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空间的开拓是９０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过去在我们的文学写作中，比较强调的是开拓公共空间，不太重视开拓私人空间，甚至写私人空间的东西还要受到非议。如今大量写私人空间的作品出现了，其中尤以女性写作为最，突出的代表有陈染、林白、海男诸人。写私人空间的作品似乎呈一时之盛，成为文坛、乃至社会上瞩目的焦点。褒扬者有之，贬抑者亦有之。

　　所谓私人空间，对于女性写作来说，主要是指与女性的个体生存经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有关的东西，特别是女性的身体经验、性经验和女性的隐私。这种书写，在以往的女性写作中是很少见的，它几乎被视为一个禁区。８０年代下半期，王安忆、铁凝和残雪的某些作品中首先突破了这一禁区，但在当时的整个女性写作语境中，毕竟还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到了９０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女性写作者显然是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关于“身体写作”理论的影响，“躯体写作”和“躯体语言”遂成为女性写作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私人生活》（陈染）、《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我的情人们》（海男）等作品的相继问世，“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对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性经验的书写也就蔚然成风。

　　阅读这些作品，是对传统的阅读经验的挑战，因为它提供了传统阅读经验所没有或很少提供的东西，从而也是对我们原有阅读经验的补充和开拓。文学写作本来就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活动，它的表现对象也应该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对个体的私人空间的书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本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从女性写作自身来看，私人空间的开拓还是对男性话语中心的一种颠覆和消解，因为男性话语中心曾经对女性话语形成了种种限制，以宏大叙事抵消个体叙事、以公共空间取代私人空间，就属于这样的限制。因而，西方女性主义者甚至认为，妇女在通常意义上进行写作是无济于事的，要想摧毁菲勒斯中心语言体系，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躯体）来写作。这无疑是对女性写作、乃至对整个文学写作活动的一个开拓。

　　女性写作重视私人空间的开拓，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仅仅停留在私人空间中又是很不够的。如果像有些女性论者所说的那样，女性写作者只有回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能够用来书写自身的只有自身的躯体，那就未免太狭窄了。放弃对公共空间的书写，也会使女性写作陷于褊枯。１９９５年，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一己的感情波澜毕竟不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的意见；１９９６年，女作家马瑞芳在南京的女性文学研讨会上，也提出过女性写作者要“走出闺阁”的主张；新近，还有一些论者提出了女性写作者有必要开拓写作精神资源的问题。当然，究竟是坚执于私人空间，还是突围到广阔的公共空间去，每一个女性写作者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相关连的一个问题是内视角和外视角问题。由于一些女性写作者比较注重对私人空间的书写，因而很自然地更多运用一种内视角的写作，即更注重于表现个体的心灵世界、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更注重于表现个体的欲望，更注重于启用个体的倾诉和个体的记忆，正如林白所说：“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被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记忆与个人化写作》）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源远流长的男性中心机制，客观上阻滞了女性对世界的参与和体验，使女性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现代社会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女性有了较以往更多的参与和体验世界的机会，但女性自身的性别处境，仍然使她们难以与男性站在世界的同一地平线上。女性的天性也使她们更多地关注个体内在的一些东西。这就形成了女性写作较多地运用内视角。

　　但女性写作并非注定就只能运用内视角，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女性写作者在实践中早就突破了这种限制。视角问题的确不应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那样就容易落入题材决定论的窠臼。但视角问题确实也关系到写作者视界的宽窄和大小，视界窄小者必然难以面对纷纭变幻的大千世界，那就只好退回到封闭狭窄的私人空间了。因此我想，为了不对女性写作的发展造成一种人为的限制，我们应当更多地提倡内视角和外视角相接合的写作，提倡从单视角过渡到多视角的写作，而不是只对一种视角（内视角或外视角）的写作投以青睐，那样就必然会造成女性写作的褊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