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守谦
八、九十年代之交，不少论者著文预测即将到来的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将会出现怎样的新景观，同时也提出应该给“新时期文学”划上“句号”，代之以“九十年代文学”的新概念。１９９２年８月，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与山东《作家报》在京联合召开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又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与会者认为，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美学风格发生了巨变，诸如：“闲适性成为引人注目的倾向”，“‘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转化”，文学的功能“电教化转向消费”，等等。会后多家报刊刊发了有关“后新”文章，影响波及海内外。及至九十年代中期，有的论者在实际研究中已经不再把“新时期”作为正在展开着的现实，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来对待了。张颐武发表在《文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上的论文《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即是例证。有些论者尽管未用“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而采用“九十年代文学”或“转型期文学”的概念，在客观上也就等于把“新时期文学”的“句号”或“底线”划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了。
当然也有不同于此论者。陈美兰在《文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６期上发表的论文《“文学新时期”的意味》，堪称代表。陈文认定：从第四次文代会为起始的文学新时期，“到今天，我们仍在进行着，历史尚未到了让我们停下来细细总结的时刻”。其中的许多论证，颇有见地，值得思考。
这就出现了两种“新时期文学”研究，会不会由此衍化出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我个人是赞成把“新时期文学”的“句号”划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因为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取代昔日的计划经济，加之社会生活日益信息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愈来愈不同于“文革”后的七、八十年代，文学的整个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启用“九十年代文学”或“转型期文学”概念，更能反映新的文学现实。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与政治或历史的“新时期”确实有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然而文学毕竟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文学的“新时期”一旦形成，它便获得了仅仅属于它自身的特殊内涵，并且与此前此后的文字史相联接。而启用“九十年代文学”的新概念，对于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可以避免继续使用“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所带来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历史，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相并列的时候，那么，我们便可以不再以动态的、现状追踪的方式，而是以相对静止的、追根溯源的方式来研究它，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富学术性。
事情总是十分复杂的。当我们以“九十年代文学”的概念来看九十年代文学现实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的许多作品，如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１９９０）、陈源斌的《万家诉讼》（１９９１）、刘醒龙的《凤凰琴》、蒋子龙的《畅叙黎子流》（１９９７）、铁凝的《秀色》等中短篇小说，还有像最近获茅盾文学奖的几部长篇小说，刻划的都不是“小写的人”，不能当作“闲适性”、“文化消费性”的作品来对待，说它们是九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不会有什么错误。那么把“新时期文学”的“句号”或“底线”划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不是又划错了呢？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新时期文学”不单单是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种美学风范。任何一种美学风范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轻易地消失掉。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他认为唐有“宋调”，宋有“唐音”，并援引席勒的话，说“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古今者。”以古观今，作为一种美学风范的“新时期文学”，在开放的、多元共竞的九十年代文坛上仍然保留着一席之地，甚至保有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席位，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何况上述作品的许多作者原本就是七、八十年代文学的“新时期”的宿将呢？
１９９８·１·１５北京
【编后按：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一向采用后新时期的概念，因此这篇文章我觉得有史料价值。但可笑的是文章中最触动我的地方是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关于唐诗宋诗的说法，看来人写文章真是要多引点东西，因为有化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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