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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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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爱伦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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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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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岁月、生活》是一本对我们“老三届”影响甚大之书。70年代初初见此蓝色封皮的六卷本爱伦堡的书，读之欣喜异常。因为70年代初，文革烈焰渐息，青年人对政治已抱冷感，虽然一面读德热拉斯之《新阶级》，另一方面，却大量收集古典音乐的唱片、西方美术史画集，且有人吟诗作文以省示自己之青春期的故事与经验，凡此种种，均和爱伦堡的经历有所类同。爱伦堡也是15岁即参加革命活动的。在《人》一书的最末一篇文章里，爱伦堡被邀查看一封革命年代的革命书信。大字一行行看下来，爱氏本觉得不过是一位老革命家当年之笔迹。等看到最后，信末署名冠以：“根据警察局的意见，此信作者系被监视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爱氏以后说，“现在我重读此信时感到惊奇的主要不是内容，而是语言。正如你有时好不容易才能从一张旧照片上认出自己来一样。” 当爱伦堡在他那个世纪初对革命浅尝辄止复而转入艺术时，他的选择引起北京当时参与过文革的青年人的认同。毕汝谐君近在《黄河》撰文谈他70年创作《九级浪》这本小说的情形。毕属北京当时的“漂派”。“漂派”的行为准则是以性这个青春期的“武器”来对抗“革命时代”的假“道学”。我们都记得爱伦堡笔下的“洛东达”，记得聚簇于此的诗人、画家、女模特……这一点，使我联想到当时的诗人举行的文学沙龙。文友田晓青君近撰文有议于此。那是在铁狮子胡同临南一大院之套院中的一间房子。进入这所房子的人怕是都读过爱伦堡的。 除《九级浪》这本书外（爱伦堡的《九级浪》当然在前，毕汝谐的《九级浪》当然在后），尚出现《相信未来》以及赵振开、芒克、江河等人的诗作及万之与我等人的实验小说（见《今天》）。记得在北师大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江河大讲印象派艺术对于创作的启示。这种启示有二，一是对爱伦堡笔下的人物；二是对北京当时“圈子”里的人。读毕氏的回忆文章，有一个“没落户飘零子弟”多发慨叹之感。这位北京去的“纽约玩主”据说在忙中得暇，手持一本《后汉书》或《史记》，悠游乐哉。字里行间，我的这位中宣部大院的邻居，文字老辣，内涵幽默，还有些披（背！）发行吟“城”畔的风流情荡之余韵。这个绰号“臭皮鞋”的小子，文字已老但情愫仍旧。 从毕汝谐到郭路生，从郭路生到振开、田晓青等人，都像是在重复爱伦堡笔下的经验。但细而究之，有同亦有异。爱伦堡的自觉出于对俄国社会革命的憧憬，是从赫尔岑到普列汉诺夫思维的一种自然承袭；但中国的青年，并没有研究或深而析之中国自康梁、中山，乃至陈独秀、李大钊以来的一整套西渐学说，而只是懂了点艾思奇、王若水以及语录之类。爱氏足迹踏遍欧洲（复又去美洲、亚洲），对巴黎和罗马的种种艺术有切肤之乐与切肤之痛，对波提切利、丁托列托，乃至毕加索、马蒂斯，不但有神交，且有身心之过从。但是，北京当时的小青年，能够从书中看到巴黎圣母院、彼卡迪利广场就算好样的了。所以，大的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朦胧诗中人在当时的起点之低。然而可贵的是，虽无事事亲历，毕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过大师。 “洛东达”之外，还有凝神于俄罗斯文化、命运与现状的诗人，如曼杰利施塔姆（现译曼德尔施塔姆）。我不止一次敬读其作，每读一次，都会被他的诚挚而严肃、深情而深刻的妙笔生花所触动，人性，除了纨绔子弟与“干部子弟”的性情中事以外，是存在“天问”式的诘难与呐喊的。曼氏的诗诠释之，则是—“我不愿用做一只白粉蝶／把借来的身躯还给尘土—／我但愿，有头脑的躯体／变成街衢如国土—／这躯体虽被烧焦，但有脊柱，／还知道自己的长度。”／ 这难道还不够令人震撼吗！ 相比之下，能够写出这样诗句的中国青年，起码在70年代绝不可见。在79年以前，中国诗歌文本尚停留在“我的爱人依偎在别人的情怀”一类小咏小叹之中。经过十年的反思，尚出现“我不相信”的呼叫。诗人是否应当关注民族、国家之命运，几十年来争论不休。从爱伦堡那里得知，诗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完成其文本的一种重要方式。比如，他在议论与回忆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就有此一判断。帕氏的《日瓦格医生》是十月革命悲剧之呈现，但帕氏的写作，却是以个人的反思契入，而不像一种旁观者在那里塑造出角色或情节。爱氏说：“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不曾妨碍，也不会妨碍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一个大诗人。” 固然如此，诗歌本身的存在不应当混同于政治甚至道德文章。诗歌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在命运面前所做出的选择。一如萨特之谓，这种选择造就了“本质”；而这种“本质”之生成，则源于选择—存在。人们惊叹阿赫玛托娃的选择，惊叹于她的《安魂曲》，人们同样也惊叹比阿氏更为强烈的茨维塔耶娃。据我所知，就对北京的那一代诗人的影响力而言，只有曼杰、保尔·策兰可以在强度上追平茨维塔耶娃—当然，还可加上一位S·普拉斯。她从反面与悖论“描述”的爱情，却大唱于70年代末，而至80年代及90年代，且必会以其天才之力跨入新世纪。这就是—— “我爱上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别，而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以结合去爱的。”