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一） 葛红兵
一、记忆中的浪漫爱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基于三从四德、男婚女嫁的中国传统男女情爱是以实用主义考虑为基础的，与其说它注重男女感情的相契相合，不如说它更注重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义务、生活责任。而现代浪漫爱则不是如此，它以男女感情的无限契合为目标，追求爱与欲的双重高峰体验，生活责任和道德义务反在其次，有的时候这种爱甚至不以结婚为目标。
传统中国不讲浪漫爱。《诗经》时代基于人类早期质朴情欲而产生的美妙诗歌，渗透着自然主义情欲内容，但这不是浪漫爱，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了南太平洋中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之后所说的：“原始社会，巫术是无数信仰和活动的基础……在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事物中，它是至关重要的。” 那些如今看起来非常美妙的诗歌在当时可能是部落民为加强自己的性征服力而创作的巫术咒语，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 中从“美巫术比喻”、“采摘性巫术”等角度分析，认为《诗经》中爱情诗发源于“情咒”，并非全无道理。封建时代，中国社会更是不存在浪漫爱的土壤，“游园惊春”、”花园相会”不过是文人“金镑提名时、洞房花烛夜”式世俗幻想的序幕，《金萍梅》写的是男人的性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情，《水浒传》中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男人之间的“义”，而没有男女之间的“爱”。当然，中国古代社会文人们也不吝啬于一个“情”字，但是，这情到底是何物呢？晚清作家吴趼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恨海》第一回中，他对“情”字有一个议论：
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小说不是在那里写作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在写情，真是笔端罪过。
由此可见，传统文人的心中，“情”不过是忠孝大节而已，真正的男女情爱常常是被看成“魔”的。但是五四以后这种情况彻底不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浪漫爱的时代。郁达夫在《沉沦》中直接喊出了一代五四作家的心声：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五四”作家特别钟爱爱情题材。《小说月报》１８卷８号登载署名郎损的文章《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该文统计当年四五六月小说计１２０余篇，在题材分野上，“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得７０余篇，”一般社会生活（小市民）生活共约２０篇（但是写到一般社会生活的２０篇，实际上依然是将恋爱当做中心），描写家庭生活的９篇（实际也是在描写男女关系），这样恋爱小说占了小说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作家）最感兴趣的还是恋爱”。“五四”文学中爱情题材之风靡很好理解。苏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脱离了旧的轨道，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路径入口处竖立着路标──浪漫爱”，“新文学的前面２０年堪称是中国的浪漫爱主题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有如此多的作者涉足这个领域，使这个主题文学成为新文学最有影响也最有生命力的几大主题之一。”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天荒的，其中的浪漫爱意味不言而谕。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的痴》均以调侃的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迷之中“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对此冯沅君的《旅行》中的一段话很能够说明：
“可是我们又觉得很骄傲，我们不客气地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他们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
在这里男女主人公是靠了爱的神圣感和使命感而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爱使人高贵，使人骄傲，拥有爱情就拥有人的一切尊严，它是使人之为人的东西。这种对于爱情的宣告是冯沅君笔下的两个因爱而“旅行”的主人公的，它又是冯沅君本人的，进一步而言，它也是整个“五四”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共同的精神质素。值得一提的是《旅行》中的爱是超越“性爱”的，男女主人公在旅馆中共居一室，但是却没有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并且男女双方都为此感到自豪，为了爱的纯洁和热度，他们常常愿意牺牲“性”。这正是浪漫爱的特征之一。这种爱类似于柴可夫斯基斯基和梅克夫人的浪漫爱，双方为了防止因见面、因性爱而可能产生的厌倦、失望，极力避免接触。“五四”作家不仅用他们的文学来讴歌浪漫爱，也用生命来谱写浪漫爱的乐章，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殉尸”之恋就是如此，高君宇在世的时候，石评梅只是答应他做永远的“同志”，但是高君宇去世以后，这种“同志”之请却燃成了漫天的浪漫爱之火，铸就了石评梅终身不嫁，以身“殉尸”的浪漫爱悲剧。这是一个浪漫爱的时代，离家出走、追求自由恋爱、反抗包办婚姻成了风尚，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等等女作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更无谈当时的男性作家在追求浪漫爱方面的极
