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一、“新生代”的意义
近年来文学界对“新生代”这个术语颇迷恋。《广州文艺》连续几期推出了“广州新生代”专栏，《上海文学》也隆重地推出了“沪上新生代”专号。刊物用如此大的篇幅推出这些在艺术上不一定成熟的新人新作，事实上隐含着文学界某种变革的渴望，希望文学的“新生代”能像地质的“新生代”一样有改变沉寂格局的力量；希望文学的“新生代”用自己生命的活力去冲击“古生代”的僵化。
当那些文学的“古生代”和“中生代”————功成名就的作家们正在埋头炮制他们的“《红楼梦》”或进行“文本”实验时，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一些知识分子在埋怨生活，并坐在书斋里扬言要瓦解传统价值时，更多的年轻人正在参与着、改变着生活；当北方农民还在面对荒凉的土地，重复着古老“信天游”悲怆的曲调时，南方的年轻人正在现代都市文明的漩涡里承受着新的试炼。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十分复杂的变革时期，即使是整个理论界也无法对当代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感到陌生的现代都市文化，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价值判断，更何况这些年轻的作家们，但新生代作家却把他们最敏锐的触角，伸向了真实的生活之中。你可以说他们学养不足、思想单薄，还可以说他们在艺术上不够成熟，但是，他们写得很真实。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包括有钱的欢乐和无钱的苦恼，有爱的尴尬和无爱的惶惑。
二、金钱主题和情感的虚位
对金钱的诅咒，是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在作怪。这种思维方式把生活分成世俗的（金钱）和神圣（精神）的两类。他们认为，生活之所以乱糟糟的，是因为金钱所致。其实金钱作为交换的中介是中性的。人们之所以不敢正视它，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缺少心的真诚和行的节度。还有一种人想完全拒绝金钱，去过苦行僧的生活，并想让所有人都像他那样“神圣”。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一种表达的虚伪。为什么不可以让所有在致富的希冀中奔波的人自己去承受生活的磨难呢？
“在城市里，我终于学会了奔波，／一心一意渴望金钱。／我的梦想做了一次战略性转移，／从不知所指的心脏挪到了有钱人的皮夹。”（凌越：《虚妄的传记·之四十》，《广州文艺》１９９７年第九期，以下引文仅注期数）。
要知道，“王何必言利”这句话，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儒家强调的是礼的节度和心的诚质。在一个“文质偏行”的时代，孔子也认为要：宁有质而无文。这就是对“诚”的要求。凌越在诗中就直接地表达了金钱的主题，而不是逃避或用所谓的“神圣”主题来掩饰。所不同的是，他同时还呈现了“梦想”从“心脏”挪到“金钱”的过程及其焦虑，这当然是他个人所必须承担的。更何况，凌越并没有认为金钱是都市文明中的唯一主题。
“人们行事有一种隐蔽的规则，／比如，在拥挤的迪士高舞厅，／盛夏的海滩，总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仿佛源源不断提供着孤寂。”（《虚妄的传记·之三十》，同上）
这个空位，正是金钱和物质所不能充填的。它是精神的空间、情感的空间；但它决不是虚假的无病呻吟，而是在物的挤压下产生的真实感受。正所谓“虚实相生”，这“虚”的情感空位，便成了“实”的金钱欲求的一种节度。
最有意思的是陈珂，他设想了一种物质欲望与情感需求合而为一的境界：“……词的雪糕、音符的帽子……／不要太费力了，轻松点儿，陪着我／你的故事，把它放进牛奶里……你不要再想了／就让果仁儿做你的词语，还有吃的”（《驶向夏天·女孩子》，第九期）
每一个诗的符号，每一个情感的词汇，同时也是一个物质的符号。这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爱情观。它不同于那死去活来、海誓山盟的爱情悲剧。这种理想的境界，或许正是新一代年轻人正在创造的境界吧。
三、情感恐惧症与逃避的代价
将情感的法则带进现实，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现实竞争中的失败者；用金钱的法则来取代情感的法则，情感将不复存在。当代都市文明中的情感恐惧症，正是在这个双重矛盾的挤压下产生的。
姚中才在中篇小说《不爱合同》（第十期）中，则更为真实地表达了这一代人在情感和欲望的追求中的矛盾和代价。
《不爱合同》写了一位广州的流浪记者司徒吉与女歌手李雪之间一段情感纠葛。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故事，而是当代都市文明中，整整一代青年在现实生活重负之下，不得不放弃情感所付出的精神代价的真实记录。
司徒吉与李雪交往的前提是一份带有浓郁商业色彩的合同。“不爱合同”上写着：“合同双方认为，爱情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是一些痴人的游戏，订约者心智健全，绝不陷入到愚蠢的爱情中去。立约人：司徒吉、李雪”。这份颇有游戏色彩的“不爱合同”，成了他们情感恐惧症的遮栏，成了他们在现实法则中苦苦挣扎的支柱。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对生活的呈现，而是一步步地将矛盾推向极致。李雪因失业而不得不去酒店当陪唱小姐；“不爱合同”这种形式并不能约束他们的心。司徒吉为了李雪也不得不放弃清高，而昧心去为书商写色情、暴力的书。当司徒吉失业后不得不靠李雪生活，而又鄙视她的职业时，李雪说：“我卖身不好，可也比你卖心强。……有什么是你真正爱的？……你才是真正没有明天的人。”这就是李雪离开广州前对司徒吉的宣判，也是生活对司徒吉的宣判。
传统文化中那种君臣父子、大夫庶人的等级制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更多的人不必承担责任，一切都由救世主安排。当这一传统丧失，英雄情结被瓦解，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时，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独立担当自己命运。司徒吉逃避了爱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同时，他也必须担起另一种选择留下的后果————一种无所依托的深渊感、一种情感的虚位。生活给了他惩罚，也给了他报答。在这里，作者自始至终没有给出任何价值评判，也没有当生活的导师，而是让他的主人公自己去承担那一个选择、去见证那一段生活。《不爱合同》是“广州新生代”专栏中份量最重的一篇小说。
如果从创作技巧（如何写）的角度来看，三期“新生代”作品还有许多话可说。比如，沈灏的小说《复印机》（第八期）、杨早的小说《李照相》（第九期）结构就十分巧妙。沈灏对工业文明中劳动异化的感觉也传达得非常精微。葛雷的小说《十九岁的闰八月》的思路很宏大（这个三千字的小说起码是一个中篇小说的素材），但遗憾的是他缺少对细节的驾驭能力，而这正是张悦、采石、祥子等人的长处。陈进的诗歌技巧娴熟，但似有观念外露之嫌；江城和温志峰的诗，如果能更好地处理现代思维与传统意象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为上乘……。
三言两语，也只能顾此失彼了。回到前面的话题，文学中的变革一定会产生在“新生代”之中。但会不会出现在“广州新生代”之中呢？这不是我所能回答的，而是要让他们的创作来回答。
【编后按：此文原载于《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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