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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马铃薯兄弟

中间代：集体无意识的彷徨

 文/瘦叟

历史的断层不是断层，它只是说明真理往往被隐匿和未及揭示的命运。总有智者溯流而上，探寻它的源头――一倾瀑布或一汪泉眼，发出巨大的激响，或者低吟着汩汩淙淙的乐声。

中间代，或如安琪、黄礼孩所言，是指在第三代和后70之间，生于60年代，写作始于80年代，成名于90年代，沉潜于个人写作的这一诗人群体。如果不以成名与否加以考量的话，这一群体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得多。如果为沉潜于个人写作换一个表述的话，是不是用退避和归隐会更符合他们的初衷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尖锐的命题，安琪、黄礼孩不过是用一串包含着无数痛心疾首的历史事件的纪年符号隐然道出的话，这是不是已经回答了是什么将他们置于“中间”这样一个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试图从成长经历寻找有关这一代人思想的某种线索绝非徒劳。假定他们是按照这个社会给我们厘定的受教育年龄和教学大纲接受教育的话，――在这个没有私塾的时代应可视作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学稚初启的时期，他们应该会亲眼目睹了一连串的政治颠覆，对于这场从1971年开始的长达八年的政治角力，这些稚弱的蒙童是无从理解的，他们或许能够从中体会到某种莫名的恐惧和怀疑？进入思维最为活跃、叛逆的中学和大学时代，正是80年代国家民族意识高涨和文化界劲吹西学东渐之风的时期。当这两股思潮在他们年轻的头脑中交汇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全部？）就此成为热情而又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这倒不是因为天真或对于政治及社会变革的残酷性、艰巨性缺乏认识，而在于从小受到的正统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教育，使他们成为从骨子里迷信和崇尚某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也同时赋予了他们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基本气蕴。这是自感肩负攸关国家民族振兴沉重历史使命的一代人，他们最后注定要在一个以一种乌托邦替代另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幻灭的悲剧故事中扮演角色。

单单从这个角度审视这一代人是形而上的，我们还应将他们置于那个时代普遍的贫穷和物质极度匮乏的灰色背景下，这是摆脱不了追求物质享受的一代人。我们还应将他们置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洪流中，他们是从旧的体制脱胎而出的一代人，从国家恢复高考到统招统分，从使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生活极大丰富的改革开放到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他们似乎又是从现行体制中得惠最多、最有理由安于现状的最后一代人。进入90年代，家国梦已碎、仍自抱残守缺的他们在这个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竟显得那么的曲高和寡，不合时宜！

同为中间代诗人，刘洁岷说：“我体会到我与我的同代诗人一块儿沉沦、徘徊、成长，但往往又是孤立无援的彷徨着。”（刘洁岷《诗说：说与不说之间》）他在“说与不说之间”艰难抉择；桑克则“把颓废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方式，不过你把它看成一种对抗的方式我也不反对”（桑克《在中国怎样做知识分子》）；至于写作的目的，伊沙的说法浅白得让你心痛：“是为了实现我们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那部分东西”（李岩《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与伊沙对话》）；面对这样的生存状态，王明韵索性说：“一个人最好是在不明不白中死去”（王明韵《不明病因》）。当理想主义搁浅在物质主义的浅礁上，当书生意气化为招魂的高幡时，浪漫也只好退化为颓唐和感伤（乃至自暴自弃！），幻灭、沉沦、彷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又一次悲情地轮回，借用侯马的诗题，这可说是中间代“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了。

不以共同的艺术主张相号召，不因相似的美学倾向而结集，也绝不是时间或地域概念的简单界定，使中间代的命题得以成立的在于这些看来风格、个性迥异的诗人相似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这一论点的一个反证，在这个阵营里永远也不会出现类似“小资”和“愤青”的分化。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安琪、黄礼孩的这个“发现性”的命名显得既具真知灼见而又意味深长。

并非所有的论述最终都须回到诗歌本身才有意义。促使中间代诗人选择诗歌的因素也促使另一些人选择了麻将、夜总会和出国，当然还有多种多样其它的选择。我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是中间代诗人们自己是否也能这样审视我就不得而知了。诗歌不是什么高古的东西。即令到了这本《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版的时候，我仍然确信，在这个更加朝向后工业化行进的以技能型知识为要义的时代，中间代诗人的彷徨也绝不是矫情，恐怕还得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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