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与中共权力 李 哲 法轮功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比“八九”年事件更为重要。“八九”事件可 以说主要是学生运动，“民主”、“自由”还可以说有西方外来的影响。“八九” 是政治运动。它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学生、知识者和城市民众对共产党权力、制度 、统治思想的背离和对抗。它是由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政治运动。“六四”的发生， 完全是由于中共极权一贯的暴力专横所至（同时也有长久以来中国左倾极端化思想 对学生的影响）。就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问题并未严重到如此地步，起码是中国 社会内部隐含的危机还未显现到如此之地步。而法轮功的事情不同。法轮功来于民 间，其参加成员包括社会各阶层，但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可以说它有广泛的民众 基础，即人民性。它的“思想”不是西方外来的，而是中国民间自生自长的。可以 说它是共产主义之后，中国所发生的唯一能影响感召民众的“思想”。严格地说， 它不是思想，而是宗教──早期巫术性宗教（成熟宗教的标志之一，即巫术排除） 。法轮功一再引发中国的政治事端，但法轮功本身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 的，而是宗教的－－中国民间宗教。如果说“八九”更多的表现了中国人对于民主 的理想要求，那么法轮功则更多的反映了中国社会深重危机的现实。 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作为非神的人文文化，其本身有 欠缺。因此历史上，中国始终有广泛的民间宗教和巫术活动。在社会正常的状态下 ，这些宗教、巫术是中国正统文化的补充，是民间文化的一部份，它是零散的、平 静的，小范围，限于个人生活，无关宏旨自生自灭。但当社会发生严重危机，有些 便迅速膨胀起来，成为有组织、有教义、有教主的庞大团体，其活动也由宗教转向 社会、政治和军事，甚而构成社会大规模的动乱。因为人民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 和安全，自发的宗教便成为他们自发的组织，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与安全的寄托。 其表现了他们走投无路，生存和精神的危亡状态。中国历史上，民间大规模的巫术 宗教的骤然兴起，常常是在一个社会的末期，是其灭亡的先兆，例如黄巾军、白莲 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它们的出现说明社会失去了正常的平衡，进入了矛盾不可 解决的危亡状态。 中共于中国的胜利，本质上与之是一至的。它是一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 不断动乱、革命、战争、破坏的结果。中国如果不是危亡至极，人民涂炭无路，中 共不会夺得中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它。而中共也是由早期政治组织，发展到军事团 体，进而“宗教化”而取得民众，夺得中国权力的。它是胜利的太平天国（太平天 国也曾经有过胜利）。没有“宗教化”，其不能取得中国如此之民众；如果中国不 危亡，人民也不会信奉它。四九年后，毛作为教主不断神化，而他在创造神化乌托 邦中丧失理智，把中国一次次带入毁灭性灾难。如果中共指法轮功是“邪教”，那 他们本身也正是由于它的“宗教化”而吸引民众凝聚力量，夺得权力，控制中国的 。而以后中国所不断发生的灾难，也即由其精神之“偏邪”所至。
在正常的社会，出现各样宗教活动是正常的。但法轮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 得到如此之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却属异常。其说明中国的社会到了危机深重的地步， 甚至可以说它是其崩溃的先兆。毛为了建立自己的神话王国，对中国进行了疯狂而 彻底的破坏。由经济到社会结构，由文化到风俗礼仪，由教育到语言，由宗教到家 庭饮食衣着。其破坏的规模和彻底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其使中国除他以外无所信 奉，无所知道，无所遵从。他以暴力和破坏建立他个人绝对的神化权力。但他的暴 力和破坏最终也摧毁了他的神话和主义。伴着他的死亡，共产党的意识随之开始瓦 解。中国重新回到它的世俗社会。但这已是毁坏极尽一片瓦砾的世俗社会；是没有 传统、文化、信念、公义、道德、规范依循的世俗社会，其危机重重不可能有正常 秩序和生活。其只能是充份畸形、腐败、野蛮无序，唯依靠极权暴力和官僚利益所 维持的社会。 法轮功的出现应合了中国社会的危机现实。法轮功成员多是中国社会下层人 民。他们面临三重危机：一、生活；二、社会；三、精神。由于没有法律和正常的 秩序，中国经济畸形野蛮地竞争发展，分配极端不合理，其把大批底层人民抛入到 难以维生的困境。其日常生活日益唯艰，更恐疾病医药。对之无人关心无人救助， 这是他们生存的绝望。免医治病，是其成员练功的直接原因。再，社会的野蛮、腐 败、不公正，无法律无公益，恶道当行，能力弱的民众处于赤裸的被欺负掠夺的状 态。他们没有依靠，亦无能申诉。这是他们对社会的绝望。法轮功倡善，不敛钱财 ，集体练功，在绝望中给予他们道德与人性情感的慰籍和召唤。还有，共产党对中 国文化和宗教的长期破坏与迫害，使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处于严重的荒芜饥渴状态 。他们需要寄托，却没有寄托；需要信仰，却没有信仰；需要慰籍却没有慰籍；需 要希望，却没有希望。社会需要精神信仰和文化慰籍，但其却破坏得已没有成熟的 精神文化可以提供，那么它只能自发地重新发生。无论其多么幼稚简陋，有多大风 险，人们也会接受。饥不择食。法轮功就是这样产生的。法轮功作为一个学说，其 本身有偶然性。但是它在中国社会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扩展，且成为一种宗教，却 是自然的。