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无所事事时，对于任何看热闹的机会，总是不会放过的。将近春节的一天下午，我便逮着了这样的机会。

　　事情还得追溯到昨晚上逛街，我无意中听到一句：明天下午开宣判大会。说话人是两个小伙子中的一个，他们正骑车从我身边过。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一般人是不会上心的。起初我也是这样的，可是走了十几步，这句话又在我的耳中回响了一遍。宣判大会？不用说，是枪毙犯人的。公开宣判，对于有犯罪潜力的人，起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我很后悔没问是下午几点，在哪儿举行。我也问不着了，骑车人早就不见了踪影。不过好在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想地点多半在城东的体育场，那是城里惟一能站许多人的地方。至于时间嘛，反正跑不出下午。唯一担心的是，可别忘了。

　　我的记忆力还算不坏。早上起床后，看见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蒸汽，便觉得今天有什么事。中午吃饭时，母亲老用忧愁的眼神看着我，这使我又记起了这事。父亲虽然一直在埋头吃饭，其实他的内心比母亲还要痛苦。家里的空气太沉闷了，因而饭后不久，我便朝猜测的地点出发了。

　　在体育场东北角的大铁门前，我站住了。偌大的操场空空荡荡，只有两个足球门框遥相对望。我怀疑自己弄错了，或是地点有误，或是时间误差太大，但我竟看到了一条灰蓝的横幅，上写四个扁扁的大字：宣判大会。横幅拉在操场西边的主席台上。我很奇怪它竟没有首先进入我的视野。

　　在我的记忆中，东北角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合上的——合得不很好，有一道大缝，因为是用铁链子栓锁的。我曾见人很油滑地从链子下面的空档钻了进去。不知为何，我忽然也想钻进去。但我终于觉得，这样做有失身份，于是顺着围墙往南门走去。

　　操场上打了白线，蓦然一看，还以为要比赛足球呢。但线的位置却不大对。走近了才明白，这些石灰粉画成的块，是用来分隔不同类别的人群的。靠主席台的几个大块里，写着“学生”的字样，旁边的小块写着一些单位的简称。连块与块间的人行道也标出了。还不到下午一点。由于是道听途说，情报欠准，偌大的操场，就我一人，从这个块自由自在地走到那个块。

　　主席台上放了一排桌子，上面铺着桌布。桌布也是灰蓝色的，上面等间距地放着七八只印花的玻璃茶杯。茶杯的存在，使人感到会议仿佛要开得很长。我有心上台，到桌后的那两排长椅上一坐，但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就像我想“钻进去”一样。几个人从迎春桥那边走来，有的搬扩音设备，有的提话筒和大喇叭，有的拿导线和电源插座。我看他们摆弄扩音器上的众多旋钮，看了一会儿，也没什么看头，见桥上的铁门开着，便过桥去了。

　　桥那边是迎春中学，与体育场隔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我曾在这儿念过两年初中，知道桥上那扇有菱形网孔的铁门常关着，出操或上体育课时才开。过桥没几步，一道石灰线横在我面前，与篮球场的黄界线只差一两步。我不知道这道石灰线作何用，也没想它有何用。篮球场有两个。靠外的这个场地上，站着三两成群的人，半数是学生模样。靠里的场地上，则全是学生模样。学校早该放寒假了，既然能见到这么多的学生，想必是事先得到了通知。

　　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在我最熟悉的那栋二层楼前磨蹭了一会儿。我记得初中时没挪过教室，一直就是二楼西头的那间。但我不能上楼去，因为楼梯上安装了防盗门。楼前铺了六边形的水泥块。我在上面走着走着，觉得有点别扭，才记起当时楼前是土路，下大雨时还能见到蚯蜒爬出来。楼前的水杉林长高了，比铺着赭红色平瓦的楼顶还要高。我没想到水杉树能长这么高。我记得它们那时又细又矮，个儿稍高的孩子，得低头弯腰，才不会碰到最下面的枝条。我回到篮球场，朝河那边望，只见沿河稀稀落落地站了一些人，并无多大动静。我又想到那栋楼前转转。

