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緒言

約當台灣進入九○年代之際，「文學已死」的聲音開忽然像潮浪一樣，一波一波地襲捲此地的文壇。隨手找出當時刊在主要文學傳播媒介（如《文訊》）的文章，可以發現這種「潮聲」正撼動著文學工 作者的情緒。

──一九九二年七月，《文訊》雜誌刊出「詩歌文學的再發揚」座談會紀錄，編者案指出，「詩選停編，詩刊沉寂，詩人轉行。詩，難道真的死亡了嗎？」；而與會的詩人，在發言中也多流露出了對現 代詩表現在閱讀與出版市場上的傳播困境之憂慮。

──同年八月，《文訊》雜誌針對文學傳播的主要媒介，又推出了「變革中的報紙副刊」專題，其中，作家也是出版人的隱地，對於當前副刊的「躲避文學」提出了異議；詩人也曾任副刊主編的向陽， 則就報禁解除後報業經營策略的轉變，分析文學副刊無以為繼的困境，並強調，「當報紙副刊不存在時，文學的深刻化、長遠化及其意義方才存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十三日，〈聯合副刊〉策畫「文學又死了嗎」專題，邀請學者、作家，會診文學傳播的問題；不只標題，編者案也透露出媒介守門人對文學傳播的焦慮與不安。

這三個日期十分接近的文學媒介議題，都集中在文學是否已「死」的討論上，而涉及的對象顯然與文學傳播者、文學媒介與文學市場有關。總的來說，這其實不是文學是否已死的問題，而是文學傳播面 臨困境，有推展不開的條件限制的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原因之一，詩人、學者張錯一語道破，「那是一種文藝困境，因為大家都為商業主義所枷鎖……，現在文學家面臨最大的困擾就是向商業性文學妥協」 (1)。

顯然，進入九○年代後的台灣，政治的解禁（deregulation），多元化與民主化社會的形成，以及商業資本主義的高揚、文化消費力的增強，乃至本土化的社會趨勢等，並未如文學家所預期地帶來文學 的存活空間；恰恰相反的是，台灣的文學工作者反而感覺到文學在這個年代中的深沉的無力。以文學傳播最主要的管道副刊為例，比對於八○年代之前，「報紙只有三大張的時代，倒有一整版的『文學副刊 』。今天報紙已經擴到十大張，週末和星期天，有時擴版到十五大張，浩浩蕩蕩六十個版面，卻容忍不下一版『文學副刊』」(隱地，1992:15-16)。這種感慨，可說代表了絕大多數文學創作者、出版者、閱 讀者共同的心聲。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文學的傳播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依舊進行著，但多元化卻使得文學的生命及傳播空間被窄化了，這是文學的無用？或是文學傳播的無力？顯然值得文學社群思考，也值得傳播學界 從傳播研究的向度加以關心。本文試圖藉由「文化研究」的向度，以歷史分析途徑，就當代台灣文學的傳播問題，提出一些觀察與論點，藉以解析文學作為傳播的可能困境所在。

貳、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文學傳播

台灣當代文學的傳播，是與台灣的社會變遷相互作用的。在戰後五十年來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從早期的農業社會，過渡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其間的社會系統（包括政治、經濟、教育 、大眾傳播、家庭）等也都有著相形的變遷。文學作為其中的一個部門，當然無可迴避。

五十年來，台灣的文學傳播主要是由報紙副刊、文學雜誌、以及以文學作品為重心的部份出版社所支撐。這樣的一個文學傳播系統，從大眾媒介的「文藝副刊」、「文學／文化副刊」，到極其小眾的各 種詩刊，以及作為文學產品流通中介的出版社，都扮演了一如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Escarpit, 1958) 所謂的「文人圈」的角色，「搞文學的全是文人，其文學活動也都是在一個內部封閉的交流圈中 流轉運作」，並企圖透過各種傳播管道彰顯其對社會變遷可能發揮的功能(2)。

因此，要瞭解九○年代台灣文學的傳播困境，就必須先探討從五○年代到八○年代歷史脈絡中的台灣社會變遷，及其舖陳的「生活情境」，始能對照出文學傳播對台灣社會的意義所在，及其在今日台灣 已形成的大眾消費社會中產生「傳播」障礙的真正原因。

近五十年來，台灣的社會變遷不外兩個面向，一是社會層面的變遷，二是政經結構的變遷。這些變遷，構成了台灣文學傳播的歷史條件。

就社會層面的變遷言，學者林嘉誠 (1992:187-201) 曾從人口、家庭、教育發展、社會團體、職業結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及生活素質等七個社會變遷指標加以研究，並指出：

截至八○年代止，台灣社會在「人口變遷」上，國內人口流動比例，呈往都市集中趨勢，其中又以台北市、台北縣及高雄市的人口成長率為最高，都市人口占全部人口之百分之卅五；

在「家庭變遷」上，已由早期農業社會的折衷家庭或大家庭制度轉為工業化、都市化下的小家庭制度；

在「教育發展變遷」上，以識字率為例，至八○年代達百分之九十，顯示教育普及，國民知識水準提高；

在「社會團體變遷」上，在全國性社團方面，由六○年二六二個至八○年代中期 (1987) 為一二○○個；區域性社團，由六○年代四三○○個，至八○年代中期 (1987)為八七○○個；

