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的民主转型更顺利 ──“民主转型期反对派的角色及功能研讨会”纪实 本刊记者 纽约的严冬终于过去，在人们聆听到春天脚步声的时候，《北京之春》编 辑部于三月二十五日主办了“民主转型期反对派的角色及功能研讨会”。来自各地 的六十多名与会者济济一堂，探讨这个关系到中国民主前途的重大课题。《北京之 春》主编胡平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致词，《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中国自由民主党 主席倪育贤、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中国和平”主席唐柏桥、八九民运学 生领袖项小吉分别主持了五个单元的讨论会，“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美国西东大 学教授杨力宇、美国《世界日报》副董事长马克任、政论家凌锋、中国民联主席徐 水良、民进党顾问洪哲胜、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等二十五名主讲者在会上作了精彩 的发言，著名人士严家祺、郑源、白梦也参加了会议。 如何扮演好反对派的角色 胡平在会议开始时候的致词中首先表明，民主是世界的大趋势，原有的共 产党专制在理论上已经彻底失败，自由民主的思想确实“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 中国将来的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十月革命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 主义恶梦，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中国也曾经吸引了很多人，包括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 神的人。今天，许多人认识到这种理念的虚妄，彻底抛弃了它。胡平认为，中国民 主转型中的一个困难就是没有经验，因此台湾经验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台湾与中 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中国的开放使得人们觉得与台湾开放以前的情况相似，但是 也要看到，中共与二十年前的国民党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包括 在它的威权时期，在理念上还是接受民主，而中共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这种理念。在 考虑到台湾经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区别。胡平还指出对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 的与中国相同的很多经验可以吸取，不过也要注意到在八九年之后中共仍然坚持一 党专政，所以使得中国的情况与八九以前的苏联、东欧出现了差异。当年苏联与东 欧所以能够完成民主转型是因为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破产，在实践上的碰壁，举国上 下求新求变，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他们意识到过去路线错误，意 识到应该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的时候，自然放弃了暴力镇压的手段。这在中共领导 人胡耀邦、赵紫阳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思路。但是八九年共产党赤裸裸使用暴力镇 压，因此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情况与八九年前的苏联、东欧的情况有了区别，这对今 天希望在中国民主转型中扮演反对派角色的人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胡平说：“当然 我们对前途有信心，在中国，除了民主自由的道路没有其他选择。我们的分歧主要 是在时间的估计上，有人乐观一些，有人悲观一些。今天我们需要共同讨论的是怎 样将反对派角色扮演好，如何使得中国未来转型更顺利、平稳。” 中国处于剧变的前夜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从分析中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开始，指出 石家庄爆炸、法轮功事件和下岗工人示威都表明，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并向对抗 及暴力方向转变，社会忍耐到了某个极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面临“变”的前夜。 但是怎么变，是否是民主转型，刘青表示不是特别乐观。他认为向战争和军阀割据 的暴力形态转变的可能在中国也非常强烈。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黑社会已 经渗透到公安警察中去，这种力量不见得会朝民主方向发展。