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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新干线★新人星座★中国诗人★中间代★横眼竖看★今日作家★采访实录★翻译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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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黄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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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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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明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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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办公室，坐下还不到五分钟，编辑部世界风云栏目的编辑小陈推开我的门，笑嘻嘻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财务部的刘纤到处找你，嘿，美女赶着你干吗呀？ 小陈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见谁脸上都是挂着笑意，在杂志社的人缘很好。她是人大的硕士，参加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因为还没有结婚，平时大家都喜欢跟她开开玩笑。我说刘纤找我有什么用，人家是名花有主的人，我心里期望找我的人是你。小陈就说：噫，有刘纤找你还不够吗？贪心的男人！ 说笑归说笑，小陈走了以后，我还是马上跟财务部挂了电话，接电话的人声音柔媚，正是刘纤。我说刘部长，听说你找我，有什么吩咐啊。刘纤在电话里说：谁是部长，你封的呀，别乱叫。我说到底什么事，不会是跟我约会吧？刘纤笑起来，说：美死你。说正经的，小城镇会议的帐目都理清了，你们社会部的款可以来领了。领钱与美女约会的消息同属世界上最好的消息，我当然说马上就去。 上个月，由我策划和组织的主题为农村现代化与小城镇建设论坛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圆满结束，参会人员两百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按照杂志社的规定，为了鼓励各部门开动脑筋，合理创收，部门负责人可以领取流水的百分之三作为部门的自有资金，由部门负责人全权支配。当然，这个规定必须以策划的活动产生效益为前提。从其他几个部门开展活动的情况来看，这百分之三基本上演变成了部门负责人的奖金。 财务部由于还兼了杂志社下属三产（北京进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渊博书刊社）的财务管理，并没有和杂志社在一起，而是在同一个院子的主楼八层办公。我到财务部的时候，刘纤不在，只有一位年龄大一点的王出纳正伏在桌上打瞌睡。大约睡得正香，口水象松紧带似的，随着她呼吸造成的起伏一长一短地变化着，还发出轻微的酣声。 我正在为难，是坐下来等呢还是等下再来，正在考虑的时候，刘纤哼着歌儿进来了。我有点喜出望外，连忙说：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走了。刘纤说，不会吧，我出去还不到十分钟，急什么呀你！ 王出纳醒过来，张开手掌擦嘴角，又把口水抹在脸上，满意地说：有人说睡觉流出的口水美容——哎呀，睡得香睡得香，还做梦呢。刘纤笑着说：真有你的，这样都能睡着，还打呼噜呢。出纳有些吃惊地说：不会吧，我打呼了吗？你没有听错吧，我睡觉从来不打呼的。刘纤说这怎么会听错，办公室就我们两人，莫非我幻听？出纳固执地坚持自己从不打呼，似乎打呼是一种非常低劣的品质，不应该为她所有。她说，你肯定听错了，我真的是不打呼的，连我爱人都老说我怎么睡觉一点声音都没有，特别安静，就象婴儿一样。刘纤说，我不跟你争了，其实你打不打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实在的我又不是你老公——刘纤说到这里笑了一下，但明显她的话里幽默的成分和力量都不够，出纳不仅没有跟着笑，反而脸色变得有些严肃。