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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腐败批判的批判——也从“王铭铭事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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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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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王铭铭的事又给人们提供了一次机会，那些学界中的“正道人士”，颇就此发泄了一番“义愤”，而那些媒体自然更不会错过这样一个现成的“戏剧化”了的“新闻眼”。于是，有关“学术规范”、“学术腐败批判”、“学术打假”等各类话语便又旧话重提了，那些专业“打假”的护法“学监”们，也又忙着“清理门户”了……然而，似乎还没有人对诸如“腐败”、“打假”之类本不属学术话语的词语，如今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学界“关键词”而感到意味深长。其实，这种学界/社会文本之间的“互文”现象，不正说明了一些极为深层的问题吗？然而，在那些诸如失范/规范、腐败/反腐、假/真之类的二元对立式的“批判”中，本来深层的问题，却被表面化、个别化、戏剧化以及故事化了。 我以为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在当今这个“媒介即信息”的时代，我们所言说的“学术”，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可以摆脱话语规则与媒介方式，独立而纯正的存在吗？所谓的“学术规范”，又是什么？难道它真的是可以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金科玉律，是上帝给予人间的摩西十戒吗？如果它们也只是某种话语建构的话，那么，事件还会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吗？比如，今天热炒王铭铭的“失范”（抄袭） 事件，难道同时不也是对众多“非王铭铭”们“规范”（未抄袭）的某种肯定吗？然而，不抄袭不剽窃的著作，就一定“规范”吗？老生常谈的教科书，陈辞滥调的论文专著……以及那些连“抄袭”都懒得动笔或根本不会的教授博导们，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太普通也太普遍了，太缺少戏剧效果和新闻效果了，反而倒逃避了追诘吗？再者，“王铭铭事件”其实本是一个所谓的“学术”话题，但在各家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还不是按着那套“人咬狗”式的追求轰动效果的“新闻”话语规则，使整个“事件”成为了大众文化炒作的噱头了吗！ 也许有人会说，严肃的媒体，比如学术刊物、好声誉的出版社等，就可以保证学术作品的纯正，甚至有人干脆把“学术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媒体的干预和出版社的把关上。然而，就算出版社真的能把所有抄袭、剽窃乃至平庸之作都拒之门外，学术出版物就“学术”了吗？即便是学者们自己编的书，就一定“学术”吗？学术与媒介之间，真的只是这种简单的1+1的关系吗？ 我要说的是，在“媒介时代”里，脱离媒介而遗世独立的“学术”，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媒介绝不是“学术”的简单延伸和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形式甚至就是“学术”的“语法”，是“学术”的“话语规则”。学术作品与其他文本一样，并不是在被送到媒介（比如出版社）之后，才与媒介发生关联的，而是在其文本的生产伊始，就已经开始受控于媒介话语规则了的，有时甚或就是由媒介所制造的。在此，我想就学术文本的生产/消费过程，做一个较为深层的分析。 所谓学术，哪怕是最最“纯”的学术，说到底也是由话语构成的。就文本而言，它与“不纯”学术文本的最大差异，恐怕就在于其话语方式、叙述方式的不同，质言之，就是修辞方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信言不文、文言不信”的说法，在写作上又讲求“文”/“笔”之分，可以说，正是对此而言的。不过，古人尚未认识到，“不文”其实也是一种“文”，“笔”也只是“文”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笔”是根本不存在的，有关“笔”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修辞”。那么，学术呢？可以讲，任何学术文本都无法排除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这四种喻说方式，所谓“纯”学术的提法本身，也同样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 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也简单：野史、笔记，未必就不“信”；“学术”，在今天不也照样被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图说”甚至“戏说”了吗？比如“图说中国xx史”、“图说世界xx史”之类，而且大多还是名家编的，能说它就不算“学术”了吗？ 再说出版媒介，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中，出版社是不可能置“发行量”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于不顾的。无论是“打造精品”还是“弘扬学术”，都必然地与出版社树立自身品牌形象，占据图书市场份额相关联。换言之，最终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发行量”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出版社在作者（生产者）与读者（消费者）之间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透明的”媒介，绝不可能只是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对书稿进行诸如审订、增删、加工后，再印成书籍，最终卖到读者手中…… 在出版社的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选题策划。所谓选题策划大体应包括两方面主要的内容：一是市场调研，二是策划组稿。市场调研往往被人们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这绝对是一种误解。图书的消费者们，到底需求些什么呢？我敢说至少有大半的消费者，连自己都不大清楚。他们的许多“需求”，实际上是被市场“塑造”出来的。一个“好策划”绝不能只是了解需求，而且要去“制造”需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不是出版社所能完全把握的，但媒介的作用不容低估）。比如，现在的“青春类”读物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给青年看的书是按少年式话语写的，给少年看的是按儿童话语写的。这些真的就是青少年读者想看的吗？另外就阅读而言，真的存在那么明显的年龄分段吗？显然不是。这完全是对青少年阅读的一种“塑造”，使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看什么或看什么更时髦。质言之，不是他们因“需求”才买这类书，而是因为这类书（以及其他媒介的类似文本），才有的“需求”。此外，话语的“述行性”更是不容忽视，我们完全可以说，不是因为现在的青年都成了“新新人类”才读“新新人类”，而是读了“新新人类”才成的“新新人类”。至于学术类图书，其实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对消费需求的“塑造”，只不过情况更为复杂更为隐蔽一些罢了。在这里，学术书往往是作为一种标示买者身份的符号而被消费的。 所谓策划组稿，有点像策划编辑（产品设计者）向作者（文本的生产者）下“订单”。许多所谓的“学术书”，就是按照市场的“需求”、编辑的意图，而量身订制的。谁又能在其中学术的与非学术的成分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当然，对于大多数的“学术书”而言，并不都像“量身订制”那么简单。学者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定课题，似乎只要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就可以“规范”了。然而，学者们的“学术”又是从那里来的呢？他们的学术文本与其他“关联文本”之间必然地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不同媒体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可能不与他们构成“对话”。学者既是写作者，但同时也是读者，就像他们的阅读一样，他们的写作也同样是被“塑造”了的。其实，就连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课题”，也已经是被话语规定了的。守护“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守护一套特定的“语义代码”，一套特定的学科“行话”。策划编辑下给学者的“订单”，其实并不是预订了哪些“学术”，而是按照既定的营销策略，预定了某种话语方式。——图说式的、教材式的、前卫式的，或干脆是“纯学术”式的……“纯”，在这里只是一种修辞，一句广告，一项营销，乃至一次对阅读的塑造。 在学者与媒体与消费者之间，学术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学术界与文化市场之间，存在着多重复杂的、潜在的和深层的互动关系。只有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之中，去重新理解“学术”，才有可能对所谓“学术腐败”问题进行较深层面的分析。不懂这些还大谈“学术”，最终只能是不学无术。 抄袭也好，剽窃也罢，这只不过是“腐败”的一些表层现象而已，那种“清理门户”式的对个人丑闻的曝光，到头来只能是转移重点，以某种个人的“腐败”掩盖了结构的“腐败”。 而有些以守护“学术规范”为名的“学术腐败批判”，其自身就既不“学术”也不“规范”，与其说这是“批判”还不如说是某种“遮蔽”。如此“学术反腐败”，难免会陷入一种反讽的境地。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只能在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进行。而且，只针对学术体制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媒体研究、话语分析等新的理论方法，否则中国学术便很难“学术”起来。 2002、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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