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坚韧不屈的湖南人民致敬！ ──纪念“六四”十二周年 唐柏桥 前言 十二年前的今天，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古老的 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每年这个时候，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士都要为 那一场历史壮举而歌，为逝去的英灵点上一盏烛光。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都 如撕裂般绞痛，为那一场光照日月的运动遭到血洗而恸，为“六四”后国家的倒退 ，社会的腐败，政府的不仁而悲！ 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当和平与民主的声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当中共 专制愈行孤立的今天，一部记录八九民运的巨著──《天安门真相》在全世界的热 情注目下诞生了。它带给了人们惊喜、带给了人们希望、也带给了人们思考。它唤 醒了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唤醒了世人的良知。它的出版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使 人们相信，“六四”没有成为过去，历史终将为它讨还公道。 本书与过去十多年来所出版的上百种关于八九民运的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它全面地记载了全国各地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而不仅局限在对北京的叙述 上。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这本巨著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是一名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运动期间虽也曾去过北京，但主要是参与组织 湖南的民运活动。而且，九一年出狱后，与其他部份湖南民运朋友共同完成了一部 较详尽地披露“六四”后湖南民运人士受迫害的人权报告──《失败之歌》(亚洲观 察出版，共257页)。因此，对湖南的整个八九民运期间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这些 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写一篇结合全国的情况介绍湖南八九民运的文章，但总感到资 料不足，力不从心。《天安门真相》的出版使得我终于有了机会完成这一心愿。值 此“六四”十二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谨作此文，献给所有参与八九民运尤其是遭 到迫害的湖南壮士！ 湖南自古有“人杰地灵”之美誉。“三湘四水”抚育下长大的湖南人也素以 “刚劲勇悍”“不畏强权”著称。古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说，虽语带褒扬 ，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楚国士大夫屈原因感叹为政者昏庸无能，愤而怀石投江以死 明志的忠烈壮举，成为千古绝唱，被世人所仰慕。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领导的湘 军以“拔硬寨，打硬仗”、“打脱牙和血吞”、“愈挫愈勇”闻名于世。维新时期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粉骨齑身终不悔”的唐才常，先后血洒楚天。 辛亥革命时期，先有陈天华、杨笃生、姚宏业以葬身大海来警示世人；继有断指尤 战的黄兴、殉身宪政的宋教仁、绝笔愤疾“躯壳死耳，我志长存”的禹之谟；再有 高举反帝大旗，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蔡锷。五四运动后，为了虚无缥缈的共 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热血壮士数不胜数。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民英勇抗战，谱写 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悲歌。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每一次战役都表现出 了湖南人民的“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英雄本色。长沙人更是两次火烧家园以 抗外辱。而日本人在衡阳遭到顽强抵抗，最后竟不得不感叹“衡阳城是铁城”。