虽然爱伦堡在他的“分析”中为茨维塔耶娃的政治倾向“回归”苏联而辩护，但是，90年代中人却可以如是理解茨氏的反相观照的诗之用心。用解构派的语言析之，爱同时呈现出建构与解构；爱之解构，以生活为依托—以茨氏所遭遇之文化与政治之命运为依托—可以是对爱之反悖；可是，爱之反悖尚存留爱之正论；爱的反悖是不可抹去爱之“痕迹”的。世上没有根本没有爱的爱，也根本没有没有恨的爱。恨与爱共为一体，又互相不同。于是，分别对峙于相会，而暗含于相会；决裂对峙于结合，而暗含于结合。没有什么相会会在没有决裂时动人心魄；没有什么结合不在日日悉随决裂、裂痕、忍隐和木然的……。诗的语言，当她以歧义见澄见澈之时，诗的形态之完成就已达成，至少趋于达成。用形式主义女作家克莉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的话说，“……如诗语言显示的，表意过程是一个特定的表达，介于象征与征候间的倾向，而象征与征候是各自领先与继承的关系，互为对方的先决条件；所以说话主体在征候的‘容器’与象征的策略间产生，它恒是分裂的，它本身‘只是表意过程’，是始终在过程中的主体。”有多少7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青年诗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是大有疑问的。但是，我深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体悟与了解这一点的。从他们对于茨氏乃至普拉斯的崇拜即可看出这一点。悲观主义的情结在英雄与英雄崇拜完结之后，在诗歌文本中慎行其道。对于生活的判定或可起码采取俄罗斯“消极崇高”的态势。这都是和死亡本身的呼唤与渗透联系在一起的。正如爱伦堡晚年所讲：“……我没有受完苦；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爱。……观众已经匆匆向存衣室奔去，而主角却还在舞台上叫喊：‘明天我……’而明天将会有什么呢？另一出戏和另一些主角。” 如果说爱伦堡在他60年代末去世时，已完整地“描绘”出一幅现代派艺术的画图，并在此现代派的体验与思索当中，通过诗歌的“二律悖反”进入后现代、后集权社会的初步思索—因为曼杰、茨维塔耶娃之文本，已充满了后现代的体味—那么，从70年文学沙龙走入世界诗坛的中国诗人的归属何在，却仍旧“是一个问题”。一如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并未清晰到“象征”与“征候”那样，毕汝谐、赵振开们的现代与后现代思索，对于读者而言，依旧是十分艰涩与令人困惑的。一、他们的人文背景不像爱伦堡那样清晰。因为，爱伦堡是通过对阿拉贡、聂鲁达、艾吕雅等“左”派的深度观察，以达到他们作为人、作为诗歌，乃至作为“音”与“声”，趋同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维系统的。但在中国诗人中间，所有话语系统最早的表达（如郭路生），还停留在文革的话语系统当中。其二，当80年代末这批中国的“洛东达”弥散于纽约或阿姆斯特丹以后，他们的文本在现代与后现代的抉择中，呈现交错叠加中西文化与政治背景的面容。而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进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纽约的诗人则以体味纽约客的生存方式为其感悟，以至出现了中国诗人完全不同于索尔仁尼琴甚至布洛斯基的面容—后者从来不曾失去对于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的回应与反响。三，如是一来，从爱伦堡那里得到启示的一代中国“洛东达”们，大多已迷失在自己文本与人格的最大迷津之中—就连生活在大陆的、面对几亿文盲和贫困人口的中国诗人，据说也可以玩耍一下在哥本哈根或斯德哥尔摩的人们所戏耍的后现代文本。一切，都在没有实现与达成时就被“打倒”了。这恐怕是爱伦堡也料之不及的吧！ 于是，笔者为此重新翻开了爱氏关于巴尔蒙特的那一章。 爱氏写道：“1934年我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遇见过他。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他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他认出了我，向我问好。‘我听说您在俄国……’我回答说，我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他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我不禁可怜起他来，撒谎说：‘当然记得。’他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中国的巴尔蒙特们，将以何种方式保持不被“贬黜”呢！ 几年前，我游历了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在蒙玛特高地圣·兴教堂，我首先想到的是爱伦堡和他的《人、岁月、生活》。高地幽静深邃，拾阶而上，从圣·兴旁拐入一条小巷。有人告知在右侧的一处空场上，有布莱希特之故居。居下有一作家的人像“穿”墙而过，领衔“内外”两界。从右侧向左，路过乐怪萨蒂之故居。门窗朴素，颜色暗淡。随后，即转至有名的绘画广场。画架林立，画匠多多。我看此处的画作并不出色。只是爱伦堡的影子时隐时出，伴随着我浏览之的全过程。爱氏对巴黎怨恨交集。但我以为，巴黎实在是一座古城，现代派的铁塔、蓬氏中心点缀其间。而罗马，则如爱氏所写—— “罗马是几个不同时代的混合场：古希腊罗马的遗迹和新兴的市区并列，巴罗克式的弯弯曲曲的雕像和最早的基督教的柱廊形大厅共存，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和19世纪末叶富丽堂皇的古迹同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起初会使来客感到拘束，但后来你却看到不同的时代在罗马是和平共处的。” 斯言其是。一般而言，现代派与后现代派与浪漫、古典时代——按照德里达的观点—绝不是“革命”、“颠覆”、“破旧立新”的关系，而是共存、共荣。于是，在80年代中被北京的青年学人粗俗理解的“后现代”＝“拆”的观念，在爱伦堡的岁月里始终是不曾出现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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