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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马铃薯兄弟

具有“活体”意义的一代诗人

 文/温远辉

大概是七月间，礼孩对我说，他要和安琪一起编一本诗选，集中展示60年代出生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那一代”诗人的诗作。礼孩质朴踏实且重然诺，许下的事自然会竭力去办成，但我以为此事要办成恐怕得寒来暑往一番才行。编一本同仁民刊较容易，而要编一本面及全国大陆某一茬诗人的力作，实不易为，其中头痛事太多，经费的筹措更是费神。没曾想，只过了三月，堂皇漂亮的诗选就摆上了案头。很快，安琪又来了电话，兴奋地诉说诗选出版后的反响情况。我自然地高兴起来，一方面惊诧于编选者极富成效的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热心和独具慧眼及巧思而赞叹。

诗选取名《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收50名散居四隅生于60年代自80年代写诗至今不辍的诗人的自荐诗，并每人配发析诗论人文章。因此，这本诗选的价值，不仅在于为诗坛为诗人做了一件“善事”，更在于它的诗学意义：一是目前国内第一本专收6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选，集中展示了这一代诗人的诗歌面貌和成就，为读者和将来的诗歌史了解这一代诗人，进而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和诗歌发展轨迹，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范本。二是自荐诗配评析文章的体例，仿若一次集体性的解剖演示，不仅有助于解读诗人诗作，还有助于把握这一代诗人的艺术共性，并从中比较和发现诗人的个性风格和独特价值，进而了解这一代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实验的密切关系，以及诗歌技艺之于他们的特殊意义。

那么，如何给“这一代”或说“这一茬”诗人定位呢？礼孩和安琪如获至宝地寻到了一个词——“中间代”，他们希望这个词能够将一代诗人的身影又狠又准地铆在一起。安琪说：“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中间’这个可以做多重理解却又直观简约的称谓，它彰显了如前所述的两种指认：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礼孩呢也是莫名地兴奋，认为这是“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以致兴奋得说了一句“胡话”——“’70后诗群戏剧性的闪亮登场是快速催生‘中间代’的重要原因。”

照我看来，命名“中间代”也未尝不可，虽然这称呼有点夹生的味道，也有把一代人给弄得暧昧起来、身份不明起来的危险。“命名”大抵是吃力不讨好的，拿学理的尺度一框，难免有将驴认马的尴尬和夹缠不清的烦恼。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不可太倚重以来“命名”，更不必从“梳理”、“整合”等属性上去阐释“命名”。对于媒体和接受者来说，“命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它强调的是实用目的，为的是制造“话语”和操作方便。我以为，对“中间代”这个命名，既不必自我嘉许，也不必较真的。就像“朦胧诗”的命名也不必较真细究一样。且姑妄言之就是了。

论及60年代诗人的共性和差异，不能忽略他们共同的语境。一个时代的生存环境、社会观念、主流话语、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模式，都会深刻地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和一个时代人的命运。换言之，每一代人的身上都不可避免地携带上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烙印。上世纪60年代中旬至70年代中旬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60年代出生的人童年和少年恰好处在这段特殊文革时期。不必讳言，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童年少年阴影的影响，多少携带了那个时代的暴力倾向和“造反”因子。这是他们共同的第一个语境。所幸他们尚有第二个共同语境，即在80年代接受高中或大学教育，经受各种西方文化思潮汹涌而至的“洗礼”的那么一个语境。

拿60年代出生的人和上一代作一番比较，会看出他们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来。相比较而言，上一代的人曾经着迷于理想，有着浓郁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结，心内又积存着太多愤懑和咆哮，因为遭受过巨大的欺骗，所以他们憎恨迷信、反抗迷信，同时又容易迷信并热衷于制造迷信。且看上个世纪末十年里，形形色色现代迷信的炮制者基本上不都是这茬的人吗？
而60年代这一代人深受童年记忆的影响，有两个致命的地方：其一是学习的非主观意识，凡被大肆宣传的，必然一哄而上，唯恐学不及时落后于人；其二是潜意识里藏有“造反”，一见你争我斗便兴奋莫名、血脉贲张、激情难抑，于是，难免爱好结党纠派、竖旗开营，热衷对骂、攻讦，连口头语也少不了“打倒”、“PASS”、“灭了你”之流（如此景观诗坛何曾没有！），很容易便看出“历史的对应”来。我曾不无担忧地想过，倘若真的是十年二十年再来一次文革，这一茬人里头（甚至文化儿女甚至诗人），恐怕将史无前例地冒出更多的大大小小的“造反司令”！——这是我们这一代60年代出生的人难堪的与生俱来的尾巴！