中 共建国后，湖南人民也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维护社会的公正作出了卓越贡献。表现 出了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从最初彭德怀的冒死谏言，到胡耀邦的致死坚持真理；从 80年最早的湖南师大学生集体绝食抗议，到89年遍及全省各地的民主浪潮。这一切 无不成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英勇事迹。 当我读完《天安门真相》(以下简称《真相》)后，我更加对湖南人民在八九 民运中的表现感到自豪。下面我就结合《真相》和《失败之歌》上的记载及我个人 所了解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湖南八九民运期间某些重要事件作一个概述。一方面 表示我对湖南人民的崇高敬意，另一方面也算是对《真相》的一点补充。 一，几个全国之“最”。 首先，根据《真相》里的资料，胡耀邦去世后，最早走出校园的是北京部份 大学与湖南湘潭大学的学生。北京的学生与湖南的学生都是于十七日首先有规模地 走出校园(见《真相》118页“今天下午一时许，中国政法大学六百余名师生沿着二 环路走向天安门广场”与131页“17日晚十点左右，有人提议到市里去游行，许多学 生手挽手，唱着《国际歌》走出校门”)。其次，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发生 在湖南长沙。这次抗议活动也称六八追悼会，官方称“约三万余名学生，市民参加 了追悼会”(见《真相》973-974页)。而香港的一家媒体曾称有“14万人参加”。值 得一提的是，真相里的文件所描绘的情况，包括追悼会时间，大会程序及会后的游 行都与真实情况相符(见真相974页)。政府对我的起诉书上关于六八追悼会的叙述可 以证明这一点(起诉书原件于《真相》出版后发表在多维网上)。而在此之前，可以 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媒体公开报导过这一详细细节。再次，除北京地区外，湖南是全 国各省因八九民运被捕人数最多的省份。根据真相提供的资料，截止6月30日，湖南 “拘捕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506人。还对1327名有轻微打砸抢行为的人，给予治安行 政处罚”(见真相1035页)。而北京"累计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达到1103名 ”(见真相1033页)。被捕人数仅次于北京、湖南的其他省份是辽宁、四川与陕西。 辽宁共“拘捕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338名”，“还对几名有轻微打砸抢行为的人，给 予治安行政处罚”。四川“拘捕781名非法组织成员和打砸抢各类刑事犯罪分子”。 陕西“拘捕非法组织成员41人，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203人”。(详见真相1034-103 5页，另贵州的统计显然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因此没有列入比较)。 二，“四二二”打砸抢事件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已发表过类似文章，现摘载如下：“四月二十二日，收看 完胡耀邦追悼会转播后，很多同学仍感悲痛，湖大、师大、铁道学院等学校的数千 名学生自发走上长沙街头，继续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悼及对其改革政策的支持和怀念 ，并要求与省政府“对话”。游行顺利，到下午四点左右才陆续解散。稍后，又有 一批据称来自胡耀邦的故乡──浏阳县的师生，举着花圈、鸣放鞭炮上街。那天是 周末，许多市民参与围观或加入游行队伍。不久，长沙市整个五一路口人山人海， 各种口号铺天盖地，诸如“要自由!要民主!”、“打倒官倒!”，秩序相当混乱。我 当时在场，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后来一些学生提议上北京送花圈，于是人流涌 向火车站。一些情绪激昂的青年砸了五一路两旁的数十家商场，趁机发泄对政府的 不满。少数无耻之徒抢得一些财物后迅速逃离现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整个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没有官员出来维持秩序，好像政府并不存在。最后， 在混乱基本过去，群众开始自动疏散时，公安部门才出动了上千名警察(其中部份属 于公安学校的学生)和大量便衣前来“恢复秩序”，一夜之间逮捕了约一百多名在场 者。据事后了解，另有部份人是在家中被捕的。其中许多被捕者仅仅因为围观喊口 号或在街道中捡了些被遗弃的小物品”。《真相》书中收有两个湖南就这一事件打 给中央的报告。其中一个是4月22晚的紧急报告，报告称：“当即，公安干警和武警 官兵赶到现场，并将96名参与打砸抢商店的人带离现场审查，其中有三名大学生” (见《真相》168页)。