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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我不得不提起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几个月以来，在网上看到的诗，多数似是而非。它们混迹于诗歌与伪诗之间，或虚假繁荣，或不知所措。那么，究竟什么是诗？
1.诗歌是文化外的。
首先，文化的范畴到底有多广？文化，产生于社会的形成，人们的衣、食、住、行都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文化。人们的交流越密切，文化的覆盖面以及影响力也就越大。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对于事物的认识乃至人生观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是文化告诉我们怎么吃东西、怎么穿衣服、怎么走路、怎么搭火车。也许在生存上，一个社会中的人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但是艺术--
艺术永远与文化无关。诗歌乃至一切艺术形态，在诞生的最初就已经在文化的远处了。而我所说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观念上的意念符号，比如桌子这个东西，文化给它定义为“桌子”。那么“桌子”这个词就是文化概念上的。诗歌要离开的，正是这样一种“定义”。抒情肯定是文化的，因为人们觉得心有所感就要抒情，伤心了要哭高兴了要笑，哭和笑是文化符号，是被“定义”了的，人们用这个来交流（而文化正是产生于交流中的）。所以诗歌不抒情。
而大众观念中的诗歌都是抒情诗--这点正好可以证明了它是一种文化的诗，是“非诗”的。不是那个抒情诗的年代特别繁荣，诗歌是与时间无关的，即使抒情诗出现在现在，也会很快被大众所接受，因为它抒情、它在表达、它在交流。不管什么时候，抒情，就是文化，就会被大众接受。所以诗歌绝对没有“派别更替”一说，只有诗与非诗。
诗歌就存在于文化外的某处，独立、绝对和永恒。
2.诗歌离开语言。
诗歌在语言的世界呆得太久了。甚至，中国整个的诗歌史，一直浸淫在语言的世界里不可自拔。即使是现在的“民间写作”。而实质上，语言是什么呢？
我这里说的“语言”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符号。就是说人们为了相互交流创造出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语境。比如，凳子这个事物的本身，人们惯于用“凳子”这个词来表示，那么，“凳子”这个事物的符号--它就构成语言。语言具体起来又分成了口语、书面语、意象等等，说白了就是表达。你想表达，你有表达的对象的时候，你说的，你做的，就是语言。所以说--
语言就是文化。语言比文化更广（比如两个人不构成文化，但是他们交流，他们就构成了语言）。
而诗歌要做到的就是消除语言语境，它把种种符号拿过来变成诗歌的语言，它脱离了大众意义上的语感，而直接进入诗歌本身。在诗歌里，我说“凳子”，它也许不是凳子，但它也可能就是凳子--诗歌没有表达的对象，它表达的就是诗歌本身。所以，诗歌不构成对人的交流，不构成对社会的交流，不构成对文化的交流。它孤独，它在另一个世界。它不需要人的理解。能被你理解的诗，都是臭诗。好的诗，就只能让你感到：这是诗歌。
这种不能被解读，不能与你构成交流的诗，也就是“没有”--因为它确实什么也没有。而近期我突然看到很多看似“没有”的诗，它从外表上看，通常是讲述了一件什么事，然后以一个与这件事无关的一些句子结束--很多人说，这诗多好啊，可我却觉得这是一种很拙劣的模仿。这些诗，它们确实在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相对于朦胧诗要轻很多，但是不论轻或者重，只要是表达，它就构成了语言。这些诗，我认为是“伪”的，它们更让我看到了人们对于“语言”的误读，以及对“口语诗”的误读。正是这种误读造成了诗歌与非诗之间，伪诗歌摇摆其中，形似而意非。
真正的诗歌只有一种，它远离文化，远离语言。它对于我们，就是“废话”。
而语言于诗歌，只是在我们看到的时候，点到为止。
3.诗歌没有派别，只有真伪。
进入诗歌史与进入诗歌完全不同。
而诗歌史是什么？诗歌史记录的就是派别，就是风格。风格是什么？风格是语言的风格，是文化的，所以争论的本质也是文化的，是两种文化的矛盾，它们相悖的同时又在文化中本质相符。真正的诗歌只有一个，它不可辩。
派别造成争论，造成诗歌史。同时也造成功利。但是诗歌的功利在多数时候被标榜为对诗歌的热爱--为什么热爱？就是为了在诗歌史上留下一个或长或短的名字而已。我相信一个功利的人，是永远不会写出好诗的，因为他内心的痕迹太重，他在强调派别，强调语言，强调自己运用的语言的重要性，强调诗歌应该在语言中，在语境中。这样的诗，必然是在诗歌外的。他怎么用力也永远无法进入诗歌。
佛经故事《五灯会元·七佛·释迦摩尼佛》里记载，一日，释迦摩尼在灵山会上给众人讲经时，不发一言，手拿一朵莲花微笑示众。弟子们都不知道佛祖是什么意思，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摩尼说，只有迦叶明白我的意思啊。--这就是“捻花微笑”的典故。因此，佛曰，不可说。而诗歌与佛一样是不可说的，佛能说出来就不是佛了，诗歌能说出来也就不是诗歌了。
