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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吴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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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诗意 －－一个女人眼中的三位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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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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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诗人，我不知道他的肩上是否该担负起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并没有任何人一定要强加于他们，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是自找的，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点愚蠢。但我想，它的分量绝不比一个军人帽檐上的军徽轻多少。那不是军规的约束，不可遏制的冥想，确比条理分明的法规来得残酷得多。生命中不可明视的，被许多人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的，但又确实无比真实地存在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一个诗人的肉体和灵魂。透过生命简单的表象，诗人一遍遍不停地拷问着自己内心的最深处，那个真实灵魂的居所。凭借着艰辛的生活体验，用自己的灵魂而不是笔，或忧郁、或激情、或俊秀、或调侃、或分崩离析的方式，来书写人类情感和思想中最直接，最朴实的部分和对美好的憧憬。而这种特殊意义上的书写，不但引领诗人自己，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诗的读者，为众人点亮了一盏由迷途回归到真实的明灯。 （一）思想者 她跟随，带着回声的疲惫/像附和体温下降中/陪伴汞柱最后一夜的情感--/… …春天---贝壳的两叶开始告别/… … 僵硬的舌头是否/不再打捞古代的花瓣… …后天？明年？那时天空的酸雨/中和了心中道德的缄。 这是诗人黄梵的《城市之光》里的几个片段。初读此诗，让人感觉一阵无法阻挡的压抑，一股忧郁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有点措不及防。我仿佛看见这样一幅景象：深秋的子夜，窗外空气已刺骨得寒冷，诗人独坐孤灯，俯首沉思，一缕氤氲的青烟模糊了诗人的脸，指间的烟灰摇摇欲坠。这是个在思索中痛苦挣扎的灵魂。我不知道诗人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和难以名状的伤痛，或者是与生俱来的什么东西，以至于让他的诗里充满了如此的感伤和告别之情。如果说这样的情怀对一个诗人来说是一种创作的源泉，是一种幸运的话。那么，对单纯意义上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不幸了。人们普遍认为，身为白痴或精神病患者是很大的不幸和悲哀，被怜称为弱势群体。但我却想在这里说一句，他们自己其实生活得很幸福。不是吗？他们不必去关注任何他们不想关注的事情，他们没有那些恼人的纠缠不清的东西好想，他们的整个世界里只有自己的东西存在，他们才是最快了乐的人。悲哀的是我们这些他们的旁观者，这些不断想这想那的人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幸运儿。 但愿那场酸雨永远不要落下，但愿春天不再是个告别的季节。 难以觉察，一座城市铜像/失眠的侧影/忽然摔下来的尴尬/--只留下可怕的长夜/用于迂回，腰臀的起伏/增强了另一个人沉睡的信心。 诗人心中有一种对尴尬和黑暗的拒绝。这种拒绝和伤痛感一起相互搀杂着，潜沉在血液中，在诗人的全身循环流动，以诗的形式，告别的表情迂回表达。尽管这样的表达没有大声地痛哭一场来得痛快，但也足以发人深省。 看似静止的铜像，通过失眠二字被赋予了生命，起伏着的腰臀看似摇摆不定，实质却渴望着沉睡的宁静。诗人通过看似由静至动，实为由动至静的意识流动，动和静的强烈对比，跳跃式的思维，为诗歌注入了自然灵动的生命感觉。 黄梵的诗让我想得很多很多，以至于我不能静静地把诗一口气读完，被他的悲情所感染，唏嘘不已。即使是他的爱情诗《列车上》（我们姑且把它当作爱情诗来看）也是满纸挥之不去的忧郁。 