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困境：「有力的」傳播，「無氣的」的文學

從八○年代末進入九○年代的台灣，因為六、七○年代工業化的結果，整個社會及經濟型態已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報業也早在七○年代中發展出「少數獨大」的「媒介工業」規模，這使得大眾 傳播媒介呈現著杭之 (1990:228) 所說的「混亂而不均衡的多重面貌」：

這種媒介個性，使得副刊自然也成為其中的「機器」之一，因而在副刊論述彰顯的同時，它也控制了個人、群體、組織與社會系統中的資源，並且透過再生產的的方式，以求得其繼續擴充、發展的利益 。「文學」，作為副刊之中「公共論壇」的一分子，當然不可能再像七○年代之前那樣地獨享發聲管道了。「多元化」，使得文學傳播的功能面對了透過報紙揚聲的不易，文學傳播的困境於焉產生。

同時，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媒介的主要目標固然在於生財贏利；但另一個目標，則是「合法性」的壟斷（霸權的掌握）；其它目標則包括外在經濟的繼續發展和政治的穩定。這都使報業這 個媒介工業與政治系統的國家機器必須以相互依賴的關係來維持平衡 (DeFleur & Ball-Rokeach, 1975:147)。

在如此微妙的互依互賴網絡中，副刊，作為台灣文學傳播的重要媒介，其運作自然也受到了政治力宰制及經濟贏利目標雙重的侷限；但是，相對地，則是資訊再生產的結果，以及報紙因其「合法性 」的取得，對於社會文化的變遷（當然也包括文學書寫）也產生了刺激、反應或制約的作用。因此，反應在台灣文學的傳播困境中的，就是：

(一)文學傳播媒體成為意識型態的對立場域，它既刺激／反應了台灣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現象，也深化了政治意識型態在文學／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作用力。以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點燃為例，沒有 當時幾個主要的報紙副刊及文學雜誌大規模的批判文字，這個議題不會成為整個社會關心的焦點，也不會成為知識分子討論、反省的焦點。國家機器在當時透過媒介傳播，有效地扼制了鄉土文學／文化 的揚聲；但也因為議題的建構，使得社會及文化界在刺激之後，對於鄉土文學這個模糊概念背後深層的「本土意識」得到啟發，從而產生一個對立於中國意識的台灣意識，終至影響到社會常民生活，而 形成泛政治、泛社會化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對立，反過來影響台灣政治及社會的共同意識之整合，「兩結矛盾愈陷愈深，兩極化的趨勢愈演愈烈」（李金銓，1987:206)。這樣的結果，又辯證地窄 化了文學傳播的管道，文學傳播的主要傳播者作家從而相互以意識型態的對立在不同媒介中各自傳聲，意識型態成為文人圈關注的議題，而讀者亦見分化現象，文學傳播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強大效果。

(二)大眾媒介的報紙副刊已由過去的「文學副刊」轉變成為大眾文化論壇，它既影響也受影響於社會變遷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文化現象。林耀德(1991:19) 即指出，「聯副」在七○年代末期 推出的「極短篇」，不只是在副刊主題方面動腦筋，也涉及了將文學改裝成版面配件的消費性恪。這種「消費性格」，其蘊育的搖籃是社會變遷中的「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副刊既是大眾傳播媒介， 在文學／文化的傳播運作中，自不可能不受此一社會型態的影響。然則，在大眾傳播媒介的大量資訊生產中，它也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消費性的影響，改變社會原有的文化、價值觀念，改變了讀者的閱讀 習慣，以及對文學書寫的重視。不僅文學創作如此，就是自七○年代後「人間」與「聯副」建立起的學術論述、乃至知識分子的論辯，在八○年代後，除非它牽涉到政治議題，否則即不再為讀者所歡迎 。社會的價值也在這種源自資本主義的「動機」和「報償」、「消費」與「炫耀」的文化傳播過程中逐漸崩毀，所謂「輕、薄、短、小」因而成為八○年代副刊論述的一個主流。文學傳播的萎縮，可以 想見。

