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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新干线★新人星座★中国诗人★中间代★横眼竖看★今日作家★采访实录★翻译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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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马铃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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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一个合适的韵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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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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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夹缝” 眼下，对一代人进行历史性的修辞，人们遭遇到两个态度绝然的同质性肯定判断：安琪说“是时候了！”黄礼孩说这是“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中间代”就是这样被说出的。相比起来，安琪较黄礼孩相对平和的态度要炽热而又义无返顾得多，正如她在中间代诗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安琪毕竟是中间代之主将（而黄礼孩归属70后并且也是成功推举出70后概念的核心人物）。 就中间代这一代际指认的物理意义而言，这代诗人介于第三代与70后之间。其间藏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夹缝”的隐喻。这倒颇有些类似于两位命名者自身的年龄投射在代际年表学意义上的影像：安琪是69年出生的中间代，黄礼孩则是71年出生的70后；前者险些位移到70后，而后者则险些置换到中间代。中间代在他们俩“中间”不期然合谋分娩---有趣的是，他们中间仅有两年的时间夹缝：他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实际上是一代人，他们完全可以在代际指认上两相滑动和彼此互换，或者说他们本不应该被命名强行断裂为两代人。当这一夹缝再度置换成空间：我感觉到一种局促、狭隘、逼仄。一种“中间”的局促、狭隘和逼仄。一代分明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诗人，何须这样蹲踞中间，这样自我委屈？我这样强词解读“夹缝”的隐喻意义，当然无意于说中间代命名是如何困顿（顶多是说困顿）甚至是不成立的，这恰好印证了命名者也意识到的修辞的艰难。更进一步地，我的感觉也许是太过直观并且直率了：这个夹在两代人之间的“中间代”，委实像是被围追堵截的一代逃亡者，他们腹背受敌，前有大军压境，后面追兵急迫。说到急迫，这也是命名和修辞的双重急迫，那种慷慨悲凉、破釜沉舟似的找不到言说方向的急迫。70后概念刚树立，一代人就迫不及待地要从更新一代人的群体欢欣中回过头来完成并沉溺于我们自身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的焦虑，因为迫于外力或他者的声威（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外力和他者的相互挟持，又何来“中间”之谓），使概念的塑造本身仿佛反攻倒算，仿佛最后一击，其魅力似乎只在于它的无奈与决绝的交叉混杂。这样一来，中间代称谓很有可能萎缩了一代人的写作精神，从而把某种历时性的语境强制性地压缩成共时性。 但是，历史无可避讳。历史一如克罗齐的论断，是“人类的自由史”，它不允许断裂、空档，就像车轮不可能悬空转动。历史所空缺的席位，就是留给命名坐实的椅子---这也像是一首诗总会设法找到它合适的韵脚。假设，中间代的确具有它不同于第三代，也不同于70后的代际写作特质，命名就成其为必然。剩下的问题，就是考察命名在何种程度上契合了历史情境或写作语境：命名究竟是对被命名事物的物质叙事还是精神想象？ 似乎不可避免，文章刚刚开始，我已经警觉到我的考察很可能陷入与中间代命名本身一样的困境。复杂情境的相互纠结，必然导致论说的艰难。读者不妨把本文看作是一个有关中间代命名的札记。 二、称谓 岁月像树叶和石子一样经过 我记得那些年轻人，那些水手 早些年，坊间流传过一本由诗人操作的名曰《第四代人的精神》的书。该书将出生于60年代的一代人称之为新中国的第四代人，其历史观大致如下：前一代人的辨认标识以“上山下乡”运动为界，而第四代人的成熟同改革开放血脉相关，因此，第四代人是新时期中国人价值的权威评估者。一代人的精神内省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同，这里暂且不表。具体到诗歌写作领域，有没有第四代呢？比如说，前一代（第三代）以1988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手推出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结果此一代为最终辨认标识，那么，89以降迄至2000年左右70后的全面崛起（亦即整个90年代），其间是不是存在一个可能笼统省俭地称之为写作事实的第四代----相应地，去年由聂作平和龚静染编选的《第四代诗选》，正是“第四代”这一概念的塑造者。第四代同样是出生于60年代，开始写作于80年代，相继成熟于90年代或稍后的诗歌写作群体，这与今日的中间代一样，其称谓甚至更具代际数序意义上的“直观简约”。 