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大屠杀到镇压法轮功 蒋培坤 （一） “六四”大屠杀快十二年过去了，它作为一个历史遗案，至今尚未有个了结 。这十二年来，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亲属及见证人，曾年复一年地向国人呼 吁：不要把那场血腥的暴行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让“六四”那样的惨剧在我 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土地上重演。然而不幸的是，在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中国政 府对法轮功运动的镇压中，再一次见到了当年曾经在东西长安街上见到过的那种残 忍，再一次闻到了当年曾经在我们亲人尸体上闻到过的那种血腥气。这使我心情特 别沉重。我不是法轮功信徒，我也并不认同法轮功的那套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这 也许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苦难，看到了太多的血污和泪水，不再相信有 哪一种信仰可以医治我们身上的创伤了。但是，作为“六四”死难者亲属，我们深 知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遭受到无端践踏对受害者本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更深知一个 人的生命遭到无辜剥夺对死者本人及其亲属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谴责中国政 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呼吁海内外同胞一起来制止中国政府这种无视基本人权的野蛮 暴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始终主张一个公民在维护自身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应 秉持和平、理性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绝对不要采取任何殃及无辜的极端方式，包 括自残或自焚等方式。在此，我真诚地祈愿我的同胞──广大法轮功信众及其亲属 不再遭受像我们这样丧失亲人的痛苦。 （二） 在1999年纪念“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曾在一篇题为《记录死亡》的文 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在中共执掌权力的五十年里，第一个十年发动了“ 土改”、“镇反”和“肃反”，接着是“反右”；第二个十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它一直延续到了第三个十年，最后以镇压丙辰（76年）清明的“四 五运动”告终。接下去是第四个十年。在这十年里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铲除 了西单民主墙，最后一件事是动用数十万野战军血腥镇压了89天安门民主运动。在 这段话的结尾处写道：“现在是第五个十年，这十年里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 现在还难以预测。”没有想到，这“难以预测”的事情居然刚过一个年头就发生了 ，那就是当局取缔和镇压法轮功。这五十多年里中共的权力从第一代转移了了第二 代，又从第二代转移到了第三代。我想，人们从这份简单明了的清单不难得出这样 一个同样简单明了的结论：原来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共三个朝代权力的“合法性”， 完全是建立在一连串的镇压之上的；而留在这三代统治者身后的，则是一座座无声 的坟墓。靠镇压取得的“合法性”终究难以得到民意的认同，惟有靠不断的镇压才 得以延续。这是共产极权制度本身决定的。共产极权制度崇尚暴力（即所谓“无产 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意识形态的强制（通过“思想改造”、“ 思想批判”等），因而对异议者的镇压与迫害，也就成为这个制度存在之必然。凡 是在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地方，迫害是一种制度性迫害，镇压也是一种制度性镇压。 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波特……这一长串名字能让后人想起来的，即是这 种迫害与镇压。在中国，共产党对异议者的镇压与迫害更带有极端的残酷性和持续 性。毛泽东生前教导他的党员：何谓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邓小平生前告诫他 的手下：不要怕流血，哪怕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邓去世后，其继位者江泽民立 下誓言：要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于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 到第三代，沿着一条道走下去，终于将这种发端于毛泽东的制度性镇压一步步推向 了极端而无以自拔。那么老百姓呢？古语有云：“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在强权 和暴政下，作为鱼和雀的黎民百姓，如果不是奋起反抗，剩下的路就只有两条，那 就是躲避与逃亡。