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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马铃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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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人说尴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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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韦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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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尴尬] 我对“中间代诗歌”的命名持乐观态度。当初，由安琪和黄礼孩寄发的约稿信上，确实给被约稿者出了一个选择题。A．中间代；B．第四代。这种选择的为难是一种内在的尴尬，是整整一代人的尴尬。最先注意并以“集团”的方式推出，首推龚静染和聂作平编选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尽管该书也收录了一些“70后” 诗人，但该书一出笼，便使一个被遮蔽的群体总体浮出了水面。这个群体不仅存在，而且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认为这个群体没有一致的诗学取向，也没有联手出击的亮相，把这么多闲散分子硬绑在一块有点勉强。我个人认为，没有一致的诗学取向恰好是这一代诗人的特点，而且这一代诗人拥有一个共同的成长背景，并在九十年代相继走上诗坛，诗歌取向明显区别于“第三代”，并拥有某种共同的内在气质，这一切为这个群体的命名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这一代诗人命名的时间与这一代诗人出现和走向成熟的时间相比相对滞后，正如黄礼孩所说，这是一场迟到的命名。 [内在的气质] 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刚好赶上一场“文革”的尾巴，在九十年代又刚好遭遇商品大潮的洗刷。这在客观上为中间代诗人的内在气质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一代人既保留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又眼睁睁地目睹了价值颠覆的全过程而变得犹豫迟疑。一方面，他们无法斩断理想主义的尾巴，对“人文精神”有一种基本的留恋，又不大可能像五十年代出生或更早一些年代出生的诗人，对理想和激情一往情深，对“经典”虽九死犹未悔；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像“70后”诗人对“价值”和“意义”不管不顾，完全置身于语言的“乌托邦”，在一种完全倾空“价值”和“意义”后练习“云中漫步”。他们写作的焦虑，一方面是巨大的“经典作品”，无法割舍、牵肠挂肚；一方面又眼红新一代写作者卸下“包袱”后的逍遥快意。既使像伊沙这样以“后现代”面貌出现的诗人，骨子里仍有一股与“传统”较劲的情怀，虽然在外在表现上，采取一种对传统的极端讥诮。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个案，如史幼波、树才、哑石，他们的内在气质上仍然保持一种“精神的高度完整”。 [诗歌理想和文本的异质性]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诗歌的观念和取向上，确实是“异”大于“同”。他们的写作更像是一种个人的自发的“单干”行为。这一种自然萌发的诗歌恰恰呈现出一种良好的“诗歌生态”。这里，既摒除了一类诗歌对另一类诗歌的弹压，又确实萌生了一些新的呈“主色调”的诗歌“增长点”。正是这一代诗人，使“叙事”从诗歌中淡出后又再次回到了诗歌（如张曙光、周瓒、马永波等）；也正是余怒、道辉、安琪的“语言试验”开启了诗人对语言的重新体验（这种影响正在加强）；臧棣对语言的“深加工”为诗歌语言的成熟注入了新鲜血液，也较深地影响了“学院派”写作；马永波的“伪叙述”和“元文学倾向”带来了对写作自身的观照，抹平了“客观现实”和“伪现实”之间的缝隙。此外，李德武“在承认形式的价值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仍然固守“精神修练、心灵建构、和对存在的省悟”；“有点像个乡绅”的叶辉，带着对有些破损的乡镇和故园的怅然若失，体味“一只小蜘蛛在练习下垂”时的脆弱无言和加倍苦涩；带有象征主义诗歌特征的朱朱，有着狄兰·托马斯式的返回自然母体的强烈愿望又害怕塞回子宫，质朴、细腻的语言展现出一种内在的暴烈；杨子向我们提了一个问：“它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它美，你能怎么办？”，是啊，“漂亮而毫无用处”不正是艺术的根蒂吗？。我想再次提到余怒，他不仅强调介入词语，也强调介入现场，而介入现场是中间代诗人一种强烈的心理诉求，这其中，有叶匡政的《城市书》；有对城市“零余人”仔细打量的《老D的梦境》（韦白）；有“在农事的一呼一吸间”的潘维；有老刀的寻常游子的思家之情……。这些纷繁芜杂的诗路走向，像夜晚丛林的九重路，绚丽多姿，对应着我们栖居于其中的多元混杂的现实，也预示了中国当代诗歌可能的流向。这一代诗人所做的和所能做的可能是打破了诗歌大一统的局面，开创了诗歌走向多元共存的新格局。它的影响和前景，我们暂时还只能拭目以待。
2002-01-05韦白于长沙雅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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