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      境

    34路终点站，站名叫“中山码头”。中山码头是一座摆渡用的码头，以前没有长江大桥时，长江两岸的交通全部依仗它得以维持，当然它现在只能摆渡人了。公交34路车经由中山码头出发，直抵市中心的繁华地带“新街口”。而从新街口坐车，到中山码头需要半个小时，其间停靠9站，它们分别是珠江路、鼓楼、大方巷、山西路、虹桥、三牌楼、萨家湾、大桥南路、热河路。过了大桥南路，车子就驶入了下关区，路边行人稀少，楼房破破烂烂，连车上的乘客也只剩下寥寥的几个人。车子哐当哐当越过热河桥，中山码头售票处巨大的门楣便显现在马路尽头，34路车呼啸着直往门楣上冲去。眼看快撞上码头售票处的台阶时，这辆两节头的庞然大物猛地在原地向左拐弯，车身难看地扭曲在一起，它终于在34路终点站的一排平房前刹住。

    我曾坐中山码头的摆轮去过对岸，在白天和夜晚都曾坐过。摆轮行驶在长江上，让人有去遥远的外地旅行的感觉。摆轮在汹涌流淌的江水中摇晃着，昂着船头，鸣着高亢的汽笛，在江面上划出一道水波。船上的男女有的在走动，有的坐在船舱中央的长椅上，还有的（大多是年轻一些的）冒充风雅，站在舱边，凭栏而立，向下面的江水发愣。两三个看上去像江北人的女孩，趴在栏杆上，屁股高高蹶起，牛仔裤被绷得异常饱满。我把目光从雾朦朦的江面收回时，总忘不了在这些牛仔裤上扫一扫。我的模样有别于船舱中的其他人，我的身份难以确定，既不像上下班的工人，也不像去江北走亲访友的人。我也不是单纯的游客，因为我总是紧蹙着双眉，忧心忡忡，像只落单的飞禽蜷缩在船舱的一角。同时我又努力摆出（或者说模仿）其他人的行为举止，偶尔还去船上卖红肠、面包的杂货点前晃悠一下。

    沿着中山码头售票处的门楣向右，是一条干净的江边小路，前面通向长途客运码头，俗称大轮码头。小路靠江的一边用半人高的矮墙隔起，以防汽车掉入江中，另一边是树木和外表灰黑的房屋。刚买轻骑的那会儿，一到傍晚，我就驾驶着那个铁家伙，玉兰轻骑，在这条小路上锻炼驾驶技术。我妻子在矮墙边看着我，叫我开慢点，不要出事。我一溜烟就把车子开到大轮码头，转眼又开回来，初夏柔和的细风抚摸着我裸露的手和面颊。轻骑在妻子的面前停稳，我把车子交给她，让她也坐上去过过瘾。第一次试车她还有些害怕，不敢给车子加速。轻骑其实是买给她用的，住在下关这个偏僻的地方，她上班的路途很远，是需要一辆轻骑的。只是自始至终，直到那辆玉兰轻骑和其它本属于我们的东西被卖掉，她都没有能熟练地掌握行车技术，也许轻骑并不适合她，当初买的时候我们就没把这一点想好。她骑在轻骑上，浑身肌肉紧张地驶向大轮码头。她的背影完完全全消失以后，她的正面才又出现在路的拐弯口。

    从34路公交车（或者那些蹿来蹿去的34路中巴）上下来，背对中山码头的门楣，往回走一点，有条垂直的街道，就是“唐山路”。唐山路在这一带很出名，过了热河桥，除宝善街之外，唐山路便是居民最集中的一条街道了。我们坐中巴，快到中山码头时，司机总要问唐山路口是否有人下，因为中巴车可以随便乱停。而坐34路公交车就只能在中山码头下了，往回走一百米，经过一间百货店、一间书店以及下关发电厂（这是唐山路的居民不多的能够引以为骄傲的一个重要设施）的门口，进入唐山路。路的两边是连成一片的平房，中间夹杂着数家饮食店，它们炒菜的水平我是不敢恭维的，甚至可以说很差。有几次发了奖金，我和妻子不愿动手做饭，便跑出来吃现成的，妻子喜欢吃炒肚片，可这些饮食店炒出来的肚片硬得像布片，怎么咬也咬不动。

