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们都喜欢串门，尤其是在晚饭后，天黑下来了，该洗的洗了，该涮的涮了，我奶奶就会带上我，去杨婶家里。

杨婶家也吃过饭了，屋子里静静的，昏黄的灯光底下，杨站长坐在藤椅上，架着腿，在读报纸。都是很庄重的报纸，比如《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也许还有《群众》和《党员生活》之类的杂志。那都是单位订阅的，就像我爷爷一样，杨站长喜欢把报刊带回家，晚饭后慢慢地阅读，借以打发时光。

说是打发时光，也许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学习。这是真的。比如我爷爷，每天晚饭后，必泡上一杯茶，端坐在饭桌边；那时候，饭桌已经收拾干净了，桌面上泛着清冷的光。桌子上还有一些小碟子，盛着一些诸如水煮花生米，水煮蚕豆，椒盐黄豆之类的小菜，很下饭，平时也当零食吃。

我爷爷把报纸铺在桌子上，很认真地研读着，有时候他会大声地念出声来，很旁若无人的──反正家里除了我和奶奶，再也没有别的人。偶尔，他会在一些重要的章节上做记号，用铅笔细细地勾勒出来，以备第二天开会学习。他还有一个小本本，皮面子的，上面有金光闪闪的雷锋头像。那是一个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蝇头小字，大约是工作计划之类的东西。

我爷爷是微湖闸的主任，也有人叫他“一把手”。要是副主任呢，就叫“二把手”。以此类推。

我爷爷也喜欢听收音机，听“新闻报纸摘要”，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听半个小时，然后听天气预报。晚上呢，再重新听一遍。极偶尔地，他听一听京戏。他自己也会哼一哼，但不太入迷。有一段时间，他沉迷于听“说书”，说的是隋唐演义，里头的一个名字我大约记得，仿佛叫薛中贵。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开说，也是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便嘎然而止。这样一天天地听下去，直到后来他去外地出差，才耽搁了下来。

相对来说，报纸更为严正一点，那上面极少有琐屑的东西，没有娱乐，也难以看到生活。都是一些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报道，中央又下达了什么新指示，新精神，各级党委机关要密切注视新动向，诸如此类。

有时候，我爷爷也会把一些重要的时事告诉我奶奶，他说，奶奶，上面的风声又紧了；或者说，奶奶，上面又有新指示了，明天传达会议精神。我奶奶照例不懂。她坐在小竹椅上，照着一个硬纸壳剪鞋样子。今年秋天，她要做三双新棉鞋，鞋底已经纳好了，是现成的；鞋帮呢，她要用灯草绒做面子，大人用黑色的，小孩子用红的。棉花也要用新的。

她认真地听我爷爷说话，虽然不懂，她也会搭讪两句，问两声。我爷爷解释着，她“哦”了一声，便又低头剪鞋样了。

我爷爷自言自语着，看了一会儿报纸，大约八、九点钟光景，他就回自己的房里睡觉了。

那些旧报纸，搁在家里有十天半月了，我奶奶知道它已经是废报纸了，没有用处了，她就拿它包咸鱼干，包油酥饼。拿它剪鞋样子。再过了一些时日，我们就会在门口的废纸篓里看到它，一些纸片儿，碎屑，几个纸团，上面浸得油汪汪的，上面还是那些字儿，关于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句一句地，句与句之间失去了连接，没有逻辑──但是一句一句地，每一句都是那么的有力，铿锵，饱满，斗志昂扬。