(三)大眾媒介的副刊走向多元論述及多樣內容的結果，固然為社會大眾開啟了意識啟蒙的窗口，提供給了文化工作者開闊的活動空間；但相對地，也壓縮了其他文學文化傳播媒介（特別是雜誌）的 生存空間，以及文化工作者透過小眾媒介（包括地下或同仁媒介）形塑前衛論述的可能。以七○年代為例，譚石(1987:16-17) 即指出，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鄉土派的陣地計有《夏潮》、《中華雜誌》 、《綜合月刊》、《文季》、《仙人筆》、《台灣文藝》、《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等，但是當鄉土文學論戰消失後，「鄉土派刊物，突然洩了氣似的，一個個萎縮或消失了。同時，純文學作品 逐步退出了此一大眾媒介，純文學作家不再受到社會的矚目，文學新人出頭不易，而作為小眾媒體的文學刊物更是經營不易，《台灣文藝》的出出停停、不斷改變經營與編輯方向，即其一例；此外如《 藍星詩刊》的停刊、以及各種年度文學選的叫停、文學類書籍在出版市場上的滯銷等，均顯現了文學傳播的嚴重困境。

(四)文學傳播的原動者，本來就是在「文人圈」這個領域內，而不管從文學的「班底」（Equipe）或「世代」（Generation）來看(5)，台灣文學界在經過鄉土文 學論戰的衝激之後，形成了強固的本土文學班底，以對立於舊有的中國論述班底（最典型的例子是「台灣筆會」與「中華民國筆會」的分立門戶），但作為班底，它們的影響力都已不若早期「中國文藝 協會」或「現代派」詩人班底那般強化，甚且有逐漸凋零的趨勢； 而同時，戰後第一世代作家（約為1945-55 出生）雖已出現，並在七、八○代各擅勝場於文學傳播媒介，但第二世代作家雖也已在八○ 年代出現，卻要到九○年代才真正冒出頭來，其結果是戰後第一世代作家創作力衰退、而第二世代作家仍未居主流。班底的凋零與世代銜接的中斷，反應在文學傳播過程中，就是文學表現的無力、文學 創作及產品的稀少。這也是導致文學傳播困境的主要因素。

在這四大困境中，文學傳播的功能當然無法顯著發揮。但是，這不表示「文學已死」，因為文學書寫仍舊進行著。在作為文學傳播大眾媒介的副刊仍為各報所保存、副刊編輯群亦多仍為文學作家、 文學創作也仍可「散見」副刊的今天，我們也許只能說，這是個「傳播有力，文學無氣」的文學傳播年代吧。

陸、結語：從與文學讀者「磋商」重新出發

當代台灣文學的書寫是不會「死亡」的，只是在大眾社會業已成形的今天，原來支持文學與大眾交流的大眾媒介轉向了，它們弱化了「文學的」傳播，強調了「大眾的」收編，而使得原來就是小眾 品味的文學書寫回到固有的文人圈內。正如威廉斯 (Williams,1979) 所說，大眾媒介對文學的選擇或排斥，其間呈現的其實是一種「選擇性的收編」 (selective incorporations) 過程。

大眾媒介的運作收編多於灌輸。它們從勞工階級文化當中找到異質的要素，並將之轉化為娛樂的產品，再將之回饋給勞工階級的閱聽人。在此一選擇性的過程中，並不可能均衡地反映複雜而矛盾的 大眾意識。 (Murdock, 1986:147)

把威廉斯這句話中的「勞工階級文化」換成「文學」，其意涵也是等同的。換言之，作為大眾媒介的副刊，在其進行文學傳播的運作過程中，為了吸引大量讀者，它是先通過對社會中尚未被收編於文化 霸權中的異質文化，將其轉化為文化霸權爭奪中的利器，以此吸引讀者；但在社會變遷完成後，則同時為兼顧霸權與媒介工業的市場需求，乃採較合於大眾文化的中間立場，並依據不同年代的社會變遷 ，調整、修正其傳播內容。在這當中，顯示的是，文學傳播本來就非大眾媒介的目的，最多只是它的工具。文學如果真會「死亡」，也是因為文學傳播被文人圈單向地將之依賴於大眾媒介之上（向陽， 1992a:14)。

台灣文學的傳播困境，其實是出自對大眾媒介的依賴過重，大眾媒介對文學的傳播固然有著推波助瀾的力量，但格於其媒介工業特質，對文學的書寫亦如本文所述相對地造成傷害。文學工作者必須 辨明此中的弔詭，回過頭來，以文學書寫對抗消費文化的挑戰、以文學專業媒介（雜誌及出版）的整建抵抗媒介工業收編，並以一如賀爾所建立的「偏好閱讀理論」 (preferred reading) 中的「磋商」 （negotiation）過程（Fiske, 1992:292-293），來鼓勵大眾圈讀者的參與和解讀，讓讀者也成為主動找尋意義的創造者，而非被動者，而後才能真正突破當代台灣現存的文學傳播的困境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