共产党内部的各派官 员也可能演变成各占山头的地区自治及军阀割据，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想在中国推 进民主化的民运人士怎么办?刘青认为要在这种严重局面出现之前就让共产党放出一 些空间。刘青还表示民运中一些激烈的做法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起到作用，是导致当 权者作出让步必要的社会力量。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理性的、温和的力量。这样 社会才能避免大动荡。以往中国多次民主运动中，从民主墙到八九，在对抗的方面 做得比较多，而在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争取空间，根据条件作出让步和妥协方面做 得比较少。既要争取民主，但又讲究策略的意见如果在未来占上风，中国民主前景 就比较乐观。 著名政论家凌锋也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处在大变化的前夜，第一是中共 十六大要召开，权力斗争相当尖锐，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表明上层政治斗争失 控；第二是社会矛盾尖锐，发生了连续的爆炸案，连最稳定的“后院”上海也有下 岗工人上街；第三是布希上台之后对中共采取了强硬态度，国际关系中对中共的姑 息态度有所收敛。凌锋还就反对派阵营的合作发表了意见，指出中共不仅收买国内 人，也收买海外华人和外国人，试图在国际上创造一个环境，让人帮它讲话。所以 凌锋指出，在势力强大的敌人面前，包括海外民运、国内民运、台湾、少数民族、 法轮功、其他宗教、体制内改革派在内的反对派阵营力量要合作。在很多大事件上 ，包括对“六四天安门文件”，对统独问题、法轮功问题，对民进党新政权和民运 内部存在的问题，即便理念不完全相同，也要谅解、包容、尊重。这即是民主素养 的要求，也是斗争策略的需要。 重视农民问题与工人运动 老资格民运人士陈破空在发言中提出了面向国内民运的两个着力点，一个 是农民问题，第二是腐败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建立所谓“新中国”的过程就是农民 被欺骗的过程。中国农民比“解放前”还穷，收入低，负担重，各种摊派压到农民 身上，苛捐杂税，没有社会保障。农民到城市打工也受歧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中国农业与机械化程度高的国外农产品更加没有竞争能力，农民问题将更加 严重。所以民运要重视农民问题，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钥匙就找到了中国问题的钥 匙。至于共产党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共产党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反腐败问题。抓住 老百姓都懂的腐败问题作文章，也是民运的一个突破点。 去年才从大陆出来，现在美国主办《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在会议上专 门介绍了中国的工人运动，他提供了工运方面的一些数字。去年中国发生了十一万 次示威，大部份由工人参加，其诉求大致是退休金拿不到，工人劳动条件差，一天 工作十五小时，国营工厂大量工人失业下岗。李强指出这些示威请愿每一次都有人 在组织，工人在参加了第一次示威后很可能会有第二次，从一般经济的、生活上的 要求进入政治上的要求，从而在未来影响国家政治。中国工人以前号称“国家主人 ”，现在是没有地位和保障的打工者。所以要在社会经济转型期间重视工人的声音 。中国的工人运动不断出现，对瓦解共产党起了很大作用。中国最需要变革的是农 民与工人。民运应该把工人作为变革的主要力量，为工人踏实做事。 台湾反对运动经验的启示 在两岸关系上著作甚多的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专题论述了台湾反对运 动经验对大陆的启示。他指出台湾反对运动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五十年代的《自由 中国》杂志运动被镇压，第二是七十年代的党外运动，第三是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 的民进党时代。杨力宇指出，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到台湾，虽然镇压自由民主运动， 但是并不是没有做好事。一九五零年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陈诚的两个大的 动作对后来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有帮助。第一是推动了土地改革，紧接着是推行地方 自治。民众至少可以有限度地选举县市长和议员。在这个时期，原是国民党官僚的 雷震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作发行人。到五十年代中期，雷震提出 要建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起草组党宣言，其重要诉求是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解除报禁，提出改选国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介石决定镇压，将雷震判刑十 年。