    唐山路上的门牌号码错综复杂，但提到53号大院则无人不知。我们的家就在53号大院里，具体是53号19栋103室。当有朋友来玩时，预先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进唐山路后有两个变压器，在第二个变压器处向左有条小巷子，往前走一点就能看到53号大院的大铁门。53号大院也叫电厂大院，里面的住户大都是下关发电厂的职工，由于多年前我单位在这个院子里也买了点地皮，盖了几栋楼房（15栋到20栋），所以当老职工搬去城里的新房子后，这些青砖毕露的楼房便分给我们小青年了。妻子常抱着满月不久的孩子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和闲得没事的在院子中的小板凳上呆头呆脑地张望的老太们搭讪。为这个我埋怨过她几句，我要她少出门，在家息息，以免把我们的底细泄漏给那些搬弄是非的老太。19栋在53号大院的里面，但不是顶里面，顶里面是与19栋挤在一起的20栋，20栋正好挡住了19栋的阳光，使19栋一年四季处在没有充足阳光照射的境地，这也是妻子要到大院里晒太阳的原因。

    而我们的103室……我们的103室是这样的布局，打开厚重的防盗门，再推开木门（门框上张贴的“喜”字虽然颜色褪尽却还完好无损），是一个黑咕隆咚的狭窄的过道。倘若有陌生人来访，稍不留神他就会踢翻放在过道墙边的那只铁丝搭成的鞋架。过道总长度不会超过两米，它连接着四扇小门，分别通向客厅、卧室、厨房、贮藏室。贮藏室本是堆放家用电器包装箱的地方，后来我们在里面搁了一张床，把它作为保姆的休息室。保姆是妻子的表妹，每月我们付她一百五十元，其职责是在我们上班离家时照看好孩子。厨房和卧室相邻，它们的对面就是客厅。客厅里有一扇门朝南开着，这扇门外是一个砖头围成的小庭院（103室在一楼，故而能拥有这么个庭院。而2楼以上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庭院中栽了一棵十年以上树龄的梧桐，到深秋时，满地都是它的落叶。我们从来不去过问庭院的卫生状况，任落叶在地下腐烂，自动消失。只是有一年，梧桐的几根旁枝探到我们的窗户前，影响了窗户的启闭，我才借来一把钢锯，把这些枝条修理了一番。这个庭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只限于提供了我们停放轻骑的空间。因为20栋的存在，我们在庭院中晾的衣服仅能接受到太阳的反射光，所以说这个庭院形同虚设。结婚布置房间时，客厅和卧室两个房间的地面都铺了一层塑料地板革，妻子要求大家进出这些场所时一定要换拖鞋，这个规矩搞得我很不方便，假如我想从客厅通过过道进入卧室、再从卧室出来到厨房去的话，我得在中途换3次鞋子。还有很多不方便之处，比如厨房的饭桌，我们吃饭时，生怕碗会从摇摇晃晃的桌面掉下，总是一手扶住碗，吃完饭就把桌面收拾干净，免得发生意外。我为什么不把这张简易折叠桌换成木制饭桌呢？凭我们当时的收入，不至于没钱买个木制饭桌。

    需要说明的是，我和妻子5年前就已经从下关区唐山路53号19栋103室搬走了。现在我们这个小家寄居在建邺区的一处贫民窟里。说它是贫民窟一点不过分。这一带全都是破烂的自建房，里面容纳着拉板车的、拾垃圾的、小厂工人、个体摊主等各种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很差，流氓滋事、邻里之间吵架动武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我们住在其中一间的阁楼上，楼下是一对老夫妻，房子小得我们上下楼梯都要从他们的床边经过。我们搬家是由于我把以前的工作丢了，顺带着也就丢掉了下关区的房子。面对妻子每月发作一次的对居住条件的抱怨，我其实也有难言之隐的，这样的结果本非我所愿，而是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事已至此，我就必须忍耐楼下那对老夫妻之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永无休止的斗嘴抬杠，忍耐那个老女人时不时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甚至，我自觉地让我的情绪跟着他们情绪的波动而波动，去年冬天，楼下的老男人成天到晚在他的那只廉价收录机上播放京剧选段，我一醒来就听到房间里充斥着京剧的锣鼓声、二胡声。那段时间我写下的词句，便明显地带有京剧那音韵铿锵的节奏。我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体味传统戏剧表露感情的方式，感觉在艺术上收益非浅。当然人的忍耐总是有极限的，我之所以能忍耐到现在，是在于我不断地将这种极限值往上推而已。

