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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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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理想主义”的终结 ——大劫难半周年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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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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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个月后的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或许直到未来若干年后的某一个夜晚，人们才更有足够的勇气直面200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9点多钟，西北的一个文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快打开电视，美国遭袭击了。紧接着深圳的朋友也打来电话。在子夜的另一面，那个叫做美利坚的国家本是黎明，却突然被黑暗吞噬。那些名叫“迈克”或者“凯瑟琳”的数千具肉体，瞬间从人间蒸发。居住在远离纽约十万八千里的中国广州城里的我，和世界各地数十亿人一道，通过现代传媒目睹了空前惨烈的恐怖大劫难的全过程。 “9.11”，21世纪遭遇的第一场另类“战争”，它对世人内心的震撼性，恐怕不仅仅因为事件本身暗含了某种“寓义”，也不仅仅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了“实况转播”的大悲剧。而在于它发生在珍视生命（说到底其实也就是珍惜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身体）已成为普世共识的当下，发生在美国这个视个人世俗生活的权利远远高于某种所谓“神圣道义”的国度。 如果不是以一个人的良知作为判断事物的底线，仅仅讨论恐怖行动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9.11”可以说是邪恶想象力的巅峰之作。试想，在此之前，我们就是想破脑袋，有谁会以为当今世界哪一个国家或组织还有能力对唯一的超级大国发起攻击？谁都会觉得这种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谈。可恐怖分子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美国作为经济巨人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象征，真实的事件使所有关于恐怖袭击的西方影视作品顿时像小儿科把戏一样拙劣，也让人认清了近年中国诗歌中那些咏叹“黑暗”呀“死亡”呀的所谓“深度意象”的肤浅。有趣的是，据说福州的一位批评家恰巧在电视里看到了世贸双塔被飞机撞击的画面，他竟以为是播放好莱坞大片，懒得再看，第二天一早读到报纸才知道真相。 至今我没有能力也不打算从地缘政治、民族、宗教诸方面复杂性剖析这一事件，在某种特定的人文观念上，我丝毫不怀疑本·拉登和担当肉弹的劫机者是“理想主义者”。一个富可敌国的巨商跑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大把大把地掏钱资助一种“斗争”，而他的追随者不惜拿生命作赌注去实现预设的目标，你无法说这是出于私欲，他们其实在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献身。可只要放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和偏执信念，回到常识，我们就不难判断这种视大批无辜平民生命为草芥的“奋斗”是多么血腥和灭绝人性。悲哀在于，100年来，几乎所有反人性的大恶都是打着各式各样的“理想”旗号进行的，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之花，在实际生活中，恰恰更多导致了对人类最基本权利的践踏。即便在声称思想和精神重于一切的年代，改造一个人的思想也决不是让被改造者闭门思过，而是通过摧残甚至消灭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肉体来进行的。因为谁都清楚，一个人一旦身体消失了也就无法“思考”了，没有身体也就谈不上承担了。因此，“理想主义”的旗帜非但不一定天然地具有“合法性”，反而常常带有更多地欺骗性和虚伪性。在中国语境里，对满嘴“大词”的人我历来是很警惕的。一个人让我觉得亲切而温暖，首先不是因为他动辄声称人文精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内心是个柔软的人，他生命的痛感来自一切具体的卑微的事物，他温和地关爱一个找上门来寻求帮助的进城打工的亲戚。何谓“人文精神”？当我们回到“文艺复兴”这个源头，它的涵义恰恰跟中国几年前的那场大讨论相悖，人文精神彻底否定的是中世纪神权的桎梏，返归对世俗欲望的讴歌。这就是我在世纪之交的写作中坚决否定那种用鲜血写诗的狂妄，捍卫世俗生活权利的动因。“9.11”逼使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不同层面和角度重新直面当下人的生存境遇，面对更为真实的黑暗,面对生命的脆弱导致的人性的悲哀，我再一次确信，那种与人的生存无关的写作，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意义。
二 自由与和平从来就是人类的美好愿望，毋以暴易暴亦是现代文明所秉承的基本立场。 “9.11”不仅在本质上跟穆斯林的信仰相背谬，更撕碎了虚幻的全球一体化的美好图景，摧毁了美国本土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绝对安全感，对和平主义者的信念也造成了深重打击。 首先被波及的是言论自由和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价值观。如果从前乘飞机安检要脱掉鞋子，报纸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因胡乱开玩笑被“炒鱿鱼”，美利坚肯定一片哗然，精英们也惟有站出来抗议。然而这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键时刻“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应该承认，美国的自我修复机制是相当行之有效的，大劫难过去未到半年，新闻界便向国防部可能为反恐怖的目的发布假消息发难，导致总统下令撤消此类新设的机构，公众的知情权再次获得了保障。但有此先例，是否表明至少在特殊时期，言论和新闻受限制在民主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照此类推，其他国家甚至被美国视为“无赖”的国家，是否也同样可以以“非常时期”作为借口，限制其公民的正当权益？ 在各国政府普遍赞同打击恐怖主义的背景下，作为个人仍完全有理由站出来表达反战的意愿，既然某个人的身份不代表政府，也就无须一定要对整个世界的秩序负责，他可以更充分地表达和捍卫人类的某种理想。然而和平主义在今天显得十分尴尬，因为在现实困境里一味呼吁“对话”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可能导致延误铲除恐怖庇护所酿成新的大祸。 当今不仅恐怖主义对世界构成威胁，强权政治一意孤行的可能性也一直是存在的。当美国公民和以色列公民的生命受到无端戕害，他们的政府和军队能够实施有效的介入来予以保护。然而，当某个阿富汗平民无辜被战争机器碾成齑粉，特别是当以色列总理沙龙同样有可能丧失理性滑向战争狂人边缘的时候，谁来对庞然大物进行监督和制衡？以某个组织的名义杀害平民是暴行，难道以国家的名义杀死普通老百姓就有了正当理由？既然国家的领导者会犯错，谁又能保证世界的领导者永远正确？ 当自己身边有不义的事情发生，不再有人敢像当年的左拉那样站出来：“我控诉！”当国家和世界有不义的事情发生，更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对一切具体事件闭上眼睛，奢谈空洞的“理想”和所谓“更高的社会正义”，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怯弱！这也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比“知识分子”显得可爱的地方，他们多少还体现了一些勇气，尽管采用“解构”的方式。 在世茂大厦的废墟上，两柱光芒射向浩瀚的天宇，它们和周遭的建筑融为一体，交相辉映，似乎在提醒人们：只有不回避现实的理想才具有感召力，就像生命只能在身体中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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