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以及战争文化心理对下半叶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作家最富有的是什么？最缺乏的是什么？

　　中国当代文学和外国当代文学相比较有哪些特点？

　　《光明日报》记者日前请中国大陆几位文学教授和评论家回答上述问题。

　　到１９４９年为止，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是由一连串战争构成的。文化是一种综合体，战争文化心理从语言、思维模式等方面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

　　我曾发表过一篇《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主要观点是：战争文化要求把文学创作纳入军事轨道，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动力，它在客观上的成绩是明显的。战争结束以后，随著全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人们所能估计的深远得多。当带著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战时的印痕。战争文化心理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文学观念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它包括文学的批评领域和创作领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军事词汇：战役、斗争、重大胜利、锋芒直指、拔白旗……一部作品发表后获得成功叫“打响了”，作品有所创新叫“有突破”。这种文化心理不但表现在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当代文学中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里，主人公的英雄行为往往从战争的回忆中得到鼓励（当时的作品中让复员军人来担任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公屡见不鲜）。随著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即使和平建设的题材也充满了火药味和战争氛围，例如《艳阳天》，支部书记萧长春（也是复员军人）仿佛是个运筹帷幄的统帅，整天想著调兵遣将，明争暗斗。这样的小说读起来扣人心弦，因为作者把军事斗争的一套战术都用到了政治斗争上去，但作为对和平时期生活现实的反映，却是一种严重弯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情绪支配著所有参与、支持或同情革命的人们，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一个个英雄事件被写成了文学作品，以完美的形象鼓舞人们奋不顾身地建设今天的生活，战争没有结束，战场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将永远地延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西方人的则是对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这种思潮影响到前苏联，就有了《一个人的遭遇》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优秀作品。但我们需要的显然不是这种情调，而是红旗插在城堡上的欢呼，是英雄带著满身硝烟的微笑。这其中重要的差别是，在西方，二次大战加速动摇了战前的乐观精神，从布满希望的天空突然坠落到灾难的深渊；在中国，战争则帮助完成了战前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体现为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走向，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著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孟繁华：

　　陈思和这一发现是个重要的发现，将一种普遍性文化心理和创作心理得到了揭示。我们不仅在文学上设立了两极对立、敌我对立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崇尚暴力的现象被普遍接受，这种现象长久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培养了读者的欣赏趣味，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塑造来说其负面的东西远远大于正面的东西。因此，对战争文化心理的揭示，从一个方面指出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

　　强调“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斗争，这和冷战有关，把世界看成是敌我对立的，矛盾要通过斗争来转化。对文学、对文学遗产都是这样的“两分法”，中间部分是动摇的，把中间地带隐藏的复杂部分都忽略了，把汉语里委婉的、细微的情致都抹杀了，喜欢使用极端的、非常激烈的语言，这种影响深入血肉，非常深远。文学在这样的长期浸染中，很难摆脱这种语境，老一代作家好一些，年轻作家很难避免，而且许多作家在这一点上都不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国文学研究员童道明：

　　战争文化心理在中国和俄国作品中的表现如此不同，抗战时，我们是唱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代表作是“夜莺啊，夜莺啊，你不要唱，让战士们再睡会儿吧……”；“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西蒙诺夫的诗“等我吧，我会回来的，但是要真正地等著……”。他们的战争歌曲在我们的青年人谈恋爱时也可以唱，显示了俄罗斯人道主义的传统，抒情的、对人性温暖那一面的渴望。俄国有句著名的话是：“大炮开口，缪斯闭口”。战争是非常态的，俄罗斯作家努力在残酷和血腥中寻找人性的光华，越是在战争中血腥的状态下越是要挖掘温情。

　　常常听到人们谈起当代作家的素质问题。学者、评论家感到中国作家身上最缺少的是什么？最富有的又是什么？他们个人比较欣赏的作家有哪些？

评论家陈骏涛：

　　当代作家特别勤奋，但缺少大家风范。成为大家的条件有两个，原创性；作品内涵丰富。现在不少作家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技巧，然而思想含量不够，厚重的作品少。我认为８０年代小说的高峰是陈忠实的《白鹿原》，９０年代小说的高峰是阿来的《尘埃落定》。至于谈到喜爱的作家，有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莫言、舒婷、铁凝等。王安忆在不断超越自己，一个阶段不同于另一个阶段。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帆：

　　当代作家最富有的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苦难；缺少的是对这种苦难非常有历史性的思考。我喜爱的作家有王蒙、张贤亮、汪曾祺、韩少功、莫言、王安忆、余华、史铁生等。汪曾祺对中国传统美学保留得比较充分，理解得比较透彻，而其余作家对苦难思考得比较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

　　当代作家富有的是，像丰子恺在“文革”那样的时代还保存完整的童心，他是为艺术而存在的；像曾卓、绿原、牛汉在逆境中还有不息的抗争精神，一直在地写作，没有这样的诗歌，当代文学史就不是完整的。还有王安忆，９０年代以后的创作都很好，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张炜的《九月寓言》，在整个２０世纪里都是最优秀的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

　　中国作家的优越之处在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社会生活长期动荡，社会现实对人的刺激是非常丰富的、不平淡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对作家的创作是有利的。作家是社会的人，也一定会受影响，精神弱、想象力不强、伦理感差，对利益之外的关怀和热忱、敏感、震撼力在不断削减，创作总是处于自我克服、自我搏斗的状态中，怎么能出大作品？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余华、李锐等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作家不一定要充当社会、道德的良心，只要他忠于自己的内心，真实地感受生活、想象世界，把这一切充分表达出来就够了。