    一个下午妻子忽然对我说她做了个梦，她说话时憋住嗓子，不让声音传到楼下那个圆睁着双眼、摒住呼吸、时刻处于警觉之中的老女人耳里。她说她梦见自己回到下关区“我们以前的房子”。我严肃地看着她，我们在“以前的”那所房子里生活了6年，它墙上的每一块斑我都能记得，不过我从来不在妻子面前提它，也尽量不去想它。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半天不出声，我希望妻子做的那个关于“我们以前的房子”的梦不要太伤感。还好，她神态安祥，就像这个梦与她无关，她是在讲一个饶有趣味的听来的故事。她看了一下手表，一边嘀咕着“该去幼儿园接孩子了”，一边匆匆下了楼。第二天，她告诉我，她在上一个晚上的梦中又回到了下关区的房子。她把她的梦叙说了一遍，这是与前一天她告诉我的梦雷同的一个梦，除了个别的细节。我劝她不要老去想房子的问题，“眼前的困难总会解决的”。她不等我把劝慰的话说完，就转身忙别的事去了。此后她便再没和我说起她“又”做了个梦，关于我们以前的房子。唉，人真不该过早地拥有那么大的一处房子。我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大概一没事就在盘算着我们以前在下关区的房子。

    接下来的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感到又渴又饿，头脑中空荡荡的，四周弥漫着一片耀眼的白光，我一时难以辨认房间里的家具。我到水池边洗了脸，吃过一碗泡饭，坐在办公桌前，却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楼下少有地寂静，我推测那老女人或者去买菜，或者正在隔壁和隔壁老太津津乐道别人家的是非，那个老男人可能出去打麻将了。这栋破房子里显得很冷清，只有阳光与我作伴，它吸引着我的视线，温暖着我的身子，而我看不出这里还有其它比它更有活力的东西。我真该到外面去走走，在这样好的天气里。我放了点零钱在口袋里，下了楼梯，发现仅过了一个晚上楼下的面貌就有了巨大的变化。楼梯口的那张床被移到北边的窗户下（那里原是那对老夫妻吃饭的地方），他们使用了几十年的一只油迹斑斑的矮柜掉了个方向，本来面朝西，现在面朝东。饭桌就理所当然地转移到楼梯口，上面摆满了残羹冷炙。我竟未被他们这项工程的噪音吵醒，可见我睡得多沉。

    出了贫民窟，我来到大街上。走在高楼墙角下的人行道旁，我有种走在城市中的愉快心境。我忘记我多少天没上过街了。平时我住惯了破平房，呼吸的都是那狭小空间里掺杂着汗臭、烟味的龌龊的空气，此刻我猛然被置于广袤的充满了新鲜氧气的天空下，我的肺部似乎都要炸裂了。太阳将它的红色光芒涂抹在大地、梧桐树冠、楼群的侧面、我的身上。我走过华联商厦的门前，前面就是新街口，我已经能看到新街口广场中央站立的孙中山铜像。我在人行道上毫无目的地往前走，只见一辆34路公交车兜着广场转了一圈，停在我身边。我环顾左右，这里是34路起点站，站牌上写着“新街口”。于是我没有犹豫，跟着乘客们一起上了这辆车。我坐在靠走道的座位，陆续还有乘客从前门跳上车，他们上车后就往车厢后面挤。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个丰满的女孩，她用一只精制的皮包护住乳房下面的腹部，好像她的腹部刚挨了一记重拳。