而另一个报告则是25日打给中央的报告：“一开始抓了96名” 其中“工人32人，进城务工的农民26人，个体户6人，社会闲杂人员28人，学生6人 (其中中学生5人，中专生1人，没有大学生)”。从这两个显然矛盾的报告可以看出 ，湖南政府在报告这一事件时编造了谎言(先说有三名大学生，后又变成了没有一名 大学生，而且，公安不是当即赶到现场)。这与我过去所了解的实情恰好吻合。“六 四”后我曾通过两个渠道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当时政府的确抓了三名大学生。但是 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政府事后很快将他们予以释放，而且告诫他们一定不能对外透 露自己曾遭到拘捕。“四。二六”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主要依据就是长沙 及西安的“打砸抢事件”(见《真相》196页李鹏讲话)。可以据此推断，在第一个报 告与第二个报告之间，或者是湖南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企图歪曲事实真相， 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否则，他们没有必要隐瞒甚至歪曲这一事实真相。 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为何，现在下断言还为时尚早。将来也许有真相大白 的一天。 三，关于“五四”大游行。 《真相》一书中提到湖南“五四”大游行时，其中有些细节充份说明了该书 的真实性。因为这些细节外界从未报导过。比如，书中说“以湖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长沙铁道学院等院校为主的十余所高校约六千余名学生参加了游行，并进行 流动性演讲”。这一叙述与事实完全吻合。当天，湖南省会长沙最重要的几所大学 几乎都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唯独中南工业大学没有参加。因为该校大门当天上午被 校方锁上了。因此该校学生无法走出校门。而关于流动性演讲的描述也是正确的。 当天游行队伍曾停留在省政府门前，部份学生及市民发表演讲，后又前往烈士公园 集会演讲。又如，书中提到“一些学生称，‘这次游行很不容易，几位学生领袖被 软禁，还有几位在游行中被拉走”。实情的确如此。当天一大早，我所就读的湖南 师范大学校方就将我强行带往党委办公室，党委副书记戴海与我交谈一上午，美其 名做我的工作，实则是将我“软禁”。其他学校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五四” 联合行动筹委会的负责人之一、中南工业大学的郝铭钊据说也曾遭到“软禁”。还 有，书中引用了由我与郝明钊等人共同起草的《告同胞书》部份内容，与原文一字 不差。此外，游行集会结束后，由十余所参与游行集会活动的高校代表在烈士公园 举行了联合会议。成立了湖南高校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确立了湖南学生运动的协 调机构。此后，湖南学运的领导机构虽数度调整变动，但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 就使得湖南的学运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到最后(详情见湖南高自联部份)。 《真相》中6月1日湖南打给中央的报告：“据了解，这些学生又到省政府门 口静坐并绝食，是因为长沙公安部门拘留了两个，传讯了一个工人引起的。这三人 是所谓的‘长沙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其中两人犯有前科”(《真相》882页)。根 据我们过去掌握的信息，报告中所指三人分别是李枧，周勇及张京生(有报导曾说有 四人，另一人是王长怀)。其中张京生是报告中所指“犯有前科”的两人之一(张京 生七九西单墙民主运动时期是湖南著名的活跃分子，办有《理想与通讯》民刊，后 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四年)。由此可见，在“六四”镇压以前，政府当局已经 开始在各地秘密抓捕参与运动的人士了(北京的鲍彤、任畹町等也是于“六四”前即 已遭到逮捕)。事实上，张京生在湖南长沙“五四”游行集会上发表演讲后，就遭到 了逮捕。后因形势发生变化，于13日获得释放。根据现有材料，张京生应该是最早 因参与八九民运而遭到逮捕的人士之一。张京生“六四”后与北京的王军涛、陈子 明等均被判刑13年(据称这是中央给黑手们定的最高刑期)。 四，蓬勃的全省各地民运浪潮。 湖南八九民运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不仅省会长沙出现了大规模的游 行集会活动，而且各地市甚至县城都有相当规模的抗议活动。《真相》书里提到湖 南时，基本上都只介绍了长沙的情况。仅有数处提及湘潭，邵阳等城市的情况。书 中提到湘潭的情况前面已经有所叙述，因此不再重复。这里着重介绍邵阳发生的情 况。