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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腐败批判的批判

——也从“王铭铭事件”说起

藏策

不久前,王铭铭的事又给人们提供了一次机会,那些学界中的“正道人士”,颇就此发泄了一番“义愤”,而那些媒体自然更不会错过这样一个现成的“戏剧化”了的“新闻眼”。于是,有关“学术规范”、“学术腐败批判”、“学术打假”等各类话语便又旧话重提了,那些专业“打假”的护法“学监”们,也又忙着“清理门户”了……然而,似乎还没有人对诸如“腐败”、“打假”之类本不属学术话语的词语,如今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学界“关键词”而感到意味深长。其实,这种学界/社会文本之间的“互文”现象,不正说明了一些极为深层的问题吗?然而,在那些诸如失范/规范、腐败/反腐、假/真之类的二元对立式的“批判”中,本来深层的问题,却被表面化、个别化、戏剧化以及故事化了。

我以为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在当今这个“媒介即信息”的时代,我们所言说的“学术”,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可以摆脱话语规则与媒介方式,独立而纯正的存在吗?所谓的“学术规范”,又是什么?难道它真的是可以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金科玉律,是上帝给予人间的摩西十戒吗?如果它们也只是某种话语建构的话,那么,事件还会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吗?比如,今天热炒王铭铭的“失范”(抄袭) 事件,难道同时不也是对众多“非王铭铭”们“规范”(未抄袭)的某种肯定吗?然而,不抄袭不剽窃的著作,就一定“规范”吗?老生常谈的教科书,陈辞滥调的论文专著……以及那些连“抄袭”都懒得动笔或根本不会的教授博导们,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太普通也太普遍了,太缺少戏剧效果和新闻效果了,反而倒逃避了追诘吗?再者,“王铭铭事件”其实本是一个所谓的“学术”话题,但在各家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还不是按着那套“人咬狗”式的追求轰动效果的“新闻”话语规则,使整个“事件”成为了大众文化炒作的噱头了吗!

也许有人会说,严肃的媒体,比如学术刊物、好声誉的出版社等,就可以保证学术作品的纯正,甚至有人干脆把“学术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媒体的干预和出版社的把关上。然而,就算出版社真的能把所有抄袭、剽窃乃至平庸之作都拒之门外,学术出版物就“学术”了吗?即便是学者们自己编的书,就一定“学术”吗?学术与媒介之间,真的只是这种简单的1+1的关系吗?

我要说的是,在“媒介时代”里,脱离媒介而遗世独立的“学术”,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媒介绝不是“学术”的简单延伸和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形式甚至就是“学术”的“语法”,是“学术”的“话语规则”。学术作品与其他文本一样,并不是在被送到媒介(比如出版社)之后,才与媒介发生关联的,而是在其文本的生产伊始,就已经开始受控于媒介话语规则了的,有时甚或就是由媒介所制造的。在此,我想就学术文本的生产/消费过程,做一个较为深层的分析。

所谓学术,哪怕是最最“纯”的学术,说到底也是由话语构成的。就文本而言,它与“不纯”学术文本的最大差异,恐怕就在于其话语方式、叙述方式的不同,质言之,就是修辞方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信言不文、文言不信”的说法,在写作上又讲求“文”/“笔”之分,可以说,正是对此而言的。不过,古人尚未认识到,“不文”其实也是一种“文”,“笔”也只是“文”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笔”是根本不存在的,有关“笔”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修辞”。那么,学术呢?可以讲,任何学术文本都无法排除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这四种喻说方式,所谓“纯”学术的提法本身,也同样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

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也简单:野史、笔记,未必就不“信”;“学术”,在今天不也照样被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图说”甚至“戏说”了吗?比如“图说中国xx史”、“图说世界xx史”之类,而且大多还是名家编的,能说它就不算“学术”了吗?

再说出版媒介,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中,出版社是不可能置“发行量”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于不顾的。无论是“打造精品”还是“弘扬学术”,都必然地与出版社树立自身品牌形象,占据图书市场份额相关联。换言之,最终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发行量”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出版社在作者(生产者)与读者(消费者)之间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透明的”媒介,绝不可能只是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对书稿进行诸如审订、增删、加工后,再印成书籍,最终卖到读者手中……

在出版社的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选题策划。所谓选题策划大体应包括两方面主要的内容:一是市场调研,二是策划组稿。市场调研往往被人们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这绝对是一种误解。图书的消费者们,到底需求些什么呢?我敢说至少有大半的消费者,连自己都不大清楚。他们的许多“需求”,实际上是被市场“塑造”出来的。一个“好策划”绝不能只是了解需求,而且要去“制造”需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不是出版社所能完全把握的,但媒介的作用不容低估)。比如,现在的“青春类”读物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给青年看的书是按少年式话语写的,给少年看的是按儿童话语写的。这些真的就是青少年读者想看的吗?另外就阅读而言,真的存在那么明显的年龄分段吗?显然不是。这完全是对青少年阅读的一种“塑造”,使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看什么或看什么更时髦。质言之,不是他们因“需求”才买这类书,而是因为这类书(以及其他媒介的类似文本),才有的“需求”。此外,话语的“述行性”更是不容忽视,我们完全可以说,不是因为现在的青年都成了“新新人类”才读“新新人类”,而是读了“新新人类”才成的“新新人类”。至于学术类图书,其实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对消费需求的“塑造”,只不过情况更为复杂更为隐蔽一些罢了。在这里,学术书往往是作为一种标示买者身份的符号而被消费的。

所谓策划组稿,有点像策划编辑(产品设计者)向作者(文本的生产者)下“订单”。许多所谓的“学术书”,就是按照市场的“需求”、编辑的意图,而量身订制的。谁又能在其中学术的与非学术的成分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当然,对于大多数的“学术书”而言,并不都像“量身订制”那么简单。学者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定课题,似乎只要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就可以“规范”了。然而,学者们的“学术”又是从那里来的呢?他们的学术文本与其他“关联文本”之间必然地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不同媒体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可能不与他们构成“对话”。学者既是写作者,但同时也是读者,就像他们的阅读一样,他们的写作也同样是被“塑造”了的。其实,就连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课题”,也已经是被话语规定了的。守护“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守护一套特定的“语义代码”,一套特定的学科“行话”。策划编辑下给学者的“订单”,其实并不是预订了哪些“学术”,而是按照既定的营销策略,预定了某种话语方式。——图说式的、教材式的、前卫式的,或干脆是“纯学术”式的……“纯”,在这里只是一种修辞,一句广告,一项营销,乃至一次对阅读的塑造。

在学者与媒体与消费者之间,学术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学术界与文化市场之间,存在着多重复杂的、潜在的和深层的互动关系。只有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之中,去重新理解“学术”,才有可能对所谓“学术腐败”问题进行较深层面的分析。不懂这些还大谈“学术”,最终只能是不学无术。

抄袭也好,剽窃也罢,这只不过是“腐败”的一些表层现象而已,那种“清理门户”式的对个人丑闻的曝光,到头来只能是转移重点,以某种个人的“腐败”掩盖了结构的“腐败”。

而有些以守护“学术规范”为名的“学术腐败批判”,其自身就既不“学术”也不“规范”,与其说这是“批判”还不如说是某种“遮蔽”。如此“学术反腐败”,难免会陷入一种反讽的境地。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只能在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进行。而且,只针对学术体制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媒体研究、话语分析等新的理论方法,否则中国学术便很难“学术”起来。

 

20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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