关于“60年代出生”的概念，我手头还有一本由黑大春主编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199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该书集结了陈东东、戈麦、海子、西川等10位诗人的作品。编者称，“这是文学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后脱颖而出的全新一代的作家”，现在看来，这的确是有关60年代的第一个选本，但从入选者的身份属别看，其中主要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知名诗人，编者因此还使用了“中国大陆新生代作家”这种更为笼统的称谓。同样是提60年代，但显而易见，今天的称谓里首先剔除的是60年代中的第三代诗人，亦即强调第三代之后成长的晚近诗人。比如《诗选刊》，在今年第10期推出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特别大展”，他们强调的已不再是介于50年代和70年代出生之间的自然时段上的“中间带”，而是强调这批诗人“无疑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中坚”，强调其“创作状态是相对成熟与稳定的，同时也不乏各自的激情与锋锐”（大展卷首语）。问题的含混驳杂在于，60年代并不是无人提及---据我所知，臧棣就编有《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一书，几乎一网打尽这个年龄段的知名诗人，他就干脆放弃了代中划代的甄别，不作超代际的象征性命名---而是缺乏一个如何对其中更晚近一代的命名，《诗选刊》同样没能给这一概念以明确的称谓。类似的工作在徐江、伊沙那里也有过尝试。前者曾经称他和伊沙、侯马等为“85一代”，即85年初入大学开始诗歌写作，90年代历练知名的诗人们----伊沙又称之为“新世代”。这一称谓的狭隘性，在于其根基于北师大中文系85级写作群体及伊沙反叛主义写作的个人神话，是一个并无真在价值的命名，因而几乎不能充任指陈一代的历史修辞。很可能，对60年代诗人的有效推进和挖掘还有赖于中间代这一概念。另据说，明年一些诗歌刊物已经拟定推出60年代专栏。60年代出生的诗人似乎的确堪当诗坛中坚而终将热闹起来。 跟《诗选刊》一样，中间代就是这样指认这代人的：他们“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在这里，尽管“中坚”是“中间”的谐音，或者说“中间”是“中坚”的隐语，但就这代诗人的写作智识和经验而言，“中间”几可当仁不让为“中坚”。另一个指认说，“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这纯粹是对“中间”一词的一次敷衍、演绎，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象征美好的愿望。但联系到美国1940年以后实验诗歌和学院派的友好相处----正如马克*斯特兰德所说“实际上，与每一个人友好相处是1940年起美国诗歌特征的一部分”---我们的诗坛太有必要从“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中重新抬起头来：尽管这仍然归属于诗歌社会学问题，但从“中间团结起来”的意味或许不仅于此。 三、60年代 也许这篇文字又要往远处扯了，我并不打算就此收住笔头或者另开新篇找一个别的视觉来谈论中间代。作为60年代出生的一员，我对“我们这一代”的关注，有着不言而喻的照镜子般的自然和亲切感。这是因为60年代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中间代“出生”的共时性吗？ 陈东东在他的长诗《夏之书》中写道：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我见过街巷在秋光里卷刃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我潜行于秋天古老的檐下 看风景暗淡 如记忆衰退的悲恸年华 ……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我衣袋里兜满的 是细沙和火焰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在酸涩的叫喊间 我学会了记忆 我见过苍茫中黑暗的神 仇恨的神 阴毛卷曲的失望的神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从一种饥饿到另一种饥饿 卷刃、暗淡、记忆衰退、细纱和火焰、酸涩的叫喊、黑暗、仇恨、失望、饥饿----这就是陈东东经验和语言中的60年代“悲恸年华”。这种荒凉和饥饿，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反现代的现代性实践运动”（余世存《我们的知识状况》）。 对一代人精神气质的解读，我也注意到来自多方面同代人的一些说法。比如在一本名叫《“六十年代”气质》的书中有人这么说：“我们诞生在60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那么大。我们轻易地被60年代甩了出来，成了它最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我们是“碎片之中天才的一代”。也有人认为我们是“游走的一代”，或“无名的一代”----那种无名既有一代人独立表达的意义，更隐含“被忽略”的焦虑：“我们的前一代有他们沉重的碎片最嚼，而更为年轻的70年后出生的一群已迫近我们，我们可能成为从50年代到90年代最不引人注目、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代。”就是说，这代人在50年代沉重叙事与70年代的轻逸想象之间，呈现为诗学的悬空状态，一方面，消解前代的重，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信任后代的轻，体面一点说，这群人就像是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在重轭下的一代与“飘一代”之间看守大地和了望星光的半神。