如果你有一对疲倦的翅膀/在拥挤的座位上你也只能强调飞翔--/飞吗？在浮云无法攀亲的高度/直到城乡在大地的图景上静下来/直到幸福追得上肿胀的脚趾/ 你陶醉于方言的捉弄/说温柔恰是刀锋啊！ 一个姑娘/无法减缓她奔进车厢的心情/她表情遗漏的哀伤/正悄悄顶住你敏感的腰疼 也许我们可以把《列车上》看成是诗人写给他钟情女子的情诗。它是黄梵所有这些诗中最恬淡柔情的。但说心里话，如果我是那女子，这首诗是我不愿意也不能承受的。并不是说诗写得不好，而是读来让人感觉还是沉甸甸的。这样的情诗会让一个女子面对爱情随着诗人的痛而望而怯步。当温柔成为一种刀锋的时候，温柔也就不再是温柔了，而是让人无法消受的利器。 温暖春天里的一场呼啸大风/能忘掉命运的/才能忘掉眼前的吹拂… …雨雾中的一阵车鸣/像记忆中的无法下葬的错误/像分飞的叹息/把长巷的弯刀暗暗擦拭 这是《温柔春天里的一场呼啸大风》的片段。不知道诗人是否曾经为自己灵魂中那种执拗的触痛感到厌倦。他所极力维护的也许是自己也无法说清的东西。外表的温和与冷峻根本无法阻挡诗人内心情感的涌动，就如看似平静的地壳下有着蓄意喷发的岩浆，你能蔑视它的存在吗？用一生去证明一个也许永无答案的思索，并不像撩起散落在额头的一缕发丝一样来得容易和潇洒。对世界怀疑，与真理较量，和灵魂对话，需要的不是一个莽夫气拔山河的力气。对于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来说，对着真实的思想和灵魂背转身去，远比忘掉一个初恋的情人要难得多得多。世俗和精神，灵魂与肉体，是一对不知疲倦的搏击者，就象天平上两只缺一不可的砝码，我不知道诗人是如何去极力维护它们之间的平衡。灵魂深处那只无形的手总让诗人无法自如地回避。 诗人把温暖春天和呼啸大风、把忘掉命运和无法下葬的记忆作为对比，把原本柔软的变得尖锐。抓住几个对立点，借看似对自然的描写，来表达心中真实冥想的诗意。 黄梵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是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他的诗追求凝练，沉静，但富有跳跃感。诗意的表达优雅含蓄，善于沉思，但仿佛与激情、幻想、宗教、畸形、怪诞、粗暴无关。他的激情和浪漫总包裹着一层薄薄的忧郁的轻纱，有种典雅的沉重。那是诗人心中最柔弱和不可碰触的部份，当然也是最美和致命的部份。他的诗深受“意识流”的影响，也许少了点刚性、洒脱和不羁，多了点忧郁和伤怀，但却蕴涵着一种对良知的渴望，对美好的冥想，让人愿意去读它们，并跟随着诗人字里行间的指引，不由自主地一起深深地思索，最后在诗境中和诗人一起幻化成一座凝固的雕塑。 最后我想借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送给诗人。忘掉黄昏、荒郊和忧伤，让我们一起向往清晨、市区和宁静。 （二）痞子还是黑马 我爱这城市/这是我的兄弟们操人的城市/也是我的女人们被操的城市 乍读伊沙《天花乱坠》里的这几句诗，真想当面给他两个响亮的耳光，管他是黑马还是白马，管他是痞子还是暴徒，打了再说。问问他龟缩在哪座龌龊的城市，到底操了几个下贱的女人，也许是自己被操了还不一定呢！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看住了你的“老二”，别让它犯什么错误。最好千万不要拿女人开涮，因为男人离不开女人。如果一定要涮也可以，文雅一点，含蓄一点，有点诗人或男人的风度，千万别把女人不当人，当牲口，因为这样你也就成牲口了。如果真控制不了自己骚动的情绪，非把女人当牲口也行，但千万别把所有女人都当牲口，就把被你操过的女人当牲口吧！既然她们愿意被你操，也一定会愿意做你的牲口。如果这样还做不到，那你就等着死无全尸吧！ 我不明白诗人为什么要用这样几句东西来给他的诗歌拉开序幕。这样的货色与其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一个性欲过度压抑的狂躁分子的恬臊之词。即使像诗人所谓的“我只想满足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也不能拿女人当你玩笑的牺牲品啊！那脐下三寸的地方真就这样能给你带来灵感吗？如此享受闪现生存本真的当下狂欢真有点让人吃不消，这样的良知我们还是不去烦的更好。当然，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在诗坛迅速崛起的一个另类的捷径，毕竟那时还没有人敢如此放肆地把心中隐秘而不可示人的部分写得这么淋漓尽致。性在国人眼中一直以来就是讳言莫深的啊！你好聪明啊！伊沙！ 假设不把伊沙的诗看完，或不看到洪迪《黑马三说》中伊沙的《夜行者》的片段，我想就此把他归进“下半身”诗人的行列，一点也不为过。更或者就是个混迹于诗人行列的流氓。（我不愿意称热衷于写下半身东西的人为诗人）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撞翻了一位盲人/我也被撞翻/在这最黑的夜晚/他主动放弃了竹杆/我被迫放弃了双眼/他朗声大笑/不似我恼羞成怒/他在嘲笑我吗/笑我有眼无珠/我干脆扣出/两粒黑夜的废物/随手扔在一旁/拉着盲人的衣角/走向灯火辉煌 这是伊沙《夜行者》中的一个片段，尽管没有能看到全诗，但仍然让我欢喜得不能自禁，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洪迪对这几句诗的评价是荒诞透顶的超现实主义。