人们常常说：“惹不起还躲不起？”这是出于恐惧的一种自保本 能。是啊！当一个人被扼杀了最后一点反抗的意识和冲动而且时时刻刻被一种恐惧 感威慑着的时候，除了躲避和逃亡，还能有别的路？!然而即使如此，也还是有想躲 而躲不过去的。当年，很多人夹起了尾巴想躲过毛泽东而没有躲过，很多人侥幸地 躲过了毛泽东却没有躲得过邓小平；而到了今天，那些躲过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人 到头来还是没有躲得了江泽民。这一次广大法轮功信众就没有躲得过去。 至于说到逃亡，那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若是在以前，就是想逃也 是逃不了的。作家高行健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逃亡的成功者。他曾说过：一 个作家要赢得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他逃到了法国，还因此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六四”大屠杀以后，有更多的人逃亡到了国外，这是值得庆幸的；也有硬挺着 不走的，那就只有在监狱里耽着。这些年来，又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沿海居民，纷 纷逃离自己的生养之地，远涉重洋去异国他乡寻求自由与谋生之路。但是，如上面 所说能够逃离国门的，在十二亿中国人中毕竟属极少数；至于那剩下来的绝大多数 ，就只有当顺民的份了。这里还有必要提一提“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状 况。“六四”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部），可以说经历了一次 灵魂的大逃亡。他们没有逃离故土，而是逃进了书斋；除了少数卖身投靠者之外， 他们并没有出卖灵魂，却把整个灵魂塞进了一堆无伤大雅、无关风化的烂纸堆里。 由于天性怯懦，他们也只有当顺民的份。 然而，在现今的中国，即使想当个顺民求一时苟安也很难。今天法轮功信众 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与迫害，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说明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 一个人即使再安守本份、再温良驯顺，也难以幸免于难了。如果说在毛、邓时代遭 到镇压的都是些所谓“阶级敌人”或“反革命分子”，那么今天的法轮功又算得上 什么呢？法轮功修炼者一不想造反，二不想夺权，三不想鼓动什么自由、民主；作 为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身无长物，所有仅一信仰；他们别无旁骛，一心修 炼，只想做个好人（这里的“好人”另有一解，即坊间所谓“老实人”）。用老百 姓的话来说，“他们又招谁惹谁了”！但一场无妄之灾还是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当 年鲁迅曾痛心疾首地说过，中国人的命运不外乎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 两种。没有料到轮到江泽民时代，中国的黎民百姓又落到了想当个顺民、想当个好 人──也就是想当个奴隶──而不得的地步。 （三） 回顾法轮功的兴起，那是在“六四”大屠杀以后。当时劫难刚过，政局动荡 ，社会失衡，人心惶惑，很多人想活个安稳。李洪志的“真善忍”，正好适应了当 时社会上求稳怕乱的普遍心理；不仅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从“六四”的血污中抽身出 来，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灵魂的避难所。法轮功以弘扬民族传统为旗帜，以修 身养性、怯病健体为号召，尤其是其教义中的一个“忍”字，无论广大信众，还是 官方政要，都乐于接受。对于广大信众来说，过去曾虔信的“主义”业已崩解，没 有了归宿的灵魂需要有个安顿，一个“忍”字，至少可以从生活的诸多无奈中得到 些许心灵的抚慰。对于当局来说，那时正忙于“稳定压倒一切”，又苦于“压不到 一切”，一个“忍”字，等于免费送来了稳定。而且，对于那些“爱国”爱到发了 疯的党国首脑来说，法轮功当属土生土长，正好用来抵御洋人推销的“西方价值” ，也正好用来抵消一些中国人（他们骂这些人为“汉奸”、“卖国贼”）提倡的“ 西化”（即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的普遍价值）。“忍”，本来是中国古代圣哲 劝导黎民百姓安守本份的一条训示，也是历来中国人作为座右铭的一项生存策略； 老百姓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决不会豁出去铤而走险。李洪志教导他的信徒要有“ 大忍之心”，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于给中共政要们打了招呼，让他 们放心。于是，有过一段时间，当局对法轮功等民间练功活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朝野双方，相安无事。 然而，法轮功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运动，如同历史上王朝末年屡屡出现过的类 似信仰那样，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底层力量的巨大积聚，它既有可能为朝廷（ 当局）所利用，也有可能为朝廷（当局）所不容。