《自由中国》杂志停刊，胡适称这是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来以后“对民主最大的 一次伤害”。杨力宇还回忆了自己当年在台大读书，参加讨论会，向《自由中国》 投稿的历史。在自由中国运动结束后，蒋经国上台后可以听不同声音，不准办报但 可以办杂志，在去世前还解除戒严，报禁和党禁。民进党时期开始基本是街头运动 ，修改宪法，鼓吹政党轮替，直至去年实现。杨力宇指出台湾经验显示，要有强大 反对党，发挥监督制衡作用；要有监督制衡政府的国会，三权分立；要有独立的媒 体发挥批评作用；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还需要有一个愿意推动改革的政府。而在 今天大陆，有人要求组党被镇压，人大是橡皮图章，媒体为中共控制，司法体系不 独立，政府不要改革，连得共产党内比较开明的领袖朱熔基上星期还说反对政党轮 替，要中共一党专政，所以大陆在上面说的五个方面都需要学习台湾经验。 民进党美东负责人田台仁认为对民运来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角色与功能 的落差：角色已经很清楚，但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将大家提出来的选举 、办报和游行示威等等工作真的落实下去，那么角色与功能就能够相平衡。田台仁 指出，很多反对派的成功取决于执政者的开放，绝不是一反对就会成功的。民运的 角色是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之下落实功能，台湾反对运动的经验是在角色与功能上创 造平衡点。角色与功能，永远角色在前面，功能在后面，如果功能没有发展，角色 迟早会被淘汰。田台仁感到中国民主化是会成功的。现在民运里面存在的枝枝节节 的问题是在任何一个反对力量中，包括在台湾过去和目前的民主化中都有的。他还 提醒大家，现在搞运动的未必是将来能够执政的，这一点民运人士心里要很清楚。 王涵万以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顾问指出，台湾的民主转型经历了艰辛的 道路，经过民主转型，原先是反对党的民进党现在成为执政党，执政党的国民党却 沦为反对党的地位。中国国民党也是以反对党的形式起家的，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国 民党是针对满清政府的。在国共斗争中，中国国民党失去政府，退居台湾，中国共 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在台湾，国民党执政了五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台湾 的民主与自由，很多人提出反对的声音，还为之坐牢，付出了很沉痛的代价。民进 党对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也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政治民主最关 键的问题就是政党轮替。但是反对派或反对派的组织者，绝不能有到时候一定我执 政的心态，这是非常错误的。陈水扁组成的内阁中，很多是年轻的，没有坐过牢。 民进党的前辈们坐了很多年的牢，他们完成了历史史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让给年 轻的一代组成政府，为这个国家作贡献。民运人士在这方面也应该有认知。王涵万 指出，台湾的民运转型有几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一，要完全民主转型，必须要有 客观的经济条件。要组织反对派，反对党，如果这块土地的人民的经济水准还很低 的话，那么这些党派很容易沦为花瓶党，附属。台湾民主转型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 ，但与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型期相比，仍然值得庆幸，这与台湾的经济起飞有很重要 关系。第二，教育非常重要，人民的知识达到某一种水平以后，有判断，有智慧， 有选择。所以教育制度、教育水平能够提升的话，会给这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奠定一 个很好的基础。台湾实行国民教育九年义务教学，政府提供人民一样的受教育机会 ，在台湾民主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反对派与反对党能够以身作则，树立起 很好的形像，能够加速反对势力的集聚。台湾民进党人士确实地做到了这一切。第 四是执政党的心胸与远见。如果不是蒋经国总统放开手，使民进党合法化，让政党 进入竞争阶段，台湾的民主付出的代价会非常惨痛， 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在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小小的希望， 希望海外民运能够在充份讨论的基础上对国内局势拿出一个声明。杨建利指出，最 近中国发生了许多爆炸的恶性事件，如果我们看到伤害老百姓就谴责当局，看到惩 治贪官及其家属就高兴，这样就与在中国进行爆炸与暗杀的人的立场没有两样了， 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暴力事件有一个站在道义立场上的看法。长沙有人将一个贪官 的全家杀了，很解气，但是老百姓说，把一个保姆都杀了，太过份了；第二，当恶 性事件蔓延的时候，这种乱象对谁最有利?