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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泼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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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在四川某所学院的院墙外，我碰上了老伙计万夏。两人碰头，欢天喜地，笑嘻 嘻地进了一家酒馆。 实际上，半年前我已从这所学院毕业，此次从社会上倒流回学校，不只因为一个藕断丝连的 医专女生，更主要的是到了工作单位仅半年，和干部同志们喝酒时，老是产生怀旧情绪。这 说明了大学低年级女同学们的魅力和集体生活的魔力仍然存在，并且已经成了一个刚20岁的 人的诗歌源泉。我深信这两股源泉在我们这代诗人心中潜流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流到社会里 以及大地上，泛滥成了各种社团和流派。 大学期间，万夏与李雪明、朱智勇等人办《彩虹》，我和胡玉等人办《刹那》，这两伙诗歌 墙报作者又因都用金盾牌硬面记录本写作而合并成《金盾》。胡冬则是四川大学《百色花》 诗社社长。这些活动和“写作班子”可以说是莽汉流派的前奏曲。它们从一开始就似乎暗示 了这一代诗人害怕孤独、需要集体、离不开组织之类的事实，后来——不管其名实是否相符 ——中国大地上一下子出现的成百上千的诗社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如下几点： 一、这种情形是对《诗经》以来中国诗人们喜欢结伴喝酒吟赋的优良传统的直接、认真的承 认和继承。二、这也是对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 走集体化道路等新社会文学艺术的又一步延续。三、从历史上看，头脑灵活的人在一起适合 组成党派，手脚灵活的人在一起可以组成军队，情感活跃的人在一起则可能产生艺术社团或 流派，这些团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8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 不清的诗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 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决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 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 还在去酒馆的路上，万夏就已经给我背诵了不下于5首他和胡冬写出来的诸如《我想乘一艘 慢船到巴黎去》、《红瓦》等诗，并回忆了一年来我们所写的一些“混蛋”诗歌，由此推断 出一种“新东西”已然发生——那是一种形式上几乎全用口语，内容大都带有故事性，色彩 上极富挑衅、反讽的全新的作品。 进入酒馆后，先是一阵久别之后要找回几月前热乎劲的频繁碰杯，接着就是万夏的娓娓相劝 ——近乎居委会的说服诱导，总之，就是如同现在流行的办公司、“挑摊”、“搞承包”之 类 。创立一个诗歌流派也要几个人“一起上”、“共同搞”。大家都是爽快人，当下就拍了板 。 可以说，“莽汉诗歌”是汉语诗歌发展在80年代既特殊又必然的产物。二三年前报刊上出现 的“朦胧诗”的不被承认和受到抨击，无处不在的依然只有假诗——假得成癖、假得成了习 惯的诗歌和文学评论盘踞了所有的发表和朗诵阵地以及文学爱好者的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刚 刚开始，在工、商行业自己撑一“摊子”或弄一“门脸”是人们愿意的并且是被认为可以的 ，中国先锋诗歌的萌发之裂缝亦是如此。“文革”刚过去几年，观念上的反叛和形式上的新 奇行为肯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在这种特殊时代孤胆英雄和个人英雄主义不足以成事，团体 或流派必须出现，哪怕这些社团甚至带有“派性”味也无伤大雅。因为这种“扎堆”或“一 哄而上”既不同于“一致通过”，又比“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单干更为时代所看中。