与历史上类似信仰不同的是，今 天的法轮功利用了现代高度发达的资讯联络，因此很快把运动推向了整个国内乃至 海外。随着法轮功信众的迅速扩充和高度的组织化，这场运动所迸发出来的巨大信 仰力量终于使神经极度脆弱的中共第三代核心预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一 场权力与信仰的较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信仰问题毕竟非比寻常的穿衣吃饭 ，它事关人之安身立命，绝非暴力、强制所能消弥的。何况，一个人总不能把七情 六欲所有本能统统灭掉吧；即使再怎么“修炼”，再怎么“忍”，也总有“忍无可 忍”的时候。更何况，今天的法轮功信众，并非全是愚昧的一群，他们生活在开放 的社会，感受着时代的潮流。他们不仅知道中国有一部明文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 的宪法，而且知道联合国有一个保护人权的《世界人权宣言》；他们也不会不知道 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而其中就包含有保护信仰自由的 相关条文。这些都是历史上的那些民间信仰所无可比拟的。因此，当他们的合法练 功活动遭受到无端压制而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他们终于走上了非暴力抗争的不归路 。 （四） 从89年爆发反腐败、争民主的天安门运动，到99年法轮功的中南海请愿运动 ，这中间整整隔了十年时间。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往往是周期性的，这同样由专 制独裁体制所决定。当年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 要七八年来一次。现在虽然已经是江泽民时代了，而且已跨入了一个新世纪，但这 样的周期性危机似乎并没有成为过去。这次中共揭批、打压法轮功，动员了全国所 有的宣传媒体、全国所有的公安干警，甚至还发动了从街道里弄到高等学府、从边 陲小镇到特大城市的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文化界名人在内的“革命群众”，其 势之汹汹犹如“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邓小平在“文革”后曾立下誓言：今后决 不再搞政治运动。然而今天江泽民又悍然搞起了这样的运动，这只能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眼下中共第三代核心的“合法性”危机正日趋接近临界点，如果他江泽民不 想在自己的手里丢失掉由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建立起来的“党天下”，就只能 出此下策。这些年来，江泽民常常发出“亡党亡国”之哀叹（而且常常把“亡党” 与“亡国”说成是一回事），可见其心事之沉重。因此，凡是有可能威胁到他那个 第三代核心地位或者仅仅使其感觉到有可能构成这种威胁的任何一种民间力量，他 都必欲除之而后快，哪怕再来一次“文革”式的大动员。这次中共围剿打压法轮功 ，粉碎了很多人对中共第三代的幻想。此前，海内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作出过 乐观的估计，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共对国内的政治控制 有可能逐步放松。尤其是在97和98那两年，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中美两国首脑的互访 ，释放了魏京生、王丹等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并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国际人权 公约；而且，在克林顿98年访华期间，中国政府还破天荒第一次允许在中央电视台 直播中美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于是，一时间无论海内还是海外都出现了一种被 称之为“北京小阳春”的说法。然而，令所有对中共抱有善意和幻想的人瞠目的是 ，克林顿一走，随之而来的却是中共当局对民间组党运动和一大批民间异议人士的 大逮捕、大审判；紧接着的，就是对法轮功运动的一场“文革”式大讨伐。现在， 中共第三代核心的所谓政治容忍度、所谓的政治底线已大白于天下，连那些为捞取 商业利益一贯为中共作辩护的西方首脑都羞于开口了。 从中共最近这一轮的镇压行动，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为了替这种镇压寻找 新的根据和理由，以骗取民意的支持；也为了败坏政治反对派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道 义形像，从而把这些人士从民众中孤立起来，竟不惜在民众中煽动起带有强烈排外 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以反对“西化”为名，把所有来自民间的反对运动和抗 议运动统统说成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而把所有寻求国际支援的政治异议人 士、劳工活动人士和宗教人士包括这次被取缔的法轮功统统说成是“西方反华势力 ”的工具，甚至辱骂这些人士为“汉奸”、“卖国贼”。从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 了“文革”大批判中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故技。 （五） 现在，该抓的都抓起来了，该关的都关起来了，该管的也都管起来了，但天 下似乎并没有因此太平无事。近年来，工农底层民众的示威、抗议此起彼伏，全国 城乡恶性案件层出不穷，恐怖爆炸（最近一例是石家庄爆炸案）时有所闻。这一切 都说明，今日之中国，各种矛盾正在急剧地积聚和激化，整个社会机体绷紧着的神 经并没有松弛下来。本来，人们在经历了“六四”那样的劫难之后，都想有个安生 的日子，谁也不想再看到死人的事情发生了，然而现在人们又不得不去直面那一桩 桩惨烈的死人事件。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说，自前年镇压法轮功以来，已有18 0多位信众死于非命。他（她）们有些是被警察活活打死的，有些是被当作精神病患 者活活折磨死的，有些是忍受不了折磨自尽的；他们都死得很悲惨。在旧历年前， 还发生了一些人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件。据当局的媒体称，他们都是法轮功的“ 痴迷者”，自焚是因为中了李洪志的妖言；但是，法轮功的海外发言人却不承认这 些自焚者是法轮功弟子，因为据说法轮功的教义是反对杀生的，于是死者也就成了 无人认领的孤魂野鬼。 我总觉得，如果一个当政者能稍稍懂得一点要把人当做人来对待的道理，或 者能稍稍懂得一点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爱惜别人的生命，那么像这样的自焚 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什么那些自焚者不在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并遭到 镇压之前而是在之后才去天安门自焚呢？为什么海外的法轮功信徒没有跑到白宫的 南草坪或巴黎的人权广场去自焚呢？我不知道那些掌控着宣传机器的人以及跟着这 部机器起哄的人会不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任何神智清醒、不带偏见 、不图私利、灵魂尚未受到腐蚀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按一般常识，只能 得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由于信仰法轮功而导致那些自焚者选择了自焚，而是由于 他们的信仰遭到无情的打压才导致他们选择了自焚。 上面这件事情说明，中共当局对人的生命的蔑视现已几乎到了不加任何掩饰 的地步；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会如此轻率地拿 着人的生命当儿戏、当筹码甚至当戏台上的道具而竟然如此地泰然自若、振振有辞 ，连一点点所谓的“同情”也是为了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专门做给别人看的。然而 ，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所谓的“人权”！呜呼！当一个虐杀无辜的恶棍连 自己身上的血迹都还没有来得及揩干就摇身一变成了比谁都坚定的所谓“人权卫士 ”（人们不会忘记，这个恶棍在不久前还声称“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 我不知道人们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在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又惊闻江西一所小学因经 费不足强迫小学生从事烟花炮竹生产而有40多名学生被炸死的消息，而事后才两天 ，堂堂一国总理竟然不作任何核查就匆忙地把事故的责任推到了一个据称是精神病 患者的身上。为什么当需要他们去“保障人权”的时候却绝口不提“人权”了呢？ 可怜的中国孩子啊！难道你们还没有来得及长高长大就这样匆匆地从这个世界上消 失了？也许死人的事对于那些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并一再表白要“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党国首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早已不足为怪了，就像人们走进一 所屠宰场看到那些牲畜被活活地宰杀决不会感到奇怪那样。但是我总觉得，对生命 的态度，应该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所谓文明与野蛮、所谓人性与兽性 的区别，归根到底要从对待人的生命的态度来判断。中共政要们口口声声说人权首 要的是生存权，现在人们可以明白，原来他们所说的生存权是不包括人的生命权在 内的！ 我不知道这次天安门自焚事件和小学生被炸丧生事件会不会使国人从对生命 的麻木中惊醒过来；但我想，如果我们在理智上有足够的清醒，那么当我们面对无 辜者死亡的呻吟时，应该会感到灵魂的战栗，也应该会觉察到那噬血的历史仍然在 我们脚下延伸。要知道，对同类的虐杀，即使按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是天理难容的 ；尤其是这次中共对法轮功信众的暴行，虐杀的不仅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整个灵 魂──它把人作为人的最后一个避难所都摧毁了。 （六） 这里，我也想对我的同胞说几句话。当一个人溺水的时候，哪怕你只是一个 路人，也是有责任向溺水者伸出双手的；当一个人遭到无辜残害的时候，哪怕与我 们非亲非故，我们也是不能背过脸去从受害者身旁走开的。所谓人性和人道，无非 是对于同类的一种同情和关怀。人都会有遭灾受难的时候，也都会有求助于他人的 时候。也许今天灾难没有落到你头上，但谁能保证明天就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呢？