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的诗人 张清华
我想先行引用据说是“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典范诗人伊沙的一首名诗:《饿死诗人》。这首诗在几年前很辛辣及时地嘲骂了一群“吃饱了撑的”懒汉诗人,在他们的诗中扭捏作态叶公好龙式地大书特书了好几年的“麦子”和庄稼,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城市里假惺惺地吟着怜恤农人、捉摸农人心情的诗句,可谓面目可憎。诗的确写得很妙: “那样轻松地,你们/开始复述农业/耕作的事宜,以及/春来秋去/挥泪如雨,收获麦子/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你们拥挤在流浪之路的那一年/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它们挥舞着一弯弯阳光之镰/割断麦秆,自己的脖子/割断与土地最后的联系/成全了你们/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际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痛快。尖刻。“狗日的诗人”一句未免忒狠毒了一点,但好在后面稍带着检视嘲讽了自己,不至于让那些城市里的“农业诗人”们群起而攻之。 我们似乎已没有必要反驳这种嘲骂,但若是很自然地认同、拍腿叫好也很可怕。如果说现代诗人都是这种虚伪的“诗歌中的农夫”、“伟大的懒汉”,上个世纪中也有,拜伦曾痛骂过“湖畔派”的华滋华斯和骚狄们的虚伪,骂他们借居湖畔的隐逸之态是矫揉造作,谋取虚名。虽然骂得有理、骂得痛快,但“湖畔派”还是流传至今,而且可与拜伦争辉。这是一个矛盾,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彻底分裂了诗人所立足的生存背景,像陶渊明那样躬耕垄亩,“方室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恐亦很难了。回归田园,看起来是一个很美妙诗意的去处,但田园却又未见得能容下不懂稼穑的他们。荷尔德林返回了故乡,最终还不是疯了?海子歌唱家园、钟情麦子,最终却没有选择故乡和农业,而是选择了自杀。顾城如果不是去新西兰过“世外桃源”的生活而一直住在城市和人群之中,也未必会闹出这样的悲剧。可见农业、自然、土地、田园也未必是实际可供诗人安身立命的去处。 这样一来,诗人岂不是命定地成了一种“某公好农”的两面派。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你要他怎么办?写写农业,就一定要赶他去“上山下乡”,如果不去种两年地,就不允许他假惺惺地写点麦子,这似乎也不尽公平。难道诗人在城市里就不能怜惜假扮一下农民,写一写大地上的欢乐和痛苦?你要叫他写什么?难道就只能去写证券交易所里的喧嚣,酒吧和舞会中赤裸裸的性欲?唐代那位写《悯农》诗的人未必是个农民。况且,真真切切地看一看如今的诗人,他们在城市里的境遇,比在农村还能好到哪里去? 其实不仅是在诗歌中,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整个文学中,以农业和自然为载体的“家园”已成为一种情绪,一个理想。它的确是一个虚构,一个梦幻,是作家面对都市冰冷的风景和喧嚣的世态而勾画出的一个乌托邦,这虚设的风景当然不能供人安身立命,但毕竟能看看也是好的。其实,在农业时代人类也从未真正满足过他们的田园;而对现代人来讲,他们仅存的一点诗意和梦想却只能属于曾被他们遗弃的田园,属于一个假托农业和土地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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