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旭松了一口气，他到底望见那辆熟悉的红叶牌班车了。不过他依然不敢减速，有一回，他就眼睁睁地看它开走了，尽管只落后了五六十米。他在后面穷追猛喊了一阵，惹得路人对他刮目相看。

　　班车停在一排高大的杨树下，它的背后嵌有两块方玻璃，远看上去，像两个黑黑的洞口。当然，到了近处，就能看见后排的座位和乘车人的后背了。这是十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一路上只听见秋风把头顶上的树叶吹得飒飒响动。自行车道的两侧都是这种树。因树皮发灰白色，它们便有一动听的名字，银白杨。

　　差不多每天早晨，陶旭总要火急火燎地赶这班车。从住处到上车的地点，骑车不过二十来分钟。只要闹钟提前五分钟响，时间就很宽裕了。但陶旭觉得早起这五分钟太无谓了，没有丝毫的价值。而早晨的每分每秒都是香甜的，少这五分钟，就宛若少睡了五小时。其实，只要能按时起床，路上别太堵，总是来得及的，甚至还能多出三四分钟。这天闹钟响后，他在床上迟疑了一下。也就一两分钟吧。偏巧路上又不走运，虽说只有四公里的路，却要过七个红绿灯。此外，为了避免逆行，还要横穿两次平安街。平安街的路面宽，每个行车方向有三个车道，加上车流量大，横穿它有时竟要比过两个十字路口还费事。好容易这个方向的车过去了，到了路中央的两道黄线那儿，另一方向的车又涌来了，潮水似的没有尽头。陶旭第一次就在两道黄线间卡了好一会儿。然后，又碰上了六个红灯。第二次穿平安街时，陶旭着实急了，因为过了街后，还要逆行百来米，还要存车。他不知道到点了没有，他已不习惯戴手表了，在单位拨117，回到家看闹钟。等到车流出现了小小的间断，只有靠里的车道有一辆皇冠突前，陶旭心一横，推车就过。随后传来了尖锐的刹车声，陶旭心里发毛，不由得扭了一下头。那辆黑皇冠停在了一米开外的地方。他看见司机的嘴在玻璃后面大开大合，却没有声音。看来车窗是关着的。假如司机从侧面的车窗探出半个头来，就能听见了。其实只要看口形，就知道在说什么了。人人都能为他的口形配音。

　　在S署的大门口，王莉正与一穿毛蓝色上装的女人谈什么。她那样子， 似乎不准备坐班车了。王莉的眼睛斜瞟了过来。陶旭在自行车上点头一笑，王莉也点头一笑。但她的笑很淡，陶旭隐约有些不安，想了想，没想出哪个地方得罪了她。不至于吧？陶旭安慰自己，竭力拂去那抹阴影。穿制服的门卫站在靠西的一边。陶旭看了他一眼，把右腿撇到左腿的一侧，在地上点一下，做一下车的姿态。他要把车存到办公楼后的车棚里。这时一股风吹了过来，车速减了许多。在S署的大门口，少有没风的时候。外面刮小风，这儿便刮大风。在闷热的夏天，倒不失为一乘凉的好地方。到了冬天，北风一呼啸，往里走的滋味真不好受。前年曾有过这样的事: 一新来的一小伙子中午去食堂吃饭，打这儿过时一不小心，饭盆从手中吹脱了，叮里咣啷往外跑。小伙子在后面追，追了二三十米，快到平安街了，才逮住了它。捡起来一看，买来没几天的瓷碗已是疮痍满目了。有人做了番研究，认为院子里的几幢楼位置不尽合理，在门口形成了一个具有放大效应的风洞。

　　车上坐了六七个人，前排空着，几个年轻的女士坐到了后两排。她们喜欢在一起聊天。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么多，尽管面孔有所变化。除开车的赵师傅外，来得最勤的要算老黄和陶旭了。假如人都来齐了，得满满一车呢。但即便是发工资的日子，也只是稍多些而已。大家虽然喊穷，却没有人等那点米下锅。陶旭鞠着身子，笑吟吟地上了车，在进门往左的头一个座位上坐下了。谁也没有排过座，但这位置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的专座。其他人不往那儿坐，陶旭呢，也极少往其他地儿坐。陶旭已养成这样的习惯了，上车时尽量微笑着，目光不往某一特定的人身上落，免得与谁的视线碰上后，打了招呼，而怠忽了其他人。唯一需要特地招呼的是老黄。他坐在驾驶室的右边，一般还招呼不上。再说，老是那样的话，也容易招他人反感。

