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为榜样，兼论中国民运的转型 ──台湾民主化启示录之二 王 丹 为什么现在提出转型的问题？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发展面临新的转折，中 国反对运动有了新的机遇。在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的几年间，中共领导层 会出现代际交替，内部动荡在所难免。在社会环境上、经济改革的空间日益缩小， 使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现，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积聚更增添了促变因素。从外 部环境上看，ＷＴＯ的加入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其波及的范围与力度不可低估 。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未来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着变局的可能。中国的反对力量 、中国的民主运动有必要抓紧时间为因应可能出现的变局作准备。这样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求中国民运进行自我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转型。 这样的转型应当至少从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中国民运应当从小圈子走出 来，与各阶层力量进行广泛接触，尤其是要与社会主流群体，如工人、农民的利益 密切结合；第二，中国民运的政治诉求应当从人道、人权的内容，深入到更具建设 性、可行性的议案上，使政治诉求明确化、具体化。中国民运的转型需要自我反省 ，也需要借助各种经验，尤其是台湾民主运动的经验。关于第一个转型可资借鉴的 经验，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将集中在第二个转型问题上，在这方面，台湾党 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大学》杂志的历史很值得回顾。 《大学》杂志正式创刊，是在一九六八年元月。早期的《大学》，定位在文 化启蒙的角度，稿件内容主要是一些思想、艺术类主张的介绍与评论，并未触及到 时政。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席位，在全岛引发政治热情，政治革 新的呼声日趋高涨，此时，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学者，如丘宏达、杨国枢、陈鼓应 、罗传地、张绍文、陈少廷等觉得“应该出来关心国事发表意见”，于是集体加入 《大学》杂志。一九七一年元月，《大学》改组，丘宏达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 长，编委有九人，由杨国枢任召集人，而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几乎囊括了当 时社会上较为活跃的知识精英。 改组成功后的第一期《大学》杂志（总卅七期，一九七一年元月号）上，言 论开始大幅度地转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这一期上，刘福增、陈鼓应、张绍文联 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提出三点建议：一，多接触想讲真心话的人；二， 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三，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红录”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出 国时，请给予申辩解释的机会。同期杂志上，还有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 碍》，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等。一九七一年四月号的《大学》杂志， 为呼应一九七零年底的“保钓运动”，发表有九十三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 名的《我们对保钓鱼台问题的看法》，五月号的杂志更发行“保钓专号”。 改组后的《大学》，一上来就确立了杂志的风格、取向和立场，即，第一， 直接面对现实政治，发挥知识分子议政功能；第二，重视杂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 合功能，通过发表联名信集结力量，并以群体形像发言；第三，将政治理念明确化 ，具体化，使之上升为政治诉求；第四，积极与其他社会力量寻求结盟，比如联合 关心国事的中小企业家等，这样的定位，使《大学》杂志逐渐成为知识分子介入政 治的言论渠道和聚合中心，也使《大学》开始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 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大学》杂志发表张俊宏、张绍文、许信良、包奕洪联名 执笔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就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劳 工、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分析，引起朝野 关注，一个月后，《大学》杂志举办“台湾社会力分析座谈会”，邀请杨懋春、李 登辉、吴聪贤、王作荣等学术界与财经界政府官员参加，试图在朝野双方之间架起 沟通的桥梁。 一九七一年十月号《大学》杂志推出《国是诤言》，由杨国枢、张俊宏、高 准、陈鼓应、许信良、包奕洪、丘宏达、吕俊甫、吴大中、金神保、孙震、陈少廷 、张尚德、张绍文、苏俊雄等十五人联名署名发表，分别以人权、经济、司法、立 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深入探讨。紧接着，在一九七二年元 月号《大学》杂志上，由王文兴、吕俊甫、吴大中、林抱石、许信良、杨国枢、詹 长青、张俊宏等人联名发表《国是九论》，提出基本人权保障、人事制度改革、生 存外交、经济发展、农业与农民、社会福利、教育革新、地方自治、青年问题等九 个领域的几十条具体政策主张，如案件侦查中得选用辩护人，由律师公会组织人权 小组，由企业家出任外交官，强化农会之间的合作运销、提供适于农民就医的场所 ，社会福利基金须专款专用，给予地方县市议会财政自主权等等，这篇国是建言是 台湾知识分子反对派的一大手笔，已经具有政治纲领的性质，其内容极具可行性与 可操作性，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系列的国是建言推动下，五月二十九日，蒋 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随即提出十项政治革新，这不能不被看作是对在野的民间力量 的呼应。 《大学》杂志的言论不仅对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也推动了民间，尤其是大 学校园中民主改革讨论的开展，台大的《大学新闻》及《法言》，都曾发表文章呼 应《大学》杂志有关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主张。一九七二年间，从台大到其它 大学，都出现“向学校开刀、向社会进军”的呼声，并导致了一九七二年底台大哲 学系事件的发生。 一九七三年后，由于政治情势的逆转和知识分子集团的内部份歧，《大学》 杂志逐渐走了下坡路，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停刊。虽然《大学》杂志没有长时期地辉 煌，但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集结与整合了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力量，推动了社 会民主改革的风气，展现了建设性的反对派立场。当年参与《大学》杂志的知识分 子，在其后三十年的台湾政治转型中，都扮演了积极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也 与这段《大学》杂志时期的历史有关。 今天我们回顾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史上《大学》杂志的经验，是希望中国大陆 的民主运动能以从中有所启发与收获，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必须对中国的未 来发展做全面的分析与思考，提出面向公众的正面的建设性的主张或替代方案。只 有经过这样的转型，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算是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