十 二年前，有谁能想到灾难会落到那些和平示威者的身上呢？十二年后，又有谁能想 到灾难会落到那些仅仅要求练功活动合法化的法轮功信众身上呢？一个专制的国家 常数太少，变数太多，人的命运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改变人与人之间那种可怕的 冷漠，如果我们不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关怀和同情，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悲 惨与不幸仍将会继续。 记得二战后一位德国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当纳粹杀害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没 有说话，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当纳粹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 不是犹太人；最后，当纳粹加害到他自己的时候，已经再没有人替他说话了。也许 这位德国人省悟得晚了些，却毕竟是一种省悟；而在我们这里，就连这种迟到的省 悟都很难见到。不仅如此，在我们这里，当一些人受难的时候，另一些人还竟然以 落井下石甚至助纣为虐为乐事。当共产党在土改、镇反中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向着那 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举起屠刀时，偌大的中国有几个人表示过人道 的同情呢？人们看到的几乎是所有人的欢呼和拥护；当共产党接着发动对“胡风反 革命集团”的围剿并把一大批“胡风分子”投入监狱的时候，偌大的中国又有几个 人公开表示过异议呢？人们看到的几乎是所有文化界人士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诗 人、作家向着这些蒙冤者身上吐唾沫；当共产党随后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分子”并把他们送去劳改的时候，偌大的中国又有多少人为他们感到不平呢？人们 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人向着这些人身上吐唾沫。然而结果又怎样呢？结果是一到“文 化大革命”，几乎所有向别人吐过唾沫的人自己又尝够了别人的唾沫；很多人甚至 从此告别了那个受尽屈辱的世界。然而，更令我们感到悲哀的是，无论在十二年前 的“六四”事件中，还是在今天的法轮功事件中，我们仍然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说 明这样的历史已经在我们的脚下终结。如果说，今天的法轮功注定要在我们这块国 土上遭到灭顶之灾的话，那么，我宁可相信，它是在国人瓢泼似的唾沫中淹死的。 这十多年来，我作为一个从过去半个世纪里走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问 自己：如果共产党不是在十二年前杀害了你的儿子，你会从对生命的麻木中走出来 吗？答案是：也许会，也许不会。这说明：对灵魂的拷问，不仅是对生命负有罪责 的人应该做的，也不仅是那些以旁观者的冷漠来对待生命的人所要做的，它同样是 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甚至遭受过巨大伤害的人应该做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某一个 人的罪孽，而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罪孽。我想，那位德国人的自省，对任何一 个中国人都是适用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近年来有人提出知识分子的“忏悔”问题。我认为是很必要的。拒绝“忏悔 ”，无异于良心的再次被变卖。但我总觉得，“忏悔”的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 一个良心问题，它更是一个责任问题。诚然，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会由于自己 的冷漠和怯懦而感到羞愧与耻辱，会觉得无颜面对那些遭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同伴和 屈死的冤魂。我想，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直面这耻辱，记住这耻辱，应该是做 人的一条底线。但我同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既不应该是一个麻木、 怯懦的冷血者，也不应该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哭泣者；他应该是敢于承担起责任的义 勇者。他首先应该让自己生活在真实中，去直面现实中的谎言与邪恶，以自己的全 部道义力量去制止这谎言与邪恶，不让这谎言与邪恶制造出更多的不幸、更多的冤 魂。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有不少有识之士终于从谎言中走了出来 ，而且以他们义无返顾的浩然之气汇入了当今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洪流。 我想，人们从将这里看到中国的希望，而且一定会看到这种希望。 200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