书中指出，“下午一时二十分(19日)，邵阳市人民广场集结了上万名游行学生 和围观群众”，“一些不法之徒伺机冲击市委。砸烂了市委机关大门和办公楼门窗 ，到晚上11时，共掀翻7辆汽车，烧毁3辆汽车和1辆摩托车”(详见524页)。这一报 告基本属实，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报告中特别强调“没有大，中专学校学生”， 但是，事实上至少有一名中学生遭到逮捕。该人名叫刘新，年仅15岁，中学三年级 学生。他因为向焚烧汽车的人(据称是他姐夫)提供火柴而遭判刑15年(详见《失败之 歌》129页)。我在省龙溪监狱服刑时与他同在一个中队。从报告中一个地处偏远山 区的中小城市邵阳居然也有“上万名游行学生和围观群众”在广场集会抗议，说明 湖南各地的抗议极具规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激烈行为是民众得知政府将要戒严 而引发的抗议。其他城市如衡阳，湘潭，岳阳等地也在戒严令发布后或六四镇压后 曾冲击政府，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5月20日，衡阳学生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抗 议在北京实行“戒严令”，与警察发生冲突，也有人被秘密逮捕。官方报告声称约 有一百名警察受伤，由此可以推论市民受伤人数要多得多”。 五月二十二日，又有 示威者跟警察发生严重冲突。这次发生在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事件发生之原因，是 该市平正路公安局不分青红皂白乱捕示威者。当地居民知道后，向警察派出所进发 ，集中在大门前，喊口号要求放人。警察派出所所长和一些干部辱骂群众，有人一 气之下，冲入警察派出所，把它砸得稀乱，临走并放火焚烧，警察增援到现场，当 场抓了十余人。《湖南日报》6月16日报导,23名示威者在“六.四”镇压后，因这一 事件被捕”(详见《失败之歌》11-12页)。这一系列抗议活动从某一个方面也反映了 湖南人“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性格。 五，向毛泽东像投掷鸡蛋事件。 五月二十三日，当北京地区实施戒严以后，三位来自大独裁者毛泽东故乡的 喻东岳、余子坚、鲁德成等，向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投掷装有颜料 的鸡蛋壳，以此宣示对中共专制强权的不满与蔑视。此一壮举震惊全世界。“六四 ”镇压后，余子坚、喻东岳、鲁德成等“天安门三君子”分别被从重从快判处无期 徒刑、有期徒刑二十年及十六年。这一判决是中共对参与“六四”的人最重的判决 之一。 由于这三位壮士来自湖南，而且在前往北京抗争前曾参加湖南当地的民运活 动，因此他们的行为应该是湖南八九民运的组成部份。余子坚、喻东岳、鲁德成均 为胡耀邦的故乡湖南浏阳县人。余子坚原为浏阳官渡中学教师，喻东岳原为浏阳日 报美术编辑，鲁德成是一名浏阳长途汽车公司司机。他们在八九前就从事过地下民 运活动。尤其是喻东岳在大学期间就参与过民主运动，堪称老民运战士。一九八九 年四月，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三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湖南当 地的声援学生活动。同年五月十八日，他们眼看形势日益紧张，腥风血雨就要来临 ，于是决心前往北京，直接向强权挑战。行前，他们三人制作了一幅长达数米的“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的黑色标语，悬挂于长沙市火车站广场，以明心志 。 正当他们抵达首都北京时，中共当局颁布了对北京地区的戒严令。他们认为 ：中共极权政府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于是决定直接向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 共极权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像拨撒颜料，以此宣示对中共专制的不满与愤慨。五月 二十三日 ，他们将装满颜料的鸡蛋壳投向巨幅毛泽东像上，使中共惊惶失措。事发 后，他们被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纠察扭送公安局，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其中喻东岳 现已精神失常，但中国政府仍然拒绝给予他保外就医然。据最近前往探视他的朋友 描述，喻东岳已骨瘦如柴，连步行都很困难。 六，湖南高自联与长沙工自联。 这两个组织在湖南八九民运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其中的部份重要 成员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因此有必要予以专门介绍。