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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马铃薯兄弟

向阿什贝利致敬

 马永波

我和阿什贝利的相遇是在１９９４年的秋天，现在看来，命运选择了那个年度让他与我相遇，实在是神秘和恰当的。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自己的写作状态极佳。我一边散步一边写下了至今仍让我怀念的《小慧》、《散步》、《夏日的知识》等十几个长诗，那年的总量达四千余行。也就是在那个大风吹弯骨头的秋天，我在一周内译出了阿什贝利的一本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其中包括标题长诗和几十首短诗，总计两千多行。我没有感觉到通常人们对这位以难度和晦涩著称的诗人的畏惧，从原文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不是透明的，我觉得他写得极为简单和清晰。当时我就想，如果不是神恩笼罩，那么就正如瓦雷里所言，他的晦涩是追求精确所致。诗集译完后由于兴奋和他的高智商对我头脑的压迫，失眠近一周之久。此后我就把他放下了。直到９９年的冬天，一个出版社约我编译他的诗选，才重新收集了他大约十几本诗集，慢慢译来，度过了一个艰难而幸福的冬天。

阿什贝利的诗歌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极有渊源，他有时也像波洛克使用颜料那样，把词语当作颜料挥洒，因此词语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了原初的质地和本体论的凸现，而不再仅仅是表意的工具而已。而在风格上，他把幽默和机智相结合，并时时透露出骨子里的悲凉。有时非常松散随意，有时又极其严格，比如他和毕肖普都训练过六节六行诗（SESTINA）的形式，他写过《浮士德》，而毕肖普则有写祖母、孩子、火炉、历书的《六节诗》。在继承关系上他发展了由斯蒂文斯所开创的“以想象力填补存在匮乏”的语言狂欢传统，糅合了叙述与抒情、经验与玄学等等维度，其复合型写作在拓展经验的吸收范围、保持语言活力和对事物的触及能力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

阿什贝利的诗歌可以称为“关于诗歌的诗歌”。这一点在美国顶尖诗评家海伦．文德勒的阿什贝利专论中论述得已经很清楚了。阿什贝利关心的不是经验本身，而是经验渗透我们意识的方式，我们的意识如何从繁复的材料中建筑有意义结构的方式，也就是济慈的所谓“个人统一性”的感觉。而经验之被人所感受的特点往往是跳跃、断裂、不完整和含混的。阿什贝利与现代主义者追求宏大叙事的努力相反，在他的诗中总是存在着诸多彼此牵制和反诘的力量或者语调，他往往将来自不同语境的材料混合起来，去掉其中时间的线性结构，而达至事物的共在。这一点在他的《网球场宣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词语像球一样向前滚动，沿途不断地遭遇阻碍，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也就是词语永远不向对象做自由落体运动。一个意念即将在某个透视点消失的时候就迅速被另一个意念取代，从而像自噬蛇一样靠吞噬自己的尾巴而诞生。我们知道，意义来自于选择。而为了破除意义的人为性，阿什贝利宁可选择包罗万象的意义。在他那里一切都是平等的，因为抽去了时间的逻辑结构，事物之间的关联就并不是必然的了。但是阿什贝利却遵循正常的句法结构，正是完型的全称模式使他“在陈述形式中写出了非陈述性的内容”，用叙述本身消解了叙述。而内容和形式的脱节与不相符合常使“资产阶级”读者大吃一惊。为了达到对事物的去蔽，阿什贝利的诗中往往有许多主题在共同发展，彼此平衡，以免堕入任何一个特点视角当中。他的时间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循环的，他的视点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回环的。正是平衡力量的存在，才不至于将诗人一己的见解凌驾于事物本体之上。可惜，在当下汉语写作当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一厢情原的单视角的写作，作者的主观往往遮蔽了事物的原貌，来强加给别人。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阿什贝利给我们的教益还有许多，比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是对写作者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无深度写作日益泛滥的今天，记取这一点尤其重要。而且，后现代并不仅仅是平面化的解构，也有存在极大阐释空间的建构的一支，而且，这也许是更有价值的。

            　　　　　　　　　　２００２．３．１４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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