当然是对中共有利，它可以说应当重新“ 恢复秩序”。文革中的暴力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当暴力威胁到公众利益的时候，人 们就希望秩序。虽然中国的革命与暴力不是民运领袖和自由知识分子可以拉住的， 但是我们应当站稳立场，不能鼓动这种暴力行为。 杨建利接着讨论了“转型”的意思就是变。中国早就在变，包括制度的与 道义两个方面。在制度力量的迁移方面，民运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投入选战，选举是 民主制度的核心，有言论自由而没有选举，不能说是民主。在这个时期，旧秩序消 失，新的没建立，就需要当局或权威，没有权威就要创造权威，选举可以创造转型 期间需要的权威。所以要重视选举。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一个大话，只有参与 选举，才有可能切实关心我们所当人民代表的那个地区内的人民利益，才有机会帮 老百姓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这些人通过选举与老百姓接触，我们的理念就会被他们 接受。杨建利还指出选举是清洗剂，转型期间的腐败可以通过选举清洗；选举是一 个筛子，可以将中共当中不少好人选出来让他们为老百姓工作，通过选举也可以让 那些已经不能再对中国起积极作用的民运“老革命”不再成为民运的负担。 暴力革命与和平转型 原天安门学生领袖项小吉提出在讨论中有几个问题要澄清，第一是谁来转 型？是开明政府来转型还是民众在这种不满长期专制的状况之下来推动转型？第二 是怎么转？是自上而下的转还是自下而上的转，是革命性的转还是改良性的转？第 三个问题是何时转？是渐变还是突变？项小吉认为在这个转型期内，“公开的、合 法的、非暴力的，”是能说不能做的；另外一种是能做不能说的，就是“地下的、 非法的，暴力的”。关于“合法”的问题。项小吉说在中国很难找到合法的途径进 行中国民主化的转型。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有结社、游行、示威、出版、言 论、宗教等等的自由，但还有一个“序言”。所以要是想在中国走合法的道路是走 不通的，法律制定本身是为专制政府所制定的，这种法律无法去遵守。项小吉提出 反对派的任务目前有五点。第一是联合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包括西藏、东土、内蒙 、台湾、香港、澳门，当然更包括深受苦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中国民众，农民 及下岗工人。第二是要广泛寻求国际援助，取得国际支持，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的。 第三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建设，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政纲，不但要鲜明的提出反对 什么，更要明确提出追求什么。第四要传播民主理念，动员及关心民众。要关心中 国大陆的民众，而不是主要去关心某位政治人物的某次讲话是否带有开明性的动向 ，要把注意力、同情心，集中放在民众身上。第五还要揭露、澄清、批判种种共产 党的历史谎言。 八九民运中的工会运动者李进进一九九八年曾经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 “建立中国的反对党”的文章。主题就是要反对党做建设性的工作，拿出自己的施 政纲领，包括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纲领。李进进认为，当人们提出“共产党是不好 ，可是谁能代替”的问题时，反对派可以站出来说自己可以取代共产党。反对派要 团结起来，拿出施政纲领，跟国际货币中心取得联系，跟所有的国际组织，所有的 外国政府取得联系，建立准外交关系，成立影子政府。为了解决现在的中国工人问 题，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基金来支援他们。反对派可以以未来中国的代表的身分跟 国际货币基金谈判，要求国际货币中心为解决中国工人问题提供贷款。作为一个律 师，李进进还考虑如何在法律方面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他认为中国现在让法官独 立审查案件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中共在这方面的改进应该给予鼓励。他指出司法独 立的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司法机关与其他各种机关、党派独立，中国现在的 概念是独立于行政机构，但不能独立于人大立法机构与共产党，这是不健全的。第 二就是指法院之间的独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在审判过程中法院有完全独立 的操作，只有当下级法院审判案子以后，被告上诉时，上级法院才有权重新审理案 子，否则不能干预。第三是法官的独立。目前中国的法官完全独立不可能，要受法 院的领导，法院还要受各级党委的司法委员会的领导。对今天中国法制建设方面好 的改变，海外反对派应该鼓励，促使它不断改善。 民间民主力量与中共党内改革派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谈的主题是改革只会在民间民主力量的压力下 产生。