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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大马”

　　颜文 

　　读罢《马仲英逃亡记》，看得出来，半个多世纪以前浪迹于中国西北的瑞典人斯文·赫定非常欣赏这位黑马般崛起于新疆的少年将军———马仲英。马仲英的军事天才和处世风格与一代名将李广相仿，而他张扬的个性和天真率直，却注定他自己不过是一颗流星。 

　　年方弱冠的马仲英，兴衰都如一阵风刮过戈壁。能在斯文·赫定的著作中占一席之地，不能不说是这个少年的幸运。按照赫定对1928年新疆督军杨增新遇刺后政局的推演，绰号“大马”的少年马仲英能以几十骑崛起于南疆以狂飙之势横扫天山南北，说明无论当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要有效地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行使统治权，的确勉为其难。 

　　苏联和西方列强处心积虑争夺新疆，乐得看群雄并起。一个短暂而充满血腥的征伐时期造就了极富军事才干的新疆少年马仲英。他用兵神出鬼没，七百骑马队能在一周之内奔袭数千里，横穿大漠戈壁，从喀什突袭哈密。新疆群雄，莫不谈马而变色，哪怕是在他已失踪数年之后。 

　　交织着民族矛盾、地域差异和个人情感纠葛，“大马”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成为新疆最有个人魅力的历史人物。时至今日，在新疆，“大马”的故事仍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到处流传。 

　　“大马”的桀骜不驯是因为坚信马力和快枪。然而在新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仅有武功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马”的结局一开始就走上了悬崖。除了这本《马仲英逃亡记》，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和其他的著述中，赫定都断定，凭着热血和蛮力想在新疆的政治角斗场上一拼是不行的。“大马”少年气盛，相信自我、崇尚武力，坚信极端民族主义，成于斯毁于斯。在三年争斗之后，马仲英铩羽而归，从北疆开始了逃亡之路。他的存亡最后成为了列强斗争的投影仪。马仲英从此在人间蒸发，时隔多年后，赫定重返新疆，仍然可以听到各种各样关于“大马”结局的传说，有人说他仍然藏匿于大漠深处，有人说他得到了西方庇护隐居于土耳其，还有人说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劳改营看见过他…… 

　　斯文·赫定一系列西北科考报告中，对于政治人物的笔墨着力之深、关心之切，大概无人出马仲英其右。这些非常简练的记录是三十年代新疆政治史最直接的旁证之一。马仲英的昙花一现，说明新疆的重要性已被各种势力充分利用，他的覆亡，是建立各派平衡的基点。 

　　今天，我们只能在《马仲英逃亡记》中看到一张“大马”的留影，全身戎装骑着白马，一脸纯真和好奇。或许在这个寂寞高手的心中，真的只有天山和雪莲。 

　　生死天山
　　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

　　俞秀松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悲剧性人物。他是中共第一批53个党员之一，是中国C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称得上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他协助陈独秀，为党的创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1926年他受陈独秀派遣率领一百余名CP、CY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被指定为支部局的负责人；1935年他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派，率领二十余位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帮助新疆边务督办盛世才开展“革命建设”，并且在斯大林元帅的再三搓合下，与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结成连理。可是一年半之后，这位在新疆“第一个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却被斯大林元帅指使盛世才予以逮捕并押解苏联，并于1939年初与前苏联20个部长一起被枪杀于克格勃总部广场。

　　盛世才是一个很有点意思的人。

　　1934年盛世才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打败了马仲英、张培元之后，立即大张旗鼓地在全疆推行“反帝亲苏”的政策。为了表明坚定彻底，边务督办采取了好几个令人触目的举动：1935年，他将在新疆的德国、瑞士、英国、印度等外国教堂的神父、传教士，一律驱逐回国，有的更干脆以间谍罪名加以逮捕；1936年，他更明确下令不准在新疆挂国民党党旗，并将国民党在新疆设立的海关、邮局机关撤销，工作人员悉数驱逐回内地；督办同志本人则两次明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应该是够进步、够“左”的。但是，正在努力加入共产党的“督办同志”，却绝对禁止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组织。理由自然也冠冕堂皇：新疆已经成立了民众反帝总会，大家都团结在反帝总会的旗帜下，还要搞这个党那个党的干什么！