    34路车徐徐向珠江路进发，将近一个小时后，它到达终点站，中山码头。5年没来，这里有点变样了。我看到码头售票处的门楣前增加了不少小吃铺，每家铺子里都分布着一些客人，他们伏在桌子上聊天、吃菜，悠然自得。铺子的主人也忙得很起劲，将炒菜锅不停地抖动。阳光直着从空中射下，照在小吃铺门前亮闪闪的地面。我摸摸口袋，所有的钱合起来才够我吃一碗面条，我只好空着肚子从一家小吃铺的遮阳伞下走开。我往回走到林荫道上，见书店的门半开着，便走进去。书店的陈设倒是和以前差不多，卖的还是那些稍带刺激的非法出版物。我在书店里磨蹭了一会，买了张报纸，就来到外面的路上，继续经过下关发电厂的门口，向右拐上了唐山路。“第二个变压器，”我边走边想，同时眺望着远处的变压器。我离它越来越近，紧挨着支撑它的水泥柱子，转身踏上通向53号大院的小路。院子那两扇刷白漆的大铁门敞开着，从铁门外看进去，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暴露在阳光中，似乎有无数只眼睛从那些楼房的黑洞般的窗户里窥视我，这个阔别多年后重新归家的人。我的长相和我以前住这里时几乎相同，只不过衣服破旧一点，外表邋遢一点罢了。那些窗户后面的人，也许对我并无恶意，而是怀着好奇心，想了解我这些年在外面是如何闯荡的，又是怎么挺过来的。5年来，在贫民窟的生活，使我的心肠坚如磐石，即使对我自己也决不同情。可这时，在我曾经早出晚归的53号大院，走在熟悉的坑坑洼洼的砖头地面，在阳光下，顾盼那一排排老式楼房，我却产生了一股小时候即将见到亲人时才有的温情。“我回家了，”我想，“家就在前面，院子的深处。”在那棵枇杷树旁的楼房里，19栋103室，就是我的家。房子里静悄悄的，不见丝毫声息传出。从外面看着它紧闭的窗户（厨房和客厅的窗户朝着路口。别人家的窗户都换了铝合金窗框，而我家的那几扇窗户仍旧是过去的模样，窗框用刷红漆的木头做成，故而它们在众多的窗户中就显得很突出），由于长期风吹雨打，妻子又不回来擦拭它们的玻璃，这些窗户就显得很脏，上面积着厚厚的浮灰和密密麻麻的斑点。我记得我们是在一个阴雨天搬走的，我在从房子里撤离的最后一刻还仔细地检查了窗户的插销，用力将插销向下按了按。我对妻子说：“行了，我们把门锁起来走吧。”我的声音在搬空的房子里嗡嗡地回响。

    当我进入19栋、站在103室门口时，我发现在我们离家的这5年中，防盗门被橇开过，它虚掩在门框上，轻轻一拉就开了，里面那扇木门的锁芯位置如今只剩一个窟窿。门后的过道，充满了霉味和潮湿的水汽。搬家时遗落的杂物，如短木棍、纸箱等，仍旧铺洒在黑暗中的地面。我踮起脚从它们上面践踏而过，侧身走进厨房。厨房的墙面上，我们粉刷的涂料都已大面积皲裂，颜色也变得浓淡不均，呈现出破败的景象。靠厨房北侧的窗户下，淤积着一摊水，水面还有晃动的波纹，我走近检查，见原先我们接到洗衣机的自来水管道阀门正缓缓地滴水。这些年来它一直在滴水！我很清楚，我家的自来水总阀和各个小阀门都不能关紧，可那时我的心思放在搬家上，根本顾不上将它们修理好。幸亏墙角有个通到外面的洞口（大概是老鼠或诸如此类的动物扒的），才使103室不致完全被水淹没。我在厨房里徘徊，拉开灶台旁边厕所的门，浏览了一下厕所的现状，它地下的瓷砖上印着纷繁杂乱的干脚印。我没注意搬家时谁用了这个厕所，看样子当时有很多人都用了这个厕所。

    我急忙奔出厨房，来到卧室，我们还有一只两米长的地柜留在这边的卧室里呢。妻子说建邺区的房子太小，摆不下这只地柜，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取走。地柜里塞着一床破棉花胎，和一团电线。由于常年无人来打扫卫生，卧室的墙壁、地面和吸顶灯上都覆盖了一层暗褐色的粉尘，零零碎碎的蜘蛛网散布在整个房间。表面已脏得看不清木料质地的地柜仍旧停放在卧室的中央，边缘的花瓶上耷拉着几枝枯萎的花朵。我尽量避免我的走动扇起沉睡多年的尘土，贴地柜站着，看着窗外。虽然窗外异常光亮，但从卧室里看去就仿佛是阴天一样，只有极少量的光线能够穿透窗户上灰蒙蒙的玻璃。我们过去用作垫被的棉花胎，保持原样躺在地柜里面，打开柜门就有一股霉败的怪味扑鼻而来，呛得我皱紧双眉。我搞不懂妻子怎么老是抱怨被子不够，却由着这床垫被搁在这儿烂掉。我弯腰捡起一根手表链子，一根男式的表链，我抚摸着它上面的锈斑，想着它是否我曾经戴过的那只表的表链？自从搬家后，我就没有使用过手表，时间对成天呆在贫民窟的我并不重要。这根表链也许不是我的，我记得我的手表在我搬走后不久卖给别人换钱了，不可能遗失在这里。我猜测它是橇门闯进来的那些不速之客丢下的，那么厕所里的脚印也便是他们的了。无需更多的证据就能证明他们曾背着我这个房屋主人，擅自在我家里活动过，他们这帮无恶不作的家伙究竟想在一套空房子里干什么呢？除了地柜，这里就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而地柜也值不了多少钱，否则我早把它卖了，不会扔这儿不管，更不会在这些年中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我仔细观察，在靠窗的地上留着与厕所的瓷砖上相同的脚印，那些人一定在某个时间里，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向窗外打量过天气。那天大概是个雨天，他们穿着沾满泥污的胶鞋，披着黑雨衣，砸开了我家的门，肆无忌惮地在房子里踩上了无数个清晰的脚印。他们随地乱摔烟头、火腿肠的肠衣和那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表链，雷雨声掩盖了他们的喧闹。