我虽然几乎全程参与了湖 南的民运，但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的叙述可能出现偏差或失准：一是我曾去北京 近一个星期，这段期间发生的事情仅是道听途说，没有亲身经历；二是我本人就是 当事人之一。因此，希望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以免引 起理解上的偏差。 首先介绍湖南高自联。因为这个组织是湖南尤其是长沙民运的主要协调机构 。应该说湖南各高校学生真正有组织的联合行动是“五四”大游行。在这次活动前 ，由数所主要高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工业大学、长沙铁道学院、长沙 水电师院、湖南财经学院等的数十名活跃分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组织，称为“五四 联合行动委员会”。五四大游行结束后，在长沙烈士公园召开了一次各校代表会议 。会上决定成立“湖南高校联合行动委员会”。我被推为临时召集人。这段时间直 到5月13日，该组织召开过数次会议，曾参与过会议的主要有师大的郑焱、夏四清、 刘朝辉、龙建华、黄祥雄、秦建新等，中南工大的郝铭钊、贺志强等；湖大的李志 平、税力、沈勇、魏楠等，铁道学院的刘卫等，水电师院的岳维鹏等，财经学院的 李铮、陈亮等。5月13日至19日，我被“高联”委托前往北京考察学运情况并与北京 方面的学生组织取得联系。这段时间成立了“湖南高校自治联合行动筹委会”。据 称，范中与卢四清先后担任过负责人。5月22日，“湖南高自联筹委会”决定改组， 并正式改名“湖南高校自治联合委员会”，简称“高自联”。首先，各校整顿了自 己院校的学生自治会，然后再由每个学校派代表参加“高自联”代表大会，从代表 中选举产生常委。先后担任过常委的有：刘卫(长沙铁道学院)、范中(中南工大)、 夏四清(师大)、郝铭钊(中南工大)、卢四清(中南工大)、税力(湖大)、朱剑纹(师大 )、张广胜(中南工大)、岳维鹏(湖南水电师院)、李峥(湖南财院)、胡浩(湖南医大 )、沈勇(湖大)和我(师大)等人(注：排名不分先后，名单可能有遗漏，另关于常委 人数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故不详述)。大会决定由我和范中共同主持全盘工作，范 中并兼任省政府门前的静坐指挥部总指挥。以后高自联架构基本没有上没有再变。 期间最大的变动是更换常委。高自联正式确立后，五月二十四日，“高自联”和“ 长沙工自联”组织了一次全市大游行，秩序之良好，参加单位之多(队伍长达五公里 )，影响之大，都是仅有的。长沙市个体出租汽车公司司机也多数参与了游行。他们 共出动了四十余辆小轿车为游行开道(详见《真相》678页描述)。此外，“高自联” 还曾聘请湖南大学教师彭玉彰及湖南师大教师兼博士生郑焱等先后担任顾问，而现 在流亡海外的李少军、汤一心、李威等也曾在高自联或其所在学校担任重要职务。 六四镇压后，范中、岳维鹏、李少军、龙建华、刘中涛、虞朝晖、何博伟、胡浩、 魏楠、钟华以及本人等先后遭到拒捕关押，其中我和钟华、何博伟等人被判刑，其 他人关押一个月至一年半不等。 其次，长沙工自联也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八九民运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5月20日，为了表示对“戒严”的反对，一些工人活跃分子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长沙工人自治联合会。主要常委有：李枧、张旭东、周勇、何朝辉、周敏、潘 明栋，王长怀、张京生和柳毅等。“工自联”成员在帮助学生跟民众建立联系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懈地组织工人支持声援学生，协助学生的后勤工作。湖 南“工自联”和其他工人组织从来没有在组织上发展到像学生组织那样大的规模， 但“工自联”领导人大多是相当坚定的民运分子。“六.四”以后，他们遭到了残酷 迫害(详情见后面的介绍)，有的人出狱后因继续从事工运活动而再度被判刑，如何 朝晖、张善光(原娄底市工自联负责人)等。由于没有任何“工自联”人员逃离中国 ，外界对他们的情况了解甚少。过去长期来仅限制于我在亚洲观察出版的《失败之 歌》里所做的介绍。 还有一点在这里值得一提。湖南省除了省会长沙以外，其他城市几乎都先后 成立了高自联与工自联，有的城市如湘潭、岳阳、邵阳、衡阳、株州、娄底、郴州 等市虽然高等院校不多，但运动开展得也很有声势。在运动中形成了一批骨干民运 分子，如邵阳工自联会长李旺阳，娄底工自联负责人张善光等。这一特色也是全国 所仅见的。 七，殷正高事件与杨汇泉事件。 要解释湖南八九民运为什么如此轰轰烈烈，深入各地，当从运动本身不可能 找到答案。同时，仅仅从区域文化及民族性格来推断也显得过于简单而牵强。因此 我认为，要了解湖南八九民运，发生在这此前的两个事件是不可以不加以不考虑的 ：一个是殷正高事件，另一个杨汇泉事件。这两个事件都是当事人的职务遭到罢免 。不同的是殷正高是因举报他人腐败而遭省纪委停职，而杨汇泉则是因遭他人举报 腐败而被省人大代表会议罢免。 殷正高原是湖南省岳阳市常委副市长。从上任以来，做了一系列深得人心的 好事。其中硬体方面有岳阳“三大工程”，彻底改变了古城岳阳的风貌。软体方面 则有每星期在剧院举办一次民主讲习会。