有时候，我爷爷走到门边，下意识地，他停了下来。──他看见了废纸篓里的那些油汪汪的碎纸屑。他背着手，饶有趣味地读那上面的字，读了两句，他背着手又走开了。

要是在晚上，我和奶奶去杨婶家串门的时候，杨站长也在家里看报纸。那时候，像杨站长、我爷爷这样的人都在读报纸。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看报学习。他们跟形势跟得很紧。他们关心时局和政治，是党的忠实的信徒。及至很多年后，他们老了，世风日下，他们看不惯很多东西，可是当说起组织、信仰这些字眼时，他们的内心仍充满了敬畏。他们有时甚至热泪盈眶，为命运多舛祖国和人民。他们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那时候，杨家静静的，孩子们都上学去了。杨站长坐在藤椅上，架着腿，他把报纸展开，遮住了一半的头脸。有时候，他也会放下报纸，静静地听我们说话，偶尔他也会插上一两句，大概觉得很有趣，他轻声地笑起来。

他坐在灯光底下，灯光黄黄的，很混浊；灯光照在他的侧体上，光线把他的身体一分为二了，明的，暗的，灰扑扑的。从某一个角度看上去，他似乎与我们隔着很远的距离，光线把他推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静静地坐着；有时候，他也会换一下坐姿，把报纸弄得簌簌作响。他折起了报纸，并摘下眼镜，他把它拿到嘴边，轻轻地哈着气。

他认真地擦起眼镜来了。他的眼镜布是黄色的。他把眼镜举起来，迎着光，检视镜片上是否有圬垢。在灯光底下，他的刀削的脸也是黄色的。

在房间的另一端，靠近窗户的一张床上，坐着奶奶、杨婶和我，我们在做针线活儿。杨婶在织一件毛衣，是杨站长的，灰绿色的毛线，是去年的毛衣拆了，洗了，今年又重新织成半高领的样子。

我奶奶呢，她在捻棉绳，她做针线用的棉绳、麻绳，都是她自己捻的。市上卖的那种她嫌不结实。

我在做布兜子，就是把手掌大的一块布缝合起来，里面装上米，黄豆，沙子之类的东西。一个晚上，我能缝五个，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玩游戏了，叫做“抓沙袋子”，还有小曲儿伴唱，仿佛是“嘛格，乙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唱起来很好听。

有好几次，杨婶停下手里的活儿，端详我手里的布兜子，跟我奶奶笑道，小蕙子也会做针线活了。小蕙子长大了，也会给自己做新娘衣了。

我奶奶也笑，她把棉线团从身上拿开，掸掸身上的棉絮；又抬起手臂，把另一只手伸到胳膊底下，轻轻地捏着，捶着。说道，等到我孙女儿做新娘子了，奶奶怕也要进棺材了。

杨婶笑道，小蕙子快告诉奶奶，就说还早呢，小蕙子做新娘子的那天，还等着奶奶给梳头洗脸上妆呢！

我坐在床边，那时候大约已经懂事了，觉得这样的场合不便说什么，所以一直低着头，木着脸，针线活做得越发勤快了。

有时候，我们也不说话，屋子里静静的，在某个瞬间里，似乎能听到隔壁房间里闹钟走动的声音。隔了很长的时间，我才抬起头来，做活的时间太长了，脖子有点酸，眼睛也很花了。我活动了一下手指，伸伸脖子。

很多年后，我一直记得这样的情景。我抬起了头，看见了那昏黄的灯光底下，坐着的几个人物，一些家具和物体，他们都是静静的，他们的影子在灯光底下，长的，短的，瘦的，变形的，它们互相交叉着。──刚抬起头的那一瞬间，眼前是黑的，眼前有金色的沙子，它们纷纷坠落了。它们就像雨花一样，细细地披了满头满脸。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真地看着那些物体，瞪着眼睛，我以为我是看到物体的深处去了。那些素朴的红漆家具，是笨拙的，端庄的。五斗橱上有一只万花筒，还有一只手电筒，它们并列站立着。

