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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诗歌的位置

张桃洲

对中国当代诗歌进程略有所知的人都会发现，在最近二十年间，已经倍受指责的新诗不但没有摆脱戏剧般的命运，反倒越来越趋于自我闭锁，从而显出晦暗不明的特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新诗据说已经被逐出公众的视野之外，开始走向“边缘”而“衰落”了，以至其生存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种强大的质疑面前，不用说这短短的二十年微不足道，就是新诗近百年的探索也显得无足轻重。诗歌在整个社会生活及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变得暧昧起来，一再被推向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一向对关于新诗正在“衰落”的论调持怀疑态度。在一个商业主义盛行的年代，诗歌不再受到关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说世纪末发生了一场堪称规模庞大的诗歌论争，但丝毫激发不了阅读的兴趣，它所产生的一点小小波动，很快随着媒体炒作的喧嚷声如泡沫般消失殆尽。但是，只习惯了表面热闹的公众并不知道，诗歌不再引人注目，更多地是由于它消散了先前的表演性。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诗歌正在经历一种阵痛，一种阵痛中的调整和蓄积，它的实际情形是：一面是那些高声兜售连篇累牍文字垃圾的诗歌贩子和泼皮，一面是以巨大韧性与坚实成绩促动新诗诗艺全面进展的探索者。我以为，应该在这种复杂而真实的充满迷障的背景下，清醒地看待新诗的处境和一批诗人为之付出的艰辛劳作。如果我们进一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新诗其实已经和正在形成某种属于自身的传统，那么这必然意味着在历史的漩涡中，涌现出了某些抵制时间消蚀的独特力量。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王家新，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恰切地体现了这一历史变动时期新诗的真实景况和自身“传统”的特征。正如臧棣所说，王家新是“能映现出我们时代诗歌”的“一面镜子”。

的确，作为一位穿越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王家新一直是这个时代的诗的“守望”者。他的音色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沉郁，尤其是时代变迁所造成的精神震荡。诗人声称，“无论生活怎样变化，我仍要求我的诗中永远有某种明亮：这即是我的时代，我忠实于它”（《词语》）。因此，王家新诗歌的显要特点之一，便是鲜明地体现了一个时代诗歌所必需的质素，或者说某种伟大传统：对时代的诗意关注与抒写。在他写于90年代初的《守望》、《转变》等一批诗篇中，这种执守坚卓的姿态清晰可辨。显然，90年代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点，王家新80年代的《预感》、《练习曲》等篇什，和9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随笔》、《尤金，雪》、《旅行者》、《回答》等诗章，都与这一中介点衔接而连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于其中的，即是那种变化中的诗歌精神的“明亮”。在这些诗中，诗人的内心始终经历着挣扎与辩驳的焦灼，并闪现出一个沉默、坚毅的跋涉者的身影，那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他“在生与死的风景中旅行”，穿过现实的风霜雨雪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为诗人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或“理由”：

    ……另一个仍在街上走着

    没有他，雨声不会响起

    而双手不会伸向稿纸

我不会写下这痛苦的诗句      （《练习曲》）

这些穿过精神炼狱的诗句必然是“痛苦的”，诗人却由此获得了决断的勇气：

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

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转变》）

但最具代表性、最深刻地书写了时代的精神苦痛的，还是与《转变》同一时期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这两首姊妹篇。前一首诗里的“蜡烛在燃烧∕我们怎能写作？∕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和后一首诗里的“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都极为真切地表述了变换时代的诗歌写作与时代境遇的关系，其强烈的受难感和某种无以名状的悲情，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深度和强度。在这两首献给同一位异域诗人的诗中，王家新将笔触伸入到那位诗人所生存的时代的底部，探询了严峻时代诗歌写作的依据，那就是：“忍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把苦难转变为音乐”；而“你的嘴角更加缄默”，则加强了他的《练习曲》等以来那种命运的厚重感。与其说这是向“大师”致敬的诗，不如说王家新从他所观照的对象身上找到了某种契机，在其间他得以就历史重压下的诗歌使命和时代的精神处境，作出更为本质的思考。可以看到，从写作《守望》、《帕斯捷尔纳克》等诗开始甚至更早，王家新已经有意识地把整个历史、时代乃至人类文明的主题，纳入他的思考和透视的范围。正是在这一深远广阔的背景下，他力求把握他的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其诗思的意绪反复指向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一主题。这在他晚近的长诗《回答》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不少人倾向于将《回答》当作一部个人的生活史来读，但毫无疑问，个人的生活历程留下了时代变迁的印痕，这指向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个人心灵的成长缘于同时代的磨擦与砥砺。当个人开始反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自身经历时，时代的阴影强行进入了个人的历史，期待着个人“动用整个一生”的“回答”：

