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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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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派今天的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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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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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章指出，《今天》派的诗人的写作标准，是所谓元历史感的颠覆。 人们对待历史的一度出现的反思，据说已经处在对所谓陈述的陈述当中。 在此一层面的诗歌文本的陈述中，诗人的写作历史和他们的对待历史的终极关怀，似乎已经变成了过去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诗人的精神状态，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人们好像看到，这些在海外流亡的诗人，已经在其思想上和人格上，躺倒在类似“荒原”的万劫不复之地。而在他们的海内外读者面前，当代的朦胧诗人，犹如一棵棵流动的鬼魂，出没于从哥本哈根到澳大利亚的范围广阔的地域。 固然，我们在不止一个海外诗人的活生生的经验里，以及在他们的文本中，的确看到过这样的死魂灵的状态，但是，我们却并不认为这样的死魂灵的状态，应该是中国诗人之天才的表现；反而觉得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中国新诗和新诗人错待自身，错待民族，错待文化及文化背景的后果。而这一后果，如果说不完全是可悲的，也至少是缺乏天才和大师般洞见精神的结果。 因为我们看到，眼下的诗歌文本，已经在最大限度上脱离了朦胧诗早期的理想主义的，和对中国人的命运的基本关怀，而完全陷入了一种特定的流亡文学中，既不同于索尔什尼琴，也不同于纳博科夫甚至米兰昆德拉，对于本民族的人们的命运的终极关怀。处在东西方两极世界的边缘地带的今天派诗人们，其诗歌话语的地貌，已经和中国现实乃至世界现实严重脱节。所谓的历史元话语陈述之结束，在中国诗人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本质，与其说是一种智慧，不如说是一种混乱和痴迷。不像在朦胧诗早期的诗歌话语当中，上述诗人的文本定位，其作品还是相对准确的，深刻的，和不乏灵感的；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诗歌，完全产生在本土文化的和政治话语的环境当中。虽然，那时候，他们的语言系统已经开始向着一种非汉语化的趋势演化。而现在，在泛世界化的抽象的后现代话语系统当中，这一个致命的定位，在他们的诗歌中被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取消了。 而这样的取消主义，在海外世界的读者看来，也许有权利对之熟识无睹；但是在我们内地读者看来，这样的对于元叙述的反叛，则完全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坛。一种脱离中国现实，脱离中国命运的诗歌情感和意志，在《今天》派诗人的笔下，早已演变成为一种在世界化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非民族化的，畸形的文本。因为这样的文本，对于第一世界的读者来说，是再一次“骑上自行车”；而对于第三世界的读者来说，又是完全在想象移植的错位世界中无翼而飞。 虽然在我们看来，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介定，不完全是平行不二的。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文化和他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老话。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错位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化极其文化人，都处在这样一种边缘化的文化错位状态。我在这里说的，仅仅是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眼下的生存和创作状态。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定位，有着尚且比较清醒的认识。眼下的自由主义鼓吹者，在我看来，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元叙述的颠覆，当然不自今日始。 如果说T。S。艾略特的“荒原”，是西方的人们一度说过的，人类的空芯化存在处境的话，那末，艾略特诗歌的历史意义，在二三十年代以后的欧洲，已经逐步进入消亡和改变的状态。欧洲战后的经济复苏和重建，使得健康力量重新回到了他们那里，诗人笔下的荒原已经“绿化”。在战后的建设当中，接踵而来的结构和解构主义，在“荒原”的原始意义上，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思考。 我们看到，在艾略特的诗歌出现前后，我们中国人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并产生了他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方的否定运动，波及世界而祸及中国。在理想主义的层面上出现的左派理论，首开对于元概念的否定和颠覆。其大致的表现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思考。而其具体特征是，此类现代派观念，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列宁主义，以及庞德和一批西方的左派们否定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思想办法和作品。他们欲图在建构崭新的文化和文化体制方面，搬弄人为的曙光。而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损失。