在「職業結構變遷」上，農業人口呈大幅下降趨勢、工業人口上昇、服務業人口更是大幅上升；

在「社會階層及社會流動變遷」方面，八○年代自認屬於中等階層者已約占總人口數之百分之六十五，若使用客觀評估法，八○年代國內中產階級約佔百分之五十左右，兩者加總，中產階級的比例已為 社會階層首位，社會成員的向上層社會流動相當普遍；

在「生活素質變遷」方面，至八○年代，住宅自有率百分之七十五、供電普及率百分之九十九、每戶電視機數超過百分之百、電話普及率百分之八十五、報紙雜誌及通訊社、出版社家數約五七○○家， 每百戶家庭訂報比例，達約七十份。

這七個社會指標的變遷，顯示出台灣社會四五十年來各層面的情境變化，「頗符合現代化理論所指陳的，都市化、小家庭、社會流動加速、教育普及、生活素質提升、中產階級崛起」的要素（林嘉誠， 1992:200-201)。根據此一實證研究，按理，這樣的情境應該有助於文學傳播環境之改善、文學傳播的空間也應大為寬廣才是，然而事實卻又大謬不然，而有九○年代「文學已死」的窘境，其原因殊堪玩味。

要究明原因，我們顯然必須一如哈特 (Hardt, 1992:30) 所強調，「要了解傳播研究的歷史條件」，藉由反應在實證研究之中的文化、政治、經濟等環境加以觀照。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不進一步由社會 變遷的結構性因素來看。

事實上，從五○年代起到八○年代之際，台灣社會層面的變遷，有點類似德區 (Deutch,1961: 463-515) 所說的「社會動員」 (social mobilization)，舊的社會的主要約束及內涵逐漸被拋棄，新的 行為和文化逐漸被接納，而在此一過程中，由於大眾接觸了現代生活、傳播媒介增強、遷移、都市化、放棄務農、識字率提高、個人所得提高等因素，都造成了「社會動員」的達成。這種「社會動員」，與 「現代化」 (modernization)無異，但亦如史美舍　(Smelser, 1981:465) 所指出，它還牽涉到社會內部經濟、政治、教育、傳統、宗教等的持續變遷。

學者徐正光 (1989: 37) 曾從階級關係的轉變看台灣社會變遷，他認為影響最大的是五○年代土地改革，及六○年代開始的快速資本主義化過程。土地改革改變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權上的生產關係，製造 了大量的小自耕農，使戰後的台灣可以在小農階級為主導的社會結構上，重新形塑新的階級關係。同時，撤退來台的國民黨在改變了本土的階級關係後，終於在農村建立了社會基礎，而使其政權穩定下來。 至於六○年代的變遷，則是台灣的經濟在美國的卵翼下以五○年代初級工業化作為基礎，而於六○年代進入國際市場體系，取得了一個邊陲的地位。這兩大影響的背後，實則又與國家機器的運作有關。

這種運作，不僅表現在社會階級上，同時也表現在政治、文化、傳播的領域中。自一九四九年來台後，中華民國政府為了有效控制台灣，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予總統頒布緊急處分權，宣 布戒嚴，並凍結了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定期改選，而在地方自治方面也全部加以凍結；在文化傳播方面，則透過了出版法、廣電法及相關的行政命令，限制傳播媒介的發展、創設及其內容。這使得在整個五 ∼七○年代中，台灣的社會受到嚴格的控制。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在此一政治、社會受到宰制下，而得以依據國家機器的需要及其經濟策略達到現代化的結果；但相對地，政治力及文化力則在漫長的三十年 間呈現出被扭曲、被宰制的畸型面貌。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 (1988:204-207) 對此有深刻的分析，他認為，「戰後的台灣社會到一九七○年代為止，在強權性國家之外，整個社會可以說既微弱又片斷化(fragmented)的」； 學者辛旗(1991:3-11) 也指出，在台灣的政治「惰性穩定期」(1950-1960) 中的社會基本趨向是，「政治力」壓過「經濟力」和社會力」，在「異化嬗變期」(1960-1985)，權威政治體制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傳統的 儒家文化價值體系仍為主導，但是經濟制度中西化因素避開了『政治力』干擾，以經濟行為中的『公平交換原則』、『多向選擇原則』、『理性評價原則』、『自由競爭原則』先完成了經濟領域中價值觀念 的西化，並逐步地滲入社會組織及政治體制之中。」

也正是由於五、六○年代以政治力鞏固國家機器、發展資本主義形成了一個牢固的政經網絡；因而延伸出七、八○年代的經濟力的茁壯，進而引發來自社會階層及本土在野政治力量，對於宰制性意識型 態國家機器的反撲。而其最具體的反應是在七○年代的大眾傳播媒介之上。這之前，固然有五○年代末期雷震及其《自由中國》雜誌的組黨要求，有六○年代來自《文星》雜誌的「西化」論述、《台灣文藝 》的「本土」論述等小眾乃至地下媒介對威權體制的挑戰；進入七○年代的同時，固然也有《大學》雜誌的「革新保台」論述，以及其後眾聲喧嘩的各種「黨外」雜誌傳媒對國民黨的批判，但是，最後改變 台灣政治社會結構的要因，到底還是由大眾傳播媒介所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大眾傳媒對審判過程鉅細靡遺的報導，導致了公眾的談論與省思，也促使來自在野的力量及知 識分子（中產階級）的反撲，使台灣的社會變遷更加快速，而後終於在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戒嚴令解除的大變革下，台灣從此走上了民主資本社會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