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作者:博尔赫斯

　　在《诗歌集》（巴利出版社，1942年）一书的第278页上，克罗齐简单地介绍了历史学家巴勃罗·狄亚科诺的一篇用拉丁文写的文章之后，论述了命运的问题，提到了德罗图福特的墓志铭。他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我，过后我才明白其原因。德罗图福特是伦巴第的一个武士，在包围腊万纳时他弃下自己人逃走了，但他在保卫他以前曾进攻过的那个城市时却牺牲了。腊万纳人将他安葬在一个寺庙里，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尽管他遗弃过他的亲人，我们仍然爱着他”）。这段碑文还表现了那个野蛮人凶残的外形和善良本性之间的鲜明反差：
　　可怕的面容善良的心，
　　浓密的胡子坚强的心。
　　这就是有关那个在保卫罗马时死去的野蛮人德罗图福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可以说，这是巴勃罗·狄亚科诺能够抢救出来的有关他的故事的片断。我甚至没有弄清楚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6世纪中叶伦巴第人肆意掠夺意大利平原的时候，还是在8世纪腊万纳投降之前。我们还是设想这是发生在6世纪中（因为本文不是历史论文）。
　　让我们想象一下德罗周福特的永恒的彩激②，这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福特，毫无疑义，他作为个人世间只有一个，是个神秘莫测的人（所有的个人都是如此）。我们还是没想一下由他和其他许多和他一样被传统铸造成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志和记忆的产物。战争使他穿越难以捉摸的热带森林和沼择地区、沿着多消河和易北河来到了意大利，或许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南方，也不知道他要同罗马人作战；或许他信奉阿里乌斯教③，这个教派认为圣子的光荣，反映了圣父的光荣。当然，我们最好还是将他想象成信仰地神、信仰埃尔塔的教徒。那个被遮掩的埃尔塔的偶像放在由牛或战神和雷神拉着的车子里，行进在农舍间，而那些牛或神都是用木头粗制成的偶像，它们身上披着针织的外衣，衣服上缀满了钱币和镯子。德罗图福特是一个来自连野猪和野牛都无法进入的森林的白人，他很勇敢，但又残忍、无知，忠于他的首领和部落，但不忠于宇宙。战争使他来到了腊万纳，在那里他见到了他从未见到过或未完全见到过的东西。他看见了白天，意大利的柏树和大理石。他还看到了一个形式多种多样但不混乱的整体。他看见了城市，一个用许多雕像、庙宇、花园、房屋、台阶、大花瓶、塔尖和既规则又开阔的空间组成的整体。但任何一件物体（对这点我很了解）都没有因其美而给他留下如城市给他留下的那么深刻的印象。他见到那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见到一台复杂的不知它的用途，然而从它的设计中却可以想到其中某种不寻常的智慧的机器一样。也许他只需要看见一座拱门和一段用永恒的罗马字母书写的难以理解的铭文就可以满足了。突然间，灵光在闪烁，他感到头晕目眩，感到已经得到了新生，这灵光就是城市。他知道他在城市里将只会是一条狗，或一个小孩，他也知道他甚至不能理解这座城市，但他清楚这城市比他信奉的神灵，比他宣誓效忠的信仰和德国的一切沼泽地都要有价值得多。于是，德罗图福特离开了亲人，为腊万纳进行战斗。他死了。墓碑上刻着他即使活着也并不明白的话：
　　尽管他遗弃过他的亲人，我们仍爱着他，
　　祖国将一直铭记着他，我们腊万纳。
　　他不是一个叛徒（人们一般不会为叛徒写下如此感人的墓志铭）。他只是受到上天的启示，皈依了正教。几代人过去了，当年指责他是逃犯的伦巴第人也像他一样为人处世了。他们成了意大利伦巴族人，他们家族中的某个人（阿尔迪吉尔）也许繁衍了那些抚育了但丁的人……对于德罗图福特的行动有许多种推测，而我们的推测是最简单的，即使它不像事实那么真实，也颇具象征意义。
　　当我在克罗齐的书上读到武士的故事时，我感到异乎寻常的激动，我萌生了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叙述我的故事的想法。很快我就想到了那些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无限广阔的牧场的蒙古骑兵，他们在自己曾处心积虑地去破坏的城市里衰老死去。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要回忆起来的故事，我最终还是想起了下面这个故事，那是从我的已经过世的英籍祖母那里听来的。