甚至 几年后出现的“单眼皮”、“三脚猫”、“特种兵”等带有强烈“个体户”色彩的社团也都 是特定时期对人文思想发生变革时的一盘散沙然而又是一哄而上的诗歌运动的“重在参与” 的“集体意识”的表示。这是一场“反群众运动”的群众运动。然而，“莽汉诗歌”不仅仅 是瞎掺和或一群糊涂先锋的猛打猛冲。它的出现还是一次预谋，几个人商量、策划，如同现 今商议着办一个什么公司和承包什么部门。不多久，这样的谋划因为快速出现的“产品”之 极端新奇和美妙，无意识地触及了诗歌的新矿脉，发掘了汉语的矿藏，造成了一场既成事实 。 “莽汉诗歌”刚出现时，我们意识到这是对当时流行诗歌的反动，其特点是排它性十足，连 自己也反对，使人想起“文革”结束后突然又来了一群在别人被“打倒”的同时当场“打倒 ”自己的现代派性质的造反派，所以，胡冬把这种诗歌最早称为“妈妈的诗”——《阿Q正 传》谁都读过，但胡冬最先想当“阿Q诗人”，不过很快他就犹豫了——80年代的大学生在 中国农副产品逐渐丰富的情况下，获得了较多的营养，产生了一种四肢发达的景观。这些毛 头小伙个个都像当好汉的料，大吃大喝和打架斗殴起来如同是在梁山泊周围，毛手毛脚和不 通人情世故更像是春秋战国的人，使人觉得汉、唐、宋三朝以后逐渐衰败和堕落的汉人到如 今似乎大有复辟当初那种高大、勇猛的可能。所以胡冬又叫这种诗为“好汉诗”——万夏 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此定名这伙人的诗歌，有一种从外貌上自我美化的倾向，这可能导致 “诗歌革命”的传统英雄主义，其结局是“革命”不彻底，因此提出了“莽汉”这个名词。 传统的英雄难以跟自己找茬，决不会一边攻击对手一边往自己身上揍，其自杀也很悲壮， 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也许因为大伙都才20岁，年轻、体壮，也许因为80年代初的文化背景， 应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上，在跟现有文化找茬的同时，不能过分好学，不能去 找经典和大师、做出学贯中西的样子来仗势欺人，更不能“写经典”和“装大师”，要主动 说服、相信和公开认为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 这就是在1984年1月，“莽汉”一词的思想来由。如果说当初“莽汉”们对自身有一个设计 和谋划，那就是集英雄和泼皮于一体，集好汉和暴徒于一身。 到1984年1月底与万夏分别后，我着手炮制“莽汉诗歌”，同时向胡玉、马松、二毛和梁乐 等人解释“莽汉诗歌”，并把自己快速生产出来的“莽汉诗”当即油印或复写出来，不断贴 上邮票寄给这几个家伙。 一个月后，“莽汉”发生了分裂，万夏和胡冬因为生活和行为上的细节开始互相回避，很快 发展到两人对诗歌的聚会处——“莽汉”一词的回避，二人分别自得其乐地带着吹嘘的口吻 “承认”自己骨子里不是“莽汉”，一个转而苦读古汉语，一个写起了温情小诗。 1984年3月，还在读大学四年级的万夏、胡冬这两个只创作了两个月莽汉诗的伙计几乎停止 了这种新诗的创作，不知是为生活所迫还是准备毕业考试去了，二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莽 汉”的文章，只有20余首胡冬的手抄诗和内含30余首的万夏的打印集《打击乐》。此间 ，我也仅写下了《我是中国》、《毕业分配》、《老张和遮天蔽日的爱情》、《更年期》等 10余首诗，如果不是二毛的出现，我似乎开始了孤军作战。 初期的“莽汉诗歌”体现出反叛、好斗而又颓废、哀伤的情绪，这些诗让二毛不知所措，我 这个学数学的鼓眼睛小白脸酒友无耻地承认高考时报错了专业，被高等函数把思想套住了， 怀疑“莽汉诗歌”是不是诗?以致仍坚持写哥哥、姐姐们上山下乡时喜欢的那种押韵诗行， 他一时接受不了“莽汉”，直到三个月后才搬来一架油印机与我一起写作，同时向其它朋友 热炒热卖这些俏皮的悲恸欲绝的爱情诗，这是后话。我俩天天大喝特喝，那时，“莽汉诗歌 ”不能没有二毛的酒。 我这里提及二毛，是因为我想说明，“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 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万夏、胡冬从“莽汉”中失踪后，最先与我联系上的是我老早 的酒肉朋友胡玉和马松，他俩人足以让我追述出“莽汉”行为的前因后果。这两个大学的同 学兼“铁哥们”几乎很难与我在教室里碰上，因为我们是在长期逃旷课中建立友谊的。每天 上午10点左右，我和胡玉起床后开始相互串门，多数时候还有敖歌、小绵阳和80级的杨洋、 万夏等人，几个人碰齐后就去坐茶馆，在茶馆里或写诗或赌博，学校附近的“怡乐茶馆”几 乎每天有十几个人聚在那里或写诗或读书或赌钱，这伙人的4年大学的白天时光几乎都消耗 在这类地方了。