这些把人们带进地狱的思想，大量诱惑着文学家和哲学家。于是，人们开始对所谓的现代理论中的颠覆性进行再度反思。人们在----比如说德里达的-----论述中，发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真理的陈述，这个陈述就是，结构和解构的双重意义，正好是人们思想解放的最大前提，而绝对不是像毛主席说的破旧立新。 人们对德里达的一个严重误解，是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颠覆主义者。其实，他们对待传统的元叙述的反思，他们对于纯粹解构的单向化曲解，是错误理解理解德里达式的观点的关键所在。 德氏指出，他本人不是“解构主义者”这一点，令人想起马克思说过的，关于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老话。回顾这一思想历程，我们意在说明，元叙说的本质意义之反拨，旨在摆脱思维的绝对化定势；脱离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的思维定势。当然，我们再也不会产生对于绝对化的崇拜，就像我们现在不可能重新产生对于毛的盲目的信仰一样。绕有趣味的是，后现代中人一度认为文革的打倒一切，是后现代理论的在新时代的实践。而事实很快说明，拥护文革的萨特们，德里达们，是大错特错了。这些不无良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很快就摒弃了他们的观点，而回到他们对于专制统制的否定性层面上来。绝对肯定抑或绝对否定的思维定势，在西方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已经变得十分无知，也十分无理。 而这样一种定势，恰好形成了《今天》派诗人今天的文本特点。所谓元历史叙述的完结，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后现代派中人的一种多元化的思维。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思想，是对于现代派思想的反拨的话，那末，这样的反播之前提，是对于现代派思想历史过程本身进行证实和反思的结果。 我们看到，第一世界里现代派的思想之渊薮，在其文化的和法理的意义上，并未完全被后学取消。原有的理论前提依然存在。在对待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创作方面，当代的世界文学界也并不是都执一词。比如，高行建就对发展到极至的所谓后文化现象，提出过他的反驳。那些完全走出了艺术介定的垃圾作品，在他看来，已经成为艺术赝品，而不为人类的感知和理性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的艺术实践，正在接受向后看的巨大历史考验。这是我们对待所谓元叙说已经完结的所谓美学观的第一层看法。 后现代理论在现实层面的指向，不管其现在是否过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也许可以预设，但是无法逾越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今天的现实当中，还处在其明显的未来时态当中。在我们一向所说的第三世界里，元历史的叙说非但没有结束，而且是可以加以展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景。我们对于人类文学中早就提出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无可推卸之责任。我们在第三世界里所说的任何话，出版的任何作品，如果脱离其产生的前提，而在世界与中国的意义上顾左右而言他，那末，我们的文学的和社会的思想定位，就会陷入完全的虚枉。《今天》中人的作品，在移植美国或者欧洲文化背景的时候，他们的错位，就开始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在这样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不由得会想起索尔什尼琴的至理明言。他说，美国文化对于他来说，除了那本护照有些用处之外，一无所用。他和纳博科夫的，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和普希金的巨大民族文化之情结，使他们自始至终首先是俄罗斯作家，而后才是世界的作家。在此，我们暂且不提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伟大的古拉格群岛！ 我们当然还可以指出其他类似的流亡作家及其作品中的阶段性定位。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海外作家的作品里，有若干有鉴与此的作品出现，但是和老索们巨大的古拉格情结相比，我们的这些作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老索们写作他们的元历史叙说的伟大作品的时候，我们难道可以把他的历史定位，设置在元历史叙说的完结状态吗！ 戏言之，西方文学的人文关怀的德拉福斯传统，是西方文学可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社会现实和那个时代，似乎离得更近，而和卡佛们，品钦们，离得太远。我们在今天派的诗歌中看到的纽约人和斯德哥尔摩人，与我们实在是处在天上地下。甚而言之，我们中国的南北东西，同样处在严重的地域发展之不平衡当中。我们想起有西方人说过，中国有其东西南北之中国之分。此话也许言重了。但是，却是严酷之现实！ 无论用哲学的语言还是用诗歌的语言论证大叙说的完结，并不等同于万念皆空的虚无主义。虽然这样的思维，在否定用语言陈述的人类真理方面，一度推进到对于人类思维本身的反诘之上。人类诗歌美学的演进，在触及到此一方面倒是非常悲观的。但是诗歌的美学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绝望。这就好像是海德格尔所说，只有人类，是知道自身会走向死亡，而要活下来的生物。诗歌的力量当然不仅仅是哀叹大海的枯竭和天空的塌陷。他更多的，是要在万劫不复当中，寻找生命的不死的可能性；文学的可能性，也就是寻找这样的一种不可能性的力量。我们在古往今来的无数的优秀诗歌当中，都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在君特。格拉斯的诗歌当中，发现了他的对于东西德统一的反感。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观点的是非，而注重他的社会关怀。 我们在申博斯卡的诗歌中，发现她的反对越战的主题思想和她的反对专制的可贵情思。看到了人的尊严。虽然，她一度歌颂过苏联。 