　　按一般百姓的眼光，督办说的也不无道理，反帝总会不是也在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么？然而作为共产党人，俞秀松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督办同志”的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反帝会只是受党影响的一个进步民众团体。两码子事。

　　1936年末，新疆教育厅长孟一鸣成为俞秀松秘密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手续自然严格秘密。活动也极其隐蔽。比方说，孟一鸣入党后，俞秀松只让他参加过极少几次党组织的秘密会议，而且这些会议往往也都以到郊外度假、出猎为名目。根据俞秀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认为这种经过精心掩饰的会议和往来，足以遮掩密探的耳目。

　　成熟的革命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说轻点，他低估了陆军上将的行政能力；说重点，他很不应该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1934年边务督办接受斯大林元帅的忠告，建立“政治监察机构”起，经过三年苦心经营，“督办同志”已经在克格勃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建立了堪称一流的间谍（或者说侦探）网络。尤其是那位与俞秀松一块进疆、以后出任苏联立陶宛共和国内务部长的王立祥（曾秀夫）担任这个“政治监察机构”的首脑之后，这个网络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套用一个德国神父描述杨增新的一句话来比喻这个网络的高效神奇，肯定不会过分。那话是：喀什的一只臭虫感冒，迪化的将军也会发烧！

　　“督办同志”很快就发现了教育厅长的秘密，或者说，俞秀松的秘密。他的震怒可想而知。

　　没费什么周折，“督办同志”便以“贪污”罪名将孟一鸣枪毙。

　　贪污本是古今中外官场中最常见的通病，“千里作官只为财”。因此，就老百姓而言，当局杀几个贪官“以儆效尤”，毕竟是件好事，哪里还会思虑那被杀的死鬼是真贪官还是假贪官呢？

　　俞秀松当然知道孟一鸣被杀的真实原因。他愤怒无比。在一次与盛世才的例行会晤中，他公开地诘问盛世才：孟一鸣被杀是不是还有不便言明的原因？盛世才矢口否认，并当即命军法处长拿出一叠厚厚的账单请俞秀松过目。俞秀松无言以对。他知道这些所谓的证据的可靠程度会有多高，但是他又无法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驳斥这些。他只能缄默，只能计划在以后的工作中更慎重一点，只能祈求这种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1937年12月27日，对于盛世同来说，大概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事隔58年后的1996年5月16日，当我在黄浦江畔采访她时，年逾80的老人对这天的记忆依然清晰无比：
　　12月27日晚上，俞秀松到新疆大学去检查学生自修，8点多了还没有回家。我们结婚以后他一直忙忙碌碌，我也就没当一回事。而且，我当时还在新疆女子中学读书，第二天要考生物，也就心安理得地复习功课。

　　过不多久，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打门声。开门一看，盛世才的4个卫士手提马灯走了进来，说督办有要事，请秘书长马上过去一趟。我说秘书长还没回来呢，你们先在客厅等着吧。卫士们相互对望了一下，也就两两成对地在客厅坐了下来。

　　我当时根本没有料想到会出事。尽管客厅里4个卫士的局促不安已经显而易见，我却仍然没有一点感觉。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为自己的麻木不仁悔恨不迭。我总在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机敏一点，是不是能让秀松少受一点苦呢？我知道这种臆想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总不能制止自己这样想。

　　9点半，俞秀松终于回到了家。他见门口有辆小汽车，又听说是接他到督办公署的，立即感到不妙。过去盛世才有事，总是事先打电话给他，而后，有时由他自己去，有时则由我陪他去，为什么今天要由小汽车来接他呢？但是他没有把担心说出来，反而安慰我说：你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我去看看再说。我叫他早点回来，他晃了晃头，说，不一定啊，就随着卫士出了门。