她垂下眼帘说：好好好，你说我打呼就打呼。刘纤刚开始一直是笑嘻嘻地和她说话，这会儿也有点认真了：我没必要冤枉你，你是打了呼嘛。再说打呼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干嘛那么敏感呢。要不你问问李东，他在这儿站了一回儿，你是不是打呼了，他应该清楚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无来由地陷入了一场民事官司之中。我是来领钱的，这位和我毫无瓜葛的中年出纳，她打不打呼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睡觉呼噜打得山响和静如婴儿都是她自己的事，充其量跟她的家人和邻居有关。但是我必须做出回答，因为刘纤说完话之后，她们两人都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目光中有期待，有信任，估计还有我无法分辨的其他成分。如果我说出纳没有打呼，那么我必须说谎，虽然这种谎言具有善意，但刘纤不可避免地要相应地承担胡说八道之责。如果说她打呼噜了——这是事实——也许她不会不高兴，两人都说她打呼噜了，还有什么说的，可能让她从此了解这个事实。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她可能会更不高兴，因为打呼又多一个人知道，就象恶名传得更远。虽然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性质确实有类似的地方。
对我来说，夹在她们的矛盾中间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我特别希望她们不至于为了打呼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而生争端，我摊开双手对她们说：好了，两位，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并且把话题扯开：刘纤，我可以领到多少钱啊。 刘纤较真的劲头要小一点，听我这样说，就坐下来，要拿帐目表给我看。但出纳似乎不想就此作罢，她冷冷地对我说，要你说你就说嘛，吞吞吐吐的干什么？刘纤听她这样说，也对我说，是啊，你说吧，没关系的。 这时候如果不搭理她们，反而会显得我十足矫情，说不定两边都不讨好。既然她们都让我说，我当然只有说了。但说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我心里没有底。我看一眼刘纤，她正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出纳说：打呼嘛，这个，你确实是打了呼，但声音不是很大。也许，那个，你平时不打呼的，因为——出纳没等我把后面的话说完，就挥了挥手，口气异常平静地说，好了，我知道了。我出去一下，你们先忙。然后起身噔噔噔地出去了。我后面的话是要为出纳打呼寻找一个符合医学常识的解释，我的意思是她平时睡觉安静如婴儿，这次打呼是因为趴在桌上，姿势不顺，导致气管出气不畅，从而形成呼噜，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现象。可惜出纳毫无耐心听完，我也没机会再接着发挥。 我对刘纤说王出纳怎么回事，为什么她这么怕人说她打呼。刘纤撇撇嘴，说，谁知道呢，也许是更年期到了吧。 刘纤告诉我，这次农业现代化与小城镇建设论坛会议总的流水是六十二万，按照百分之三的提取比例，我可以领到人民币一万八千六百元作为我所在的社会部的自有资金。也就是说，按照惯例，这笔钱我完全可以据为己有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每个月领工资的我来说，当然说的上是一笔横财。 刘纤看我喜滋滋的样子，开始讹诈我：怎么样，想拿出多少钱来请客呀？我说钱还没有到手呢，就说请客的事？又涎着脸说，如果是请你一个人，倒不必非得这笔钱，随时都可以啊。刘纤不理会我口水多过茶，替我出主意说，你造一张社会部人员支出表，每个人领七百五十元，凑足一万八千六——刘纤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在计数器上揿着——造二十五个人，其中一人领六百元，数字就对上了。正说着话，出纳又回来了，噔噔噔的。也许在外面走了走，或者上了一趟厕所，散发了心中的郁闷，脸色不象刚刚那样沉着。但也说不上高兴，总之是阴晴难辩的样子。我问刘纤要了纸和笔，坐到一边去杜撰社会部人员。说实在的，我的社会部连我一起算才四个人，一个打字员，两个跑外勤的，并且都在杂志社领工资，肯定不能写他们的名字。虽然写了也问题不大，但这事无法摆上台面，人家没领这笔钱，又怎么榜上有名？所以名字必须是跟杂志社毫无关系的，最好是面壁虚构。