们的 思想、政治、伦理乃至生活方式各领域都缺乏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来适用时代的变化 ，整个社会处於一种互不信任，关系松懈的不谐和状态。今天，边陲县城的个体商 贩，与北京大学讲坛下听讲的学生一样，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压抑、苦闷与沉沦，他 们挣钱之余喝烈性酒，跳“迪斯科”，读“准备打仗”的《说不》书，听“民族扩 张”演讲。据〈亚洲周刊〉披露，有位“青年学者”曾到北大校院演讲，直言不讳 主张中国搞民族扩张，大受学生欢迎，其演讲过程竟25次被掌声打断。可见新一代 精神空虚，如同失去形式的内容，随意添补走失了生命的贝壳。於是中共第三代领 导人，便搞什么“精神文明”、“爱国主义”、“讲政治”之类，但实属隔靴搔痒 ，毫无成效。江泽民不得不承认：只有理论上的坚定，才有政治上的坚定。迫於此 ，他们只好推死猫上树，搞什么“邓小平理论”。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个适用主义 者，有的仅是片言只语，现说现用的政策口号，有什么经得起推敲的指导性理论体 系可言，充其量不过是“猫论”“石论”“不争论”及最为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引以 自豪的“一国两制”主张。 所谓“猫论”，也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市侩哲学，大凡唯利是图者都 深谙此道；所谓“石论”，是典型的盲人思维，中国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 维指导下进行岂不可悲？所谓“不争论”，不过是理论上的逃跑主义，这充分印证 了邓在理论战线上既不是被称之谓“右”的对手，又无力回答“左”的辩诘。因为 他既要打社会主义这面招牌，又要进行偷梁换柱的修正，当然也就难免被马克思主 义弟子们批的体无完肤了。紫禁城里禁不住连续炮制的极左“万言书”就是例证。 因而邓小平不得不高挂“不争论”的“免战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退守在这块“ 免战牌”下寻求保护，又何谈理论上的坚定？岂不等於证明他的精神支柱已经倒塌 了吗？而“一国两制”的提出，又等於再明白不过地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制度” 连自己的国家都统一不了，还谈什么先进？因此，中共不得不吞下人民不向往这种 制度的苦果。难道这就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贡献吗？ 三、中共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处於尖锐冲突之中 既然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坍塌，必然导致行为错乱。中共是以实现公有制为立 党之本的。他从诞生那天起就自誉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其进行的阶级 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所有政治行为，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他们 今天却在“四个坚持”的政治行为下，开始动摇赖以执政的经济条件——公有制。 中国大陆20年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进行以“经济人”（亚当．斯密用语）为导向 的市场化改革，对公有制进行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蚕食性改变，和鼓励剥削，保护发 展民营企业家利益，并使权力与资本结缘，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向官僚特权阶层。由 此导致社会两级分化，分配体系紊乱，造成社会不公的严重後果，进而激化了劳资 关系，使大批工人失业，无产者论为无饭者，成为中共长期搞“一大二公”错误而 转嫁风险的政治牺牲品。到1997年1季度末，全国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 减发工资的人数为1096万，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227万，下岗职工已达900 多万，仅此三项合计就已超过2000万人、困难职工和下岗职工数达到历年来最高点 。可以预计，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复关入世” 进程的加快，下岗待业的职工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由此以来，一贯坚持对抗哲学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陷入了其政治行为与经济 行为的尖锐冲突中，陷於了是代表工人利益还是代表资本家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 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两难境地。然而这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解决不了的。 中共一方面需要新生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等价交换观念和对利润的自由 追求，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压制他们的民主自由要求；一方面声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 级，一方面又把他们沦为社会最低层的人。曾有一位独居慧眼的英国记者在1992年 3 月3 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挖掘了中共在外资企业中的态度：“工会几乎被禁 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还在的资本家”。由此可见，在这个国度里“工人阶 级的政党”竟然剥夺工人的抗争权，可见其认识颠倒，行为错乱到何种地步。无情 的历史最终将迫使中共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坚持以“经济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改 革，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信条？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放弃市场经济改革？在 这样一种逻辑公式中，按共产党人的旧文明思维定式推理，不可能既是是又是非。 据我长期研究分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悄悄向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权能党转化。据有关资料报道，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4237亿 元，其中国有工业3289亿元，集体工业948亿元，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为0，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仅占总产值的22%。而199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99492、8 亿元，其中国有工业28682、9亿元，集体工业40167、3亿元，城乡个体工业16438、 2亿元，其他经济类型工业14204、3亿元。非国有总产值已占总产值70%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增长指数（上年为100），国有工业为106、1，集体工业为119、8，城乡个 体工业130、6，其他经济类型工业114、2，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 有经济成分。1996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700多万户，私营企业81万户 ，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达5900多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6100多万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00多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0%以上；向国家交纳 税金448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7%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非国有化的趋向。 今後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基础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 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到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升到 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将升到占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国有将降到占三分之一，集体将降到占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百农业居 民的零售业）将升到占二分之一。由此可见，中共政治权力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正 在逐步瓦解，其政治行为无可逆转的将进一步萎缩。从逻辑上推理，公有制的改变 ，必须导致以推行这一制度为己任的执政党丧失执政资格。 四、新文明变革理论呼之欲来 当前中共坚持对抗哲学、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支柱已 经坍塌，其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相互冲突，陷入无力自拔的两难境地。如果中共仍 不甘放弃传统守旧意识形态，其政治信仰决定了他们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 仍将信奉劳资对抗与斗争（否则他们就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因此他们就不可能成 为劳资冲突的中立人或仲裁者。又由於其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尖锐冲突，既不可能 纯粹代表资方，也不可能纯粹代表劳方，结果是非驴非马，什么也不是，其执政地 位自然也就失之无据了。所谓以邓小平坚持“四个原则”条件下的“经济人”市场 改革的“理论”，即使写进宪法，也不过是个政治笑话已经经不得人们的诘难，中 共第三代领导人又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因而岂能有所谓“政治上的坚定”可言？ 当此之时，也就决定了一种“二合出三”（参见《三点三面圆和新思维》），圆和 发展，谋求共同妥协，主导阶级合作，实行民主无类，借助发展企业来维护劳资双 方利益，推动社会各利益集团共赢、共达的新文明变革价值理论（参见《新文明宣 言》）便呼之欲出了。 新文明变革理论的经济主张，首先在於遵循社会发展的节约原则，实行耕地 民有化，企业资本化，经济市场化（参见《四权五化——政经一体化改革之我见》 ），从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入手，发展工商企业，主导劳资合作，维护双方 利益，促进社会崛起更多的资本家，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和 经济保障体系，并通过企业的社会化使更多的无产劳动者成为有产劳动者，以最终 消灭赤贫无产者。无论在何种国度中，赤贫无产者愈多，这个国家就愈贫穷、愈落 後。因此新文明变革理论的经济纲领，不是要消灭资本家，而是要逐步消灭无产者 ！ 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於民有化，别无他路！ 与之相适应，新文明变革理论的政治理念在於：用共同妥协取代对抗哲学， 用全民和解取代暴力革命，用民主无类取代阶级斗争，用大家都赢取代一党专政。 一句话，让共同妥协、包融差异的新文明社会，代替相互对抗，强求一致的旧文明 历史。 结束语 未来的社会，不再是阶级斗争，镇压异己的社会，而是用谈判拓宽道路，借 微笑跨越障碍的社会。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要想继续主导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其唯一 的正确选择，在於尽快摆脱理论困境，全面接受新文明变革价值理念。 写於1998年10月2日，1999年3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