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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中国文学
———两位作家眼中的文学透视
晓阳
1999年3月13日，笔者在成都雁宁宽敞舒适的寓所，与雁宁和阿来，就中国文学的现状与文学市场的话题，进行了无拘无束的长时间探讨。
上篇：寻找市场与期待市场，两位作家的创作殊途同归，培育出了共同的市场效应———文学，既可以为市场写作，也可以靠内心冲动写作，但你如果满足于玩弄技巧或囿于文学圈内孤芳自赏，最终只能是作茧自缚
“雪米莉”这个名字，曾伴随《女带家》、《女老板》、《女人质》等一系列通俗小说被为数众多的读者所熟悉，这个名字还首创了当代中国通俗畅销小说的一个品牌。但雪米莉仅仅是一个笔名，其真正的“罪魁祸首”便是以《牛贩子山道》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四川青年作家雁宁。雪米莉系列小说单本作品发行少则数十万册，高的则达上百万册。在雪米莉系列之后，雁宁用“雁宁”的名字写作的纯文学长篇小说《无法悲伤》、《都市放牛》、《情空灿烂》同样畅销全国，单本发行数达到十万册乃至数十万册。早在1990年，雁宁就用稿费在成都购买了宽达160平方米的商品房，举家迁往成都。从此以后，他不仅用稿费让全家3口人早早地过上了小康生活(儿子在上学、夫人到成都后没有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而且靠稿费接济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外出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社交活动，仅出差一项，他自己每年支出平均就高达5万元以上!
———究竟是什么魔力使雁宁成为处于困窘的中国文学中的经济贵族?
面对我的提问，外表朴素的雁宁一脸诚恳地实话实说：“是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将我推向市场，是环境和生存压力所致。”
雁宁这样描述自己走过的历程：“我当知青时，不用说贫困一直困扰着我。1977年考上大学时除了一卷铺盖一个书包，物质上一无所有，除了学校的补助，每月主要靠已在丝绸厂工作的妹妹寄的5元钱接济，此外我也开始逐渐发些作品挣点稿费聊以补贴生活。八十年代初期，我与同学谭力已经活跃在《当代》、《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知名刊物上，每年能发表八九个中短篇小说。即使如此，经济上还是很窘迫。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有巴金、鲁迅、郭沫若年轻时的那种创作条件那该多好，优越的家庭条件使得他们不是为金钱而写作，郭沫若办《创造》月刊时甚至还找家里要钱。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却大多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或寻找生活出路而写作，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新时期的文学活动虽然很活跃，但文学的经费却仍很少。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去上海，因时间紧迫坐飞机，70元的机票钱不得已还得由自己掏。1983年，我的第一个小说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2000元的稿费扣除个人所得税，剩下1000元，出书后因到重庆、成都等地活动，免不了要请客，稿费于是很快花光。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作家该如何改变窘境、解决生存的问题。”
有了这个想法，雁宁便与谭力一起商讨如何让作品面向市场。1987年初，他俩开始应书商之约创作故事精彩好看的通俗小说，雁宁于是有了第一本以雪米莉名字写作的长篇小说《女带家》(写国际贩毒集团中一个带毒品的女人)，书商给开的稿费是国家正式规定数目的双倍。
为生存而写作，是雁宁生活的现状。他坦言当初若能像贾平凹或李锐乃至北京的某些地位显赫的作家那样，一开始就拥有来自体制内的优越条件甚至是在文学界谋得一官半职，那么自己所走的路可能会截然不同。但雁宁对自己为生存而写作的这种现状感到庆幸，因为没有压力的生活造就不了作品畅销的雁宁。他承认，自己最终的文学情结是要写出与中国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性大作品。他声称自己是能用两只手写作的作家，能写大俗，也能写大雅，这一点已经在他多年来的作品得到印证。
在《尘埃落定》之前，阿来的名字的确知者甚少。尽管事实上他很有潜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早些年曾与上海的李晓、黑龙江的迟子建、北京的韩春旭一起被列入文学新星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就知名度而言，怎么说他也只能算一位有潜质的业余作者。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他说他上学前就经历磨难，一是地方的赤贫，另一是出身的背景，天生就自尊的他心灵深处所经历的磨难自然就更多些，但家族的背景和儿子的生活记忆也恰恰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源泉。1977年阿来考上阿坝州政府所在地的马尔康师范学校，本来条件也不算好的学习环境却使他嗜书如命。那时候他时常不上课，整天上学校图书室看书，与图书管理员都混熟了，熟得管理员下班了阿来仍可以反锁在图书室里继续看书。阿来承认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外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美国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写过《喧哗与骚动》、《我迷流之际》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家福克拉。他说美国文学的好处是没有刻意追求主义和形式，来自欧洲的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形式一进入美国便显得更有活力，因为美国文学不树流派和主义，作家能根据自身的个性对外来形式作出现实的选择和结合，从而使得作家的艺术个性更加张扬，作品中既有艺术的张扬，同时人类的基本情感和人性也不因为过分追求形式和主义而被抽空。换句话说，当代文学的各种流派在欧洲空灵得有些苍白、新奇而过于怪异，而在美国则显得空灵而厚重。阿来希望中国的作家能有同样的创造。