它反映了中国后共产党社会内部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危机。 因此可以说，法轮功之事是中共半个世纪的极权暴力统治的结果，是毛丧失理智疯 狂破坏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危机重重之必然。它是中国社会可能崩溃的预兆。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这个政权半个世纪以来迫害中国人民的继续，是其继 “六四”屠杀后的另一种屠杀。这个权力的本质就是要统治人民。中国古代封建社 会也还是以民为本，但是中共权力却一向是以其权力（甚至是个人权力）为本。这 就注定了与其人民的对立。四九年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灾难都是这个极权 权力对人民的摧残迫害。其一旦感到（仅仅是感到）权力受到威胁，便施以极端暴 力，没有法律、道德牵制，甚至不惜毁灭整个社会。五七年反右如此，文革如此， 六四如此，此次法轮功亦如此。这是他们权力的传统。 如果说六四的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尚有政治理想和要求 ；那么法轮功的成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底层并无政治意识的人民。他们处于中国社 会的最不利位置。在残酷畸形的经济竞争中，他们是弱者，缺少文化，也缺少竞争 的能力和心态。而眼下中国社会腐败野蛮，又无生存保障。（资本经济的早期发展 是以对下层人民的掠夺和生存淘汰为代价的，这是无奈的事。）他们本应被社会关 心同情，但他们却没有依靠指望。他们接受法轮功，无非是免疾治病，求图精神的 寄托和慰籍，这是他们孤零无助所至。他们在“进步”中失落，政府无视他们，社 会不帮助他们，他们投向法轮功，在微弱的生存中求得个人精神的慰籍，这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他们本是和平、不问政治的，而中国政府对他们居然亦不允许。因为 政府害怕他们结伙，威胁权力。于是迫之，害之，投入监狱，殴打致死。一个政府 把它的暴力施向社会那些微弱无害的人，其本身即已没有了政府的意义，而只是蛮 横的暴力权力。至此，这个权力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 法轮功的基本教义无可指责。“真、善、忍”体现了东方传统文明的基本精 神，对社会有益无害。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百经破坏的社会－－其以“专政”“斗争 ”为国家学说，以腐败唯利是图为现时时尚。“真、善、忍”的提出，正是由于中 共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国社会过于残酷暴虐。如果中国的权力在如此长久的时间对中 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进行了如此残酷毁灭性的暴力破坏，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 谴责法轮功和人民对它的信奉呢？法轮功起码比“专政”“斗争”要好。它起码是 和平的，向善的，忍耐的，而非暴力破坏的。“真、善、忍”几个简单的词即聚集 了几千万人，充份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危机，说明了民心对中共权力的背离，说明了 共产党意识在中国的彻底完结。中共如此镇压法轮功，因为他们预感到他们命运的 结束。他们的权力已经没有了基础。 宗教不是科学，不能以理智要求，任何宗教都有其神秘“迷信”的成份，否 则不为宗教。至于法轮功成员练功发生迷狂，以至死亡的现象，按照数据统计其在 总人数的正常比率之内。这不足以证明法轮功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就是医院也有非 正常死亡的发生。客观地说，法轮功作为中国民间早期宗教，与人类传统宗教相较 ，尚有种种欠缺。其要成为成熟的宗教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考验。此期间它亦有走 上邪途的可能，但这是未来的事。但至今为止，法轮功是和平非暴力的；它的教义 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他们的行为是练功求善。其并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他 们反迫害的抗议活动，也还是和平、忍耐、平静的。这本来是正常的民意表达，但 他们却被不断投入监狱。最近有人自焚，这是共产党权力残酷迫害，激化矛盾的结 果。这些受害者无法阻止政府的暴力，亦不许申诉他们的理由和冤情，他们只有焚 烧自己伸张正义。事情如此悲惨不幸。 至今，法轮功已有一百多人迫害致死。而且迫害仍在继续。现在中共对法轮 功的迫害远远超过了对“民运”的迫害。 宗教是复杂的问题。凡宗教都有危险性。它可以有益社会的安宁，但也可以 导致其崩溃。因此宗教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考验。其需要有宽容的精神， 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相应的法律。归根结底，它需要社会本身的正常和稳定。宗教 不能以简单的政治手段，尤其不能以国家暴力解决。如果宗教未衍成暴力，就不能 动用国家机器。而只能用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方式相互弥补调和，使之成为社 会有益的因素。宗教，不在于它真或伪，对和错，而在于它是否合乎法律，是否危 害或有益于社会。从根本上，人不能避免宗教。一个社会必须接受宗教的存在，给 它合理的位置和空间，与之和平共处。 共产党由唯物主义开始（这里我不是指一般的共产主义学说和一般的共产主 义者），而使自己成为最极端化的政治暴力化宗教（“邪教”）。由于它具有宗教 性，因此它排斥所有的宗教，以暴力摧毁消灭之，欲以自己一家之教一统天下。在 苏联的历史中，在中共的历史中，这再清楚不过。毛后，中共有了世俗化的转变。 但是，在其中心集团，他们的意识深处也还是以独我的“唯物主义”的教义看待世 界。