屋子的正中放着一把藤椅，孤零零的，很端庄。藤椅上散乱地堆着一些报纸。看报纸的那个人不知哪儿去了。

杨婶和我奶奶又说起了什么，嘁嘁喳喳的，声音就在耳边，听着仿佛又很远，中间隔着无数道的灰尘幕，时间，距离……并不清楚她们在说些什么。

灯光在某一瞬间暗了一暗，就像火焰在微微跳了一下。灯光把屋里的一切染成了暖色调。深秋的夜了，有点寒意了，膀子在绒衣里面有些凉嗖嗖的，酸麻的。

屋子里的人，懒懒的，打着长长的哈欠；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中年夫妻，老人。屋子里的家具呢，也旧了，晦暗的颜色。一只老猫，它躺在木椅上，睡着了。世界在那一刻是那样的太平，安稳，虽是寒凉的秋夜，也有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在屋子的左墙上，靠近五斗橱的上方，贴有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他们神态含蓄，温和，明净。他们每个人都是端庄的，目光炯然，却不太有表情。毛主席的画像在正中央，他微笑着，他的目光温厚，宽容，就像上帝在看着他的臣民一样；他的目光遍及四野，到处都是。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他都在端视着我们。

他注视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天又一天，他看着我们慢慢地成长，衰老，他看见了我们每个人的苦痛，我们的无聊，一点点微小的快乐，我们的挣扎……可是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看见我们的小动作了吗？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只能做给自己看的小动作，我们的隐私。──他是一目了然的。

他倾听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声音。

在他的注视之下，男人们在谈论政治。青年人在谈恋爱。

农民们呢，他们蹲在草垛旁，袖着双手，看见漫山遍野的阳光，金色的，灿烂的。他们眯缝起了眼睛。他们从胸袋里掏出烟枪，在地上磕了磕。他们开始说吃的问题。

女人们呢，就像杨婶和我奶奶，她们安然地做着针线活儿。她们是不懂时局和政治的。有时候，她们也静静地说着话，窃窃地笑着，把手伸到衣服里去挠痒。她们喜欢的是人生里的安平与浮华，琳琅满目的各种小物件，欢声笑语，气象繁华。

说起男女私情，即使我那年老的奶奶，也会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她吃吃地笑起来，她摘下了她的老花眼镜，拿拇指和食指捏她的鼻梁，久久地捏着。

有时候，她们也会说起养生之道。即使在贫寒的岁月里，她们也没忘了在秋冬来临之际，拿红枣、山药熬汤喝，很补的。极偶尔的，她们会做猪肝汤，汤很鲜美，猪肝吃起来又嫩又滑又软，也不知怎么做的。鱼汤倒是常喝的，在微湖闸，鱼儿，虾儿，都不是什么艰难品。……

总的来说，微湖闸还是平静的，安宁的，人们有计算地过着小日子。革命年代里的种种风潮，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到这个地处偏僻的水边大院。这里既没有武斗，也不常发生政权更叠的现象。我爷爷很安稳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他是个严肃的老人，常常背着手走在微湖闸的林荫道上，人们和他打着招呼，很谦恭的。他呢，也点点头，就走过了。

他夏天常穿着一件白府绸衬衫，是短袖的。下班回家了，就换上一件老头衫，也叫套头衫，是棉布的，很旧了，后背上甚至有些破损。我爷爷说，家常穿穿，不碍事；又说，旧衣服穿在身上，舒坦。他会做一些简单的木匠活儿，家里的小凳子，小竹椅，晾衣服用的衣架子，都是他亲手打制的。

他有一个工具箱，木制的，里面盛有很多器具，有钳子，扳子，斧头，刨子，总之，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它代表着一个很遥远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习惯于手工制作，从吃的，穿的，到用的，凡是身边可触摸的，都可以用一双手打造出来。就像我奶奶手里的针线匾子，那里头的丝线，剪刀，鞋样子，绣花手帕，哪一样不是齐全的？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业社会的种种迹向，在那个年代已初显端倪。可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们还保留了从前的传统。这其中的空档被无限地拉大了。最活泼的思想，最古旧的生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揉合进了那个空虚的年代，竟然相得益彰，真是不可思议。