　　秀松走后，我一面看书，一面焦急地等他回来，心里烦躁极了。阿必列索夫奉召回国之后，秀松曾向我透露过一句：阿必列索夫可能碰到了麻烦。秀松会不会也碰到了什么麻烦呢？

　　眼见着过了12点，秀松还没有回来，我就给盛世才挂了电话。他说有要紧事，正商量着呢，叫我先休息。到了后半夜两点，还不见秀松回家，我又再给盛世才打了电话，他又说是到苏联总领事馆办事去了，可能要到天亮才能回家，叮嘱我不要东想西想，早点睡觉。我哪里睡得着呀，整夜的心神不定，昏昏沉沉。
　　第二天天亮了好久，仍不见秀松回家。我只好先到学校应考。考试一结束，我就匆匆地赶了回来。一敲门，厨师就满面泪痕地对我说：秘书长叫人抓起来了，公安处叫你把被褥和洗脸用具送去。我一听火了，拿起电话就质问盛世才为什么无辜抓人。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叫我过去一趟。

　　我赶到督办公署，母亲和姐姐正相对哭泣。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立即找盛世才评理。他说俞秀松参加了一个“阴谋暴动案”，要杀他。我说你有什么证据？他说监狱里有人供出了这个阴谋组织的名单，上面有王寿成（注：即俞秀松）的签字。我说你把这个签字拿出来！他说你先把棉被拿到承启处，叫他们转给王寿成。签字么，以后当然会拿出来。

　　妈妈、姐姐也哭着劝我，说：同儿，天这么冷，没有被子，王秘书长怎么过？千理万理，身子要紧呀。我想着也是，就连忙回家张罗着给俞秀松送被子。

　　送好被褥我又去找盛世才，一见面他就变了脸，说：没有证据我会抓人？王寿成不仅同阴谋暴动案有关，还同托派有关系。过几天就要开公审大会，你自己当面去听！

　　我没料到自己的亲大哥会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同秀松结婚才一年多，但我相信他不会搞什么阴谋暴动，更不是什么托派。等盛世才的话音一落，我就毫不妥协地站起来说：你说有证据有事实，拿不出事实我枪毙了你！

　　盛世才一听暴跳如雷，拍着桌子指挥卫士：“把她抓起来”！我毫不胆怯，心想要抓就抓，姑奶奶豁出去了！我冲着盛世才说：抓吧，我要怕你就不叫盛世同！

　　盛世才的卫兵都认识，见我一副拼命的架式，没有一个敢上前动手。恰巧妈妈也闻声赶了过来，一见这样子就哭了起来。盛世才在外头霸道，在家里可孝。看妈妈哭得伤心，顿了顿脚，也就走了。
　　妹妹与哥哥的第一次交锋即此结束。在俞秀松被捕的日子里，兄妹间的这种交锋还要持续多次，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得先把兄妹间的斗争暂且搁一搁。盛世同在同笔者交谈时告诉我：“秀松被捕后我一直在想，一定是有人在害秀松。这个害他的人又是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我们的女主人公都还云遮雾罩，与故事相距60几年的读者诸君的疑惑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还是让我们先把谜底抖一抖吧！

　　的确是有人在害俞秀松。这个害人者就是俞秀松的“宿敌”王明，还有那个一度在中共党内红得发紫的人物——康生。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飞往延安。当时还没有波音747。由莫斯科飞延安必得在迪化加油。于是，王明、康生顺理成章地便成了“督办同志”的座上宾。

　　陆军上将在东花园官邸隆重热烈地宴请了“敬爱的王明同志、敬爱的康生同志”。宴请之余，积极上进的“督办同志”很自然地开始了讨教革命方略的过程。他不曾算计，这恰恰是“敬爱的同志们”所等待的一刻。