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评论家李庆西：

　　中国作家缺乏耐心，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１０载，现在的作家能披阅１０个月就不错了；同时也缺乏勇气，其实中国当代作家并不缺乏创作资源，他们富有的是民族的苦难和经历。与此相比，美国作家精神资源是缺乏的，在文化上又以老大自居，心态是很封闭的，也缺少中国人的忧患和沉痛，但是美国作家很有想象力，东西也很精致，不过美国７０年代以后已没有好的文学了。中国人的内心思维还是比较活跃的，只是没有利用好。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莫言等都是我喜欢的。我比较喜欢有生活底蕴的，他们都是８０年代的风云作家，９０年代以后没有喜欢的，因为不能进入他们的作品。至于王蒙，我一直遗憾他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没有人尽其才，从理论上说，王蒙那一代作家应该说不逊于韩少功那一代作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

　　当代诗人富有开放的心态，有比较广泛的借鉴，对外国诗歌很熟悉，技巧成熟。但他们也有很多欠缺，８０年代后期个人化写作的潮流，应该说使诗歌回到了诗歌自身，然而个人化走到了极端，就缺乏对周围环境、对社会、民族的关注，只会抚摸自己，与社会产生了隔膜，大众对诗歌失望，也缺乏关注。诗歌应该关心更大的问题、公众关心的问题，应该与社会有联系。传达美好的情感永远也不会过时，千百年前的诗歌与我们有亲近感，当代诗人的作品反而离我们遥远。我希望借诸报纸表达出我的这种忧虑。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一直都在阅读外国的经典著作，培养了较高的眼光和欣赏趣味。中国当代文学和他们所研究的外国文学相比较有哪些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国文学研究员童道明：

　　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前“十七年”，苏联文学界有什么倾向和大的作品都能反映到中国文学界来。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和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主张差不多，除了他们５０年代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我们没有接受。在６０年代中苏两国交恶之后，苏联文学依然是引起中国作家最多关注的文学，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前苏联的社会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中国作家接近俄苏作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我从中国戏剧了解的情况而言，前苏联５０、６０、７０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对我们的中、青年剧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万比洛夫，是中国新时期最早出版的一个外国戏剧集，中国的剧作家几乎都读过他的作品。前“十七年”中，戏剧文学不是特别景气，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是那个时期戏剧最重要的成果。“文革”１０年是个空白。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新时期拓宽了戏剧家的戏剧观念，反对“无冲突论”，反对庸俗社会学，提高戏剧作品的哲理品格。新时期是个了不起的时期，出现了完全新型的作品，像《绝对信号》和《狗儿爷涅磐》。９０年代戏剧创作的突破，是在现实主义的深化之下，像《地质师》、《虎踞钟山》和《厄尔诺报告》等。不过，这时候戏剧的活跃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总之，前“十七年”受苏联戏剧“无冲突论”的影响太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法国文学研究员郭宏安：

　　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看得少，评论性文章看得多些，对全部情况并不了解，也不一定客观。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过于关心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是应该关心内心世界和对外部世界的感触。从二战以来，法国“左派”一直占主导地位，作家们并不关心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无论支持或反对现存政策都有自己的标准，不求闻达。而中国作家对自己的身家性命关心得太多，也许中国作家太聪明了，另外，在创作中，争文坛霸主的心理似乎很严重，例如诗歌界。在法国，写诗的人很多，也不求发表，读诗的人少，写诗只给朋友看看，都是业余诗人，很难想象职业诗人是什么样，这对诗歌的发展很有好处。小说有两种，一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直面人生，群众喜欢；另一种是探索形式的。现在国内对后者的评论文章很少，所谓新派批评在国外早已不新了，而在国内却很不发达，这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法国的批评家也有两种，一种是实际批评家，主要在报刊发表，一周一篇，要有大量的阅读；另一种是学院派批评，就是学术著作，只是同行看看，作家和读者也很少看。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中国作家地域性不强，法国作家地域性强，不求在首都如何，不耻于承认自己是个农民，对自己的家乡感情很深，愿意以此为创作基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副研究员陆建德：

　　我不是中国文学专家，但平常比较注意看一些作家的作品，由于自己本身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常会有一种比较的眼光。中国当代文学前２０年所受的比如政治运动的各种影响就不用说了。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将文学分成两类，悲哀的文学和抱怨的文学。前一类是关于人类永久的生存状况，后一类带有某时某地的文学痕迹，也许真切、动人，但和前者相比较，不是伟大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后者相对多些。这段时期，国内正在纪念歌德，我不免想到歌德的《浮士德》，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歌德作为一个西方作家，指出了人生不能没有追求，但追求本身也会成为堕落。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很多西方作家都写过，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难处：对人生的追求和对追求本身的怀疑，这种两难处境的揭示成为西方一些作家创作的源泉。在我看来，中国作家只有歌德所描述的前半部分，但常落入后半部分的结果，这不是简单的人性颂歌。

　　当然，中国作家有很多优势，比如生活底子丰厚，但肠胃消化不好的话，吃进去太多，对创作毫无用处。经验丰富本身，不一定是长处。中国作家对于人本身容易堕落的东西注意得不够，常常陷于批判和谴责什么之中。近十几年里中国文学出现了可喜的多样性，这多少得益于对叙述体裁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成熟的标志，但过强又容易变成一种病态，与此同时，不能像所谓“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把意义和价值消解殆尽。

　　（摘自《光明日报》，标题为本刊所拟。原文共五个问题，本刊选载其中第二、三、五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