晚饭后这伙人大都去立体电影院及红旗剧场门口“碰运气”、“碰”漂亮女 同学或街上的美女，这些当时被部分老师称为“害群之马”的家伙确实带坏了整个学校的风 气，后来发展到每晚均有上百的大学生站在电影院门口“凤求凰”，有人竟从无间断，一直 出“满勤”。 马松与胡玉不同，他先是我的酒友和哥们，大学二年级时，他因“精神病”休学一年，从79 级降至80级，返校后径直加入了校拳击队，当时我与胡玉也都是拳击队员。实际上我们早上 及下午去训练的时候不多，“实习”倒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繁，从不分场合地点，一个月至少 打几次群架，最后终于在我和胡玉毕业前夕，由马松挑起了一场包括三个大学在内的30多名 大学生与两个工厂及一条街道的40多名社会流氓的大型群殴。殴斗的结果是我、马松、杨帆 、“小兄弟”等7人被拘留7天，校方开除了马松、石方等肇事者，多人被降级和警告，我和 胡玉被记过处分。 现在我之所以忠实地写出一群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在做诗人的同时几乎做上了流氓，是因为我 认 为当时大学里的教育方式、教师、文学教材和文学现状怎么着也会产生这样的“初生之犊” 和“诗坛小荷”或“写作雏鹰”，文学教材的枯燥无聊和中青年教师的不学无术到了让求知 欲强的学生唯恐避之不及的程度。至今，我深信，当我老了，回顾往事，我肯定毫不动摇地 说出这句话：我终生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大学4年，我无休无止的旷课至少在3年以上。 1984年上半年，在我一边炮制“莽汉诗”一边与二毛聚众吃喝的同时，马松、梁乐、蔡利华 加入了“莽汉”的写作，胡玉也寄来了“我怀抱一家铁匠铺朝你冲来”等大叠情诗。夏天， 在我、梁乐、胡玉从不同地方巡逻到四川雅安马松处去聚众喝酒时，“莽汉诗歌”已极大地 丰富起来，形成了猛烈的创作势头，其标志是马松站在一家餐馆的酒桌上朗诵了“把路套在 脚上走成拖鞋”的《生日进行曲》。 此间，“莽汉”和各地诗人的交往趋于活跃，除梁乐在湖北与李麦、潘能军形成了一个写作 团伙、万夏毕业后留在南充的一群哥们如王建军、龚林等也在大量炮制“莽汉”风格的诗歌 外，与其它风格、团体的诗人交往也逐渐扩大。早在1983年便写出了《十二个时刻和一声轻 轻的尖叫》的杨黎此时已写出他那大名鼎鼎的长诗《怪客》。杨黎的诗风不仅和“莽汉诗歌 ”趣味相近，并且也是最早和“莽汉诗歌”一起奠定“第三代人”诗歌中口语化特征的诗人 之一。在以后的接触中，杨黎也成了和“莽汉”聚众吃喝最频繁的人物之一，甚而自称是“ 莽汉”的第一哥们。至1984年冬欧阳江河、周伦佑、石光华、万夏、杨黎等人在成都闹哄哄 筹办了由先锋诗人为主体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时，我和何小竹及评论家巴铁接触较多 ，他两人较早给“莽汉诗歌”以肯定和赞誉。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二毛出现在长江边的涪陵城，与小竹、巴铁、杨顺礼、冉冉及小说家朱 亚宁、陈乐陵等碰头。在喝酒喝茶的过程中，我向这些朋友朗读我的《中文系》、《硬汉们 》及《武松之死》等诗，这是早期“莽汉诗歌”出现在读者中的惯常方式，它们的发表方式 主要是在酒桌上朗诵，这是“莽汉诗歌”的重要特征。 在涪陵我替“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筹建分会，整个过程均是聚众狂喝、朗诵和聊天 。地点均是在劣等酒店和茶馆，荒唐了一阵后将成立分会的事不了了之。而此时成都传来的 消息更为荒唐，一会儿万夏、杨黎伙同石光华、宋渠、宋炜发动“政变”夺了协会的权，一 会儿周伦佑又开除了一大群理事会成员，似乎渴望“过集体生活”的“热爱组织”的诗人投 入组织后只可能相互摩擦进而与组织发生摩擦而成为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暗示了“流派”与 “社团”等诗人出没处亦是如此，诗歌终将归还到个人的手头和心上。 1985年1月万夏、杨黎等人编印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是中国第一本铅印的地下诗 歌刊 物，上面除提出了“第三代人”的说法外，还介绍了“莽汉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诗歌 团体，其中选发了我和胡冬、马松、陈东等人的“莽汉诗”。