　　1872年，我的祖父博尔赫斯是管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圣塔菲的南部边境的司令，司令部设在胡宁。从那里开始每隔四五里便有一座小型堡垒，再往里去便是潘帕斯大草原和内地大陆。有时我的祖母妙趣横生地谈起她过去的事，她这位英国女子命中注定要流放到这个世界的一角。那时，人们对她说她不是唯一在那儿的英国女子。人们将一位印第安人打扮的姑娘指给她看，当时那姑娘正缓慢地穿过广场。她光着脚，披着两件红色斗篷，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一个士兵对她说另一位英国女子想和她谈谈。这女子同意了，她满腹狐疑但还是大胆地走进了司令部。她古铜色的面颊上涂着各种颜色，看起来怕人，眼珠则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蓝色，英国人称它为“灰色”。她的身体像小鹿一样轻盈，双手瘦而有力，她来自荒野，来自内地大陆。在她看来，这儿的一切——门、墙、家具等都显得很小。
　　两位女子可能在一瞬间感到她们像是姐妹那样亲近，她们远离自己心爱的小岛，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我祖母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她寻找着词语，吃力地回答着，她重复着这些词语，仿佛在品尝以前曾吃过的东西一样感到吃惊。她已有15年没有说母语了，要想重新说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她说她是约克郡人，她的父母移民时把她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印第安人发起的一次攻击中她失去了父母，被印第安人带走了。现在她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已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个酋长是个勇敢的人。她是用一种夹杂着阿拉乌加语和潘帕斯土语的蹩脚的英语讲述这一切的。话语间可以听出她所过的生活的艰辛，他们住的是马皮制成的帐篷，用马粪当柴烧，吃的是烧焦了的牲口肉和半生不熟的动物内脏，他们经常在黎明时便拔营行军，对牲畜群发起攻击。她还谈起进攻时的人喊马叫，掠夺和战争，那些赤身露体的骑兵对庄园的掳掠。最后她还说那儿实行一夫多妻制，到处臭气熏天，还有巫术。对于这个英国女子陷入这伙野蛮人手中，我祖母深感不安，深表同情，劝她不要再回去了，并发誓要保护她，帮她赎回她的孩子，但是，那位女子回答说她很幸福。当天晚上她便回到那荒漠的地方去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在1874年的革命中死去。我的祖母从那时便可能在那位被这个大陆严酷的生活慑服并改变了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可怕的命运的影子……
　　那位金黄头发的印第安女人以往每年都去胡宁或弗尔特拉瓦莱的杂货店去买便宜货，或过过烟酒瘾。但自从和我祖母谈话以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但在这之后她们还见过一面，那是我祖母外出打猎时。她在低洼地附近的一间茅屋里，一个人在宰杀一只羊，那个印第安人打扮的女人像梦里见到似地骑马车到这里，扑到地上，吸吮着温热的羊血，我不知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还是为了表示某种不满，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
　　在这个女俘的遭遇和德罗图福特的命运之间在时间上相差了1300年，地域上隔了一个大洋，现在他们两个人已不在人世了。那个与腊万纳的存亡连在一起的野蛮人的形象和选择了荒野生活的欧洲女人的形象看起来是相悖的，然而，他们都是受到一种潜在的激情的驱使，一种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的驱使，他们是服从了他们自己尚未认识到的一种情感。也许我讲述的这几个故事本来就是一个故事，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对于上帝来说，都是一样的。

　　选自《阿莱夫》（1949）

（此文原载于博尔赫斯小说集《巴比伦的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