崔健曾经用“一块红布”和“红旗下的蛋”隐喻这一代人跟历史的深度纠结。乐评人士李皖在《一代人的肖像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代”。他说，“什么是代？代就是某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经历。因为这共同的经历，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份大致相同的感情。因此，代不全然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块红布》里，人的年龄段是混杂的，共同的东西是，我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 说到60年代的共同经历，最深刻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了。但正如上文所说，文革期间“我们还不懂事”，世界激变并没有给我们以能够渗进血脉里的儿童体验。所以，比如用“60年代出生的诗人”来命名我们的写作，依然有非历史性的冒险之虞。对陈东东等第三代诗人来说，60年代是他们的悲恸年华，但对中间代来说，我们恰似游走在悲恸年华上空的羽毛。60-69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当目光转向远方---60年代末，数十万人赶赴伍斯托克参加全美“爱与和平的祭奠”摇滚艺术节，舆论评论说“一代人去那里相会”，它“改变了70年代全美甚至半个以上地球青年的价值观”---这是被反叛体制的精神所激荡的一代。海明威把他和斯坦1924年夏的一次谈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题写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从而成功地命名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美青年一代。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这本书既不是一种谴责也不是一份表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还不是被战争毁掉了”，这里的“一代人”也是指“迷惘的一代”。这一代的共同经历和精神面貌，就是在前线战争中被炮火烙下的心灵创伤，亦即艾略特的“荒原”。同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是因为成功地揭示了二战后一代美国青年，在麦卡锡主义政治/文化高压气氛中反英雄、反“美国梦”的普遍的精神图景，所以才有霍尔姆斯的评论界说：这就是“垮掉的一代”。而我们呢？我们只是“红色时代的遗民”---文革后出生的与文革前出生的并没有共同的感情、经历和命运。 有人在一篇“关于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的文章（吴俊《90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中，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一说法的“暧昧和模糊性”进行了有效的分析。他正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线，将同一个十年出生的作家划分为前后两代----比如说，60-63年出生的人，可能在文革中获得最初的目击经验和人生记忆，而且这种经验和记忆，会在此后的生活和写作中得到不断的确认和强化，因为他们的成人仪式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种辨认不无道理。反过来说，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的成人仪式，是在国家初步敞开大门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完成的。一代人之间的两代作家，因此而分享着两种异质性的精神资源。所以，考虑到规避中间代“夹缝”的窘迫，我们这一代倒不如就叫“66后一代”来得合算。如果这样断代，历史的异质将明确在1966年分水：此前出生的“更像”60年代人，此后出生的则更接近70后气质---这就回到了我在本文第一节“夹缝”中所说的---安琪和黄礼孩，“在文化和意思形态背景上实际上是一代人”。这里的“文化和意思形态”，还可以统而言之为66后一代共同接受了90年代多元化价值的洗礼，这就是我们成长中的历史情境和写作语境。关于66后一代的称谓，事实上还可以和另一个称谓达成修辞上大致的同构，我将在下一节有所阐述。 我们可以说，中间代命名的全部尴尬、暧昧、模糊，就在于前有第三代，后有70后，而我们蹲踞其间。如果我们坚持把“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一称谓改成“60后一代诗人”（跟后朦胧诗同构），并将其“后’的时间延伸到70后一代前期，其实也无不可。那将是一个更大的历史命名，面对诗歌史，它的概括性更为强力，更富有断代意味。这一命名的内在特征，根源于跟朦胧诗直接对抗历史的意思形态写作的根本性不同。按照臧棣在多篇文论中的剖析，60后一代诗歌已经卷入作为写作的语言本身，放逐文本，拒绝意义，体现为历史的异端，以及进入90年代后（更进一步地）诗歌所展示出的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我还没发现比这更能概括出一代人写作“内在的诗歌真相”（谢有顺语）的论述。 之所以可以将60后一代的“后”延伸到部分70后，亦即强调当下70后一代的写作特质，完全可以纳入到臧棣的剖析中。进一步说，我们手中所玩的鸟，后朦胧诗其实早已玩熟了，这就像现在某媒体所说的，人们所骂的鲁迅当年也已经骂过了。