　　打头的自然是王明。他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介绍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他的滔滔不绝暂一停顿的时候，已经有点不耐烦的康生不失时机地插了进来。他介绍了联共党内开展了数年之久的“反对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介绍了苏联驱逐托洛茨基的伟大胜利，而后谈到了中国的托洛茨基合伙人陈独秀，谈到了“托陈取消派”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那危害真是不得了呀，弄不好就把整个共产党给亡了，把整个国家给亡了，把整个民族给亡了。
　　盛世才瞠目结舌。从1934年在新疆建立“政治监察机关”起，他已经在新疆抓了好几批“阴谋暴动案”。虽然没人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他知道背地里骂娘的大有人在。可是，与斯大林大元帅肃清反革命、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相比，新疆清理“阴谋暴动案”的声势规模，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陆军上将甚至有点洋洋自得了。就在他有点感到欣慰的时候，康生已经转换了话锋。他告诉盛世才：1935年由苏联派到新疆的24个人，有许多人是托派。如果听任这些托派继续隐藏下去，对于新疆的革命与建设必然产生巨大的破坏。

　　盛世才不寒而栗。联共把托洛茨基都赶了出去，他却把“托派”留在新疆委以重任，斯大林元帅对他的影响怎么着说也不会好。他急忙请教康生：到底哪些人是托派，请你说出来，我好采取防范措施呀！

　　康生卖开了关子。他说，这些人都化了名，我说出来你也搞不清楚。这样吧，你把他们的照片拿来看看，谁是托派，我一看就知道。

　　盛世才命人拿出一撂照片。王明、康生指认为托派的，第一名恰恰就是俞秀松。

　　摘自《生死天山》
　　黄仁柯　著
　　定价：22．00元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大漠雄风改变一切

　　红柯

　　这种剽悍和野性的力量正是小说的一种精神

　　我执迷于这种西部的野性的力量

　　骑手又回到烁亮的露珠里，回到祁连山神马谷。那是多么绝望的一粒露珠！无边无际的旱塬和光秃秃的群山寸草不生，唯一安慰他的只有天空。他站在山崖上仰望高空望了好多年。

　　——选自《收获》2001年第四期《西去的骑手》（红柯著）

　　我在陕西出生，在陕西上大学，我的文学之路也从陕西开始，写诗，很婉约很柔美的那种诗。后来远走新疆，在天山脚下的10年，写诗的红柯一下子暴烈起来。大漠雄风改变一切。你可以想象一个关中子弟置身于西域的情景。

　　其实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改变的仅仅是文明的外壳。

　　我生长于农村，很小就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手指粗短弯曲至今合不拢。我是很适合在大漠生活的人。毕竟上了四年大学，读了不少书，职业又是教书，从中专教到大学，教的还是写作课。很危险的一门课。为了有利于创作，我时刻注意职业病。在我的意识里，文章没有文体之分，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学术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诗歌、小说不谈了，戏剧没写过，但我喜欢读剧本，迪伦玛特、奥尼尔、威廉斯的大作比小说好看多少倍！《天演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绝对是一流的美文。回想一下，我从诗歌转入小说时也是一团混沌，没有长中短的意识。有意识写短篇是1996年以后的事。

　　我觉得一个人的基本欲望决定他的创造力。我是个贪吃的人。这下就谈到搅团这种吃食，通俗一点就是浆糊，玉米面搅到开水锅里，不停地搅呀搅，煮熟为止，搅得越粘越好。火不能太猛，最好是麦草火，慢慢煨着，木杈子不停搅着，锅里咕咚咕咚噗儿噗儿冒气泡，跟火山口上的岩浆一样，地球的大肚子里就装着这么一团滚烫的热搅团。别人喜欢吃漏鱼，我喜欢大块大块吃，铁勺刮出来，倒入凉水盆里，都是手片大的厚块块。在十七八岁时，我一口气可以吃掉一大盆。三伏天，一场农活下来我的饭量差不多顶一头牛，全村人目瞪口呆。