但一时间要凭空想出二十五个陌生的名字，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我想啊想的，费了大约二十分钟，把名单列了出来。 名单的体例是这样的：抬头：社会部人员支出明细一览表，然后是人名，领款金额，领取人签字。我假造的名单如下： 1、 杨黎 750 杨黎 2、 韩东 750 韩东 3、 何小竹 750 何小竹 4、 朱文 750 朱文 5、 王敏 750 王敏 6、 鲁羊 750 鲁羊 7、 吴晨峻 750 吴晨峻 8、 马策 750 马策 9、 华秋 750 华秋 10、伊沙 750 伊沙 11、李樯 750 李樯 12、朱庆和 750 朱庆和 …………等等，一共是二十五个人，最后一个是萧三根，领得比大家少，只有六百元。名单拟好以后，每个人的签名我大费心思，虽然只是一张冲帐的票据，但也要做得象样啊。比如杨黎和韩东的签名，写得比较工整，只是一个用隶书，一个用仿宋；又比如朱文的签名，我就写得龙飞凤舞，文字的一捺捺得长长的，有一半还捺到桌上来了。为了增加名单的真实感，我中途还换了一支笔，比如吴晨峻和马策用的就是圆珠笔。 名单拟好以后，我先递给刘纤。刘纤接过一看，先是愣了一下，后来就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你笑什么呀，有什么不妥吗？刘纤几乎笑出了眼泪，她说：亏你想得出来。她抖了抖那张表，说：这些人名还真不是假的，那个杨黎，不是写了《打炮》吗？那个朱文，最近不是拍了一个电影叫《海鲜》吗？还得了奖——据说是一个从不失恋的男人。我有些惊讶，对刘纤说，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看不出来，我以为你是一个纯粹的会计。刘纤说：别小看人。我们两人都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兴高采烈地议论起杨黎的小说《打炮》来。
在杂志社我以善于策划活动得到主管经营的主编的青睐。为了激励我主动变成杂志社的赚钱机器，他经常在杂志社的各类会议上提我的名字，号召其他部门向社会部学习，多做活动，多创效益，就象以前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一样。所以刘纤说，李东，真看不出来，你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人，还是个文化人呢。我说你简直废话。我还以为你只会搞收支平衡。没想到你还是一位文青那。 为了表示我们真有共同语言，谈杨黎的《打炮》就有点肆无忌惮。也许是我们的态度过于旁若无人，也许是《打炮》的内容不适宜在办公室谈论——想起来也是，一男一女，在上班时间，唾沫星子乱飞地谈打炮，这不是视人家到更年期的王出纳为无物吗？看样子她已经忍无可忍了，用手上的签字笔把桌子敲得笃笃作响。从发出声响的急促节奏，我们听得出她极不耐烦的程度。她皱着眉头盯着桌面上的一只笔盒——似乎我们就是那只笔盒，说：嘿，嘿，你们怎么回事？别这么大声嚷嚷好吗？别人还怎么做事啊？再说你们谈的东西也太、也太庸俗了吧。 刘纤扮了一下鬼脸，瞪了王出纳一眼。我醒过来，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把正事给忘了？刘纤听我说到正事，就对王出纳说，王老师，李东他们社会部的提成款今天取得到吗？王出纳瞥一眼我，又问刘纤，多少钱？刘纤报了提成款的数字。王出纳把头摇得象拨浪鼓，连忙说：一两万啊，没有没有，哪有这么多现金？如果手续齐全，我开现金支票，自己取去吧。 刘纤看着我，意含询问。我说行，自己去取没有问题。就把刚刚造好的社会部支出明细一览表给王出纳。王出纳面无表情，看了看，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解释说，领出这笔钱不是要个冲帐的东西吗？这个呢，就算是社会部的员工本月的工资，为的是你这里好做帐。王出纳摇摇头，把我苦心经营的社会部扔到桌子角上，断然地说，不行，这样做不行。我疑惑地问，以前领钱的时候，金额大一点的不都是这么弄吗？王出纳说：以前是以前，现在可不行了，税务部门一查到就翻几倍地罚款，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风险。 我看着刘纤，她低着头写着什么，好象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又问王出纳，那怎么办呢？这钱要怎么领啊？她想了想，说，要么就扣税，要么你找相同金额的发票来冲抵也行。我说我造这张员工表就是为了避税，再说了，我一下子到哪去找这近两万块钱的发票啊。王出纳摊摊手，说，我是按规定办的，你自己想办法去吧。 谁都知道赚点钱不容易，我当然不希望再扣百分之五点多的发票税。但如果扣税我就可以马上领到钱，白花花的银子可以落袋为安，对我还是有诱惑力的。但我咬了咬牙，毅然决然地说，我去找发票。 