    ……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你的痛苦，你的生活，你的真实

    只是这部伟大传奇中的一个细节。

在诗中，诗人没有停留于个人经历的具体描绘，而是将个人经历与时代变迁相映衬，并将之转化或抽升为一种普泛的个人体验。事实上，将对历史、时代的反思溶入个人的体验之中，并构成其个人体验的有机成分，这是王家新诗思运作的一条路径。不妨说，这种“个人”性提供了一种切入历史、时代的“焦点”，或者用王家新最近一首《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中的一个短语来表述，就是“痛苦的视力”。——这是从个人的命运出发，凝聚了个人的全部精神履历和沉痛，所获得的“视力”。通过这如透镜一般的“视力”，王家新观察和沉思着他自己和时代的命运：“我又能否让我自己和我的同时代人∕一一从我的写作中走过，并脱下面具，为了∕向一种黑暗的命运致礼？”通过写作的“视力”，诗人在个人与时代的斡旋中达成了某种和解：“它为我们……准备了宽恕，感激和自由……”。

很显然，王家新对于时代的“忠实”，并不能在过去的那种意义上予以理解。尽管他在诗中使用的是同一语词——时代，但打开的却是一片质地完全不同的精神和艺术空间。实际上他从两方面改造了“诗人必须忠于和歌颂他的时代”的简单化传统：一方面，他祛除了根深蒂固于中国诗人头脑中，那种乐观得近乎“盲目”的进化论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过于高昂、激越的诗歌语调；他深知，历史上一度热火朝天的与时代同步的诗歌写作，毕竟是外在的也是虚妄的，它们只不过从时代的皮尖一擦而过，丝毫触及不到时代的深处。另一方面，他摈弃了即使其同代人中也还残存的暧昧的“代言人”冲动，而代之以对“个人”内心声音的挖掘；这种充满了“个人”内省性质的写作，是面向具体的时代生活的“发言”，而不是“代言”，毫无疑问它既介入了对时代的追问，又保持了“个人”的尊严。因此，当时代把诗歌逼向了一种“个人化”写作时，王家新以具有活力的健康、明朗和高远的格调，为这种“个人化”写作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才是真正严峻的。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所景仰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具有相对称的地位。

也可以说，王家新通过自身的写作，向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诗歌重新提出了“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一久远而切近的问题。针对当前诗歌写作变得越来越狭隘、浮躁，其间艺术承担的勇气和能力正逐渐丧失的情形，王家新试图以其坚韧的实践表明：真正的诗人是以远离时代的方式去思考时代的。“诗人何为”在他那里最终变成了“去成为，还是不去成为？”的追问。对此王家新的答复相当明确：裹挟在时代夹缝中的诗人，应该避开那些虚浮的喧嚣而更为内在地潜沉下去，进行“一种专注的、能够深入到文学与生活的‘黑暗内部’的写作”。这也就是他在诗中经常与但丁、卡夫卡、叶芝、奥登、西默斯·希尼及冯至等过去或现时代的“光辉的诗歌灵魂”展开对话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些优秀诗人面对各自的时代境遇时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正是中国当代诗歌最缺乏的。通过分析不难看出，王家新笔下这些伟大的“亡灵”经过诗歌的转换，已经成为他本人的“诗歌灵魂”：他在评述冯至时指出的“把写诗与一个人对生存意义的追索，与人格磨练和真实生存与信仰的最终建立必然地联系起来”，恰恰是他自己的某种精神写照；而希尼诗作所展示的一种巨大的承担精神，一种对于写作的重新认识和要求，也正好应和了他本人的使诗歌“重获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和品格”的主张。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所有诗歌对话终究要回到“母语”的建构上来，这是汉语诗人的“命运”：

    在那里母语即是祖国

    在那里每一首诗都是最后一首……      （《伦敦随笔》）

因此，对时代喧嚣的远离最终被带入到一种对现实的关怀，一种个人对时代更大的担当中。我不知王家新的这一诗学努力，能否将一度显得过于轻巧的当代诗歌，重新拉回沉重的现实大地，引起诗人们在更高的高度关注中国本土的现实——至少，他本人的诗歌，是相当集中地回应了这一命题的。