70后中只有某些以“生殖器崇拜”为圭臬的写作者，弥散出某种与60后一代不同的诗歌气味，而这也不过是他们身体取材上的唯内容论。“作为写作的诗歌”，还有什么内容不可以被取材？如果从形式主义的视角解释当下诗歌，语言形式自身业已构成其最重要的内容。对60后一代诗人的进一步表述，即是说我们现在的写作，总体上还是后朦胧诗的余脉。 詹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说：“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某些广泛的近似和同质性或同一，对于他们，我们可以很快回答，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先搞清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为何物的前提下，特异----雷蒙*威廉斯称之为残存或崛起----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估。”正是从历史的情境出发，他把全球范围的60年代（摇滚的、海洛因的、同性恋的、反战的，亦即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全球性政治文化激进主义时代），“假设”（即詹姆逊所谓的“一个推测性的描绘模式”）地推导出其终结点应改延伸到1972-1974年这个大致的时间段内，其事件标志是1973年美国停止征兵并从越南撤军，以及1973-1974年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历史的内在联系是极其复杂和专断的，詹姆逊为60年代断代的出发点，就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假设”的视角魅力就在于对历史表述的困难设法采取一种聪明的解决办法，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样----这很符合现代主义美学原则。行文至此，我在这部分的“假设”是：其实，中间代勉强可以解决一个称谓问题，66后一代也可以，60后一代似乎也行---如果我们尚能原谅66年、60年这种具体年份造成的出生共时性的误会；如果我们坚持66后、60后是重在对写作精神的概括，那误会就不存在了---当70后一代中遭遇上独特的历史事件或嬗变出新的写作特质，崭新的一代必定会从那里出发，并同时获得另一个崭新的命名。 四、 89后一代 我还试图说出“89后一代”，以此在修辞上达成与66后一代的某种同构，并弥补后者在66年这个时间点上可能造成的在出生上的强制性。而89在这里显然是一个历时性概念。 詹姆逊并不否认他的“推测性描绘模式”是在作冒险尝试，他只不过是明智地接受了阿尔都塞的提议：“鉴于老式的叙述或“现实主义的”历史写作成了问题，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本文也力求突出能关涉一代人的“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而并不打惮于假设和推测。反过来说，詹姆逊的假设和推测恰恰向我展示了一种迷人的刺激性表述魅力。 不可否认，1989有时候会让人想起奥威尔笔下幻想的一九八四，它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又重大的。一个特殊年头的风波，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版图的全面改写，这在世界上不乏其例，比如法国1968年5月风暴，论者认为这之后席卷法兰西大地的福柯、利奥塔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只不过是在与1968年对话。 我们的情况并不太坏。1989带来的社会沉寂和文化真空只是短暂的，现代性并不像先前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遭受遏制。数年之后，以经济发展为主潮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使人们分享了90年代的多元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写作迅速转向了边缘。正如福柯在《真理与权力》中所说的，“曾经是知识分子的神圣标志的写作界限消失了……作家的活动已不再处于事物的焦点。”诗人已经摘下了桂冠。但是，边缘姿态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写作意思形态，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秩序的重新界定、重新命名。裹挟80年代的启蒙式的知识精英主流写作，一举被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取而代之。在诗歌实践中，中间代相应地解构了流派、集团、精英诗人等第三代权力神话，自由平等的文学精神得到了普遍的伸张。实际上，中间代诗人已经纳入90年代中国多元语境中的精神范畴，并且在新世纪初进一步显出强势。而1989对于70后一代的意义，更在于他们的写作生涯甫一开始，就不得不边缘化，不得不承接个人化写作这一新的“传统”。正是89后导致的个人化写作，才有可能使他们跟66后一代共同参与到同一代写作实践中来。 回望整个90年代，人们除了忙于经济事务，就是被无所不在的大众文化包围着---已没有什么激情上的公共事务可以聚集诗人懒散的目光，或者说，诗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激情已大为弱化。一方面，对写作而言这不算坏事，另一方面，就是一批第三代知名诗人表现出了相当的困惑，他们要么停笔经商，要么转写小说，即使还在坚持的，诗歌也只不过是他们的“业余”。文本放逐了激情，正是因为生活中缺少了现实文本。总之，90年代的生活呈现为片段化、零星化，失却公共领域的时代，人们只好退守到私人空间。所谓个人化写作不就是私人写作之谓吗？