对此看法我不能完全苟同。超现实主义也许可以勉强站住脚，但荒诞透顶却似乎太牵强了些。我们且从诗歌的现实性和寓意性俩方面来看。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内容和此诗表面所表达的情景不经相同。一天，伦敦街头突起大雾，一个明眼人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家。正在他到处乱蹿之际，碰到了一个盲人，最后盲人很快把他带到了家门口。不知道伊沙在写此段诗的时候是否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但这却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了。 一个盲人残疾的仅仅是他身体的某个器官，而一个肢体看似健全的人，不一定有肢体一样健全的人格和灵魂。谁感肯定地说一个明眼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呢！有时候眼睛也真就成了件多余的摆设了，扔了也罢！心灵的迷茫不是简单到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的。 洪迪在文章中还评道“伊沙的诗作和论诗，的确有点顽皮、粗暴、霸气、邪气与痞气。而且不是装的。由衷而出”。我说，谁说没有装的成分。让我们来看看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我可能更愿意做一个后现代主义写作者，而非生活外观上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确，有些人通过写作来表达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生活，有些人却是为了实现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那部分东西。“可能-更-愿意”的说法是个很不自信和确定的假设，这说明诗人对他的愿意不无怀疑和勉强的成分，对他的不愿意也有着至少是一点点的向往，只是迫于各种原因，没有或不敢做而已。一个人其实很难把他的思想和行为截然不同地分割开来，就象镜子里的那个人不会是别人一样。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所谓的文如其人了。如果诗人身上丝毫不带有作品中的那些习气（或者就是痞气）的话，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了。对诗人自己和对诗的读者来说，这都是很矛盾的。我们既想看到诗人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的真实再现，又不愿接受现实中诗人身上的毒气。熊掌和鱼到底选择哪一个，让人进退两难。呜呼！悲哀啊！ 当然，不管白猫还是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啊！ 伊沙是个善于运用诗歌写作技巧的人，什么摇滚式、口语式、幽默、反讽、荒诞、象征、解构、建构等等，让人不胜枚举。但纵观全相也就是一个“痞”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也就和诗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要的是精神而非写作技巧，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不谋而合了。伊沙用他痞子式的口语写作方式，而不是生活方式，对准历史、现实、人性的命门，给以刀砍斧劈般的猛击，以此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揭示生命的本真状态，同时给人以某种启迪。现实总是逼迫诗人想要逃离生活，却又无奈地面对真实。痞子气就是伊沙面对真实的方式吧！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把伊沙归类为哪一种人，“痞子”还是“黑马”，亦或这两类对诗人来说都略欠公平。那么好吧！我们就把他归进大统“诗人”这个行列里去吧！不管“痞子”也好，“黑马”也罢，伊沙就是个诗人，只是个诗人。 （三）理想主义的玻璃瓶 九点钟的风，树叶不安地翻动/麻雀叽叽喳喳，在沙地上觅食/墓地的大树上又飘下来一片叶子 我想写出这风中的清凉的安宁/草茎颤动着咝咝响的安宁/老人裤管里瘦骨的安宁 有一天还将回到我的下陈村/回到山和水、田埂和田埂之间 树才的诗作中有很多这样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平实、朴素、从容，鲜活没有对辞藻的故意玩弄，就象地里的一棵绿色蔬菜，真实质朴，让人赏心悦目。