众所周知，一万八千六百元不是小数字，凑起相应数目的发票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悻悻地回到了办公室，开始翻箱到柜地找票据。我的办公桌共有五个抽屉，在寻找发票的过程中，我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也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信封，因为它们鼓鼓囊囊的。而且我希望每个抽屉都会身外化身，变成十个抽屉，让我能多找些可供报销的发票。同时我顺带把抽屉整理了一下，一些没用的废纸和远期的刊物统统被我扔进了纸篓。如果不是找发票，这些抽屉我也许永远不会关心它们。现在好了，每一个抽屉里的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似乎显示出这个主人具有教养和喜欢整洁的良好品性。打字员小梅看我专心致志地搜查抽屉，用她惯常的怯生生的口吻问：李主任，你找什么呀？我看她一眼，双眼放光，恍然大悟，对呀，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部）发展的动力。我说，小梅，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用不着的发票？小梅说：原来你是找发票呀？有有，我有。小梅说着，也在自己的抽屉里翻找起来。应该说，我们的努力是有效果的。我在五个抽屉里共找到了五百八十元的发票，小梅也找到了一百七十元的出租车票，一共是七百五十元，正好解决社会部一个员工的支出数额。才七百五，还有二十四个七百五，我想一想都有些头大，胜利的喜悦立刻化为乌有，任重道远啊。 此后的日子，我成了一个疯狂的发票收集者。我挨个到编辑部、通联部、发行部去见人索讨。大家充分体谅一个领钱者因发票而成为障碍的苦衷，他们富有高尚的怜悯之心，为我掬一把同情之泪，慷慨解囊，无私地向我贡献了公交车票、地铁票以及在超市购物的水单。我开始相信一句古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他们的热情一直持续了很久，很多人主动为我保留发票，我所在的社会部的电话理所当然地成为热线，几乎每个来电都是一个内容：李东，我有发票。而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会立刻出门，屁颠屁颠地去取也许只有几块钱金额的票据。说句心里话，有一些日子我都麻木了，似乎只是凭一种时间的惯性在寻找和接受馈赠，是同事们持续不灭的热情重新激起了我的干劲，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收集发票的工作当中。应该说，我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特意腾出了一个抽屉，专门用来盛放发票，二十天不到，这个抽屉就快装满了。不过，我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多数发票的金额有限，虽然张数巨大，但离一万八千六还有不少距离。 晚上回家，我在证券公司当报单员的妻子突然搂住了我，一阵热吻之后，她幸福无比地咬着我的耳根说，明天是星期六，上午陪我上街，我看中了一套衣服，才八百多元，你要帮我买啊。我说还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哪有钱买新衣服？妻子把我推开，惊讶地说，你不是可以领一万八千六百元的会议提成吗？我苦笑着说，原来你惦记着这笔款啊。现在取不到了。她一听，显得比我还激动：怎么回事？怎么取不到？政策变了吗？要变也得往好里变啊。我简单地向她解释了一下，她拍拍胸口，长吁了一口气，嗔怪着说，吓死我了，你也不说清楚。 还是女人的头脑灵光，她眼珠一转，马上就有了主意：我们楼上的张先生不是在外企做事吗？他家肯定有很多发票，要不我们问问他。我有些为难，因为张先生和我虽然住在上下楼，但不在一个圈子，我在媒体，他在外企，平时来往很少。不小心在楼道上相遇，也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皮笑肉不笑的。现在突然去敲人家的门，先别说人家是否给发票，就是认不认识也很难说。更何况张太太仗着去过两年日本，颇有些归国华侨的优越感，见人爱理不理的，矜持得一塌糊涂。如果不是碰巧住在一个单元里，大约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来。妻子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但她说，也不能说我们和张先生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记得了？有一次他家热水器电池用尽了，不是到我们家借过打火机吗？我问，真有此事？