    窗外渐黑，连窗户上透进的少许光线也不见了。我开不了灯，搬家那会儿，我们把房子里的电线都扯断了，只有吸顶灯的外壳因为不方便卸下而留在天花板上。我正在困惑夜晚怎么到来得如此之快时，一道闪电贴在窗玻璃上划过，照亮了室内的一切。我蓝色的影子映在墙壁的涂料上，好像我本人就是个窃贼。夜晚的暴雨让我领略到了一种在我心中弥漫的孤独的情绪，我又渴又饿，站在这曾经是我家的房子里已不知有多久，我刚进屋时尚是中午呢。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在空旷的客厅里踱了一会步，我没戴手表，因而只能凭感觉估摸此刻的时间也许是晚上9到10点之间。从客厅的窗户眺望20栋，20栋的住户们早就熄灯睡觉了。呈现在我面前的，唯有那一幢屹立在看不见的雨水中的楼房。它──20栋──也隔着充满雨水的距离凝望我，虽然蒙尘的窗户将我紧紧遮蔽。我的手指搭在窗户的插销上，只要我稍一用劲，窗户就会被打开，雨水的微粒就会扑向我，我就只得退向客厅里我们以前放沙发的墙角，然后任狂风在我的家里肆虐，使得5年前我们搬家那一刻残留的、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从中午我进入房子后一直陪伴我大半天的我家的面貌遭到破坏。我扭了扭插销，便放开了手指。我曾在这里住过，这里有我的气息，我吝惜它。我再也不愿在外漂泊了，我要搬回来，我要在这里重建我的家，让103室恢复往日的生机，让厨房里仍散发着混浊的油烟味，让卧室和客厅归还原貌，让彩电、空调、沙发、衣橱、办公桌、电脑、冰箱回到5年前的位置。我再也不离开这里，我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老得不能动我被人从这里抬走，送我去该去的地方，而那时我在哪儿都一样了。

    我低着头，沿墙壁摸进狭窄的过道，悄悄地打开过道出口的（锁已不起作用的）木门和防盗门。我从103室外面把那双重的大门严严实实地合上，给人造成门都关得很死的假象。在我想转身的瞬间，我又不放心地将防盗门拉开一条缝，然后用力撞上它。如此反复几次，确信它在自然的状态下不会轻易与门框脱落了，我才松口气，依依不舍地向后退去。雨水仍夹着喧嚣声从天而降，倾泻在53号大院中的空地。我目瞪口呆，站在19栋的门廊下，突然感到浑身绵软，一阵昏厥。但扶墙而立的我随即就被凉风吹得精神振奋，我无奈地看着这场下得不停的雨，赶紧把身子缩回门廊的里面。迟疑片刻后，我还是敲响了邻居102室的门。我和这家邻居（一个中年男人，在单位负责后勤工作）几乎毫无交往，只是在每月收电费时照个面，谈些客套话，在除此之外的场合，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冷眼相向。房子里没有动静，我又敲了敲门，直到厕所的窗户映出灯光。出乎我的意料，开门的是个我从未见过的小伙子，而非中年男人。“嗯？找谁？”他哈着腰，一只手提住衬裤的裤带。这小伙子也许是中年男人的亲戚，我想当然地以为。“能讨口水喝吗？”我不等他回答就鲁莽地挤进屋去。