我爷爷是典型的贫民出身，他参加了游击队和八路军，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后来呢，他在这个太平的世界里安定了下来，被封了一官半职。一个小小的官儿。最盛世的时候，他曾做过地委的组织部长，后来呢，不知为什么，被发配到了微湖闸，一呆就是二十年，一直到他离休。

他自己回忆说，他这一生只杀过三个人，有两个是日本人，还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很多年后，他还能记得那个中国人的脸，他是个青年，个子很高，皮肤很白，总之，长得很干净的样子。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结果了他。

他说的时候很平静，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他是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回忆的。他的一双眼睛很定然地睁到空气里去了。偶尔，他也会咧一下嘴，拿舌头去舔腮边的一颗坏牙。──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四九年的时候，他在上海照了一张半身像，是两寸的，黑白的，那一年，他才三十六岁。那张照片一直保存得很完好，它让我看到了年轻时代的爷爷，他长着一张清癯的脸，五官端正，表情严肃。客观地说，我觉得他长得不错，很英俊。

他穿着一件高领的套头线衫，头发短短的，很精神。也很洋气。那时候，他身上的农民气质已荡然无存。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气宇轩昂的革命者，而事实上，他也是。

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平静而单调，我甚至觉得，他很孤独，但他一直在克制着这一点。他是个平白而坦荡的人，正直，无私，犯过一些微小的错误，不是原则性的，也得罪过一些无辜的人──然而人的一生中，谁没有犯过错误呢？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他。下班以后，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口，打开他的工具箱，在里面拨弄着。他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擦擦自行车，修修藤椅；在我们的门前，还有一块空地，他把它整了，锄了草，施了肥，种上辣椒，西红柿，南瓜。他又围上了篱笆，用小树枝一根根地插上了，很有田园的感觉。

他不定期地给田里浇水，施肥。肥也是我们自己家的，茅厕就在屋后，是一间砖砌的小房子，只有一个茅坑，男女共用。平时，我们只上自家的厕所。要是别人路过了，间或也来上厕所，这时候，不管是厕所里的人，还是厕所外的人，都要咳嗽一声，重重地吐一口唾沫，这其实是一种信号，可以免除尴尬场景。

在我的印象中，田地里还有一个稻草人，小小的，很俏皮。他站在一根竹竿上，头戴草帽，向远方招着手──跟童话里的一模一样。

我爷爷也会砌鸡舍，红砖红瓦，一间精致的小房子。他是个出色的泥瓦匠，他把一切都做到了细处，从刀功，到弥缝，一招一式，他的动作是那样的地道，流畅，得心应手。他做得非常有乐趣。

他还砌得一手好灶台，用石灰弥得白白的台面，既清爽，又干净。

总之，这是日常生活里的爷爷，他是那样的朴素，本色。偶尔，他也会发脾气，冲着我奶奶，大声地说着什么。他摔过筷子，就像孩子一样，他把碗一推，转身朝屋里走去了。有时候呢，他心情很好，唱着小曲儿，逗我奶奶说些俏皮话。我奶奶看着我，笑道，这个老爷爷，真是不害臊呢！

我听了，觉得很快乐，大声地笑出声来。

政治生活方面呢，我爷爷一生也算风平浪静。各种政治风潮从他身边经过了，都拐了个弯，丝毫没有伤害于他。在“文革”中，他安然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每天读报，开会，学“毛选”。在春夏、夏秋季节，他开始布署防洪、抗旱工作。这时候，微湖闸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甚至在夜里，也有人员在值勤。

我爷爷也被“下放”过，在外地的一个小闸口，当看门人。半年以后又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微湖闸。

他主持的唯一一次批判大会，是在他即将离休之际，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我记得是在77年，或者78年。批判对象是储小宝，一个青工，理由似乎很不相干，是“作风问题”。