他指出一个社会的改变方法，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革命与改革之间的 区别是，革命意味着重建，改革意味着改建。革命往往把原有的制度、机构都打乱 或者丢掉。改革是一步一步来改造旧有的。但革命与改革的最终目的一样，就是更 新。只不过更新方式不同，革命的更新是比较突发性的，时间比较短暂，效果比较 明显；改革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代价不大，社会震动不大，最后的结果反正是 一个更新。刘国凯认为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他完全同意一些朋 友的看法，人们有权进行暴力革命，目前中共完全是顽固派掌握政权，拒绝了所有 的改革方案，民间反对派完全有法理进行暴力革命。但是他还认为民间反对派和民 运团体除了法理考量以外，还要考虑可操作性及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样才是一个 比较负责的态度。在大陆，革命方法比较缈茫，共产党顽固派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 。虽然现在暴力事件很多，但这些事件是否可纳入政治革命还是个疑问，要考虑到 这种暴力事件是否对社会造成另外一些负面的影响。因此刘国凯考虑中国目前的变 革方式还是以改革来进行。 对于有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的领导，刘国凯认为只要共产党愿意 交出权来，民间力量完全有可能组织一个廉洁政府，把国家治理好。现在不是没有 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而是没有一个民间力量能够使共产党交出政权。民 间力量的能力操守、智慧足以替代共产党。刘国凯指出由于私有经济的出现，广大 人民吃饭不一定要靠共产党了，人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与人格，促使出现体制改革 的呼声；共产党集权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靠思想的钳制，由于现代科技的出现， 这种思想钳制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共产党控制了出版，报社，电台，台视，控制不 了电脑网络。我们可以利用网络，不断地发电子邮件，把民主理念，民主想思往里 面发。 刘国凯认为中国党内有反对派人士，但是完全不能认同《天安门文件》提 供者张良所说的，改良只能靠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主派人士来推动。刘国凯指出， 如果说共产党过去确实存在一批为了理念而进行革命的人，经过几十年党内的残酷 斗争以后也曾经出现过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坐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而现在执政 的是江泽民、李鹏之类的顽固派，中共党内阵营里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改革派。中 共党内改革派的出现和中国的顽固派的解体还要等十年至十五年。因此体制外的反 对力量在民间的崛起对中共党内就会有冲击，民间有很高的民主要求，中共党内的 民主力量才敢于萌动，才敢于出来。但中共内部改革派的诉求是否与民众是否相似 还是个疑问。 来自上海的民运人士周建和认为要依靠共产党自身来民主转型是不可能的 ，因为共产党不具备自省的功能。国民党之所以能够转型，第一是它的起点即基础 比较好，是反对清王朝政权，而共产党是靠叛乱起家，靠阴谋诡计来执政；第二是 国民党执政以后自身没有什么罪行，而共产党靠夺取政权后用暴力来统治，对人民 犯下了很多罪行。对于将共产党改变成社会民主党，周建和认为这条路在中国也走 不通，因为这种模式需要全面私有化，承认民主体制并加以实行，而这个条件中共 不可能达到，它明确宣布“四个坚持”，不可能在全面实行私有化。 不要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自我更新 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发言的题目是“极权制度下的反对派”，他认 为严格地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就是公开、合法的体制内 或体制外的反对派，对整个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还是有效维持的，就像美国的两党 ，一党上台，另一党就成为反对派一样，台湾现在国民党下台也成为反对派。极权 之下的反对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能不能称之为“反对派”可以探讨。“极权 制度下的反对派”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极权制度之下，法轮功、民运力量，都 可以归到“反对派”中，但是如果以反对的面目出现，在大陆就失去公开活动的机 会，共产党就会将他们抓进去。共产党的目的就是不允许国内出现反对派，不但堵 塞了反对派的产生，而且堵塞了一切反对力量的产生。一九九八年国内组党活动的 失败充份说明了这一点。对有些朋友提出的“合法”建立民主的途径，倪育贤觉得 这个理论是有矛盾之处。共产党的宪法里明确宣布这“不合法”，四项基本原则规 定一切都由共产党说了算。