然而，诗歌中某种严肃主题即时代担当的渗入，并非意味着会对诗歌技艺造成戕害。正如“承担本身即是自由”，与反省时代所要求的深刻相适应，王家新在实践中倡导一种“慢”的写作，并由此发展了一种独特的诗艺。在长篇诗片断《词语》里，诗人反复说，“在时代的加速度中，我惟一要做的，是使我的写作再一次地慢下来”；“我不得不放慢写作，为了了解我自己”。按照我的理解，作为一种诗学理念的“慢”，在王家新这里具有深长的意味：首先，写作中“慢”的出现显示了一种对于语词的专注态度，这当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对字句的推敲，而是指对语词怀有某种敬畏、等待的心情，在诗人看来，语词是“来自地狱的东西”（《词语》），它只向老人和以沉默为家的人敞开；只有在“慢”的心境中进行一种执着虔敬的“倾听”，亦即对“谁在我们中间”或“谁在我们的沉默中讲话”的体察和追问，才能抵达“黑暗中的字句”——“回到黑暗中∕让诗来写你”（《预感》）。其次，从写作技艺上说，“慢”体现了一种“难度的设置”，用王家新本人的表述就是，（写作）“只有从对‘阻力’的发现才真正开始”，这种难度的设置使诗歌写作成为一种对“阻力”的克服，一次漫长的精神征旅，导致诗歌的结构从简单走向复杂，在表面的单一性与内在的精细和繁复之间形成某种诗意的张力，这一点由他的《乌鸦》、《伦敦随笔》等诗中的尖锐、粗砺可以见出。再次，“慢”的意识是一种“限度”意识，也是对诗歌写作运命——局限及其可能性的清醒觉识，正是这种清醒的觉识驱策着诗人将目光投向时代、现实的广阔与芜杂，从中掘取丰沛的诗意。最后，所有这些与“慢”相关的心境、技巧和意识，显然制约并促成了王家新诗歌的文体及词汇、句式的选择，等等。

这种“慢”的诗学，为王家新的《反向》、《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等“诗片断”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某种解释。当诗人不再急切地止于外在的“诗”的表达，开始耐心地寻求诗歌语言与现实的更为坚固的结合点时，他获得了更多主动性，能够从容自如地将注意力，从外在形式的刻意经营转向对词语本身和内在独特体验的关注。同时，由于解除了狭隘诗形的束缚，诗人能够选择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诗歌样式，使其纳入更多的甚至是“非诗”的东西，以造就一种“不是诗的诗”。这样，便相应地形成了“诗片断”的特殊样式。显然这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这种“诗片断”样式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没有被那种“过紧”的语言形式所拘束，而是将思绪与表达自由松开，向日常的话语自然延伸，却又保持了诗歌本身的意味和光辉。在其间，诗意能够随着语词的延展而慢慢沁出，而自由流动：

在北方，冬日比夏季还要明亮；而在它最明亮、高远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种歌声……      （《反向》）

甚至诗歌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在黑暗中发光的声音的种子。   （《词语》）

在“诗片断”中，每一个徐徐延展的语词就是一粒结实的“种子”，能够让人触摸到它本身的质地。当一些诗人寻求突破诗歌形式困境的方法时，王家新的“诗片断”体现的是一种超容量和“低速度”的写作范式。让我们记住这种“诗片断”将要产生的可能影响吧：它改变的不仅是诗歌的外在形式，还有诗歌的内在结构；它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舒缓、克制的诗歌语调和节奏，而且还会带来一场诗歌观念与法则的革命。这种“诗片断”所显示的包容气度，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和转化力，把诗歌导向一种与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当然，这一切都来源于促使“写作停了下来”的“慢”。

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慢”无论是作为一种诗歌品质还是一种写作策略，都是针对时代的“加速度”而言。我以为，这正是王家新最重要的诗歌贡献之一：他为这个纷繁匆促的时代及其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关键词——“慢”。这种“慢”的诗学，如果放到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其独特的价值便会凸显出来：它显然有意识地抵制了80年代那种即兴涂抹的青春型写作，把诗歌写作规范为一种冷峻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这在90年代所谓“后现代”的众声喧哗里，无疑尤具意义。因此可以说，“慢”是最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重要收获之一。

不过，“慢”对于王家新本人而言，更多地是一种个人的、属己的精神性特质。总起来看，他的作品——从《练习曲》到《转变》、《瓦雷金诺叙事曲》，再到《伦敦随笔》、《回答》等等，清晰地展示了一代人在时代转换过程中所历经的精神痛楚。它们既抵制了时间的浸蚀，又深深地留下了时间的刻痕。它们担负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困境和“反讽”（Irony）意味，即在倾向于“慢”的严肃写作与时代的“加速度”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关系，或者说“介于挽歌与讽刺之间的一种平衡”，逼促着诗人们对自身的写作进行思考。必须指出的是，“反讽”不仅潜在地造就了时代的一种氛围，而且成为诗歌存在的一种生态和普遍特征。在王家新的诗中，重要的是“反讽”作为面向时代处境产生的积极反应，体现的诗歌处理现实的能力和质素，其间包含着“某种不便言说的沉痛”。这种“反讽”的特征越发明显，其沉痛的气质便愈加浓厚：

尘埃中一声河南梆子响起：到站了

而你茫茫然不知走向哪里。     （《纪念》）

就这样，诗歌通过“反讽”与整个时代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互文”关系，诗歌与时代在相互印证中辨认着对方。诗歌在一阵悠扬而沉郁的梆子声中，标识了它自己的位置。这既是一个当代诗人的位置，也是诗歌本身应处的位置：处在某个“边缘”地带，发出一点点声音，然后慢慢向周围“扩展”。

（《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13。80元。）

【通讯：南京大学中文系  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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