　　路上我碰到了初二时的数学老师。尽管他的两鬓花白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我看了他一会儿，记起了他的口头禅。他喜欢说，鼻屎淌到嘴里——顺事，及脱裤子放屁——多事。他也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并没有认出我。他当然不会认出我，我那时既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坏学生。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老了，我也老了。我在楼前的水泥路上没走几个来回，就嫌热了，只得解开羽绒服的扣子。后来我在楼东侧的黑板报前停下了。我不记得初中的两年里看过黑板报没有。我听到一阵锐厉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便又往回走。校园里一下子冒出许多人来。

　　警车就停在外篮球场上，已经不鸣笛了。那是一辆中巴大小的面包警车，车顶的警灯还在闪忽。观围的人并不多。隔着两个篮球场，就能看见车窗里的防护网！可是，可是这时我觉得有必要上一下厕所。

　　厕所还在老地方，但显然经过了改建，较原先大了许多，漂亮了许多。里面没有人。站在便池的这头望遥远的那头，空荡荡的厕所只有我一人用。我回到篮球场，警车不在了。我看见河那边有一辆相仿的警车，上面的警灯没亮，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辆。在它的前面，有一辆小轿车，上面的警灯也没亮。

　　迎春桥上的铁门关了——没有锁，只是掩上了。一个武警守在那里。在白线的拐角处，也有一个武警。我还以为线是直的呢，它却拐向了河边。现在不用想也明白了，这是一道警戒线。这道线向北延伸，把沿河的一排平房全包括了进去。我知道这排平房是放体育器械的。平房尽头的门包着白铁皮，门前有两个武警看守。我发现所有的武警都很年轻，且都挎着一式的自动步枪。我走到近处，竭力朝铁皮门里看，心想，也许里面有个大官呢。过了一会儿，我改变了想法，也许里面就关着犯人。

　　桥上的门虽然关着，普通人还是可以通行的。人来时，那个武警开一道缝；人一过，他又掩上了。两个女学生，过了那门就一前一后地跑起来，仿佛在警戒线里呆久了，会出什么危险。这种担心显得分外多余，尤其是拐角处的武警，此时嘴里正衔着一支烟呢。更多的则是警察，他们通过时，武警总要把门开大些。那些警察，或是到铁皮门里去，或是从那里出来。其中一人穿了双崭新的白球鞋，在太阳底下显得很抢眼。他似乎还很忙，一会儿桥这边，一会儿桥那边。这使我注意起其他人的鞋来。他们穿的都是黑皮鞋。

　　我不时朝河那边望，希望体育场上的人多起来。体育场上的人的确多了，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块却远未填满，倒是河边站了不少人。跑道终点，两个阶形的水泥墩上，也坐满了人。几个孩子，围着那辆面包警车转来转去。我知道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我到里面的篮球场上转了一圈。学生们正在整队。走到近处，嗡嗡的说话声就很大。我看见他们有的背着书包，有的握着卷成筒状的纸。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走出队列，小跑几步，朝另一个学生喊，快点，要点名的。那个学生也戴眼镜，正在二十米开外的柏油路上，嘘嘘有声地跑着。

　　我想去河那边，却没有去。桥上的那个武警，现在只放人过去，不放人过来了。也许待会儿，连这边的人也不放了。我站在桥南侧的水泥栏杆前，望河对岸，看见两个警察把围观的孩子轰走了。我觉得累了，便转身坐在栏杆上。栏杆不高，坐着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还嫌热，便把羽绒服脱下，放在膝上。没多久，河边的风把我吹凉了，我又穿上羽绒服，只是跟先前一样，没系扣子。

　　有人挨着我坐下了。我抬眼一看，是个穿浅灰色西服的小伙子，没打领带，也没系扣子，露出了里面的廉价羊毛衫。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

　　“枪毙人了。”

　　我权当是跟我搭讪，便接了句：

　　“枪毙什么人？”

　　“听说是个流氓犯。”

　　我不大相信这么戒备森严，兴师动众，只枪毙一个，便问：

　　“就一个？”

　　“前几天还说三个，不知怎么，今天就一个。”

　　我感到有些遗憾，同时又感到有些恶毒。

　　他略为停顿了一下，又说：

　　“啊，就今天一天的活头了。”