　　王莉的笑容又出现了，然后叠上了另一幅画面。那是皇冠车的司机。司机的脸形早已模糊了，但挡风玻璃后那张大开大合的嘴却很清晰。陶旭心中不快，神思恍惚，连在后面聊天的几个声音也没听进耳。他觉得坐了很久，猛地发现车还没开。驾驶台的电子计时器上，几个黄色的数字显示，已过了开车的点了，差不多有六分钟了。陶旭好生奇怪：嗳，今天怎么不开了？赵师傅回头说，老黄还没来呢？陶旭一瞧，可不是嘛，驾驶室右边的位置还空着呢。这个老黄同志咋回事？要求我们按时到，要求赵师傅准时开，自己却时不时开小灶？陶旭想怪腔怪调地开个玩笑，逗一逗大家，话到嘴边却止住了。他忽然想起，这话传到老黄耳里，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呢。倘使老黄在场，说一说倒是无妨的，既活跃了气氛，也显露了才智。再说老黄本人也喜欢来点小幽默，小点缀。问题是老黄不在场。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类似的亏不是没吃过。唉，早知如此，何必那么急呢？白挨了顿骂，——操你大爷，你丫的找死，活腻了你，或者你找残废啊你，反正是诸如此类的话。有几回坐面的，就听司机这么骂过。那时自己在车上，还觉得骂得过瘾，那帮人可恶，该骂。

　　他这一侧的车窗挨着绿花带，由刷了绿漆的铁栏杆隔离成。除了近旁粗大的杨树树干外，里面还可见到月季花和一丛丛叶片尚绿的小树和灌木。月季花有红、白和粉色的。由于花叶上积了灰尘，看上去似乎萎靡不振。绿花带外的人行道上，栽了一排槐树。隔着这些望平安街的车，宛若在丛林中穿行似的。向另一侧的车窗望呢，则可见到匆匆闪过的骑车人，银白杨的树干和S大院的围墙。 熹微的晨光松松垮垮地涂在灰白的水泥围墙上。陶旭注意到，已有不少人戴手套了。他想起，这几天早上骑车一直冻手，也该把那副洗得发黄的白手套找出来了。

　　“习习前天被狗咬了。”

　　“啊？”几个惊讶的声音。

　　“在哪儿咬的？”

　　“在他姑姑家。那狗拴在桌子的腿上，看上去挺安分的。习习去招惹它，把它惹急了。”

　　“你家的习习胆子够大的。我家元元，见了狗就往我身后躲。”

　　“你怎么让他去逗那狗？”

　　“我们在屋里打麻将。他没事干，就去逗它玩。”

　　“拴着的狗不能逗。容易急，咬人。”

　　“打针了吗？”

　　“哪能不打？虽说咬得不狠，只破了点皮，回到家，爷爷奶奶不干了。昨日个去防疫站，折腾了一上午。”

　　七嘴八舌。每天都听她们聊，什么旦旦、晨晨、习习、元元的。谁是谁家的，是男是女，多大了，上几年级，陶旭再熟不过了。此外还有孩子的公公婆婆，功课作业，学校的老师啦。再不就是谁家的那位怎么啦，他单位又出了什么新鲜事。或者，哪儿的商场买什么便宜货，哪儿的自助餐合算等等。别看范围狭，很少听她们聊重过。

　　王莉在车门口出现了。陶旭怕刚才打招呼时也不够热情，便说：

　　“您可来啦!我们就等您一人，否则赵师傅早就开车了。”

　　说这两个“您”字时，陶旭感到有些别扭。虽然在京呆了十几年，仍不习惯用这“您”字。

　　王莉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等我？俺算老几？”

　　传来一片笑声。陶旭也笑了。

　　王莉往车后走，陶旭侧过身来，目光落到了她那小巧的手提包上。手提包上有一些金属饰物。王莉坐到陈宏伟的旁边，倒数第三排的位置上。

　　“老姚的爱人告诉我，老姚快不行了，脸都浮肿了，除非换肾。”

　　“是吗？那我们得去看看他。”

　　“换肾？那要多少钱？”

　　“少说也得几万吧。”

　　“加上服药的钱，一、二十万未必下得来。”

　　“换了肾还要服药？”

　　“怎么不服药？全靠服药维持。那肾是别人的器官，身体有排异反应。”

　　“那药咋这么贵？”

　　“是进口的吧？”