66后一代人，既然没能加入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合唱中，他们对80年代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令人激动的缅怀。89后个人化写作成为他们唯一书写历史的新篇。而那些读着第三代诗歌长大的70后一代人，更是无可选择地从私人空间起步开始写作。 以89后一代断代，其89的明确所指，还在于直接填补了1988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终结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造成的诗坛缺席，并且直接引出了90年代诗歌的新时代---在写作的探险上，表明一个相对沉潜和相对踏实的注重诗歌技艺、技能的训练开始了---这也多少呼应了当时社会思潮由反思、启蒙转入基础建设的普遍心态。所以，此89后绝非欧阳江河彼《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的89后。彼文认为89后知识分子写作业已成为国内诗歌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趋势。在很多人看来，恰恰相反，知识分子标榜者，其语言方式正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所极力消解的对象。事实上，知识分子写作在整个90年代，也只是明显地体现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他们的年龄也远较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为大。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知识分子与诗人身份本无冲突，但有些人偏偏企图重整那些已然僵化的主导80年代写作的知识精英、启蒙领袖、文化代言人等专制主义的美学趣味。正如事实所昭告的，90年代大批量的坚持个人化写作的诗人，只是因为不具备相应的话语“权力”而只好潜身民间表达话语“真理”。 如此说来，89后一代之称谓也是可以成立的。个人化写作与时代、社会价值多元密切相关，直到今天（乃至于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格局依然没有（不会）打破。89后一代称谓的统摄性显而易见。 五、诗人 但是，无论是66后一代，还是89后一代，我在本文中都无意于为一代人命名。我只是借此清理一下历史给定在一代人身上的特殊情境和由此给定的写作语境，从中窥见诸如大代、小代、代中划代、代中套代附丽在写作实践上的种种特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希望分享一个好的“命名权”，但更希望写出好的诗文本----就像希望为一首诗取一个好名字，但最担心的还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韵脚。 遗憾的是，本文没有顾及到代中的诗人（似乎站在代外思考）。就中间代诗人群而言，比照其前第三代和后70后一代，他们都没有暴露平庸之相。也许，臧棣和伊沙是这一代人中两个具有特殊意味的符码。前者的建设性写作理念和后者的破坏性（或者说不破不立、以破为立式）的写作理念，看上去构成一对矛盾现象。有人认为，臧棣的文本已具经典的品质，而伊沙的文本，却坚持与经典反向遭遇。他们的影响，都不难在更为宽泛的同代人身上找到痕迹。如果有可能，作这种对比性的工作，不仅刺激而且不无意义，很多写作的内部事实可以借此有所澄清。中间代到底是不是当下诗坛的中坚势力，姑且不论，但臧棣和伊沙注定是中间代的中坚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伊沙有他广为人知的“三板斧”（《车过黄河》、《饿死诗人》、《结结巴巴》），臧棣则有他的女性维拉系列等大量上乘之作，并建立起一向稳定的诗学风格。 中间代的诗人写作，还体现在一代人的多种才华和能力上。比如诗歌评论、翻译、编选、教育以及其他多种文字的写作。涉及到这一点又要提到臧棣了---不妨将我在另一篇文字中的表述抄录于此：“臧棣既是诗人，又是诗歌批评家、诗歌选家和诗歌教育工作者。我在他多种论说文章里，看到了他从文化意志的高度对诗歌理念进行过种种廓清。能不能这样说，在汉语诗歌史上，还未有哪一个人物，像臧棣这样对诗歌这一人类特殊行为有过如此明晰、透彻的领悟？”这一次，在《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臧棣通过对西渡的文本细读，又发明了“记忆的诗歌叙事学”这一重要的诗学观念。记忆就是历史，就是经验，人类生存的内驱无一不来自于经验。说到作品细读这种新批评样式，这正是当下诗坛批评家面对诗歌文本所哑然失语的，它比单纯的以审美诉求为题旨的诗学批评更为匮乏，因此也更为珍贵。中国式的批评重在片言只语的评点、臧否，基本没有细读传统，不知道乾嘉学派是否可算别样的古典细读？我对新的学院派实证主义批评的阅读期待，就是帮助澄清思维理念的暧昧。不同于布罗茨基对奥登《1939年9月1日》的细读，也不同于他对弗罗斯特《步入》、《家葬》的细读---布氏的能力全面渗透到对文本的字、词、句、篇、结构、风格的逐一拆析中---而臧棣在此基础上活生生地澄清并贡献出一种诗歌美学。以后，人们一定会提到诗坛上一件用诗歌和诗学相互诠释的趣事：人们说，西渡曾经用诗歌实践（《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领悟、演绎臧棣的“诗歌是一种慢”，而臧棣又从此一领悟、演绎中进一步抽象、概括出新的诗学观念---记忆的诗歌叙事学！ 到了该结束本文的时间了。我想，诗人的工作就是询问自我，询问语言。中间代命名，与其说涉及到身份的焦虑，倒不如说，更多的是有关一代人文学理想和写作创新的焦虑。但不管怎么说，此刻，我总归是站在中间代自己的经验和语言中说话---有赖于时间，话，一定会说得更动听。 2001，11，2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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