因此，从根本上他们不能容忍“异教”法轮功的存在（如果他们有力量，如果 现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没有历史和国际之背景，他们也将同样不能容忍，他 们曾经对其消灭之），非斩草除根不可。因此，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源远流长” ，有根深的传统和情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权力不可能宽容、多元地看待人 和世界；更不可能放弃意识形态，依于法律，民主地管理国家。他们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政治专制，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如三十年代国民党，他们是极权专制－－专 制的极端化（专制与极权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极权根于他们偏执、极端 、不容异己的狭隘心理。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灾难。 中共权力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仅残酷，违背人权，而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甚 至愚蠢。 中共依于暴力夺得权力，依于暴力控制国家为所欲为，他们把政治退化到最 简单的暴力杀戮与强制。“枪杆子”与“专政”是这个权力的本质，也是他们的历 史与传统。毛以此发动“反右”“文革”；邓以此镇压“六四”；江泽民以为以同 样的方式也可以消灭法轮功。他们习惯了他们的蛮横。但是，今天已不再是昨天。 世界已经变化，中国已经变化。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昨天的权力基础；法轮功也不是 昨日毛泽东的信徒。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暴力是有限的，权力是有限的，共产 党需要明白这个道理。当社会进入危机，人的存在陷入绝境，任何权力、暴力都无 济于事。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屈从权力、暴力。 中共（主责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实际上已经失败。法轮功没有消匿，也没有 屈服，反而赢得更多的同情；而中共则更彻底地丧失了民心；就其内部也由此更加 分裂，江本人也为之更加孤立。在国际上中共人权形像进一步下落，为之遭到世界 舆论的共同谴责。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江泽民诣旨孤行，把镇压法轮功进一步升级 。但这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其只能是把更多的人投入监狱，有更多的人摧残致死 ；使民怨升腾，加深社会危机；同时也使共产党权力更加脆弱，激化其内部纷争。 至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轮功可以就此屈服消灭。看来，江泽民难以收场。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其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江泽民为之得咎，逼退让权。中共被迫对 法轮功作出相应让步。中国社会如果不想就此崩溃，这是只能的收场。 法轮功事件表明了中共权力暴力的限度，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极权 专制就能控制的。极权专制只能激化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科技、经济的发展一定使 社会走向权力分散。所谓现代社会，即是社会经济、文化、信息、交通、民众生活 自身运动的社会，而不被单一政治权力所控制。中国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强化 极权权力，这种对向背驰只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如果法轮功由中国社会自然发 生（社会需要），而又没有违背社会的基本规则，遵从法律，且又形成了它的社会 力量，占据了一定社会空间，那么就应该（哪怕是只能）承认它的存在和权力，无 论其有怎样的信仰和意识。政治权力是有限的，它的行使不能超出法律的限定，政 治不能取代一切，也不能解决一切。社会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应该交 还给社会、宗教和文化。今天，政治权力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由法轮功，中 共应该得到教育。 中共一向认为中国的权力是他们浴血奋战得到的，因此也要浴血奋战予以捍 卫。他们把国家民族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意识、社会 问题统统简化为权力与权力的争夺。这就是他们政治的历史。这是近代以来他们给 中国带来一次次灾难的根本原因。法轮功本来是社会问题，进而是宗教文化问题。 这本来可以社会、宗教文化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他们一定以为法轮功威胁他们的 权力，要亡党亡国。于是他们将其激化为政治问题，发动全社会剿灭法轮功，迫害 致死一百多人，把大批的无辜人民投入监狱，给整个中国带来混乱，民怨鼎沸惶惶 恐恐。他们自造社会危机。八九年之事，本来不至于流血，学生抗议政府在现代社 会再正常不过，但是中共权力却一定认为这是颠覆共产党。于是有“六四”。此次 法轮功又是如此。由此再上溯到“反右”“文革”，中国的政治灾难一目了然。权 力的目的不是权力，而是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中共如果不由之改变－－放弃权力 的永久性垄断，把权力逐步交还给国家，那么中国将永无宁日。他们将永久不休地 进行政治运动和镇压。 停止迫害法轮功，实行政治改革，把权力归还国家，这是共产党必须而应该 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