“五四”作家强调情感至上。徐志摩的一句诗最有代表性：感情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可以说强烈的情感性是“五四”新文学审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有力地将“五四”文学和中国古典的“载道”的文学、伦理理念中心的文学在美学上区分了开来，徐志摩甚至说：“我一生的周折都寻得出感情线索，这不论在求学或其他方面都是一样。” 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对徐志摩的浪漫爱“主义”有着非常精到的议论，他是将徐志摩的感情主义放在“对传统中国儒家爱欲观念的”反拨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的。
二、爱的溃败
“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浪漫爱的高峰，此后因为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爆发，“男女爱”的主题让位给了阶级、民族“恨”，特别是49年以后，浪漫爱在斗争思想主导的社会更是“合理地消隐”了。文革之后，随着《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系列作品的诞生，浪漫爱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但是此时作家们已经没有了“五四”作家那种单纯的对于爱的信念，同样是张洁，一方面她在写《爱，是不能忘记的》，另一方面她又在写《方舟》，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了某种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的对于爱的理解和歌咏，让理想主义的浪漫光芒照进了爱的领域，那么很明显《方舟》则是一曲现实主义的爱的悲歌，小说中三个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女性，在他们各自走过了坎坷的离婚分居之路后，住到了同一间公寓里，于是这里成了她们摆脱苦痛和不幸的“方舟”，但，这是没有爱的方舟，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方舟，小说中弥漫着孤立无援、绝望愤懑的气息。
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中国为主情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所笼罩，浪漫爱的力量重新得到了肯定。80年代广为流传的《致橡树》（舒婷）就是一个表征，诗中写道：“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颐堑难杂铩?你有你的铜枝铁叶/像刀、像剑，/也像戟；/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共享雾霭、流岚、霓虹。/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经历了文革对于人类正常情感的无情摧毁，人们并没有失去对浪漫爱的歌咏能力，相反，爱依然在人们的心中燃烧，这首诗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之广、之热绝不亚于今天最出色的流行歌曲，能如此流传，没有当时整体社会风尚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后浪漫爱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社会生活的逐步丰裕，因为社会思想的逐步开放而在文学上站住脚跟，相反浪漫爱犹如昙花一现。
浪漫爱常常要求感情的浓度和强度，要求爱者将爱看得高于一切，把爱看得高于事业、高于金钱、高于地位、高于学识，尤其是高于自我，而极致则是高于生命。 为了爱而献出生命、放弃自我是浪漫爱的基本规约。但是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这种以迷失自我为特征的浪漫爱首先受到了女性的质疑。80年代中期引起广泛争议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一系列小说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代表，女性主人公感到自己应当和男性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而不应当是爱的牺牲品，是以她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浪漫爱上，而更愿意在世俗的生活中谋求和男性的平等，如果没有这种平等，她们甚至可以牺牲爱，而不是相反，为了爱而牺牲自己。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在深深的生活旋涡中承担了太多的生活压力，她们对浪漫爱感到幻灭，她们疲倦致极，虽然她们主观上愿意但是客观上却无力承担浪漫爱。在谌容的《人到中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小说没有正面触及浪漫爱的主题，但是小说中弥漫着强烈的被琐碎生活压倒的悲观气息，浪漫爱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承担什么角色呢？什么也不能。这是作者给我们的明确暗示。此后，池丽的一系列小说问世（《不谈爱情》等），更是将对浪漫爱的质疑推到了极限。继池丽写了女人合伙惩罚男人的故事之后，新生代作家赵马枋再次写了一个女人报复男人的故事，马枋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生为女人》中塑造了报社记者、农村打工妹、画廊女老板三位女性形象，三个女人因为受过男人的种种上海而彼此惺惺相惜，于是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家庭，并对男人进行报复，她们采取了一系列聪明机智的手法，搅得电视台主任心神不宁，让贪财好色的土财主失去了一大笔钱。在这里女人的智慧已经不是用来吸引男人，用来爱男人，而是相反用来惩罚男人、教训男人。
