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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批评“文学批评”

程冰轩

文学批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也是一项相当严肃的工作，就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言，文学批评家也有义务对新出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作出中肯的评论。

然而“当代文学批评到90年代，愈加变成一种表演。昔日那种沉入生命，沉入文化深处的理念已成为过眼烟云。批评在合谋、无聊、调侃之后仅剩下肉麻，而热衷于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王岳川 《文化话语和意义追踪》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441页）也许是受市场化、网络化、功利化影响，如今的文学批评，或走向谀评，或转向酷评，或蓄意制造文学事件以耸视听。纵观各类文学批评，真知灼见的固然不少，鱼目混珠的更是不计其数。我禁不住想问，批评何为？如今的批评已变得种类混杂、标准不一和难以理解了。向作者提出质疑和挑战，无可厚非，亦属正常，勇气固然可嘉，但未免太浮躁了点。段吉方先生在《游离在雾蔼——中国当代文化批评践履迷误言说困境》一文中，就批评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游离色彩的特征之一就是浮躁。批评的浮躁表现在批评姿态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是的，当今批评者的浮躁在威慑和褒贬中愈演愈烈。 要么是学院派学究式的文学评论，愈来愈专业化或"学究气"，逃遁于古代或学术象牙塔，而“脱离群众”，要么就是完全商业化的炒作。总之，现代的文学批评正在被非文学化。

究其原因，其一是批评规则的不规范。这一点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文学批评的践履迷误是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言说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文学批评既缺乏对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合理剖析和有效消化，又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深入考察，在一个不成熟，不稳定，缺乏理性自觉和批评规范的语体氛围中以一种思维的滞后性，想当然的认同西方的理论先导，忽视了与本土现实语境的龉合。用徒然眩人耳目的批评风景代替批评观念的有利同化。”

这一点不能怨当初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老前辈们，更不能怪运用这些理论“横行于四方”的批评精英们。虽然他们在这个浮光掠影的时代，他们急迫地凭借席卷而来的西方批评理论抢占理论制高点，使得他们显得异常的浮燥。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导形态还是来自政府文学机构的专业评论家的言论，他们的文学评论不仅可以直接宣判作品价值的高低，而且这种宣判可以指导或左右公众的喜好。在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如火如荼，大有燎原之势时，文学批评的发源地——英美文学教育界却产生出种种质疑。彼·威德逊在《导言：英语教育的危机》一书中，指出“关于‘文学’的价值，关于评估文学作品的标准，以及甚至关于‘文学’本身范畴的的有效性都待于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伟等翻译 1999年 129页）作为一个批评家，要努力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先进文化的高度，从中国现实出发，从本土实际出发，寻求不同文化的互补性及发展的阶段性，大力发展本民族的文学。

在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偏差，使文学批评已经沦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诸如考据、注疏、评点的短小精悍于独到见解，也没有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和人文关怀。有的只是一种虚伪浅薄的砍杀式的狂吼乱叫。现代的文学批评对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整合上处于幼稚阶段，面对当今陌生而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状，依原有的标准、方法、往往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翻开众多的文学批评，从表面看来，实事求是，细一推敲，实则是失实求似。

鲁迅先生的光辉形象不是自己吹出来的吧?但有的人在评价鲁迅时就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就嘲笑到；“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我们姑且不谈一个作品的容量是否有字数决定，及精神容量和作品灵魂问题。就只字数而言，那位先生在评价另外一个作家时又换了一把尺子，认为老舍的小说写的太长也是一种过错。这些怪胎文学批评出自何人之手，乃是那些自认为学识渊博，故作高深莫测状的批评家。

其次，是批评家的道德感的谈漠。虽然他们的话语句句不着边际，但又恨不得将作者凌迟处死，带着自负的率直犀利，故作勇士猛士状，满纸弥漫着血的蒸汽，张扬夸张着一个错误，甚至断章截句，扭曲捏造一个缺点，如同唐·吉可德将风车作为假想敌一样疯狂地进攻，大加讨伐，谋取斗士直言之美名。骂倒众人，以求鸡犬升天。可以说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越来越远。

