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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吴晨骏

诗集《棉花小球》自序

吴晨骏

我不太习惯于写自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要为大部分写成于7到13年前的诗歌作品作序，我一时有点无从说起的感觉。是啊，时间太久远了。1994年年底，我写了那一年的最后一首诗之后，就把诗歌这档子事情忘光了，直到2000年我才在一辆列车上写下了几年来的第一首诗。那么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这5年间，我在干什么呢？我在写小说。从我的诗歌写作方面来看，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要知道，在我当初勤勉作诗的那些年头里，我甚至把诗歌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看待呢。我无情地抛弃那个“生命”，去干另一件事，还自以为得意地说，这是为生计着想，这不是很矛盾吗？当然，这很矛盾，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的地方，因为我现在的小说创作，其根深蒂固的创作思路，正是延续了我写诗时的想法，甚至有把那时的想法由零碎变成一体的趋势。从这一点上，我很看重我写诗的经历，当然对于我写下的那些具体的诗歌作品，则要另当别论。我时常觉得，没有经过诗歌写作的作家写出的小说，总是缺了点什么。当然，这也许是我的错觉。

翻翻我至今写下的全部“可以收入集子”的诗歌，有一些我已经不能再回忆起写它们时的心境了。所以我也无力为它们辩解，无力像现在的一些年轻诗人急于要做的那样把它们划到什么流派之中。我甚至一时无法说出自己的诗歌是好诗呢，还是坏诗，我甚至无法说自己是否懂得诗歌，我真的很茫然。多年前，我平时交往的只有那么几个诗人朋友，我平时看的，也是他们的诗歌作品。那时，我基本不看任何古今中外的诗歌，我没有任何关于诗歌方面的知识，以致有一天一个朋友（刘立杆）对我说，“你知道吗？现在大家都在看沃尔科特的诗歌，还有阿特伍德的诗歌。”我被他随口说出的两个外国名字镇住了，我想自己真是一个诗歌文盲。尽管我这样想了，但我倒似乎也没有刻意去寻找那两个名字写的诗歌。这会儿我还得查书，才能正确写下那两个名字。我这样说确实不是以自己对诗歌的无知而自豪，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这个习惯去看少数几个诗人朋友的诗歌作品之外的诗歌。

那几个诗人朋友，大概是这么一些人：韩东、于坚、于小韦、吕德安、小海、任辉、刘立杆、朱文、海力洪等等，可以看得出来，这批人都是曾经在民刊《他们》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和韩东、于小韦、小海等人认识比较早，那时大家都在南京，经常碰面，彼此也相当熟悉。而和于坚、吕德安的相识则是在我已经停止写诗之后了。我列出这些朋友的名字，并非是想拉虎皮作大旗，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是他们的诗歌作品、是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他们的诗歌理论、是他们的诗人形象、是他们作为日常人的呼吸，造成了我的诗歌现在这个无法改变的样子。是的，无法改变，因为时光固定住了我诗歌的模样，我无法回到过去，无法重新开始。今年诗人杨黎来南京的时候，我对他说过类似的话，我说如果当初不那样，不是认识那么一批人，我的诗歌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我不是出于伤感而说这样的话，我仍然是说这样的一个事实：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过程之中才产生的。我在一个如此狭小的朋友圈子中写作，怎么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并不觉得来自别人的影响是一个我必须抹去的尾巴。我甚至觉得那种影响已经深入我的骨髓，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就是我自己了。文学写作，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根本与“独创”、与“天才”扯不上关系，那仅仅是输血。在输血的过程中，产生的分泌，那才有点创造的意味。

同时也正是由于有这种在我尚未形成自觉的诗歌意识之前的深深的影响的存在，我在写诗比较猛的那几年，才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个性”这个东西。这并非是我要另辟蹊径，以区别于周围人的写作，而是我要求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用我顺其自然得来的方式去写作。而在所谓的诗歌美学原则上，也就是在总体的方面，我是相当认同周围那些诗人朋友们的想法的，那就是诗歌必须表达“人性”。那时，于小韦嘴里有个常用的词“人情味”。他的这个词也成了多年之后的现在我评判别人的作品时常用的词。人情味，是人性之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而人的价值，特别是人处在某种环境之中、不为环境的状况所胁迫而体现出来的价值，是我的诗歌试图去关注的。我不知道我的诗歌作品最终的模样（也就是诗集里的这些诗）是否像我说的这样，但我至少这么去思考过，也曾经做过，用我写诗的具体行动去探究过与人性有关的事情。

说来，也是我很浅薄，我至今对诗歌的“形式感”不甚明了这是个什么东西。我以为的形式感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天性所到之处。如果一个人的天性是纯朴的，那其诗歌作品的形式感也必然很纯朴，如果他的天性很别扭，那他的诗歌就会很别扭，这时候的别扭也就是自然。我不愿意用“现代诗”这个词来称呼我所写的诗歌的属性，因为我即使其它什么都忘记了，我仍然记得我在1989年之后写诗的过程中，我所“觉到的”、我所“写的”、我所“以为的”诗，就是这样的“诗”，它不是“现代诗”，而是“诗”。所以我很不赞同那些对现在这种以白话、分行、比较自由的形式写成的诗疑疑惑惑的观点。我完全不能接收人们对诗所作的任何分类。包括“现代”和“古代”的划分，包括这个“代”、那个“代”的划分。正由于我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归类毫无兴趣，故而，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现今的世界上，诗人的存在，比具体的诗歌作品更重要。我觉得具体的诗歌作品，只是当这个诗人的肉体消亡之后，给后人留下的回忆这个诗人的道具，类似于遗物什么的。可是，既然诗人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他的诗歌，对于他来说又还有何用。他写下那些诗，只是为了他“写”的时候的需要，是他表达情感的需要，并不是为了把他的诗当成他的遗物。

多年前，我在写下诗集里早期的大部分诗歌的时候曾经自作聪明地想过，也许我的诗歌作品能打动和我的情感方式相似的那些人呢。现在，我决定对此不抱任何希望。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其中每一首诗歌对我都弥足珍贵，我每次看它们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可是它们对于你，毫无意义。这决不是我在故弄玄虚，而是由于我在多年的写诗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就是读者长期的不在场早已使得我的诗歌写作不需要任何来自读者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可是假如你偶然读到我的某一首诗，而且起了一点共鸣，那真是太巧合了，就像来自太空的陨石穿过密布的大气层击中某个人，比如你，可是在陨石飞行的十万八千里的漫漫路途中，它早已失去击中你的欲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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