在与阿来聊天时，编辑出身的我意外地发现阿来对办好杂志的确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他对目前所供职的《科幻世界》津津乐道、敬业专注之情溢于言表。像许多读者所关心的一样，我问他为什么在《尘埃落定》一鸣惊人并为自己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之后不专心写小说，就像雁宁那样以卖文为生。阿来笑答：“我妻子也劝我呆在家里专心写小说，可我权衡过自己，最终还是觉得不能做专业作家，因为我的写作路数不宽，作品的产量低，写作是阶段性的，而且断断续续。”他坦言自己是靠内心冲动写作的作家，不是商业性作家，“没有情感体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写作”。阿来认为作家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对自己卖文为生缺乏信心，“要是单身，我自己降低生活标准未曾不可，可我现在有妻儿，我有责任养家口，让家里人尽可能过上富足的日子。”
下篇：当今中国文学的不景气缘于中国的文学界缺乏生存压力，平庸作家太多因而平庸的文学杂志也太多。变革时代各行各业都置身于生存竞争的危机之中，文学界应该无一例外，不能搞特殊
当今中国的文学界存在一大怪圈：一方面是文学读者的大量退席，另一方面平庸作品仍批量生产，作家们要么创造力衰退要么囿于文学的小圈子孤芳自赏，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雁宁和阿来都有感慨。
雁宁认为，当今文学创作总体上不如八十年代繁荣，读者退席、文学杂志发行量萎缩，主要原因在于原本活跃的部分作家激情和创造力的衰退与丧失。新时期的不少作家由于出名之后在作协或政协获得了显赫的社会地位，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原有的锐气和才气因物质环境的改善而逐渐消亡。而新生代作家不是没有才华，而是不像郭沫若、巴金、鲁迅等大作家那样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创造融入时代与社会现实之中，与人民大众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新生代作家大都只能囿于自己的圈子里吼叫，自我吹捧、自我满足，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明显弱点就是题材狭窄。雁宁说：“我不否认新生代作家在文体上的探索及其作品形式上的存在，但如果作品在内涵上离社会现实和民众所关心的越来越远，那就很可惜。这样的结果只能使自己的作品读者量越来越少，或者其作品虽然在圈子内得到喝彩，读者却不接受。相反，像福克拉、马尔克斯的创作手法上虽然很现代派，但作品从本质上讲与他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却息息相关。”
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阿来虽然承认自己写小说时也自觉地追求文体的艺术性，但“我不过分追求文体或思想，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是我的最终追求”。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养尊处优的贵族化现状是当今作家平庸作品平庸从而遭读者唾弃的根本原因，世纪末文学界需要来一场救亡运动———引进竞争，优胜劣汰。众所周知，中国有各级的作家协会，这种模式大约是建国以后仿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按说，作协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于文学交流、文学创作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但事实不，作协不但有国家的正式编制，而且套用国家的行政级别，最高级别为副部级，于是各级作协长期以来靠国家拨款，拨款也就罢了，供养人员却数以万计。各级作协还供养有人数不等的专业作家，让你专心创作，国家拨钱养母鸡一样将你养着，让你下“蛋”。养也罢了，可养的结果是许多“母鸡”下不了“蛋”。能当上专业作家的人，原本大都是靠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获得“专业”资格的，不想一旦被养起来，便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才思枯竭，创造力迅速衰退，更甭谈与现实生活、与民众命运“息息相关”。更有甚者，一些成名作家一旦在作协获得一官半职，便不思创作，而挖空心思投机取巧，期望继续升官，中国于是少了一个作家，多了一个政客。对此类人，雁宁感慨地描述：在作家面前他们是官员，在官员面前他们是作家，左右逢源总能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至于各地的作家协会，如今说白了是文坛码头，他们所要忙碌的不过是终日迎来送往互相接待，浪费国家钱财，末了还炫耀组织了什么文学活动、出了文学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实际上真正的文学创作纯属作家的个体行为，其创作成果岂能像现代化工厂规模生产那样靠“组织”出来的?
