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文学期刊的存在与虚无
经过八十年代无可比拟的辉煌，九十年代无可奈何的彷徨，进入1999，文学期刊终于不得不在强有力的市场面前作出应对，在新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纪实、生活、时尚和实用期刊的重重围困下，文学期刊终于意识到了收复失地的紧迫性，纷纷推出新版：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数量减少，内容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体育等等的随笔、杂文、言论、笔记、回忆、纪实等非虚构类、“跨文体”的文章大为增加，此类文章在一些文学刊物中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比重。
这些堪称惊人的变化，正如一些论者所说：文学淡出，文化凸显。人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文学刊物吗?而我们进一步想问的却是：是不是文学刊物就那么重要吗?把文学夹在一大堆非文学的文字中间又怎么啦?《纽约时报》还大量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呢。也许，我们过去把文学期刊做得纯而又纯的想法，本身就是期刊发展的一个误区。而现在的改革，对于编刊人来说，很大程度上却是意在市场并非意在文学的，推动文学期刊改革的潜意识其实来自“文学作品不好卖”这一共识。所以改刊，与其说是收复失地，不如说是开拓疆域。问题的实质已经转换成了“到底是还俗还是继续媚雅，而如何走出“要文学还是要生存”这样一个看似二元对立的尴尬处境，也正是文学期刊在1999年的存在与虚无。
那么，改革之后的文学期刊又怎么样呢?是更有市场更好卖了，还是更好地推动了文学创作?还是让我们看看各刊的高招吧。
四平八稳的《收获》在全国近百家文学期刊中，《收获》一直是读者、作者心目中的龙头老大。这不仅是因其为德高望重的巴金所创并长期主编(实际上编务早已交到了下一代李小林、萧元敏手上)，而且因为它高屋建瓴地把握文学流变和作品内质的独特眼光。尤其是整个八十年代，《收获》同步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首，所刊发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就，并藉此为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异的贡献。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收获》仍然风光独领，刊发了以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李辉的《沧桑看云》等代表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收获的作品。文学期刊普遍走衰的时候，《收获》以其沉稳老到为人称道。但是近来却有些过于四平八稳了，以不变应万变，看起来越来越像个没脾气的老师傅，借用莫言的小说题目“师傅越来越幽默”，不知《收获》是否也想幽谁一默?
文学天涯的《天涯》《天涯》像它的刊名一样，自韩少功、蒋子丹接手后，就把它定位在文学边缘。封面上所标明的“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文学”“研究与批评”“艺术”五大板块，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边缘性期刊”的牌。其成功的编辑立场，使其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卓有成效地逼近了中国一流文化期刊，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阅读期待中的理想刊物之一。而新版《天涯》所以成功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纯文学的，那么，在改版运作之初，他们是否已经先在预感到了纯文学期刊日后的存在与虚无之境呢?
凸凸凹凹说《大家》《大家》出世，先声夺人。大开本，大制作，大师作封面，名家任主持，网罗成名作家，推出当世精品，其刊名的英译更是直接标明“大师”，俨然要成为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摇篮，在五年前已显衰靡之势的文学期刊市场搅起了一场《大家》旋风。然而起步的定位似乎太高，一俟尘埃落定，即捉襟见肘。97年再鼓雄风，设立十万元“大家·红河文学奖”，开中国文学奖额最高之先河。如果说当年的首届获奖作品莫言的《丰乳肥臀》尚称差强人意，那么第二届无可奈何的分而发之，则已见出其勉为其难。但是《大家》人似乎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99年别出新意，增设“凸凹文本”，为跨文体写作大张其目，但就一、二期的刊出的作品看，却又作秀大于作文，紧张多于舒展，难见“跨体”优势。而且阅读障碍远甚阅读快感，趋向实验而背离生存，确实堪称“凸凹”。在《大家》的运作中，似乎更突出地体现着文学期刊的存在与虚无。
杂花生树在《花城》作为文学期刊中已成明日黄花的“四大名旦”之一，《花城》的姿态，曾经是一种可敬的坚持。在今天的文学期刊之林中，它也许是惟一仍然抱定了实验与先锋之柱的遗存，翘翘错薪，杂花生树，翻阅《花城》，常能翻出一种对文学实验的八十年代的怀旧之感来，不能不让人敬佩编者的勇气。但在崇敬之余，我们却不得不说出它在倡导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执与别扭，在《花城》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些不大对劲的实验作品。执一事之极，则易走向其反面，不知《花城》是否已有所觉察?也许这又是文学期刊在另一向度上的存在与虚无?
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也许比其它的文学期刊更迫切地面对了生存问题，因为99年将是它吃“皇粮”的最后一年了，但它似乎并不紧张，除了栏目设置上的小步调整之外，作为国刊的从容之姿不改。“文学依然神圣”，在《人民文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存在，却并未见出虚无，也许正是它作为国刊的优势(包括广告优势)所在。然后呢?
不年轻的《青年文学》从起初的《小说季刊》，到今天的《青年文学》，作为一本刊物，已经不算年轻。不再年轻的《青年文学》，今年的改革动作也较大，扩版、改刊，划分虚构、写实、言论三大块板，分别名之以“小说姿态”、“人生写实”、“话语空间”，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则仅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设置，该刊的理由是“对于什么是文学和文学作品，我们应该有所反思”。道理固然成立，但当我们翻阅刊物时，却不能不说，他们是在文学的前提下努力寻找着市场卖点，可称用心良苦，筚路蓝缕，又一种存在与虚无的样本?
《北京文学》平稳过渡说《北京文学》平稳过渡，是因为它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变化了模样(譬如前年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实际上早已越出了文学期刊的边界)；今年只是再度加大了非虚构作品的篇幅而已。而其“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推出，也仅仅是作了一期选刊而已。是因为选刊更好卖吗?很显然，它也是在寻找新的市场支点，无论是在文学之内还是在文学之外。
作家们的《作家》、《上海文学》以及《山花》《作家》一直为作家们称道，《山花》紧随而来，而《上海文学》在经过了海派野心与新市民小说的短暂摇摆之后，今番又平稳回归。这三家重要的省刊，似乎都不为经费发愁(《作家》早有自己的肯掏腰包的董事会、《山花》有贵州黄果树集团出资、《上海文学》则被《劳动报》“包”了起来)，所以做起文学来，仍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也许正因为如此，却又显得平淡无奇了。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文学是否应该更高?相反的问题是，作家们自己喜欢，便是文学期刊的存在之旨么?
其它的文学期刊《钟山》(又一本有人出钱的刊物)坐实小说；《小说家》放手小说要“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帐”，实际上成了一本文学史论杂志；《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坚守现实与写实，相对好卖；《黄河》、《莽原》为“跨文体写作”张目的同时，也向文化思想界插足；其它文学期刊，更多的又似乎只是在为生存发愁。文学期刊怎么办?继续媚雅还是还俗?而这所谓的雅又是那一门子的雅?俗又是什么意义上的俗?简单化的雅俗之分早就是一个误区，而文学期刊却一直徘徊其间，无论取向如何，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却是一致的。
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地方，但我却有了更深的疑问：文学一定要存在于或者更准确地说必然要依赖于文学期刊吗?更直接更具体的问题则是：文学作品一定要发在文学期刊上吗?我想，无论是文学之内的坚守，还是向文学的边缘拓展，在读者的阅读取向日趋多元今天，在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市场的今天，这个问题也正是文学期刊的存在与虚无的本质之所在。
【 from:文学精品屋文学评论;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