所幸，这一代人还有80年代这个特殊的青年时期，这是高中或者大学时期。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而言，这是一个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观念更新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60年代出生的人最能接受新鲜事物的青春时期，他们躬逢其时，不由自主地经历了那个时代一场又一场的思想风暴和各种主义的“洗礼”。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文艺思潮使中国文学遽然巨变，真正走向了多元化，正如评论家早已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学用10年尝试走完了西方文学100年走过的路程”，诗歌自然概莫能外。那么，各种大量引进的文学流派、文学观念、创作技巧，最主要的是影响了谁？毫无疑问，当然是那些正处在青春期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了，而这些学子中，主体正是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于今来回溯那段历史，你可以惊喜地发现：那些三天两头便接受一拨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学子，多么像“器皿”——不停地灌注、更换各种试验药剂的“器皿”！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毫无技准备地被动地超负荷地装载了各式奇异新潮的东西！他们无法不生吞活剥！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无异于一个试验“活体”，是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各种技巧各种观念的活生生的试验体。即便是诗歌创作，天知道他们尝试实验过多少种。惟有每个人才能心知肚明自己的身上消蚀掉了多少试验品种。不可避免地集体成为试验“活体”，这正是60年代出生的诗人共同的文化印记！

而携带了这种文化印记的诗人们，在旷日持久清寂单调的创作中，自然也形成了某些共同性。其一是体内抗体丰富，百毒难侵。他们相类同的地方在于始之所学芜杂，继之融合诸家，最终为我所用自成其格，所以这一代坚持下来的诗人，90年代的诗歌渐渐显明独特风格，绝不像80年代时的诗歌，千人一面，万喙一口。所以，真正的诗人，他的学养必定是多元的。近年来，我时常在一些文章里见到将某诗人比附（或自比）某外国诗人，仿佛师出有门似的，心里便不免要暗笑。其道理不言也明。其二是自觉不自觉地偏好技术，把写诗也当作一门工艺学来看待，喜欢把活做细做精。因为他们自身经历过许多“技术”的训练，他们因为历史的机缘，拥有技术优势的特点，他们越来越有技术工匠的味道，有没有创造出一个新款式是一回事，能否把款式的边边角角处理得更精美则真是不可忽视的事。所以这一代诗人内心都厌恶糙活儿。我以为，再过十年二十年，不论这一代诗人是否还能葆有敏锐感，但从艺术角度看，写得最精美的恐怕还得是这一茬的诗人。没有办法，因为人挣脱不开历史，历史就是命运。

如果要真正读透所谓的“中间代”诗人，我以为，应当关注以下几点：1、“中间代”诗人与“朦胧诗”的关系；洪迪说伊沙是吮吸朦胧诗的奶汁长大的，岂止伊沙，这一代诗人都是吮吸朦胧诗的奶汁长大的。2、“中间代”诗人与80年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关系。3、“中间代”诗人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起码有两点变化是十分鲜明的：一是经济转型，导致诗歌转向边缘；二是生活转型，使诗歌创作愈来愈趋私人化。4、“中间代”诗人与技术训练的关系。5、“中间代”诗人与民间诗社、民间诗刊的关系。而民刊问题中，90年代与80年代民刊面貌的根本不同也是值得关注的。80年代的民刊更具锋芒，但属性是“圈子”，而90年代民刊“场”的意味则越来越显明了，我以为这是一种进步。

把话说回来，这本诗选最容易体现的一个作用是，它让读者回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回首6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创作使，除了留下一个又一个“诗歌运动”的印象，除了记住那么一些“运动员”的名字外，还能够看到这一代人的力作，看到他们精细的工艺活。

把60年代出生的诗人都称之为“中间代”也未尝不可，但我的理解是：“中间代”绝非处于两代人的阴影之下。他们也不是“运动”壁垒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不是非此即彼。他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时代的中间，每个人都处于诗人集体的中间。但对这集体而言，每一个人每一个“中间”又完全是自主的、自由的、独立的。惟有如此看，一代诗人的身影才真正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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