说到平庸的专业作家，雁宁举了一个例子：重庆文联有一位老作家，行政级别很高，20多年来只写过8行诗，20多年来每年都向作协报过一个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但至今日也没有写出来，尽管如此他每年出差参加文学活动坐飞机都是二等舱。对此雁宁进一步提出质疑：作协这么个庞大机构该不该存在值得探讨，作协需要改革，最好只办成仅有几个人的联络处。
阿来对此也很有同感。他说，体制内的作家靠作品取得社会地位和荣誉，一种情况是作家有了地位和荣誉之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丧失了创作激情；另一种情况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写不出作品还要强迫自己写，从而使作品日趋平庸。目前全国各级作协会员大约有10万人，仅四川就有3000人。但按照我的眼光，当今全国老中青作家包括在一起，够水准的不足2000人。平庸作家太多，是体制造成的；文学杂志不景气，也是体制造成的。
说到文学杂志，雁宁和阿来一致认为，现在的文学杂志太多了，包括地、市以下的在内，每个省至少也有五、六家，仅四川就有十来家。中国目前每月有上千个短篇小说问世，1997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达到了800部，1998年也有200部，“试问这么多的作品到底有多少真正够水准?这么多作品到底有多少读者真正去读?”“中国的文学杂志太多培养了一批不是作家的‘作家’，发表作品靠关系的成分太多。”
对于此种现状，阿来评价说：“这不公平。一是好作家好作品都被淹了，读者不可能有足够的耐心去大海捞针；二是对办得好的杂志不公平，因为各种文学杂志程度不同的行政命令式订阅影响了好杂志的发行。这种结果最终加速原本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过早离开了文学。”
雁宁认为：中国的文学杂志没有按市场规律办，靠国家拨钱，还养那么多人。如果杂志真能办出文学水准，国家拨款支持倒也罢了，问题是现在的大多数杂志水平低却仍靠国家拨钱养着。要想使中国办出好的文学杂志，还得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优胜劣汰。
对此阿来进一步指出：“文学杂志中从主编到编辑，不敬业的最多。现在非文学杂志编辑部都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而文学杂志虽穷，奇怪的是反没有丝毫的危机感，反正能坐享其成，靠国家拨款。可气的是依赖惯了，他们反而没有半点进取心，比如全国的各种图书订货会上就从未见到过有一家文学杂志的人在那里寻求发行途径。”
所以对于像《人民文学》等杂志传出即将“断奶”、国家不再拨款的消息，雁宁和阿来都表示百分之百赞同。
对于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困境，文学界的一些人竭力呼吁政府要加大力度拨款扶持。雁宁说：“这是一种误区，因为釜底不抽薪呀!”他认为，不要高喊拯救什么，盲目拯救，拯救不了有价值的文学，还是应该改革。中国是应该来一场文学救亡运动，但这种救亡要靠优胜劣汰恢复文学自身的魅力，要靠作家的实力重创文学的繁荣。
《大地》(199908) 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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