　　无人回答。车内出现了少有的沉默。

　　原来那个穿蓝衣服的女人是老姚的爱人，怪不得王莉笑得那么节约呢。自己去医院看过两回，只碰上了他女儿，一脸的愁苦。她女儿，鼻子两侧有不少雀斑，因而给人印象深刻。老姚也够倒霉的，才当了半年的副主编。他女儿怎么会有雀斑？是不是他老婆脸上有雀斑？陶旭竭力回忆那女人的形象。骑车进门时，只看见了她的背影。出门时她似乎还朝他看了一眼，他却没注意。她的脖子上好像系了条带白点子或蓝点子的纱巾，此外就没什么印象了。这时传来了倒车的鸣笛声。陶旭扭过头来，从陈宏伟旁边的窗口望过去。一些人络绎地往办公大楼里走。顷刻又一辆大轿车进了大门。陶旭回过身来，看到了驾驶台上的几个黄数字。八点十分，正是上班的高峰期。陶旭又朝自行车道望了望，果然见到了熟悉的面孔。还有人是步行的，走在围墙与白杨树间的那条狭窄的人行道上。

　　在这儿闲呆着真他妈无聊，陶旭烦燥了起来。这个老黄搞什么名堂，耽搁大家的时间？陶旭真羡慕那些有事就来，没事随便找个借口就不来的人。可不是吗？在报社，这样的人也不算少数。

　　老黄来了。他没有坐到通常坐的位置上，而是坐到了前排的左边，与陶旭隔一条走道。老黄扭过身来，向后看了看，焦灼地说，双榆树的班车怎么还没到？元元的母亲说，可不是嘛，谁像咱们开这么早!陶旭问，老黄，什么事？老黄侧过脸来说， 拿一下新署长的简历，人事局的小黄那儿。陶旭想了想：“噢——，对，今天是截稿的最后期限，否则就要等下一期了。”老黄点点头。

　　我说什么事呢？昨天才宣布的，这个老黄就……，陶旭想。

　　老黄点了支烟，不时朝向车窗外，把后脑暴露在陶旭的眼中，因为陶旭也不时朝那个方向望一眼。老黄后面的白头发真多，尤其是耳旁的那两块。烟抽了一半，老黄下车了。

　　车后面嘁嘁促促地谈开了，声音小了些，仿佛不让陶旭听到。原来老姚的老婆来这么早，是来部里要钱的。老姚住院半年，报社已花了好几万了。再换肾，非得把大家卖了不可。老姚这一走，腾出个副主编的位置；志新提一级，把主任腾出来；王莉提一级，把副主任腾出来。

　　唉，都三十三了，还没捞上个副处。当初在学校里，听说这些事，还觉得挺可笑的。现在却轮着自己了。看周围的同学，出国的出国，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最牛的已在Y部当上了署长秘书，副局级了。就是这个破副处， 至少有四个人盯着呢。陈宏伟就是一个。他跟那帮人关系不错。这王八蛋是男人吗？整天婆婆妈妈的，对足球赛、拳击赛一点也不关心。不过志新跟王莉有矛盾，他拍王莉，未必有他的好。何况关键在老黄。瞧他那口气，一、二十万也未必下得来。这话有味道，有味道。他还要去看老姚。老姚毕竟还有口气嘛。这小子懂得挺多，还知道什么排异反应。

　　一辆桑塔那在自行车道上逆行。两个骑车的拐上了围墙边的人行道。围墙上，阳光和阴影的对比度加深了。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慢腾腾地走着，手里还挎一包袱。骑自行车的只好跟在后面。过了一棵树，他们又回到了自行车道上，一歪身子，开始加速了。桑塔那最后停在了北京切诺基前，只露一点暗红的车身。从车上下来两个穿西服的人，前面的夹一小黑公文包，后面的拎一麻褐色的大公文包。在切诺基和班车间，还停了一辆奥迪，一辆凌志。来S署办事的车，是进不了院子里的。好在门前的自行车道比较宽，停一排车毫不碍事。

　　沿墙根走来了一清洁工，走几步便把簸箕搁到地上，往里面扫一扫。有时她也走到自行车道上。行人都绕着她走。那簸箕是白铁皮的，一点也不像簸箕，倒像被斜切了一刀的长方形的盒子。背上肩时，盒子的口朝上；搁下去，那最大的一面躺到了地上，口也朝向了地面。她戴着白帽子，白口罩，蓝上装外套一橙黄色的大背心，手里拿一长柄扫帚。那橙黄色是清洁工的标志。有一家外国服装公司卖名牌T恤，结果橙黄色的卖得最差。外国老板问，why？人家说，你到街上转一转，就知道啦。