总而言之，在那个年代里，他和他的职工们都活得较为尊严，他们善良，平凡，清白。他们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劫难。有一种时候，也许连他自己也不能够相信，他与那个乱世截然地分开了。他是他，乱世是乱世，它们彼此是不相干的。

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辽阔，那里面有很多空泛的东西，革命和理想，还有主义。热血青年们急于缔造一个新世界，他们手捧“红宝书”，把手按在胸脯上（宣传画里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茫然地睁着眼睛，那空洞的眸子里空有鲁莽和热情。

可是这一切，跟微湖闸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蜇居在一块四方的天底下，那么安稳、踏实，沉着。他们工作，每个月靠微薄的工资生活。他们常常进城去，也许去百货公司买一副有机玻璃卡子，桔红色的，夹在辫子上像横躺着的“8”字，别提多漂亮了。他们并肩走在城市的林荫道上，一家三口，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很体面的。他们的穿着也很干净，朴素，符合那个时代的对于美的要求。

他们的孩子，也许是个女孩子，那一年也不过才五六岁，是个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里上大班。她梳着羊角辫，穿着及膝的花布裙子，一蹦一跳地走在她父母的中间。有时候，她也会挣脱父母的手掌，向前跑去了。跑到一棵树底下，她站住了，回头看她的父母。有时候呢，她也会抬头看天空，纯粹出于好玩，她把身体向后仰去，一点一点地，她就要跌倒了。

走至一家电影院门口，他们也会进去看一场电影。

或者呢，他们逛公园去。那时候，公园是不收门票的，公园里也没什么看头，有一些游廊和假山，逛了一圈就出来了。

再或者呢，他们去饭店吃饭，饭店也不大，却是国营饭店，还算干净，里面的服务员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她们的神情懒懒的，却很矜持。那也是自然的，都是国家的主人翁么。──这一家子人，在饭店里要了两样小炒，一份汤，米饭是用粮票换来的。总之，也难得上一回饭店，也花不了几个钱，也觉得很好。

像我奶奶呢，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平安地做着她的针线活，她的每一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精细，匀称。偶尔，在做针线的间歇，她也会抬起头来，习惯性的，她拿针尖在头皮上轻轻地划了两下。

那些年她也有六十多岁了吧？头发是花白的，做细活的时候需要戴上老花眼镜。她戴眼镜有一种自然明朗的态度，很好看，显得她那张扁平宽敞的脸端庄，尊严。

那时候，她并不清楚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也听我爷爷零星地讲起，有时候呢，她想起来了，也会认真地问起。我爷爷解释给她听，她点着头──可是她仍是不明白的。

她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女红，做饭，做家务，伺候我爷爷的日常起居。对于男女情事，闺阁生活，婚丧嫁娶，人情世故，她也是敏感和精通的。她在微湖闸生活了二十年，被所有人尊称为“李奶奶”。每当她急匆匆地走在微湖闸的大道上，她拐进了一条甬道，走进了一户人家，人们就知道，她是去调解纠纷了。……她是小脚，慢性子。个子呢，却是高高的，驼驼的，也几乎不识字。她的世界是那样的狭窄，长长的，通向一个有微弱光线的地方。……

总之，这就是我看到的微湖闸，我爷爷，我奶奶，杨站长夫妇，以及很多不相干的小人物（在以后的篇章里，我将继续描述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世界，彼此的话题，生活观，趣味都显得大相径庭。可是把他们放在微湖闸，一切又显得是那样的协调，和睦。

    在某一种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与那个时代隔着很遥远的距离。我是说，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衣着，日常器具，房屋的构造都是那个年代的。──他们仅仅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物质里，相对贫乏的，困窘的，饱食终日的。

思想呢，我猜他们是从来不思想的。他们在阳光底下走着路，是冬天的阳光，冷，明亮，白颜色的。他们袖着双手，在太阳底下深深地咳嗽了两声。或者呢，他们跑动起来了，布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嚓嚓”沉闷的声音。他们看见了自己在太阳底下的影子，矮小的，肥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影子。天真冷呵，家里的火炉子还在烧吧？家里的孩子呢，大概正在喝热汤取暖吧？