    小伙子指着一只破烂不堪的沙发叫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就你一个人？”他居高临下，狐疑地向我扫视。我很不习惯别人这么看我，便躲开他的目光。“你没用雨伞吗？”他对我仍然兴趣不减，同时疑心似乎更重了，“你大概是避雨的吧？我们的门对你是敞开的。其实我们平时来访的人很少，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听到你的敲门声时是多么激动。虽然我不认识你，我没有印象我认识你，你肯定不是我们单位的，但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我会记住你的模样的，不管你身穿多么花哨的衣服，也不管你是否戴上墨镜，哪怕你整了容，哪怕你的皮被扒掉一层，或者哪怕──当然这不太吉利──你被烧成灰，变成一具骷髅。我不需要向你了解你的身份，我深知我也不可能从你那儿了解到这一点，我常常遇到说谎的人，我早就不相信那些自报家门的人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找到一些可靠的资料来证实你到底是谁，比如说我可以通过我的熟人，他们都比我神通广大。”暗黄的灯光照在他充满自信的脸上，他侃侃而谈的一番话说得我无地自容。想了想，我问道：“你以前不住102吧，以前的那个住户呢？”“他升官了，搬走了。”“喔……，”我点点头，若有所思。小伙子露出谨慎的神态：“怎么？你是他什么人？”“什么人谈不上，我只晓得他过去一直住在这里。”“那是老皇历了，几年前他就搬走了，”小伙子给我的茶杯添了一次水，对我说话的语气也稍微客气了些，“现在我和另外两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合住这套房子。他们正在睡觉，你想见见他们吗？”我不认为我有见他们的必要，便不置可否地在喉咙里“唉”了一声。

    外面的雨声没有任何变小的迹象，看来我还得耐心地在沙发上坐下去，直到雨小得让我可以从容地跑向34路车站，而不至于淋湿衣衫。我家的新邻居和我一时都无话可说，各自在内心里想着心思，我们彼此间似乎很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在我的脚下，仍是中年男人铺设的淡青色的廉价地砖，甚至连那张暗红的旧饭桌也是中年男人留下的，我虽然只到102来过寥寥可数的几次，但饭桌确曾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此刻在这个房子里，我面对着一个可见的和两个不可见的小伙子，我和他们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的言行不敢造次，尽管我猜测可能就是他们粗暴地砸开我家的门，在他们寻欢作乐的同时，侵犯了我的利益。从早晨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在我妻子和孩子的天地里失踪近14个小时了，他们在焦急地盼望我回去呢，我的生死对我也许不算重要，可我总得为他们着想，他们是无辜的。我要想办法尽快回到他们身边。“我们单位也真是缺德，”小伙子自言自语，“安排我们三个人挤这套房子，却让隔壁103室空关着，自从我进单位，我就没见103室里住过人。谁知道单位领导整天干什么吃的，我们曾和领导闹过，可没用，他们说103室很多年前就已经分掉了。而他们告诉我的那个人，103室的那个房主，我听都没听说。”说到这儿他的眼睛一亮，他注视着我，可能隐隐觉到了一些东西，那个东西在他黝黑的脑海中很模糊，但他觉到了那个东西存在着，并朝他逼近。他害怕它，又不由自主地要去弄清它，因而他的脸上就明显地纠结着一团一团的郁闷之气。

    我放下茶杯，将身子离开沙发，站起来。趁他还未完全清醒，我冲出102室，冲进19栋外连绵不绝的雨水中。雨水渗透我的全身，使我也变成一颗硕大的雨滴，在53号大院的空地上滚动。我为摆脱了这致命的阻止我前进的原因（下雨）而欣喜若狂。我使劲奔跑，皮鞋因灌进雨水，在我跑的时候发出与我的脚跟挤压的声音，每跑一步，皮鞋就响一下。在我快到34路车站时，我看到一辆被雨水涮洗得崭新的34路公交车迎面从我旁边的马路上滑过，在路灯光中，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头。我想，假如我是那些人头中的一个，假如我目前正舒适地坐在这辆34路车上，任凭它怎么摇晃，怎么颠簸，我都会无限满足，我愿意用我这辈子所有的幸福，换取这一刻的幸福。可现实是，我得跑到34路车站的那排平房前，等下一班车了。汽车将把我带到新街口，扔进夜幕下的雨中。我将继续在雨水中奔跑，跑向我一家人藏身之处：建邺区的贫民窟。