　　马仲英这个角色很适合我，在兰州不远的临夏城里，民国初年，十七八岁的愣头小子，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开战，失败后，远走新疆，出入大漠如同儿戏，在乌鲁木齐郊外，全歼苏军一个骑兵师。那种快感跟吃大盆搅团是一样的。

　　这种剽悍和野性的力量正是小说的一种精神，尤其是长篇小说。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或者如略萨所言小说就是一种谎言里的真实。从1996年我的天山小说开始，我执迷于这种西部的野性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优雅的人。即使我的教师职业，我也喜欢把课讲得野一些，我的课堂常常挤满许多外班的学生。系领导三番五次勒令我把课讲得臭一些，说同事们有意见，我问他学生有没有意见，他无语，过几日又很执著地告诉我，你最好不要上课了。

　　把课讲臭确实比较难，把小说写臭，我想也不容易。

　　■本文作者红柯，1962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陕西宝鸡师范学院，在新疆工作十年，现为宝鸡文理学院教师。
　　http://www.bookoo.com.cn/topicdata/zsd00051601/yanghk.asp

　　红柯简介： 
　　红柯，又名杨宏科，男、1962年生，陕西岐山人，1985年毕业于陕西宝鸡师院中文系，留校编院刊，1986年8月自愿到新疆伊犁州技工学校工作（该校位于奎屯市），1995年11月底调入陕西某高校任教。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先是诗歌；90年后专写小说，主要作品有《美丽奴羊》、《奔马》、《阿力麻里》、《鹰影》、《太阳发芽》，以上为短篇，中篇有《金色的阿尔泰》、《阿斗》、《跃马天山》等，长篇有《百鸟朝凤》。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选本转载。短篇小说集《美丽奴羊》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并被评为97年全国10佳小说，入选97年、99年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获得山东省里建国50年优秀作品奖，首届冯牧文学奖。