妻子肯定地说，怎么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想想，好好想想。 我记得不是太真切，但妻子如此说，似乎确有这么一件事躲在记忆的边缘，似有若无，不尽力搜寻，则无法追捕到事件的影子。妻子追问我，想起来了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又点点头，说好象，这个，可能有吧。妻子想了想说，我给你提个醒——她压低声音，略带羞涩地——那天晚上，你跟我那个、做了三次，这你不会忘吧？ 我和妻子已经结婚多年，搬到现在的这栋公寓楼里，时间也有两年之久。在我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性生活基本上成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一晚做爱三次，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极限。这件事，又怎么能够成为另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的参照物呢？但作为丈夫，我不能无视可爱的妻子为了挖掘一件昔日的小事花费的力气，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好象想起来了，我甚至记起来那个打火机是绿色的。妻子白了我一眼，说：瞧你那点记性，怎么是绿色的呢，分明是红色的嘛。 事已至此，打火机是红是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它为我贸然揿响张先生的门铃提供了心理依据，使我的行为不至于显得过于荒唐和突然。是啊，原来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事无巨细，都和另一件事情紧密相关。只是这种关系过于隐蔽，隐藏在事件的缝隙深处，既不主动浮现，又常常被我们忽视。 张先生就住在我的楼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双人床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也可以分辨出在地板上走过的脚步声是来自张先生还是张太太。为了发票，为了尽快领到属于我的一万八千六，为了我妻子看中的那套时装，我犹犹豫豫地上了楼，揿响了张家的门铃。张先生开了门，不过缓冲链还扣着，我只能看到张先生半边苍白的脸，而张先生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因为我背光，面部阴暗。但我的声音不受光线影响，能够直接抵达他的听觉系统。我很客气地说，我姓李，就住在你们楼下，不好意思，打扰张先生了。听我这样介绍，张先生才把门全部打开，让我在光线里现形，而不是一个五官不辩的阴影。但显然，张先生不曾体察事物之间的关系，对我登门造访的意图一无所知。也许他认为我是一个因安静受到打扰的申诉者。张先生谦恭地说，李先生请进来，坐下来说。我呵呵呵地笑一笑，说，不进去打扰了。就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我的要求说了。张先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听完我的表述，连声说有有，你等一下。然后转身进去，拿出一叠出租车票来。张先生不愧是外企的白领，做事有日本人的精细入微之风，你看人家这叠车票，理得整整齐齐，长短不一的地方还用剪刀修理过呢。 张先生这叠车票看起来厚厚一叠，但总数也就三百多一点。不过我深知集少成多、集腋成裘的道理，对他的慷慨我深表感激。你看，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朋友的帮助，其中有我各个部门的同事，有象张先生这样陌生的朋友，就连我很久不曾联络的大学同学杨阳也鬼使神差地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他的学校找他。他在电话里用很重的语气强调，李东，你赶紧来，我这里有你需要的东西。 我说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呀？ 他果断地说，发票呗，我怎么不知道？——我真的怀疑全北京城都知道我在收集发票！ 杨阳虽然和我同在一个城市，并且在大学里同住一个寝室，但毕业以后，来往并不怎么频繁。其中有一个不好启齿的原因，但在这里说说也无妨。我和杨阳从大二开始，同属校足球协会的骨干成员，我们不仅在绿色的草坪上奔跑较量，还在情场上反向使劲——天可怜见，我们都喜欢上了来自西语系的拉拉队队长马萍萍。毫无疑问，马萍萍是我平生所见最出色的女孩之一，不仅长相漂亮，而且嗓门出众，否则也担任不了拉拉队的头儿。