很多诗人都会故意回避用这种方式来写诗，但树才却没有，而且他用这种看似平淡的文笔写出了“象外之意”。就象诗人自己说的“活到什么份儿上，就写到什么份儿上”。这样的诗让人感到欣喜。 树才在诗的写作上追求内在、从容。他说“内在，才谈得上诗意的深入、锐利--从容才谈得上一首诗的安排、结构。他的诗和伊沙的截然不同，没有调侃、粗鲁、和故作的张狂，更没有那些“荤”字眼，在从容不迫间娓娓道来，诗艺自然而然地跃然纸上。他和黄梵同属冥想型诗人，但在诗艺的表达上又有所不同。前者朴实、直接、清新、峻秀，后者沉静、迂回、深沉、凝练。各有千秋，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想写出此刻的安宁/我心中枯草一样的安宁--我想写出这住宅小区的安宁/汽车开走了停车场空荡荡的安宁--我想写出这风中的清亮的安宁/草茎颤动着咝咝响的安宁--我想写出这泥土上湿乎乎的安宁/阳光铺出的淡黄色的安宁--我想写出这树影笼罩着的安宁/--以及天地间青蓝色的安宁--占据我全身心的，就是这安宁 诗人一直在极力寻找心中的一分宁静，以平衡这浮躁的社会和现代文明附加于人们的各种疯狂的欲望。面对那些让人坐卧不宁、寝室难安的欲望，诗人勇敢地转过头去，和看似不在场的真实对望。 每个人都会有各种世俗的欲望，欲望也是一种真实，只是我们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它们。是让它随心所欲地恶意膨胀，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约束，不让有毒的欲望长成一颗参天毒树。树才就是这样一位自我欲望的约束者，用大自然的清新来安宁不平静的灵魂。让有毒的欲望随着太阳的升起，小鸟的鸣唱升华成美丽的朝露。 一只蚂蚁向一根草的顶端爬去--一些松针从树丫间跌落--一个孩子用玩具车拉着/另一辆更小的玩具车--当我被虚无拽紧衣领的时候/或被烦恼拖住脚后跟的时候/我会目光向下，看见它们。 一只蚂蚁、一片落叶、一缕风、几颗灰尘、一个孩子。树才总能从这些细小的、平凡的人与物上找到诗的灵感。从小处着眼，展开诗意的想象，赋予平凡一种诗境、灵动和哲理。 这个世界本就是平凡的，所谓诗人也是凡夫俗子。诗只是诗人用来抒发情感的一种文体形式而已，它不是供奉在神坛上的圣果，让人可望而不可即。总有一天诗会揭起它神秘的面纱，走向普罗大众，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虚无也该结束了… …/到时候，这世界还会有/高过人类头顶的风，还会有/比爱情更晚熄灭的火，还会有/比自由还要自由的… …“没有” 虚无能结束那当然好……/你也就没有机会再写什么/高矮胖瘦，地过去了/我们也会过去的！拐弯处/虚无翻了翻我的衬衣角 树才的诗里有时也夹带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就象他所说的“然而生活中随处可闻可见的，却是虚无和假的气味”。尽管诗人一直在苦苦追寻和证明真实的存在，但却不敢确信它的存在。其实，真实自始至终都是在场的，面对生活发出的这张传票它是无法缺席的，就象虚无也不会结束一样。真实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美的，虚无和丑陋也是一种真实，只是让人面目可憎。善与恶，美与丑，真实和虚无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彼此的存在，就象不知道夜的黑，就不懂得太阳的温暖。我们根本不用害怕面对人性中丑的东西，就象我们渴望美好一样，只有勇于承认它的存在，美的才会更加真实。 树才是个理想主义的诗人，他的诗就像车前子说的那样“像是一只透明的玻璃瓶子，有个软核绿油油的，生长在瓶中。诗就是那瓶子，核就是诗艺了。 （四）顺便说一句 以上三位，都是我喜爱的诗人，三个有着不同风格的诗人，他们以各自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对灵魂的剖析，赋予了诗歌一种品质和力量，以呼唤真实的凸现。 三位诗人都出生在60年代，这是个尴尬的年代，就像他们被划进“中间代”诗人的行列一样。仿佛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往那一边靠看来都不太合适。被划入哪一个年代，定位于哪一种诗歌风格，对诗人和诗歌本身所要表达的，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诗的风格会随着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生存状态不段变化，年代也会随着时光的推移在人们的记忆里变得模糊不清，只有好诗歌本身才会和历史一起流传，金子般地被沉淀下来。 诗人就是诗人，纯粹意义上的诗人，诗歌的流传与年代无关。
2000/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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