　　一代枭雄马仲英祸乱新疆始末
　　南疆 

　　早年间，“马仲英闹反”，成了新疆一个痛苦时代的代名词，它在新疆各族人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血红的烙印，身临其境的老人们至今回首往顾，仍不禁恨之切齿、泪眼凄然。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回族，甘肃河州(今临夏)人，与西北著名军阀马步青、马步芳是堂兄弟。他少年得志，1928年17岁时即任营长，后创建甘宁青联军，自封总司令，人称“尕司令”。1931年他被蒋介石委任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名义上打着“国军”的旗号，实际上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军阀。后遭马步芳猜忌追剿，在甘青宁难以立足，意欲进新疆发展。 
　　1931年春，哈密反金树仁起义武装，与前来镇压的省军处于对峙状态。这时，起义军派代表到肃州(今酒泉)，邀请马仲英进疆援助，他立即欣然答应。 
　　1931年初夏，马仲英诡称“奉命出关”、“兴师援哈”，打着宗教的旗号，率400余众向新疆进发了。这是一支粮草不继，以大刀长矛为主要武器的部队，他们在哈密东郊黄芦岗首战数倍于己的省军，大获全胜；继而在和加尼牙孜的配合下，攻克哈密回城；又顺势北上，以100余骑攻取镇西(今巴里坤)，歼灭省军两个团，缴枪 500余支，当时民谣唱道：“一人一马一矛枪，来到新疆换钢枪。” 
　　此后，马仲英围城打援，率200余骑北上迎击弛援哈密的省军杜国治部，两军在??墩接战，马仲英身先士卒，1500多人的省军一战而溃，旅长杜国治兵败自杀，马仲英亦负重伤，丧失指挥能力。加之此时与哈密起义武装首领和加尼牙孜因分战利品等而生摩擦，金树仁又启用张培元、盛世才率大军前来进剿，马仲英看到速胜无望，就留下两支人马配合尧乐博斯及和加尼牙孜继续与省军对抗，自己则率部撤退到甘肃安西、敦煌一带蛰伏起来。 
　　哈密农民起义，开始是为了反对金树仁政权的残暴统治，是正义的。不久，原王府的大小头目乘机混进了起义队伍，使起义蜕变为复辟王制的暴乱，他们煽动民族仇杀，完全走向了反面。在与马仲英合流后，更成为糜烂全疆的祸水。 
　　虽然盛世才领军征战东疆多有胜绩，并收复吐鲁番、鄯善，但马仲英和哈密暴动势力并没受到根本扼制，相反，他们采取避敌锋芒的策略，在东疆进行军事牵制的同时，不断派人深入到全疆进行煽惑。其间马仲英也相继派小股武装入新骚扰，进而命其部下马世明、马全禄率军进疆作乱，他们与各地方武装广泛串通，到处伺隙捣虚，袭军扰民，直接挑起焉耆、喀什、和田、阿山的暴动，南疆整个陷于和加尼牙孜等地方势力的控制下，北疆的无政府状况也日益加深。1933年春，马全禄部兵临迪化城下，炮弹已在督办府门前炸响，金树仁陷入四面楚歌。马仲英见此情形，振奋不已，遂亲率主力二次入新，省军兵无斗志，马军直逼省城。适逢“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马仲英眼见煮熟的鸭子飞了，恨得顿足捶胸，发誓决不罢休，与盛世才势不两立。 
　　此时，和加尼牙孜和尧乐博斯已受盛世才离间而与马仲英分道，马仲英便与金树仁旧部张培元结成反盛联盟，就在攻击盛世才几近成功时，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使盛转危为安，张、马联军赔了老本，马仲英败走南疆，妄图收拾残部卷土重来，但这已于事无补，他的二次新疆之行也走到穷途末路，不得不离境出走，余部尽被盛世才收服。 
　　马仲英为圆自己的“新疆王”美梦，两次带兵新疆，历时三载有余，由东疆而南疆，由南疆而全疆，与金树仁战，与盛世才斗，也与和加尼牙孜撕咬，颇显示了一番“不凡”的军事才干。此人还有更大的野心，他曾扬言：“我到南疆征集50万士兵，两年后征服全中国，然后，再用三年时间，征服苏联，把边界推进到土耳其，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家。”虽然，这纯粹是痴人说梦，但他的所谓战绩，却是与各族百姓的大量伤亡、财产的大量损失为代价的。那些年，马仲英的铁蹄到哪里，哪里便燃起战火，全疆城镇鲜有幸免。城破之时，更是生灵涂炭，惨不忍睹。几年战乱，全疆人口锐减，饿殍遍野，田园荒芜，一派凄凉。以一己之私欲而置全疆各族百姓于水火，其罪责是用任何遮羞布都掩饰不了的。

　　盛世才在新疆 

　　孙越崎 

　　盛世才是一个阴谋家、两面派。他是辽宁省铁岭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北伐后他回国到南京，经朱绍良的介绍，在参谋本部工作。住在朱绍良家里，兼做朱的女儿的家庭教师。他在参谋本部很不得意，但有野心。因此他辞职跑到新疆去，后来任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的参谋长。 

　　辛亥革命时，巡抚袁大化离开新疆，藩台杨增新被推为新疆都督，后来他的参谋长金树仁杀杨而继任之。一九三三年盛世才又将金树仁杀死，自己登上边防督办宝座。不久盛又以请客为名，诱骗帮他上台的陈中、郑润成等人先后到东花园枪杀了。新疆学院院长、全国著名教育学家杜重远，是盛世才的同乡好友，特地请来新疆任教，也被他杀害了。盛世才由于作恶太多，本人一向不敢出督办公署。这督办公署是二层楼的平顶洋房，屋顶四周都是城碟，昼夜有人站岗，保卫森严。他总是疑神疑鬼，晚上睡不着觉(他自己说的)，脸上满面是油(我自己看到的)，对谁也不敢相信，吃饭要别人先尝尝，恐怕里面下了毒药。 