所以真正的诗歌是不能争辩的，也用不着争辩，如果真有争辩的话也是诗歌与非诗之间的。所以那种中庸的态度与行为于诗歌是一种糊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冠冕堂皇。比如诗歌与非诗被收录进同一本诗歌年鉴，或者有人说“我什么都喜欢啊，诗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嘛”，还有在“韩沈之争”中说“你们争什么呢，都是写诗的”--这些人不仅不负责任，而且实在让人深恶痛绝。真伪之间的争论绝对是必要的，如果不上升（或者我称其为下降）到功利的目的。所以诗歌要做到纯粹就要彻底消除中庸。除了好的就是坏的。而且就算是一个你不能肯定是好是坏的诗，也肯定是坏的。因为好诗不容质疑。两首表面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诗，但是只要它们都进入了诗歌，它们就是一种。
如果真要有什么派别的话（如果你认为这样便于表达），那么诗就只有“诗歌派”与“伪诗派”了。
4.诗歌的先锋不是姿态。
先锋大概是最近我听到的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先锋有两种：一是形式的先锋。它多以口号或者纲领形式出现。以招揽众人或表达态度。二是本质的文本的先锋。它超越原有文本，破坏和试图建立。--这又要谈到一个“伪”的问题了，究竟先锋是什么呢？我想举这样两个例子：
《甜头》
沈浩波
我的奶奶
是普天下
最聪明的奶奶
在她生命的
最后几年
她毫不犹豫
摔了一生中
最漂亮的一跤
并且成功地
摔断了自己
屁股上的
一根骨头
从此我的奶奶
幸福地躺在床上
让我的爸爸
每天送饭送水
还要端屎把尿
我的奶奶
在93岁那年
终于证明了
生儿育女的甜头
2000/8/5
这是“下半身”团体的中心人物之一沈浩波在其网站“诗江湖”上自选的一首诗，既然是自选，看来本人对其还是满意的（满意的诗能看出其人的诗歌观念以及文本方向）。整首诗看上去是很口语的，而这句“我的奶奶/是普天下/最聪明的奶奶”却大煞了风景，但也是这句的警醒，带出了口语中的抒情本质。他在表达，就是语言的。而沈的诗多数如此。而沈在诗坛上的操作又如何呢？2000年某日沈浩波与李红旗朵渔等人成立诗歌团体“下半身”，追求诗歌写作的“肉体的在场感”，并称其诗歌是先锋的纯粹的。其“先锋”的旗号为“下半身”聚集了不少拥护者。而我在诗江湖看到的诗，几乎都在表达，他们表达性，表达肉体，表达愤怒，表达等等。但是它是否真正的先锋呢？这其实正是一个典型的我所说的“伪”的东西。它的功利之处在于，用了最能招揽大众的“先锋”字眼以及形式，却在其中添入了并不先锋的文字。因为它明白，不“先锋”就不能得到。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首诗：
《他不在家》
乌青
那天傍晚
我从我家出发
去找周勇玩
我走出胡同
沿着环河路
走到他家
他不在家
我就从他家出发
经过南兴街、南大街
和北大街
拐进胡同
回到我家
在我想在这首诗的下面给这位叫“乌青”的人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因为乌的“活动”实在太少了。但是其人是我所了解到的近年新出现的诗人里在文本上最为先锋的--文学网站“清韵”在“网络新文学”里对乌有着如下评价：
“。。。一方面极强的形式思维能力使乌青在文本形态上投注了过多的创造力，作品里那种近于纯客观的智性因素在非非主义的方向上愈显精粹。。。另一方面，乌青又是一个异常敏感、触觉丰富的人，不夸张地说，在精神气质上，乌青是一个神经质型的梦游者。。。在乌青那里，生冷的形式主义者与烈性的梦游者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共存状态，前者的乌青是蹊跷的板儿，后者的乌青是梦游的兽儿，而乌青的好诗大多产生在二者交合的地方。。。说到底，虽然艺术只与形式有关，但艺术却不仅因形式而存在。。。最后对于一些读者，无论我怎样废话，依然会有人觉得乌青的东东是胡闹的产物--这是我无能为力的事情，对于在传统审美模式之外斜刺过来的一种“美”，我们的态度总是谨慎得偏执。。。"
而我知道的乌青的另一首诗是这样的：
《1996年9月20日的抒情》
啊--
我真想一口咬死十个人
这首诗的表面是很抒情的，而且用了抒情最普遍的标志（现在这个标志普遍的都让人好笑了）：“啊”以及后面长长的破折号。甚至名字也取为《1996年9月20日的抒情》。但是它的本质却是绝对先锋的--你能说出它表达了什么吗？它什么也没表达，是非语言的，是好诗。它正好与沈浩波的诗形成一种反差。
因此诗歌的先锋，绝不是姿态能说明的。姿态只会用于功利，它也许能招揽众人，可于诗歌，姿态是瘫痪的，是虚假和居心叵测的，它不能帮助任何人进入诗歌，反而会拉得更远。
究竟什么对你才是重要的？是为诗歌而写诗呢，还是为了大家都喜欢？--真正的好诗是不会所有人都喜欢的，因为毕竟不文化、不语言的人还是少数，对大众，我们都应该悲观。那么，反过来我也可以说，最“热闹”的诗，肯定不是好诗（或者根本就不是诗），因为它被文化接受了。如果你是为了后者，那么你就不要来谈诗了，去考虑一下如何做一个大众的明星要实际得多。
5.最后。
见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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