在此之前，在外面流传较广的 仅有我的部分油印集子，如《飞碟进行曲》、《诗选》以及我与二毛合编的《恐龙蛋》等。 从这个刊物上我们读到了欧阳江河、张枣、柏桦、周伦佑等人的优秀诗歌。与此同时，与上 海的孟浪，郁郁及东北的郭力家、邵春光发生了联系，尤其是后两人诗风与“莽汉诗歌”越 走越近，以致于在频繁的接触中早被“莽汉”视为“一拨人”。“莽汉”一词在实际生活中 常被“莽汉”诗人及另外的朋友们放之四海，如敢大喝特喝的李白等古代诗人常被称为“老 莽汉”，现实生活中不写诗但胆大包天、作风幽默的朋友则有“张莽汉、王莽汉”的称谓， 虎头虎脑的儿童小调皮一律是“小莽汉”，敢胡说八道的美女均是“女莽汉”。后来我们读 到美国的“垮掉一代”诗歌很是高兴，发现了外国也有一大群非常厉害的“洋莽汉”，而且 这伙人在西半球比我们早干了20多年，不过“莽汉”均认为这是正常的，古代的“莽汉”更 多，“莽汉主义”绝非新的创造，它要的就是古人那种无法无天、好酒好色的刺鼻味儿和骨 子里的幽默态度。“莽汉主义”可以来自于任何时代和任何人类生存的地域，因而它可以走 到任何时代和地方。 我第一次读到“垮掉一代”作品是在1985年夏天，当时我和万夏、杨顺礼、雷鸣雏、何小竹 等人正在编辑《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岛子从西安寄来了他和赵琼合译的金斯伯格的《嚎叫 》全文，读完后我拍案叫绝，为“洋莽汉”的绝作感慨不已，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两个东西方 的流派风格太相近了，不过它使人蓦然想起西方六七十年代穿黑夹克的嬉皮士和诗人在黑色 浪潮中以及中国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和诗人在红色光芒之外等景象。我看出了两个流派在反叛 、破坏和奇思异想等方面的一致性和人生态度、文化背景及遗传上的不同处。“莽汉主义”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精彩的封建主义糟粕、文盲的豪气和无产阶级不问青红皂白的热情以及中 国百姓人情味十足的幽默和亲热。 1985年到1986年是“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的高峰期，诗人们常常乘车赶船、长途跋涉互相 串门，如同赶集或走亲戚一般，走遍了大江南北，结识了无数朋友，在朗诵和吃喝中，“莽 汉诗歌”得到了大肆的传播和普遍的赞扬，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这种风格。“莽汉主义”诗 歌是在其创作成员几乎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任何诗歌的情况下出现、发展并且成熟的，它们 几乎全是通过朗诵、复写、油印到达诗歌爱好者中间的，它是80年代中期民间流传最广的诗 歌之一，所以，它也是那个时期最典型的“地下诗”之一。 这时期，“莽汉”诗人们普遍炮制出一种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诗歌，如我的《闯荡 江湖》、梁乐的《祖父》、《中医》等，再次形成了模式。“莽汉”作者几乎都是一些追逐 新奇和惯于奇思异想的人。这种禀性这种情况下很快导致了各自风格的急骤变化，纷纷抛弃 了过去的表现方式，到1986年夏天到来前，“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 一种自称的流派已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 从“莽汉诗歌”的出现，到今天已有11个年头，当初的“莽汉诗人”们几乎是清一色的20岁 毛头小伙，他们年轻、粗糙，身体好、胃口棒，同时读书少、思考少，在生活和文化面前好 奇而又鲁莽，没有教条和规章，无视方法和观点，凭着“莽劲儿”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和厚脸 皮对诗歌创作大倾了热血和青春!如今，这些诗人均已年过30，分居各地，娶妻养家，偶尔 见面，颇有些“生活中的过来人”和修身、立家的衣冠味儿，一边感叹虎气和青春的渐逝， 一面翘首思考着成熟和原则，神态犹豫而又狡黠。当大家回顾“莽汉”时，胸怀暖玉般皆有 心得，并大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喟叹。 (载《诗探索》199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