如果触犯了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定罪。倪育贤进而指出 ，法轮功一再声明与政治无关，也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只不过有自己的信仰，要 炼功，要成为一个团体，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共产党也要斩尽杀绝。这显示了共产党 不但堵塞合法的反对派的形成，还堵塞了任何异己力量的产生。不让民众有言论自 由，也没有结社自由。倪育贤重申人民有自卫的权利，但不倡导暴力革命。中国大 陆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不能维系下去的地步，人民积累下来的怒气与怨恨只能靠 暴力来渲泄。本来可以通过组党来提出要求，但在政治上已经阻塞了这条路；去练 法轮功，共产党也不允许；什么办法也没有，那就只能暴力革命。人民没有选择的 余地，就一定会使用暴力。反对派尽可能要使社会和平转型，反对暴力，和平演变 ，应该向共产党去呼吁。 倪育贤不同意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自我更新上，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换 了新人，等待下去可能会变，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存在。他认为指望共产党内部产生 健康的反对力量，现在看来不可能，利益的熏陶使这种力量已经消亡。建立一个强 大的反对党势力，这是中国民主的唯一道路。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一个 健康成熟的反对派，到每一个反对派力量都向共产党质问其“合法还是非法”的问 题时，反对派就成熟了。一个重大的任务是要组成一个自觉对共产党的合法性提出 异议的反对派。 办好《北京之春》，支持国内民运 美国《世界日报》副董事长马克任在发言一开始就向《北京之春》杂志社 表示敬意，他对在中国如此现状之下《北京之春》能够坚持自己崇高的理念，表示 支持。他回顾二十五年之前，得到《联合日报》的指令，在这里发展《世界日报》 的时候，就得知很多人对民运人士各种活动进行帮助和支持，二十多年以来虽然海 外民运在美国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变化，但他始终认为海外民运的发展是目前 对中共最有威胁力的力量。他感到海外民运一定要有明确的道路才有发展前途。中 国大陆民主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和平理性的道路。因为到目前还没有看出在中国大陆 有那一个政治力量有计划、有坚强后盾，并且其力量足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而 共产党对一切反对的声音都不惜一切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要暴力革命是不可能的， 势必要走和平演变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海外民运就必须要重视媒体的力量，二十 年前《世界日报》只印一百份，现在整个北美就只有它一枝独秀，为了促进大陆走 和平演变的道路，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一定要重视如何来宣传理念，号召民众。现在 已经进入英特网时代，一定要把反对声音传播到中国去；还要联合各方面反共的， 坚持民主理念的力量。马克任指出海外民运的“清流”是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唯一希 望。随着中国这两年的经济开放，许多海外人士都纷纷回去，这些人回去带回了高 科技的技术，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一股给大陆带来民主化的力量。 周建和回忆在国内的时候，拿到一本《北京之春》就像得到一件宝贝一样，寄 到你家给你看，对别人说千万不能弄烂，在圈内大家流传。所以他建议大家想办法 ，给国内朋友多带点《北京之春》去。 魏玲在发言中也特别提出，国内的老百姓确很看重《北京之春》。在她工 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国内来的一些访问学者、留学生，包括一些不会英语、 不会开车的老人家，每天九点进东亚图书馆，五点钟下班还没出来，如饥似渴地在 获取一些海外信息，其中最突出的，因年龄层次的不同所选择的图书，一个是《大 众电影》，还有就是《北京之春》、《争鸣》与《开放》。作为图书馆管理员的魏 玲经常发现这些杂志被翻得很破。在每过几个月图书馆把书架上的杂志取下装订成 册存放到地下室后，总有读者询问以往的《北京之春》等杂志在哪里。读者们这样 的求知使得魏玲深受感动，她说自己总是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大家要支持《北京之春 》。这次讨论会也是《北京之春》主办的，《北京之春》是海外民运媒体里坚持得 最好、最成功的一个，每个月都以反对派的角色发出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反对中共 一党专政。魏玲希望大家全力以赴地支持《北京之春》，让它坚持下去，办得更好 。□ (记者附记：司马璐、徐水良、洪哲胜、唐柏桥在研讨会上发言之全文在本 刊此期上另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