说句心里话，在做身体素质提高训练的时候，只要她在场，我百米冲刺的速度能减下两秒。当时，我公开的情敌除了杨阳之外，还有数学系篮球队的一个左边锋，这两个人是我去马萍萍寝室经常遇上的，要么是杨阳，要么是左边锋，但同时三人在场的机会几年下来也就一到两次。潜在的敌人有多少，我想就无法计数了，说所有的男生都垂涎她当然有些过分，但肯定非常多。因为诗歌协会搞诗歌大展的时候，我就读到好几首情诗，比如《梦中的好妹妹》、《情到深处》、《我的手能否抵达你》等，副标题多是给MPP、给PP或者给P，这些都是自己暴露出来的，还有不会写诗的呢。 杨阳毕业后分配在航天学院当教师。从我的居住地到航院有三路公交车可以直达，但我求票心切，匆匆披上一件外衣，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航天学院。坐上车后，我发现自己披上的外衣是平时打扫卫生时当工作服穿的一件旧夹克，头发也凌乱不堪，有几撮颇有个性地翘了起来，以手作梳也无法平伏它们。擦擦眼睛，居然还有眼屎，原来脸也忘了洗。我赶紧摸摸裤子口袋，生怕下车时无钱付费，好在钱夹子没忘，心里松了一口气。 到了航院，下了车，往里走。进门大约五米，身后传来说话声，哪里的？站住站住！声音不大，却有着一种不容置辩的威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穿保安服的门卫。这个保安身高比我矮半个头，非常瘦，任何胖一点的人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长得奢侈。我都不太相信刚刚那么威严的声音是从眼前这个身躯里发出来的。你干什么的？他又问我，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发问我没有回答，他有点不乐意，说话的时候微微皱着眉头。 我来拿——我想说我来拿发票，但我在瞬间就发现这样说不妥，我没有必要让一个毫无关系的保安也知道我在收集报帐的票据，所以我立刻改口说，我来找人。显然，我突然改口的举动在一个保安的眼里是心怀鬼胎的证据，只见他敏捷地一跃，站在了我的面前。由于他一跃之下力度不够大，导致我们之间只相距一尺多一点。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有意的，用近距离来制造某种威慑力量。从理论上说，人和人的距离应该保持一米以上，不到一米会使人丧失安全感。现在，我就感到这个穿制服的瘦保安让我感到不安全。而且，他这么近地站在我面前，我无法回避地看清了这哥们儿还长着一脸雀斑。我下意识地赶紧退了两步，使我们之间保持一个我认为妥当的距离。但我还没有站稳，保安又趋前两步，而且这两步比我倒退的两步步伐要大，这使我们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九寸。 你来拿什么？他仰着头，紧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说我不来拿什么，我是来找人的。 保安坚决地摇了摇头，否定了我的说法，不对，找人是你的借口，你是来拿东西的。别以为你瞒得了我，你老实说，来拿什么？ 我说我真的是来找人的，我到我要找的那个人那里拿东西。 我不知道我表述清楚了没有，但他好象没有听明白，或者他根本就不想明白我后面的解释，他眼睛里闪现了一丝狐疑，但仅仅是一丝，而且稍纵即逝，马上就被更加坚定的目光所取代。难道他会认为我是一个打算偷窃的贼？我这样想着，心里有些愠怒，不想做无意义的纠缠，就绕过他的右边，打算强行进入。瘦保安灵巧地向右移动着身体，上身微微前倾，双手伸开，拦住了我。我改变方向，又想绕过他的左边，他又迅速移到左边，看起来，我们就象在做一个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觉得好笑，就站在那儿笑起来。 你笑什么？他严肃地问我。 我没有回答，而是到旁边擤了一把鼻涕。秋天早晨的冷风已经让我感冒了。这把鼻涕分量较大，让保安很不乐意。你不要随地吐痰。他严厉地说，并用手指朝鼻涕的方向狠狠地戳了几下。 我说我没有吐痰，我只是擤了一下鼻涕。 保安想了一下，手指着门外，说，你给我出去。 我说你也太不讲道理了，你们航院哪是中南海呀，怎么还不让进？ 保安说，这里不是中南海，但也不是随便让人进的。 停了停，我认真地说，哥们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但我来你们航院绝对不是来偷飞机模型的，我真的有事，我找你们院长办公室的一个老师。 院长办公室的老师？保安斜着眼睛想了想，又看了看我，很不信任地问，你找他干吗？这个老师姓什么？我真的有点生气了，直视着他说：我找他干什么好象没必要告诉你吧？我不跟你罗嗦了，我要进去。说完，我就直闯了进去。保安眼看拦不住我，伸手拽住了我的一条袖子，另一只手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只口哨，尖锐地吹了起来。