              阅读札记：《植物园》

    如何评价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这样一部外国小说，以及如何评价西蒙的其它小说如《弗兰德公路》、《农事诗》等，我曾经在内心盘算过。西蒙是对我的阅读和写作发生过影响的作家，在我的内心深处，确实有一个无比赞许它们的声音──每当我阅读西蒙的小说时那声音就反复响起。西蒙对战争、性、大自然有着异常深刻的理解和异常活跃的描写的冲动，他通过"回忆"的姿态沉入那些瞬间的情境之中，并且在他的"回忆"中饱蘸着悲伤或厌倦或兴奋等情绪的色调。我认为这是西蒙写作的基本动因或基本方式。然后西蒙便开始思考小说的形式和语言──对读者来说，形式和语言是首先呈现和首先需要穿透的，正与西蒙写作时的思考方向相反。

    西蒙在获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引用了保尔·瓦莱里的一段话："……我并不想说什么而是想做，而正是这种想'做'的愿望决定我所说的。""做"这个动作成了西蒙对他小说形式的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而西蒙在写作（即"做"）的过程中，当他使用语言时，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所蕴含的意外、追问、间歇等等因素，还有西蒙在长期的阅读和语言磨练中总结出的艺术原则，还有他个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艺术天分（他精通绘画），当然还有写作的毅力，这些与语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切，就促成了西蒙小说现在的外形。

    《植物园》延续了西蒙以往小说的追求和主要风貌。在书的某些片断，出现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很容易使人把这本书理解为西蒙的自传。而西蒙的多部小说中自传的成分实际都很浓郁。小说或自传，这对西蒙的作品不很重要。所以在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时，《植物园》仍被标作"小说"。植物园的意象，一来是将小说碎片状的段落对应于植物园中的分隔和交错的花圃，另外，可能象征着西蒙对于"回忆"、对于客观之物的迷恋恰似他对家乡的葡萄园所拥有的感情。而我在阅读《植物园》时，感觉也就像走进一座真实的植物园，随意（而不是轻浮）地采撷着一些句子、一些段落，并不需要我对穿插其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追踪。我被书中精彩的描写所吸引。我看到了花，闻到了花香，感受到色彩的渲染。西蒙小说带给我的是健康的情绪，歌颂的是人的意志，小说中到处都是搏斗的痕迹。例如，《植物园》的第三章描述战俘营的那个片断、第一章中引用的布罗茨基在前苏联受审的事件等。

    关于《植物园》的形式，我（无聊地、或许是幼稚地）想，其实可以用中国的古琴曲与之对应。那些零散的段落正如古琴曲的每个单独的音符，而这些音符的高低抑扬，联在一起便具有无限的魅力。是什么决定某个音符的高、低、抑、扬？是什么决定某个音符出现在此而不是彼？这就是艺术的奥秘，对于西蒙的小说来说，就是西蒙所说的"像音乐一样体现某种和谐。"《植物园》中，真实和虚构、心理和外界、暴力和爱、战争和人性，这些概念和概念的具体所指，无不渗透西蒙对和谐的向往。有理由可以说，由于西蒙在文体、语言、和叙述方式上的探索，《植物园》已经不是自传、不是小说、不是诗歌……不是他个人生活的再现，不是生活的"艺术化"的表达。而它是──是由那一本叫《植物园》的书的文字所呈现并最终由读者所（或多或少）获得的那一团（情感、景象）。

    印在书的封底上的那段话（是原版？抑或翻译所加？）也许能使读者更好地进入《植物园》："如果说，书中的每一元素都如同在一部自传中那样与作者的亲历密不可分，那么，书的整体却是按照一部自在的作品来孕育、发明和构筑的，不妨说，它构成了'一种回忆录的肖像'。"

