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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代,运动惯例? |
文/黄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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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依赖又不依赖时代的敏感,这不是一个讨巧的说法,不过是指出时代的局限,说明纯正的趣味完全可以避免卷入文化对立,拒绝及时地参入“选择”,拒绝作为一个含义无误的定义。事实不胜枚举。安琪和黄礼孩提出的“中间代”,只是这类事实中最近的一个。除了这个事实本身需要评价、强调、阐释,我看不出这是一个与“运动”相关的词。相反这个词十分安详,它的可靠性恰恰在于,它根本不与一个宣言式的诗歌运动相对应。如果说它抗议什么,也只局限在作品能够抗议的部分。毋宁说那是美学感染的领地,而不是艺术政治的浮躁战场。所以,它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编者“再版”的眼光,和打算深究下去的决心。这些诗歌出现多年以后,如此集中地归到一个名义下,应该视为另种形式的再版。通常诗歌再版,意味这些诗歌终于创造了自己的读者,这是再版的真正含义。注意到它有信仰坚定的读者群,注意到“中间代”在这些诗歌事实出现多年以后才出现,在一些诗人成名以后才被命名,是理解命名冲动的关键。与“运动”冲动不同,命名冲动是诗歌评述的一种企图,它不过提出重新理解这些诗歌的新启示,它的好处在于,可以根本不在乎诗人怎么想(这恰恰是“运动”冲动无法避开的),那些指向杂乱的想法,的确无关评价宏旨。应该说,它让人辨认出了淹没在炎热“运动”中的新的林线,它对这些诗歌集体的理解,也将影响对其中单个诗人的理解。这些公开的理解不像“运动”那样有明确直接的含义,它着眼于诗歌经验的过程与终结,而不是诗歌经验的开端。 在当代诗人拥有了不少的诗歌“运动”,当一些开端给人的巨大印象,终于被人耐心地掠过之后,有人企图指出“中间代”这一诗歌历程的真实含义。的确,与“运动”竭力创造“诗人”的个人神话不同,“中间代”似乎着力说明、展示、回应可以重现的历史,说明“诗人”这个角色在诗歌进程中的无关紧要,其中的语言信念不因趣味变迁而改变。一些意象的变形、强调或弱化,是语言对境遇作出的持续反应,不是耳朵、身体和头脑的单方反应,而是全部反应,它们旨在提示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之间,明显地存在一种诗歌张力。我想,仅仅用形式严谨、技艺精湛、语言新颖,情感隐秘、丰富而独立等语汇,都不足以描述这个暂时的诗歌共同体,它的众多的个性化,浮现出比“运动”更为复杂的特性。我想,它的确加速了一些情绪的死亡,似乎再无复活的希望,它使心灵充满质询,而不是什么分野、对立和破坏。这些诗歌永远不企图替代批评,它们从领悟直插智慧,而不是相反。也许“中间代”是对技艺、诗歌经验、语言信念的一次裁决,这其中浮现出的每个谜团,都可能是诗歌威力的保证。我听到过许多要求解除,并且怪罪这些诗歌谜团的呼声,说它们不是使真实变丰富,相反变假了。我相信“中间代”是对这些认识的纠正,它代表着一种更为精细的思维,也有助减少诗歌进程中的谋划成份,使诗人借助自我遗忘,能更有效地抵达诗境。这个命名后置的现象也说明,尽管传播向来对诗歌不忠诚,可最终无关宏旨。它与“朦胧诗”一样,是独立、自发的,但它不像诗歌“运动”,存在着一个可以操纵的文学集团。 作为群体,“中间代”是最不具交流意义的,这些诗人也许仅仅相互知道而已。因为这本书,这些诗人才有了交流,这种交流始终没有超出这本书的范围,只是借助风格与风格的并置,但它比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保留有更多的启示。这些启示足以让人消化掉这个命名。它企图对跨度达十几年的诗歌实践,进行一次冷静、权威的总结,它企图说明这些诗歌为什么会在极度寂静中渐渐浮现。当代中国诗人似乎肩负着双重任务,既要跟上白话进化的步伐,又要把新的东西规范下来。这些诗无疑都有着这样的双重构想,确实坚实又令人不安。它们潜行在“第三代”和“七十年代”两个宣言式的诗歌运动之间,达十几年。现在安琪他们要把与世无争的“中间代”置于两个运动之间,似乎并不为了寻找衔接两个运动的线索,可以肯定地说“中间代”根本就不是线索。“第三代”既是“七十年代”的起点,也是“中间代”的起点。换句话说,“七十年代”跟“中间代”在趣味上截然不同,尽管它们都有一个“第三代”的公分母。在地理上它们似乎也不平行,“中间代”着眼于“深入”,“七十年代”着眼于“浅出”,谁是进化表中更近的一级?惟有时序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但这个时序也造成了大量尴尬的误解,所以,我们需要在大量“诗歌运动”的惯例之外,来充分理解突然出现的“中间代”。 2001.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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