　　我从没想过这问题，经他一说，倒想起了。对那个他所谓的流氓犯来说，的确是只有一天的活头了。我继而发现，说得还不够精确，但我没有纠正他。

　　他斜了斜身子，扭头看河那边，突然说：

　　“枪手就在车中。”

　　“哪个车中？”我也扭头看了一下。

　　“可能就是那个窗户黑黑的。”他补充说：“窗户越黑，可能性就越大。”

　　他指的是那辆面包警车。

　　我索兴站起来，转过身去，手搭在栏杆上，仔细看。车里影影约约的，也吃不准有没有人。

　　“听人说，本县的枪手是个大麻脸，一天到晚戴付墨镜。”

　　“搞得这样神秘？”我觉得好笑。

　　“怕人家报复。”

　　“这有什么好报复的？公事公办嘛。”

　　“嗳——，话虽这么讲。”小伙子扬起眉毛。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急驰而来，在面包警车后停住。下来一个警察，腰间别一把手枪。与肥大的腰身相比，那把手枪简直太娇小了。我听见身旁有人感叹：

　　“肯定是个大官！”

　　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他的官儿到底有多大。反正腰越粗，枪越小，官就越大，这样判断至少不会出大错。

　　一股人流从体育场的南门涌进来。与此同时，我发现东北角的铁门也史无前例地打开了，因为也有一股人流从那儿涌入。

　　穿西服的小伙子问我：

　　“你在哪儿工作？”

　　他这样问我，想必是以为我们间的关系有所深入了。我想扯个谎，临了却直说了：

　　“在西安。”

　　他有些吃惊，仿佛没话说了，却又冒出一句：

　　“回来过年？”

　　“回来过年。”

　　“西安，西安，”他说：“西安可是个好地方，古城，兵马俑。”

　　一提及兵马俑，我就不胜其烦。那个曾经做过我老婆的人，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姑八姨，仿佛全都染上了考古癖或历史瘾，且全都看不懂西安市旅游地图，找不到哪怕是眼皮底下的廉价旅馆。

　　他见我不作声，便也没了话。沉默片刻，他又开口了：

　　“你看到犯人了？”

　　“没有，门不开。”

　　他朝北指了指：

　　“门开了，我刚才还看了。”

　　我很高兴他提供了这个信息。我怕这家伙又要问出什么来。再说，我也真想一饱眼福，以弥补等待了这么久的损失。

　　门果真开了，开得不大，严格说，是没有合拢好，有一道尺把宽的缝。因有人进出，门缝时而宽些，时而窄些。我既后悔不曾早点来，又庆幸没有去桥那边。门对面，警戒线外，挤着一大堆人。为了不使视线受遮挡，有人站到了垫子上，有人站到了山羊上。在垫子上的，多数是妇女；在羊背上的，则是清一色的男人。垫子和山羊大概是废弃了的。我曾在这种又黑又厚的垫子上翻过跟斗，做过增强腹肌的仰卧起坐。我也曾奋力跳过如今被人踏在脚下的小山羊。我在羊背上未能寻到立锥之地，便挤上了摞了几层的垫子。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人说：

　　“呦，把烟他吃，他不吃。”

　　后来我看见了几个武警，他们似乎坐在里面的垫子上。

　　“让我望望，他过淌眼泪？”一个女人说着，在后面拨了我一下。我没理她。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她悻悻地走了。

　　传来一阵压低了的哭泣声。有人连声问：

　　“谁在哭？谁在哭？”

　　“现在晓得了。晓得了，迟了煞！”

　　我扭头一看，说话人是个中年男子。但他跟我一样，搞错了，因为前面有声音纠正：

　　“是家属，是犯人的家属。”

　　我终于看见犯人了。固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但我还得首先感谢那个佩小手枪的警察。他出来时，由于腰阔臀肥，门缝借机扩张了。其次，得感谢上帝，好歹有人或是不堪拥挤，或是看腻了，腾出一个空位来。这个空位，这个无比珍贵的空位，虽不能由我独享，却也因此分得了一杯羹。