我们甚至在更早的乔伊斯的作品里，发现他的爱国情节，而看到了一个爱尔兰人的具体的政治趋向。 我们在托马斯。曼的文本中，看到他的反纳粹的宣告，等等。 我们有理由对所有这些元历史陈述，抱有恒久的尊敬和崇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崇拜，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写作的动因，而不是产生任何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北岛早期诗歌的历史意义远未结束。任何在人的意义上退后半步的选择和选题，在我看来，都是毫不足取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任何所谓的消费时代的，所谓新新人类的，后学派的写作都是规避中国现实命运的写作，都是对于我们时代的错误定位，而散发着艺术赝品的味道。 也许问题的提法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诗歌在人类异化的层面上的哭泣。他们哭泣的理由是应该可以成立的。就像我们在哥德甚至但丁的诗歌历程中所看到的，那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一样。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体会到，我们即使不太愿意接受他们的那种类似黑格尔历史哲学般的历史决定论，但是，我们无法在存在的意义上，完全取消这一过程。因为人类乌托邦带来的有害的理想主义，我们固然可以摒弃，但是我们却无法使得人类与身俱来的，对于理想的本能的渴望，也将她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诗人而言，我们在看到语言本身的不可能性的同时，我们同样不会拒绝写作和说话及其各类表达。尽管在如何对待能指和所指的问题上，中国的汉语和拼音文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如果说今天诗人的作品，对于很少读到他们的读者，有哪些意义的话，那末，其意义的呈现，是一种被动的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他们的诗作的时候，只有将他们看成是西方现代主流社会以外的一群被遗弃的边缘人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民族的可悲的生存状态，才会凸现出来；而这样的一种悲剧的诗意效果，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效果。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读者不是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诗歌的灵魂，而是看到了灵魂的死亡。 这样的死亡，和前述俄罗斯等流亡作家拒绝民族心灵死亡的抗争比较，简直是一种微忽其微的呻吟。 将一个词的原始意义加以消解，在今天，哪怕是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极为时髦的做法。然而最出色的诗人，却是在极度悲观的意识中，同时渗透出如人类生存和思维本能的希望。这是诗歌的意志和诗人的绝非一般的心灵能量所致。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魔鬼的法力，终将战胜浮士德，而放弃对待生活的希望；她还应该有否定的和反面的意义。这和哈耶克和阿克顿对待人们的警示，不可同日而语。绝对黑色的作品，也许有他存在的道理，但是，他们的出现，却无法和那些具备人类心灵抗争的作品相提并论。 如果贝多芬只有他的悲怆奏名曲，而没有他的热情和公正，那末贝多芬就不是贝多芬了。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在西方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百科全书派，经过他们的十二月党人，经过他们的布拉格之春的一次一次的洗礼和磨难以后；在他们的哈维尔，他们的德热拉斯们，经过元历史的大叙述以后，他们才终于赢得了他们反思现存社会的权利；反思后现代社会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美国人欧洲人，在阅读萨特和福柯之前，就已经获得的权利。在他们获得了这个权力以后，他们的视野，才有可能延伸到民主的和自由的缺陷方面。延伸到对待语言和思想的严重的怀疑状态当中；而绝不是在这个权利获得之前，就企望取消这样的历史目的论，取消这样的人类与身俱来的，对于人权的诉求等等，从而绕开这个必然的阶段，径直走进所谓的元历史叙述的取消状态。这应该是问题的基本提法。 在我们引用北岛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必要，把他的对于词的诠释，定义在对半元历史的否定当中。我们无法取消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构成的权利话语。我们只能将他的所谓的“语言的暴力”，定位在他的记忆当中。 “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这是诗人对于文化背景的最大位移。如果说北岛的词，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制上，那末，他的这样的定位，就会产生严重的错位。如果他的词的对于词的消灭，是他的一种记忆，那末，他又是回到了他的记忆和本土。我们也许可以宽容地说，他的词的涵义是双重的意义，是他的人格的普鲁斯特现象。 “废墟有着完整的帝国”一段，其指向就更显得难以理解。可能是一种语言的帝国。那末，他的政治背景，就移植到后现代社会当中去了。如果他的帝国是指向他的又一个本土记忆，那末，他的指向就回到了他的鼓吹布拉格之春的阶段了。词，对于诗人来说，也许是在德里达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那末，他的绝对化的思考，就是超前的。不能够和他的故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诉求向吻合的。 是的，“他开始了终点以后的旅行”；就更是这样。他的起点还未没有完成，他如何开始他的终点以后的旅行呢！他的对于西方的选择，也许是完成未有尽期；而他的东方的选择，则是应该重新开始。我记起中国当代学者的一句警世之言，他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中，没有可以超脱政治的诗歌情结，只有对于政治的大文化的覆盖。