　　回族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时，盛世才与马仲英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盛世才靠苏联出兵，派来了第八团才解了围。从此以后，整个新疆除了督办公署前面广场的旗杆上挂了一面国旗外，其他地方挂的是五星黄旗，到处挂盛世才的标准相，不少地方也挂斯大林像。新疆商场上无论日用百货、呢绒布匹，烟酒糖果都是苏联的商品。抗战开始后，苏联要我国的钨、锑、锡等特种矿产品和桐油、猪鬃、茶叶等农产品。叫盛世才修了一条公路，从迪化一直到邻近甘肃边界的星星峡，与甘新公路相衔接。苏联以旧军火换取我国的农矿产品。一九四二年我第一次去新疆时，盛世才对我们说，这条公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立了大功。 
　　盛世才投靠苏联以后，写了“六大政策教程”的巨著，是宣传他的一套独立为王的理论。这六大政策是亲苏、反帝、民平(民族平等)、和平、建设，廉洁。到处树立标语牌，写这十二个字的六大政策。这部书的第一册首页写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我第一次到新疆时，看了这个教程，觉得他有点像旧戏里的西凉王的神气。虽然如此，他与蒋介石是有单线联系的。他的二弟盛世骥是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是代表盛世才和蒋介石作秘密联系的。 

　　东北有一部分抗日义勇军约几千人最后撤退到苏联，被解除武装后，苏联把他们送到新疆交给盛世才。盛世才就靠这批东北同乡巩固他的地位。他的核心力量完全是家族统治。他的岳父邱××是他的军师。他的联襟王××是他的参谋长，他的弟弟盛世骥是与蒋介石的联系人，另一弟弟盛世骐留学苏联，是机械化旅旅长，盛世才后来疑心他是共产党员，要篡他的位，把他暗杀了。他的内弟邱毓熊也留学苏联，象个青年有为的样子，是他的死党。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在新疆称她为邱院长，系新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在新疆是最有权势的。盛世才靠这个家族为核心来统治新疆的。 

　　我第一次去迪化时，盛世才曾对我和其他几个人的面，大骂黄慕松。他说：“黄做新疆宣抚使，进行挑拨，使我与中央发生了隔阂，加上马仲英围攻迪化，不得已误入歧途，投向了苏联”。他对斯大林总是不放心，怀疑斯大林总有一天不要他。当一九四二年德国法西斯军队打到斯大林格勒附近时，他认为斯大林格勒不久将陷落，苏联要失败，所以他反苏反共投蒋．后来德军失败了，一九四三年秋他又想投苏反蒋，没有成功。总之，他翻来复去，都是为了保持自己“新疆王”的地位。结果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历史上耍阴谋、搞两面派的人一样，以失败而告终。 

　　盛世才于一九四二年投蒋将近一年之后，一九四三年七月忽又态度改变，把蒋介石派去新疆的党政人员，除罗家伦外，统统逮捕起来，这个转变的原因是那时斯大林格勒不但没有失陷，而且苏军在苏德战争中反攻胜利，同时盟军就快要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盛世才又再次通款投靠苏联。但这时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已深痛恶绝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对蒋介石秘密表示，苏联不会再支持盛世才。因此蒋介石以胡宗南的军队仍驻在河西走廊，有实力为后盾，决心把盛世才调出新疆，派他为农林部部长，盛世才前有压力，后无退路，无可奈何，只好屈服，离开迪化，到重庆就任农林部长的闲职。这样所有在新疆被捕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最后都没有被杀害。而在他临走前，为讨好蒋介石起见，却把中共派在新疆的代表团陈潭秋、毛泽民等不少人残酷地杀害了。罗家伦说的北山上每晚听到枪毙人的枪声，看来不是毫无根据的。 
　　盛世才不久到重庆就农林部长之职，蒋介石叫盛世才带他自己的卫队从新疆沿途保护他到重庆。这卫队后来就驻在重庆南岸盛世才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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