　　在路上总能见到他们。他们是班车上常见的风景之一，平凡而深刻的风景。大多数是女的。由于戴了口罩，你看不见她们的面容。但她们是上了年纪的女人，人们所说的扫地的老太太。也许她们没那么老。偶尔也能见到男的，他们似乎不戴口罩。从理论上讲，他们是最不应该在上下班时出现，因为那时的交通最为拥挤。陶旭不清楚是自己印象混乱呢，还是事实就是这样，仿佛这是无关紧要的。

　　还有什么深刻的风景呢？差不多每天都碰到一两起交通事故，五花八门的交通事故。最轻的是碰破了一点漆，或是后车啃前车。最重的是地上有一滩血，自行车和汽车成了变形金刚。有一回，一辆切诺基骑到了立交桥两尺高的护墙上，轮子还在刷刷地打转呢。也许能见到更离奇的。大千世界，什么事儿没有。但愿不是这辆红叶，或者那天碰巧不在车上。有这种红叶的单位还挺多的，经常见到一模一样的红叶从另一条车道上超过去，也有从另一方向驶来的。车上坐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有的昏昏欲睡，有的摇唇鼓舌，有的把茫茫然的视线投向窗外。依维柯的车顶很高，至少看上去很高，两侧的装饰线条也很独特，是所有的车中最好认的。也有坐大客车的。有钱的，像电视台一类的，坐豪华型的。没钱的，像研究所一类的，坐寒酸型的。坐豪华型的，未见得有多神气。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吧，各单位有各单位的苦衷吧。谁说不是呢？印象最深的风景说来可笑，那是一家特殊的商场，商场顶上的几个字……

　　“LUPING，LUPING，”老黄回到了车上，低语着。

　　LUPING，陆萍？陶旭好生奇怪，老黄怎么会认识她？也许是另一个叫陆萍的吧。陆萍是他爱人单位的打字员，上周还在他家玩过一回。旋即，陶旭明白了，朝向老黄，笑问道：

　　“简历拿来了？”

　　老黄正看一张A4大小的复印纸，见陶旭问，把扬起的纸摆平了，说：

　　“小黄说还要让路平署长看一下，看完后他们用车送。”

　　“噢。”

　　按理，不应称他路平署长，而应称王署长。但S署有两个王署长，另一个王署长叫王路力。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哥儿俩呢。有一阵子，他们也的确像哥儿俩。当初只有一个王署长，即王路力署长。老黄就是他一手提拔的。后来王路平也当了署长(当然都是副的)。因排位在后，人们便称他为路平署长。谁知再后来，那位“路遥知马力”的署长竟然名实不符了，路平署长排到了前面。人们可就犯难了，总不至于那个“王”字只配王路力一人享用啊，仿佛路平署长姓路不姓王似的。于是统统抹去了姓，这样就平等了。后来呢，就没有再变称呼，沿用至今，即便路平当了正署长，也相安无事。

　　“我说我先复印一份。要没什么改的，打个电话就行了，何必用车送呢？他说老黄这主意好。”

　　“那还等什么？快开吧!”元元的母亲笑着说。

　　“嗨，既然等了，就再等会儿吧。看那东西，要多少时间？”陈宏伟说。

　　“路平署长倒没在，不过秘书说他马上就到。”老黄说这话时，声音有些湿，仿佛过意不去似的。他似乎也曾打算抬屁股下车，往前面的老位子上去了，只是受了陈宏伟的启发才没动窝。

　　这话惹得陶旭心中不快，他又想起了皇冠车司机的那张变形的嘴。

　　有意无意总要拍一下，争一斗，斗一下。还有更复杂的，更微妙的，更精彩的呢。三十六计，七十二变，都不够用。除了作家外，谁都知道，谁都清楚，谁都有体验。也许你刚出校门，没体验。用不了几年，甚至用不了几个月，你就有体验了，就习惯了，就会有意无意地干点什么了。而作家呢，作家是大笨蛋，一百加一百五，只会摆弄些塑料花和稻草人。一切都是为了他妈的副处。就是当了副级，又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副处罢了。即使当了主任，当了主编，又怎样呢？可是所有的待遇都是与你的职务挂钩的。且不说分房子这样的大事，就连坐这班车，副级处的屁股也比普遍的屁股多补助十块啊。退一万步，不当副处(当然更当不了正处、 副局了)，你又能干啥？要么你就爬上去，要么你就甘当人梯，甘当低头弯腰的孺子牛。唉，还是老丈母娘的一句话精辟：他就不死？每当我们谈起某人怎么怎么了，她总是插上这么一句，惹得我们每回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你知道，要是笑话的话，听第二遍、第三遍就不笑了，但每回我们禁不住都要笑。她老人家是个大哲学家。可懂她的女儿、女婿没有哲学基因。不过，假如她女婿捞个一官半职，她老人家也不会不高兴吧。陶旭的眼前忽然现出一个活蹦乱跳的老姚，他已换上了一个身强力壮的死囚的肾，说不定还是一个强奸犯的肾呢……