要是夏天呢，他们就去闸上乘凉。闸架在宽阔的河面上，长长的，像桥。它是上下两层。上层叫天桥，底层是一座双桥，分别叫里桥和外桥。这里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尤其是在晚上，更是水波荡漾，清风徐来。

就这样，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女人们在家里收拾家务的时候，男人们呢，就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拿着芭蕉扇，慢慢地往闸上走去了。想一想，那真是一幅生动的“安乐图”，在这样的图景中，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打着赤膊的，他们的肩膀上挂着一条汗巾，一边走着路，一边把手够到腋下轻轻地捋着。

你瞧，在院子的林荫道上，又走过来两三个人，他们一步三晃地，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他们趿着拖鞋，腋下夹个小板凳，或者手里卷张细席子，慢慢地走近了。有时候，经过一家人的门口，看见这家人正在吃饭，他们大声地打着招呼，脚并不停下来，就走过了。

──“还在吃啊？”

──“是噢。来家里再吃一会儿？”

──“不了，到闸上凉快去。”

就这样，他们出了后门，往闸上走去了。天也不过是刚擦黑，闸上的路灯已经亮了。在朦胧中，他们还能看见各自的脸，含糊的，在夜光下静静地睁着眼睛。……

有风从水面上吹过了，那样的凉爽，带有水的气息。风落进了他们的衣衫里，发出“哗哗”的声音。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风起，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叫，声音就像唿哨一样，流传了很远。

有两个小伙子，突然在赛跑，他们扛着席子，胳膊底下夹着板凳，他们朝闸上奔跑。他们的身姿放松而难看，拖鞋在水泥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们“咿咿呀呀”叫唤着，诅咒着，笑得“嘎嘎”的。

那些先期而至的人们，已选好了落脚点，安顿了下来。他们抱着胳膊，抽着烟；也有的人，他们倚在桥栏上，侧身看河面上荡漾着的光圈。也许他们互相之间会谈些什么，比如姑娘，政治──他们把手指伸进鼻孔里，掘宝似的，挖出一大堆鼻垢，然后把它轻轻弹向空中……

在这一章里，我本来要写的是，很多年前的时代背景，它怎样伫立在我们的身后，静静地打量着我们。

我的用意再明确不过了，我想简略地说一下那个年代，我出生在那里，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和它一起度过的。似乎也可以说，我对它怀有某种浓厚的兴趣。

关于那个乱世，它所留下来的印迹，它的喧嚣和骚动，它的无聊和不安，它的震荡。总之，它肯定在我生活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印迹。我没准备写很多，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

我想，我的小说得有一个背景，它真实地、隐约地存在着。它可以支撑起我们的生活，我小说里的一切人物，他们的欢爱，疼痛，无聊感，贫困。

可就在这时，我的小说出现了障碍，这种障碍维系了两个月，一直不能跳过去。一旦我的思绪触及到所谓的时代背景，我就会变得很茫然。

我只能说，对于那个时代，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也许对我来说，“文革”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只是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是如此的庞大，细碎，具有很多微妙的细节。它们生动地、细致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它们和我达成了某种默契，为我设置了灵动的开关，我的记忆一旦触碰到它们，它们便“腾”地打开了，一切全活了。

我想，我只能服从某种真实。我应该诚实一点，把我所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仅此而已。

而我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生活。它跟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微湖闸的人们，比如像杨婶和我奶奶，把她们安置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都显得再恰当不过。她们就是女人，只不过，她们恰好生活在微湖闸，又恰好跟着时间一起流到了七十年代。