　　可惜好景不长。有个络腮胡子，双臂吊在单杠上，由于角度不对，无论怎样引体向上，也看不见。正好过来个武警，他便松开手，上前嚷嚷：

　　“把门开大点嘛，反正要拉出来枪毙，还不如……”话未完，挨了一顿训斥。武警用的是普通话，但带有浓重的外地口音。他随后回去，把门关严实了。在关门前，我看见屋内有个武警，把烟点着，吸几口，然后站起来，走到犯人前一猫腰，把烟塞到了他嘴里。我还以为他会把嘴抿紧的，刚才不是有人说他不吃么。可是烟并没有掉下来，相反，却在他的唇间上下抖动。他跪在垫子上，手臂绑在后面，眼睛黑亮亮地冲着我看。我知道，他看的是我们，不仅仅是我，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挪开了视线，正好撞见那个回来关门的武警。

　　我挤出人群，看见两个穿红毛衣的孩子，正在近旁的一张破垫子上，越蹦越高。大人在远处喊：

　　“快过来。这么热的天，还乱跳。”

　　这话提醒了我。我脱下羽绒服，抱在怀里，发现篮球场上的队列不在了。我回到老地方，没见到穿西服的小伙子。我有些遗憾，又有些高兴。体育场上，人满了，至少那些大块小块都填满了，且块里的人，都坐在地上。隔几米，有一个警察，在块前站着，一动不动。我看见跑道上多了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卡车。

　　高音喇叭里，有人在宣布纪律，完了又重复一遍，有不许拍照、摄像、不许站起等内容。接下来是一位副县长讲话。他讲了一通本县的大好形势，工业增长快，农业收成好，人民安居乐业。我听了很久，才听到“但是”这个词。

　　犯人说押就押出来了，行动之迅速，令我措手不及。我还站在水泥栏杆前，望河对岸呢。我朝警戒线那儿猛跑。有人跟着我跑。好在没有人把我看作是劫法场的梁山好汉。犯人的胸前缝了一块白布，稍不留神，还以为他要去跑一万米或马拉松呢。但上面赫然写着“流氓犯张建平”，而不是某个或某几个阿拉伯号码。我觉得这个名字好熟，不觉一怔，却又想不起是谁。再说，我也没空想，因为犯人在两个武警的挟持下，行色颇为匆匆，仿佛他还感到见不得人。但我发现，那颗近乎剃光的脑袋，却在东转西转，仿佛想在人群中找什么熟人。我觉得我的眼睛不好使，也不够使，他却在我面前拐了个弯，往桥上去了。刚过桥上的铁门，就有人想趁势冲过去，但被一直守在那里的武警奋力挡住了。关好门后，武警说，等会儿。那些人便堵在了桥上。即便是上车，武警也没离开犯人。看他们登车的样子，我觉得卡车后面的梯子很窄。但他们到底上去了。犯人倒背着手，和左右两个武警一起，把后脑勺朝向了我们这些河这边的人。地区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宣布：张建平，男，29岁，初中毕业，无业游民……我听不大清，但也知道了大概。当两个武警扭着他的胳膊转过90度，走到车厢前方时，表明离奔赴刑场的时刻不远了。刹那时，警笛声大作。我发现桥上的铁门开了，忙赶过去。车队出发了，在前开道的警车有五六辆之多，且都在大声鸣笛。我没料到会有这么多警车。殿后的一辆面包警车，忽然在跑道上停住了，等候在一旁的五六个警察，一个接一个地往车里蹿。他们的动作是如此敏捷，以至于当它再度启动时，并没有与前面的车队拉下多大距离。车队绕跑道转了半圈，最后从东北方向出去了。我看见人流分成了三股，从正南、东北及迎春桥方向往外涌。

　　“唉，早点成个亲么。”

　　我吃了一惊，仿佛声音就在眼前，抬眼，却不见说话人，只有一架竹梯，在视野的边缘。我的视线顺着竹梯往上爬，竹梯的上端，有个小老头，正在卸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