从张洁到池丽再到马枋，女人脱离男人（离婚）、厌恶男人（女人与女人群居）、憎恨男人（报复男人）的轨迹非常明显，她们正在把男人从她们的生活中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出去。她们的力量不再是来自于对男人的浪漫爱或者男人对她们的爱，而是相反来自于对男人的恨，正是这种恨使她们获得了揭露男人，揭穿他们的冷漠、贪婪、自私、虚伪的能力。在这些女人的眼中男人已经不再是用心、用感情去爱的对象，而只是用理智去分析、去批判、去揭露、去办复、去憎恨的对象。
浪漫爱的精神性是不言而喻的。浪漫爱追求灵魂的融合，即使有性，性也一定是灵魂结合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浪漫爱重视痛苦体验，将为无望的爱、不能的爱而痛苦看成是高尚的，有的时候甚至将无性之爱，绝望的永不可得的爱看成爱的极致。因此，有的时候，浪漫爱并不要求于性，至少在性和爱的天平中，浪漫爱是倾向于爱而疏远于性的。但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如王安忆的“三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等，这些作品展示了女性因肉体快感而陷入癫狂的种种景象??作家们更着迷于探究身体感受，肉体悸动，快感的秘密。在《与往事干杯》中，女主人公在性上的混乱局面就是一个象征。她先是接受了老巴父亲的性爱，进而又神使鬼差地和他的儿子老巴发生了恋情──这是一个在性上失去自控而陷于癫狂的主人公。而更年轻的一群，如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则是由酒精、大麻、摇滚、性高潮等多重成份组成，她们的小说中充斥着流动、飞翔、迷乱、慵懒而又颤栗的肌体感觉，这是一种由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武装以来的癫狂美学，在此，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身体已经走到了精神的对立面并且战胜
刁斗就在一个访谈中说：“人是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我喜欢探究情欲，使它在我的小说中成为一种整合力量……至于在小说中对情欲主题的处理，我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我只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的态度……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象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花城》1997年第6期）当然，对此作家并非是完全没有反抗的，鲁羊在《佳人想见一千年》中写道：“随我而来的人，趴在我的身上，可以说是我自己邀请了沉重的压迫。我在这具没有激情的巨大的躯体下面，滋生了无数奇形怪状的念头。都与耻辱和疯狂有关。” “我要你骗我一次，假装为我送行，直到黑夜的门边，我说哪怕仅此一次。”“我只能用指尖或者身体去咬，去挽留……我用眼睛对他说，等一等，我们会真的相爱的。我说，不要怕，不要屈服于身体的压迫，不要辜负即将再现的柔情，我说，来，靠近我，别错过。宜当鸫砉?抑烙卸嗌俣鳎簧硖宓沧牛薹ㄓ庠剑薹ń咏?颐亲畈辉敢獯砉?脑猜?男腋！！崩寺?严?В粝碌闹皇浅聊缭诤谝怪械纳硖澹园⒂?骋坏牧髁担岳寺?南蛲?廊辉诳嗄兆潘?牵钦獠⒉环涟?浅撩杂诟泄偈樾吹南菥胁荒茏园危?且丫挥辛α砍秸馊馓逯?
爱是这个时代的配角，性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角；爱不再和精神上的痛苦紧紧相连，而是相反和身体快感媾合；爱不再意味着两“情”相悦的欢愉，而更多地意味着两“性”相吸的狂欢。人们更愿意沉迷于身体的癫狂体验，听任性本能的召唤。
浪漫爱具有超世俗性，但是，中国女性似乎一夜之间就厌倦了对爱情的幻想，而开始了她们的世俗爱之旅。中国女性也似乎一夜之间就离开了对爱满怀热望的青春韶华，来到了对“那种与陌生东西打交道的好奇、勇敢和力气已经慢慢消耗”，已无力承担浪漫爱的年龄。《香港的情和爱》中王安忆写道：“这一晚上，老魏带她去了他的酒店。他们自然是做了爱。……后来……才有了一些温情。”这里，爱不再是精神性的，而是身体性的，爱只是一点点温情而已，先有了性，从性而来的一点温情，这就是当代的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真实面目。在语调上，王安忆在《香港的情和爱》中发展了一种理智的、不动感情的语言，小说中充满类似的对事件和人物冷静的分析性的语句，“逢佳不是创造奇迹的女人……她的欢情是有穿衣吃饭这类日常琐事的欢情，是类似家庭气氛那样温厚弥漫的，是有点儿粗糙的，沉渣泛起的。”在这里，抒情已经被作者有意回避并且也真的成功杜绝了。这种写作方式，和“五四”时代那种强烈的主情主义的气息完全不可比较。的确，女性已经俗化，就如同王安忆在《香港的情和爱》中借用男主人公之口所下的一个结论：“老魏这才发现女人既不是灵的动物，也不是肉的动物，她们统统是物的动物。”
如果说80年代之前是政治扼杀了浪漫爱，那么90年代以后则是金钱扼杀了浪漫爱，中国文学中两性间的基本和解关系被打破了。张贤亮《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展现的是80年代之前政治压力下男女关系的欲望化面貌，男女关系变成了基于食欲、性欲的本能行为，尽管主人公为此而忏悔，但是，他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却是不争的事实，男人对女人只是出于本能的“要”，而不是“爱”，女人对男人也是如此，男女关系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关系。90年代末以来，政治的这种功能被金钱取代了。新生代作家西风易有一部中篇小说《青衣花旦》，小说描写主人公在宾馆舞厅邂逅两位女性，为二人的装束和舞姿而深深着迷，他和她们对话，让自己了解她们，让她们了解自己，带她们一起到屋顶看星星，然而主人公的浪漫爱举动最后能得到什么结局呢？青衣、花旦的实际身份是妓女，警察随时可能出现逮捕她们，她们警察的恐惧，她们对金钱的要求，等等，都不可能使她们成为真正的浪漫爱对象，她们是“性”的提供者，不是“爱”提供者。事实上，主人公也知道她们是妓女，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地履行浪漫爱的程式？惟一可解的答案是主人公对现实生活中获得浪漫爱已经彻底绝望，他宁可在这种虚张声势的、虚情假意的、绝无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