口哨声一停，立刻又跑出两名身穿同样制服的保安来，其中一个手里还捏着一把扑克。两个保安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瘦保安见来了援助，双手拉住了我的右胳膊，把我往外拖。我为了挣开他的拉扯，用手臂猛烈地做圆周性划动。这一招很奏效，几次把瘦保安的手甩脱。但瘦保安也足够灵活，总是在我摆脱的第一时间又抓住我的手。有一次我把右手高高举起，他还跳了一下，企图把我的手扳住，但我一转身，让他落了空。不过他立刻又把我的左手给拽住了。另外两位保安一起走了上来，形成合围之势，把我围在中间。这种架势反倒激起了我的敌忾之心，我一把拍开瘦子的手，一厕身从三人缝隙中穿出，以门柱为依靠，取正面受敌之势。今天莫非要跟人打一架？我正这样想着，杨阳及时地在门口出现，手里提着一袋菜，塑料袋口还露出两只箝干净毛的鸡腿。 李东，你这么早就来了，怎么在这里？杨阳见到我，一脸高兴的样子。 我笑着说，我在这里等你呢。买了什么好菜？ 杨阳晃了晃手里的东西，说，丰富得很。今天我们好好喝两杯。 ——对这个以发票为主题的早晨的记叙就是这样的。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得到票据的机会。有一次在101公交车上，我还从地上拾到一张面值两元的废票，估计是一个不需要报帐的公民扔下的。为了尽快得到那笔提成款，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到了在公交车上拾票的地步，不是的，绝对不是。我只是下意识地弯腰拾起，面色从容，就象一个爱护环境卫生的环保人员，从而赢得了别人尊敬的目光。或者换一种说法，我对任何一种票据都有好感，在任何场合见到它们都会象见到自己的远房亲戚一样。 两个月的时间不短啊，这些日子里，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我的妻子所在的证券公司因为挪用客户的保证金坐庄炒股，因大幅亏损而东窗事发，她因此而赋闲在家，处于半失业状态——公司说在家等候上班的通知；她虽然下岗，但生活的欲望却在上升，看中的时装之外，又看中了一件价值不菲的风衣；我在股市的投资，也因为本拉登的恐怖主义活动——劫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而缩水三成；杂志社财务部的美女刘纤在好世界请完客之后，和男友双双出国渡蜜月去了；坚信自己睡觉不打呼的王出纳也因为身体的原因提前退休；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我收集的票据数额荣幸地逾越两万元大关，也就是说，那笔会议提成款已经在呼唤我的名字，等候我领取回家。 我带着五个装满票据的文件袋（我估计会计在计算它们的时候会体会到算帐是件苦差事）和主编签好同意的提成单，来到了主楼八层的财务部。 新来的会计是一个二十七八的小伙子，理着板寸，很精神的样子，看起来不太象当会计的。他看了主编签字的单子，朝我的文件袋努努嘴，问，这是什么？我说是冲帐的发票，我已经算了三遍，总数是一万八千六百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新会计笑一笑，满不在乎地说，你看看，这么多，我至少还要算一遍，那多费事啊。不就是一万八千六吗，没必要这么麻烦的。只要提成符合杂志社的明文规定，再说主编都签字了，也就是个帐目平衡的问题，他沉吟了一下，继续说，这样吧，你造一张社会部人员支出表，每个人领七百五十元，凑足一万八千六——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在计数器上揿着——造二十五个人，其中一人领六百元，数字就对上了。 我认真地说，这样不好吧？我们还是用发票冲抵妥当一些，万一税务部门查到那就要翻几倍地罚款，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风险。 新来的年轻的会计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他说，没有关系，你按我刚刚说的做，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不会承担任何风险。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了原来王出纳的桌上一堆等待处理的废纸，中间有一张露出了一只角。我灵光一闪，把它抽了出来，赫然就是社会部人员支出明细一览表，正是我两个月前拟定的那张。只是露出的部分落上了灰尘，颜色有些发黄。我把它递给新会计，问，是不是这样？他接过来看，点着头说： 对的，就是这样。 2001/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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