在政治的领域里，我们也许可以就其政治哲学的取向，说明我们自身的观点。但是我们没有逃避他的任合理由和任何非政治的美学可言。一如前述，我们的命运，还是被泛政治化的生活所困。如果我们的诗人，因为来到了那些以非政治主体为其生活特征的国度，从而幻想他们的异国情调，那末，这只是他们个人的自由。 元历史的叙述在西方的意义上，是从古代的希腊人，对于本体的猜测开端。 再到古典哲学的本体论论证；再到对于体论的论证的相对完结的对陈述的实证论哲学；他们从体哲学转向人哲学。这一转变，带来了他们的各类关于人的厌恶烦焦虑恐惧等等的人文诉求。 在绝对的意义上说，人类哲学的体论的探索，是告了一个阶段的。人类的尼采式的人的哲学之命运又该如何呢！对于人本中心论的颠覆，又及是人类的一个崭新的看法。但是当人们在他们的大叙述完结以后，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完结，也许是一种虚枉。而这样的一虚枉，在利奥塔等学者看来，是人类究其话语源头而不可得的乌托邦幻灭；然而问题的出现，在理论上，也许可以建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确实是另一种情况，即人类的自我认定，是要经过其必要的过程的。有人说过，结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其过程！一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人类的命运，就是和必死的命运的抗争之全过程。 我们也许可以将一切宣告人类上天堂的假设，最后全部定位在下地狱，我们还是不可能将人类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对于大叙述的几乎是先天的巨大惯性硬性遏制。我们在历史的一个较长的时期里，看到过由于多元化而使得罗马帝国逐渐进入衰败；而这个多元化的正面作用，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里无法实施到某一个罗马市民的。命运在捉弄着那些生活在短暂岁月中的人类，而他们的思维，只能是从属于某一元局限，它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文化的和社会的。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先觉的大智者，可以籍其所谓的理论，将这个思维定势完全加以改变。全部后现代哲学的弱点，就在于其哲学观念的不可操作性。我们的今天派诗人的全部存在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理由可以申诉的。理想变成了绝望；而绝望也就变成了理想。这样的幽默是可悲的。拒绝执行可操作哲学时代的使命，难道就是今天所谓的诗学吗？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诗学，早在极端的哲学意义上，融入了古代哲学的玄想。如我们的老子庄子，他们的先哲先圣。反对逻辑的诗学逻辑，一直以来，没有和逻辑的现实接轨，一直在空中大智高悬而不能落地。这样的命运却在21实际仍旧如此。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诗学，诗作和诗人的悲哀和责任吗？也许，朦胧诗人是在这个本质的诗意上穿过世纪的迷雾，直达最古老也最现代的话语指向和思维指向的；若是这样，就会让我想起上上个世纪，康南海先生远在洛桑的日内瓦湖旁的感叹：那里是道家仙境了。。。。。！ 这样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巧合，到底对我们而言，又具有什么样的国际意义呢！ 与其说是一种意义，不如说是一种反讽。 我记得，在人们对后现代哲学的意义和人们的行为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后现代中人的回答，往往是不可确定的。（就像进入我们的诗人的思维。）比如萨伊德，在谈到他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哲学理念的时候，他的尴尬，就呈现得极为明显。因为他的阿拉伯世界和他的后现代观念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幸运的是，我们的有些无论在海外，还是在海内的，有良知的学者们，他们并未陷入所谓的，对于元历史叙述天责的放弃乃至背叛。他们的人文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经济社会的关怀，都是周到备至，入情入理的，甚至是颇具其诗意的。我不想在这篇小文里提及他们的各类观点。我只是要说，他们的文本焦点，和我们的朦胧诗人们的各类观点，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在比较奢侈的层面上，谈论我们在未来时的，我们的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所谓的，预设的后现代理论。在那些理论里，我们将呈现我们的时髦的大绝望的诗歌美学。我觉得为时未晚。 中国新诗的比较悲惨的命运，一是，其发生的土壤，就已经是先天不足了。这个先天不足，是因为新诗的出现，是在根绝我们原有的汉语的和汉诗的传统。 二是，我们的新诗，在从属于译文的文本环境中，欲图对古诗的形式和内容发起进攻。但是我们的突破，一开始，就遭遇了形式和语言的挑战。因为我们在翻译的层面上进行语感写作的时候，我们在做着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和西方文化的双重背离。 三是，我们的精神品质的问题。如果说托克维尔以为，如果革命的意义从属于文学，就要到来灾难；那么现在，则要反而言之，如果我们的诗歌忘记了革命—她其实是另一种现实———那末，我们的诗歌之内容和精神的指向，同样也无所措手足。 当意识形态的往事过去以后，我们在新的时代又找到了新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新的文化桎梏，就是西方的后学理论。在这个几乎完全不属于我们的文化迷宫里，诗人们得到了他们的，又一种来自译文的宝贝。这个宝贝，在不断地向我们贫困的中国人释放他们的，几乎像普鲁斯特般华贵的迷雾和有毒的喷泉。 我们在前现代的日子里，却接受后现代的文本，我们的元叙述真的就会完结，但是这样的完结又意味何在呢！ 这里只有一个意外，就是，他们――朦胧诗人们――演变成了却变成了地地道道外国人，从而像一切住在欧美后现代生活中人那样思考和度日。如果情况正是如此，我的文章的立意，就完全塌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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