像我爷爷，杨站长，马会计，卢主任这些男人，他们显然是党员，也在关心时局和政治，可是他们是那样的安静，和善，通晓人情；革命年代里的一切，在他们身上似乎渐渐睡着了。而且，我所见到的他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走路的样子，他们坐在自家的门槛里，他们笑着和人打招呼，他们腊黄着脸，侧转过身体轻轻地擤鼻涕。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生活，它是那样的单调，平安，没有戏剧性。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地重复着。有时候，它甚至让人感到害怕和绝望。可不是吗，时代以惯常的速度滚滚向前，而他们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那样的微小，谨慎，认真，永常。

对于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的记忆，我也是有的，只一件，在这里，我简略地说一下，作为这个章节的结束。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爷爷从城里回来，他脸色阴沉，显得那样的沉痛和悲伤。我奶奶在墙角削土豆皮，我爷爷走至她身边，蹲了下来，他拿起来一只土豆，看了很久。他说，奶奶，周总理没了。

我清晰地记得，他说的是“没了”。他声音哀伤，压抑，在我的印象中，我爷爷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似乎他的世界都坍塌了。

我们也很难过，我指的是我和奶奶，因为我们也是爱着周总理的。也许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说我爷爷，他是拿他当“总理”来爱的，他是人民的好总理，一般意义上我们总是这样说的，他克尽公职，鞠躬尽瘁，具有中国人的一切美好而朴素的品质，他接近于某种理想，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而我奶奶呢，也许她的爱，更多地来自我爷爷的影响。再说，她是爱着一切人的，她善良，富有情感，在她的一生中，除了和两个儿媳妇不能平安共处，即使对一个陌生人，她也是和善而通达的。我猜想，她是拿他当一般意义上的人来爱的，他的死，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死，也许让她想起了曾经亡故的一个亲近的朋友，有血有肉的，干净而练达的；也许她会想起自己，那一年她已经六十三岁了，头发白了，背有些驼了，因为身体不好，寿材早于十多年前就预备好了。──她轻声地哭起来。

而我呢，我的爱是抽空的，单纯的。我只能说，那是我来到人世间的最初的几年，所有的情感对于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的，很茫然地、盲目地、无条件地就发生了。很多年后，我想起自己，即使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的死，比如我爷爷，我奶奶的死，也没让我有刻骨之痛。可是在那年冬天，1976年1月，一个对我来说很抽象的人，──他在我视力所及的生活之外；他的死，让我淌下了眼泪。

那是第一次，一个人的死，它在我的身上造成了如此鲜明的反应，它让我觉得寒冷，静默，无力。我还能记得当年的自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睁着眼睛，拿舌头舔干燥的嘴唇。我把手伸进袖子里，贴肤搁着。一直搁在那儿。我觉得世界在那一刻，是那样的无边，麻钝，悲伤。

我奶奶呢，她一直在哭着，即使下厨房做饭了，她也会腾出手来轻轻地抹眼泪。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喃喃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她抬起头来，看玻璃窗外的天空，晴冷的天气，阳光灿烂，可是使人寒缩；也许她什么也没看见，在那一瞬间，她又拿起了刀，开始削土豆了。这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情感代替不了吃饭；悲伤总是难免的，可是吃饭，它永远是吃饭。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全中国人民沉浸在哀悼之中。我奶奶连夜缝制了黑孝，为我缝制了一个小的，是红色的，她的理由是，小孩子戴红孝才吉利。第二天，微湖闸的人们自发买了许多花圈，所有人都戴孝。每个人说话声音轻轻的，脸色沉重而哀伤，还有一些人眼睛肿得厉害。

总之，那是全民性的忌日，人民痛失了他们的总理，他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很多年后，我想起了那个年代；我想着，一个伟人的死，造成的全民性的悲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

这是我对于政治年代的唯一记忆，可是，它又是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那样的低沉，朴素，黯然。

我见到的“文革”都在这里了。一个时代的末梢，在1976年，国家一下子痛失了三个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毛主席和朱德的死，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想，那时候，微湖闸肯定也举行哀悼仪式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