每次会议由分管不同部门的市政府领导直 接回答下面民众的提问，并现场实况转播。这一尝试得到了全国各地好评如潮。上 海等地曾专门派人前来考察学习这种活动。此外，他亲自拍板决定“岳阳日报总编 从民间聘请，成为全国首家党报由民间聘请的人士管理”。但是，由于一次讲习会 上有民众向他递条，质问他为什么不理会他的上司岳阳市长谭照华的腐败行为。于 是，他将谭的问题向上级纪委作了举报。结果担任省纪委主任的谭的老上司杨XX与 谭联手，对他反打一把，于88年底勒定他停职接受审查，罪名是“破坏党的团结” 。当岳阳市市民知道殷正高遭到打击报复后，包括岳阳大学在内的数万学生市民走 上街头，呼喊“还我殷清天”的口号。89年5月上旬，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在重重压 力下发表著名报告文学家麦天枢撰写的关于殷正高事件的长篇纪实报导：活祭。这 期报告文学虽旋即遭到中央查禁，但在全部杂志被销毁前，约六万本已被用汽车运 回湖南广为散发。期间，部份湖南省“高自联”的重要成员，如李少军、李文君和 我本人等曾参与为殷正高讨还公道的活动。“六四”镇压后，中央才新帐老帐一起 算，对他实行“三开”。著名作家刘宾雁曾在第一次见到我时说，殷正高事件实际 上是八九民运的预演。的确，对于湖南人来说，88年底要求还我“殷青天”，89年 春天要求还我“胡青天”，两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八九民运时人们的诉求 有所提高，那也是形势使然。不过，严格来说，八九民运仍然是以反腐倡廉，要求 公道为主轴的运动。 杨汇泉原为湖南省主管财经的副省长，据说业务能力并不差。但是，由于他 的女婿被人检举在广州一顿就花掉4500元。于是在湖南省89年人大代表会议期间， 部份代表提议大会罢免他的副省长职务。省人大主任刘正当场同意就此提议进行表 决。结果以多数票通过罢免这位付省长。人大主任刘正宣布坐在台上的杨副省长被 正式罢免。据称，这是中共建国以来首宗副省级干部遭人大表决罢免案。这一大快 人心的消息传出，大大地鼓舞了湖南人民对民主的期待与要求。我们当时受这一行 动的启发，曾经连夜赶往与会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游说人大代表联名为殷正高事 件讨还公道，并得到了部份人大代表的响应联名。 八，“六四”后的迫害。 湖南省跟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等省市一起始终站在八九民运的最前列， “六.四”以后，该省遭到的政治镇压和司法报复也最严重(几乎与北京接近！)。《 真相》里关于各省被捕人数统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九二年出版的《失败之歌》 里就收录有两百余名所谓的“八九动乱分子”的名单。从七月初起，湖南各地展开 了大规模审判民运人士的行动。不过，这段时间被审判的都是工人或普通市民。很 显然，他们再次拿社会地位最低的工人与市民开刀。《失败之歌》中有一个统计， 书中提及的213名被关押的“动乱分子”中，其中工人79名，平均刑期6年(不包括被 判无期及死缓的11人和未判的7人)。而19名被判刑的学生平均刑期是2.2年(不包括 16位未判的学生)。更加能反映出这种区别对待政策的是：湖南“高自联”鲜少有人 遭到判刑，而长沙“工自联”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判刑而且多数为重刑(如李旺阳、张 京生等均是十三年)。另外，据官方1990年《长沙年鉴》记述：“8月中旬，按照中 共中央三号文件、湖南省委十号文件和长沙市委二十七号文件精神，长沙市委成立 了调查清洗领导小组。市政法委员会带头成立了调查清洗办公室，配备六十八名干 部，成立专门全职小组，进行这项工作”。全省其它城市也都成立了类似的专案组 ，花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秋后算帐”。而且，“六四”以后的审判，无论 是证据方面或是司法程序方面，都没有严格依法办事。当局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司 法政策就是“报捕快，批捕快，判决快”(注：见1990年《长沙年鉴》第24页)。《 失败之歌》里有一份湖南司法局关于全省关押“动乱分子”的情况统计(报告发出时 间不详，应是89年底)，其中提到当时尚在关押之中的动乱分子共593名。而真相里 引述7月3日湖南打给中央的报告：“(截止6月30日)拘捕506人”。这两个报告反映 的情况应该都是基本属实的。因为大约100名左右的“动乱分子”于6月30日后被捕 是合乎情理的(我本人就是7月13日在广东被捕的)。这一被捕关押人数几乎接近八九 民运的中心北京市遭逮捕关押的人数！由此可见，湖南人民为八九民运付出了多么 巨大的代价！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还有大量因八九民运而遭 到逮捕关押的人士至今仍在狱中，而我们早已获得自由！因此，我们这些已经获得 自由的朋友没有理由不为他们的不幸而深感悲伤，不为他们的早日重获自由而奔走 呐喊！愿我们不忘“六四”，愿他们早日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