文学批评者，要有一种关怀意识和参与意识。文学作为作家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形式，由于其人生阅历、情感体验，乃至对社会的感知角度各方面也不尽相同，众口难调，不可能适合每一个批评家的口味。“夫篇章杂沓，杂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文心雕龙·知音）看来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其实作品就是作者把自己的灵魂放入客观事物中去探险，然后加以叙述，千差万别的个人感受和印象才代表着真理。意识形态内的东西，没必要一定分出个高低对错，或将别人一棒子打死。“存在即合理”，即使不和你的口味你也不必将其骂作“被洋人在马桶上干过的娘们儿”，（有人这样评卫慧）另外面临大众产业化趋势，作家一心写作心无旁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将自己的作品与市场挂钩，将取悦大众凌驾于取悦自己已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作家“与红尘共舞 ”的意识定然会有意无意地渗入作品，使作品感染一种浮躁与做作。“才难然乎，性各异禀”（文心雕龙·才略），人吃五谷杂粮，那有不生病的道理，况且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文学批评本身，作为一种学术探究，能不能多讲些道理，少些强词夺理、苛刻责难，甚至漫骂。有的人干脆将自己的评论置于低级庸俗的老套路上，在别人的批评声中，索性破罐子破摔：你说我痞子，我就是痞子。此风不扭，学术讨论的建设难矣，问题的解决便难以入手，大脑思维全部作用到嘴上，逞一时口舌之快，只想着如何痛快地骂人，哪有余暇深入思考问题的解决。

关于文学批评，周作人有一个比喻用得很好，他将文学创作比作“自己的园地”，种什么，怎么种，完全由作者自己决定。古罗马作家普卢塔克言：“谁要是用钥匙去劈柴，而用斧头去开门，他不但会把这两个工具弄坏，而且也失去了它们的用途。”文学艺术是个五彩缤纷，生机洋溢的万花筒，作者对同一事物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表达不同的感情，文学批评者可以有多种不同向度的分析，认识途径，通过作品与现实的比较，对艺术意境的体味，审美心理的揣摩及文学创作动机的辨析等来揭示文学创作的本质及其作品意蕴。在这里，谩骂攻击就是打开文学作品的斧头而不是钥匙。

所以，有的人评论别人时胡说八道，但评论他的作品，我却不会将他骂作“皇城根下贩卖文化垃圾的丑陋的北京人”，“沾满皇城根各种恶习的八旗子弟”，也不会把他的书斥为“妓女文学”，更不会将他的感情讽为“流氓无产者的失落感”。

再次，是文学批评家理性的失缺。北京有句俗话形容人胡说八道叫做“真敢开牙”，现在有的文学批评家就是这种类型。树大，下边乘凉的就多，在文学批评的这棵大树下，说话也不怕风刮折舌头，于是乎，不管是杀猪宰牛的，都挂起一个头脸卖起了狗肉，可能曾写过一两篇得意之作，于是摆出一幅小人得志的嘴脸，得意忘形地炫耀起自己的学识。玩概念，用术语，批评者满足于高谈阔论的炫耀，眼睛只盯着理论的天空而忽视脚下的实地的偏向。自谓沧桑老到，故作德高望重状，欲用奇言奇理使人折服之、仰望之，殊不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貌似真理的叫嚣，只能使人产生一个感觉：那些理论家都在达成一个目标，那就是在自己未成真理的化身之前，就要肆意践踏所有的真理。所谓的批评家当思之，将自己标榜为真理的人，最终得到的只能是真理的嘲笑。

玩概念，用术语，的确能使你显得高深莫测，但是你不要忘记，文学不仅是几个博士后、专家的文学，而是大众的文学，要体现新的个性化的批评眼光，直接满足文化大众的理解或自我理解需要。不要让那些期待从文学批评家那里得到一点指导意见的文学后进，看到这类“莫测”先生的大作，只得感慨：你不说我还有些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这正应了海明威的那句话：三十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由于按批评家的指导写作，结果患了不育症，再也写不出任何作品了。这与中国的文学现状何其相似。一些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深藏在行话、套话和貌似深刻其实浅显，貌似玄妙实则空洞的学理后面，做自以为高雅与高明的演说，莫说初涉文学批评的领域的新手，即使一些批评耆宿，面对那些繁多的名词术语，艰深晦涩内容的批评，也望而生畏。

写到这儿还真有点于心不安，似乎应该停笔，否则我这身老骨头又该挨骂了，因为总有人对号入座。但有句话不吐不快，现在所谓的文学批评界里真正的批评近乎绝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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