　　“小陶，你看这消息怎么处理？”

　　陶旭抬头往左转：“什么消息？”

　　“就是署长上任的消息。”

　　“噢，我想想。”陶旭转过来，两眼望着前方。

　　一辆小面包车迎面驶来，停在了白杨树下，靠墙的一边。它在自行车道上产生了一个瓶颈。由于骑车的人不多，也未见有明显的瓶颈效应。

　　“我想想，嗯，这消息得慎重。搞显眼了也不好，总不能让他自己不好意思吧。”

　　老黄点头。车后面的说话声大了。

　　“放二条呢还是三条？还有字体？字号……”

　　一辆自行车过了瓶颈。骑车人回望了面包车一眼。

　　“这样吧，把以前的旧报纸找出来，看李署长上任时是怎么登的，最好跟它一样，不过字号也可稍大些。”

　　反正李署长卸任了，陶旭想。

　　“还是小陶能干，小陶能干。”老黄边说边把复印纸递了过来。

　　陶旭正看着，感觉有一影子站起了，俯过身子来取那简历，便本能地松了手。老黄迅速地下了车。

　　原来是路平署长来了，后面还跟了一群人。不知是由于那辆面包车的遮挡，还是一时的疏忽，老黄竟然发现晚了。因为署长已走过了人行道，快到大门口了。不过，要追上他们，只需斜穿过自行车道就行了。陶旭隔着车窗，见老黄大步地走。一辆自行车猛地减速，从老黄身后擦过。也许是遇上了风洞效应，老黄的西服像汽球似的鼓胀了起来，两片前摆也不住地往后翻。路平署长似乎感觉到了那个斜插过来的人，停下来，微笑着转向老黄。身后的那群人也停下了，微笑着看老黄。老黄略一抬起右手，那张A4大小的复印纸便在手中哗啦啦直响。老黄把手放下，纸的声音和形状也就消失了。署长的西服看来是扣好的，风只翻起了前摆的一个角。身后的那群人中，有穿裙子和风衣的，便在风中抖动得格外利害。

　　老黄和署长边谈边走。在门卫的注视礼下，一群人进了大门。

　　陶旭回头，正好看见路力署长从面包车后闪出了，两手插在裤袋里，脑袋晃动时露出了稀疏的额角，身后只有常秘书一人。

　　印象最深的风景说来却很可笑。那是一家特殊的商场，谁也猜不着，那家商场就是“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十一个大红字焊在钢架或铁架上。架子呢，则立在一排低矮的楼层顶上。那楼也许有三层呢，不知为什么却很低矮，至少从车上看是低矮的。在路上，得经过许多立交桥，许多大商场，许多有特点有格调的建筑，不知为什么，那十一个字在印象中最为深刻。每天早上，只要坐这班车，就能看到。从未见过它们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好像回回都必须受它们教育似的。那天下大雪，周围的建筑物仿佛都给淹没了。汽车在茫茫的雪原上慢慢地走呵，慢得仿佛时针在倒转。突然间，这十一个大字顶天立地出现了，每个字下面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斯巴达勇士甚或一个神在举着它。

　　一辆军用卡车驶了过来。开到瓶颈处，停下了，像是在思考能不能通过。从后面看，卡车显得很宽。靠驾驶室的一头，立一高高的纸箱，看上去装着冰箱，但上面没有一个中文字。车上站了一个军官和五六个士兵。军官个子较高，又站在车上，因而看不见他的肩章。由于很少朝后，他的领章也看不大清。但他的大盖帽至少能表明大致的身份。此外，他的服装的颜色也要深一些。那是呢子的，与普通士兵的不同。军官走到车厢的东北角，弯腰跟驾驶室里的人说了几句，然后跟士兵说了几句，他们便分成了两拨，站在车厢的两侧，手扶着挡板，勾着脖子向下望。军官站在朝南的一侧，亦即停车较多的一侧，姿势与士兵一样。卡车开动了，开得很慢，仅让你感觉到它在开。面包车旁的那棵杨树，在路中央斜伸着低低的枝条。那枝条从驾驶室上方刮过，接着被抬高了，刮过高出车厢大半截的纸箱，随即猛地一弹，颤抖起来，落下了两片树叶。当卡车终于过了这一关，两侧的人都直起了脖子，转身往中间走。那个军官转过身来后，还拍了拍手，仿佛在掸去灰尘的同时，顺便也庆祝一下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