    （《植物园》[法国]克洛德·西蒙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18.00元）

                   我为什么写作

   起初是为了梦想，是为了将我的梦想用一种美好的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生在一个小地方，从小见的世面不多，稍微长大一点后，我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和爱好。通过看书──特别是看小说，寄托我的内心要求。这是家乡的闭塞给我的一个相反方向的冲动。每当我打开书，我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看见了窗外完全不同的一切。而这些窗户是那些作家带给我的，久而久之，我也就尝试着像那些作家们一样去写作，去思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在我上高中的那个暑假，我从扬州回到泰兴的家中。晚上９、１０点钟──对于那时的我，这已经算是深夜了──我坐在家中面向一条小河的窗户前的藤椅上，父母和弟弟都睡着了，我听着从隔壁的旅社里传出的拉琴的声音，看着窗纱上卡住的一只只小蠓虫，把两腿搁在破旧的办公桌上，身子朝后仰，使得藤椅的前面翘起，悬空在地面。夏夜的轻风透过窗纱吹在我身上。我放下半掀着书页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心想，我也写篇小说吧，这样的小说应该是很好写的。更重要的是，我当时想，写小说应该是很愉快、很有意思的事。这是我沉浸到写作之中去的起因。白炽灯的灯光照着我年轻的兴奋的脸。在后来的那些年中，我果真就在练习薄上写作了，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布满那些闪亮的纸。文学写作是我从家乡出来后碰到的第一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对我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事情。在漫长的写作岁月──它占去了我这个３２岁生命的一半──中，对我个人来说，写作变得越来越重要。高中毕业，我考取了大学，学了一个我毫无兴趣的专业。写作，这时我主要写诗歌，使我在精神上得以与专业保持距离，虽然我的肉体无法摆脱、永远也无法摆脱代表着现实压力的"专业"给予我的桎梏。我在课堂上、在本该用于复习功课的时间里、在别人对功课喧闹的讨论声中阅读文学作品和写作。再后来，写作渗透进我的生活，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但写作从来没有──或者我内心决不愿意它──沦为标榜我自己的一个工具。我喜欢它，我浸淫其中，但它从来也不是贴在我脸上的标签，它是一件我无论花费多大的力气也决不会干好的事情。而干好它──正因为它之不可能干好──则需要我不断的努力和持续的关注，心无旁骛。在这样的状态中，它从当初一扇向我展示世界的窗户，变成了世界本身。写作是我之外的整个世界，或者对我来说，世界的意义仅止于写作。我与写作相伴，彼此映照。现在，更多的时候，我是为了写一份无人阅读的遗嘱而写作。明天的死决定了我今天的写。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一个与我的处境密切相关的问题，现在我的躯体在地面游荡，它承受不了任何一击，这瞬息即逝的躯体要求某种形式：不死的冲动和死的威胁揉合在一起，发出的那声呼叫，就是"写作，写作。"而假如写作是一面镜子，那里面的我的容貌，就是一个类似人一样的东西，它衰老和枯槁。我想说的是，我梦寐以求的是，让我变成那面镜子，而不只是那面镜子中一个虚幻的影子。我想强调的是，我不应因那面镜子而自豪，自得，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哪怕只有一刻属于我。

                    刘备与吕布

    每年我都要看一看《三国演义》，不为别的，只因我喜欢看。小时候，我在一个小镇上长到十多岁，那镇的北街上有个租小人书的店。店主老头双腿得了水肿病，看上去很凶，但他说话却和蔼可亲。我常向我外公要一、两角钱，跑到北街上看小人书。我指着串在一根绳子上的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中的某一本，叫店主老头取下，我坐在矮矮的板凳上，低头翻看起来。那时我还不太识字，我只是看图画，然后猜出图画中的意思。刘、关、张以及马超、赵云、吕布这些英雄，让我极其崇拜。而对曹操、司马懿，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讨厌他们。我尤其痛恨那个司马师还是司马昭什么的。这些都是幼时的印象，现在我仍然记得很分明。当然现在看《三国演义》我的心中是平和的，没有那么明确的爱憎，仅仅徒然多了一层伤感。比如，刘备和吕布的关系，就让我很怅然。吕布在《三国》中虽倜倘风流，却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刘备自然也知道，当初吕布无路可走投奔驻扎在徐州的刘备，刘备把他安置在小沛，他却乘隙占了徐州。吕布做事似乎太无情了。刘备委屈求全，但一定从此看透了吕布的人品。以致后来吕布为曹操所擒，曹操问刘备如何处置吕布时，刘备说出了这样的话："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这等于给吕布下了死刑判决，吕布这个注定要卖主的人，不能不杀。即使吕布大声哀求刘备，说他也曾救过刘备一命（指辕门射戟那一回），要刘备帮忙开脱，刘备也丝毫不为其所动。看到这里，我的心就会咯噔一下，假如刘备在这紧要关头，还像他平常那样慈悲为怀，替吕布讨个人情，吕布会不死吗？假如吕布不死，他会不会从此变个人样，不再明目张胆地背叛主子，而是为人处世圆滑一点，在利益面前不再那么急乎乎的？吕布会不会不再对刘备、曹操这样的人寄予某种期望，希望他们（刘备、曹操）记住他吕某给别人的好处，而忘却他吕某的种种卑劣的人品？即使将来，他吕布再次面临绝境，他会不会昂首认命，坦然赴死，而绝不向敌手显露半点软弱的迹象？

            《往事与狗》

      1994．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