　　“早点成个亲么。”老头又说。

　　老头拎着喇叭往下走，竹梯吱咯吱咯直晃。他走后，留下的竹梯依然搭在树上。那是一株粗壮的法国梧桐，树皮一块青白，一块灰褐，树干略略斜向跑道。到了夏天，它能在跑道上遮一大片阴凉呢。过了一会儿，我觉得那也许不是法国梧桐，而是一株其他什么树。我发现自己坐在河边的水泥栏杆上，羽绒服横放在双膝上。方才我正神思恍惚，想那个流氓犯呢。我虽然不久前离了婚，但对于欲望河上的鳄鱼，以及连结两个肉体下水道里的狂潮是不乏体验的。我很难想象一个叫张建平的人，怀里掖着尖刀，夜复一夜地躲在树林里，草丛中，桥洞下，殷切期望某个落了单的年轻女人经过。

　　在我的初中同学中，也有个叫张建平的，初中没念完，就退学了。我记得一年级时，他和人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是那人叫了他的绰号——多事。那人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和我还是同桌，现在却不记得叫什么了。那个绰号其实是我起的，只不过起了以后没敢再用。那天课间休息，坐在前排的张建平放了个屁，格外的响，我觉得响得像花腔女高音似的，拐了好几个弯。正好下一节是数学课。数学老师有两个著名的口头禅：鼻屎淌到嘴里——顺事，及脱裤子放——多事。两个口头禅都是为证明几何题服务的。假如由这一步显然推出那一步，他便用前者；假如在证明中想岔了，大画蛇足，他便用后者。开头我们不习惯，后来听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了。可那天却很特别。当他又说起“脱裤子放屁——多事”时，我就联想到张建平那个拐了好几个弯的屁来。我好容易憋住没笑，下课后，就悄悄地对同桌说了。于是“多事”这个绰号，没几天便流传开了。我有些后怕，没敢承认我的发明创造。约摸过了一星期，张建平和我的同桌为一件小事吵开了，我的同桌就骂他脱裤子放屁——多事。后来两人在楼前的水衫林里打了一架，相互拍了砖头。我的同桌头上缝了三针，张建平缝了九针。可处分下来，张建平记了大过，而我的同桌只挨了口头批评，原因是张建平先动砖头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打这个架，否则会竭力劝阻的。似乎从那以后，他的成绩慢慢下滑了，最后竟落到了自行退学的地步。其实，只要再混三个月，就毕业了，可他竟不能坚持了。这样的古怪能怪谁呢？

　　有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张建平就是我的同学。可想想又不对，他真是我的同学，我会认出他的。即使这么多年没见面，即使他长高了，长胖了，脸上多了一道刀疤，我还是会认出来的。我不是一眼就认出我的数学老师了吗？再说，同名同姓的多着呢。可是当这个张建平的形象模糊时，我就害怕了。我只好抓住最后那个跪在垫子上吸烟的形象不放。在我混沌的脑海中，那是唯一清晰的形象。后来我到底把自己说服了，我哪能管这么多，连我自己还管不好呢。

　　操场上的人走光了，又剩下两个空空的足球门框，遥相对望。所不同的是，地上遗弃了许多纸张。我没费力，就想起了它们的用途。一阵凉风吹来，纸张们纷纷扬扬地飘起，在阳光照耀下，白晃晃的，像大如席的燕山雪花。待它们落定，多了两个拾垃圾的人，弯腰追逐这些纸张。不知为何刚才没看见他们。我有些嫌冷，便又穿上了羽绒服。

　　东北角的铁门关了，但不知这次将关多久。我斜穿过操场，准备由南门回家，却发现地上的纸并不是空白的，上面都有字，有的是试卷，有的是报纸，总之都印上什么或写上什么了。

　　我顺着墙根走到东北角，看见门外有个胖男孩，眼睛直朝铁链下面的空档瞅。我慢下步子，小孩果然走近铁门，半蹲着侧过身来。他钻了一半，却缩了回去，仿佛门缝没有提供足够的宽度。我曾看见一个大人钻了过去，且毫不费力。我停下来，看他是不是再试一次。他的确是想再试一次的，已经有下蹲的姿势了，见我盯着他看，转身走了。我觉得很无趣，便打量起面前的铁门来，仿佛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这一有意无意的举动使我发现，门扇上各有半个对称的五角星，假如它们合拢好，就是一个绝对完整的五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