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却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６
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世纪，中国作家完全缺席。亚洲国家获奖者虽然少，但印度毕竟有一个席位(泰戈尔)；日本毕竟有两个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国却一席也没有。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浪接一浪，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走向世界，热情很高，到了世纪末，回顾过去，却觉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诺贝尔文学奖所冷淡，于是，心理难免不平衡。
伟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与评语，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即中国的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在更广阔的国际文学批评范畴内得到肯定，却是文学研究者应当想想的，自然也是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不免要问问为什么的。
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传出谣言，说瑞典文学院就问过鲁迅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而鲁迅不愿意接受。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伟大作家鲁迅，尽管他有足够的文学成就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媲美，但他却自己认为“不配”，对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他给台静农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格外清楚。１９２７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９月２５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此信写于五四运动后十年，中国文坛上已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觉得一个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这封信之后的２０年，又出现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丁玲、张爱玲、路翎等，这群作家写作相当努力，正是继鲁迅之后而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太深，使自己的作品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削弱了文学价值，如茅盾，当然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而巴金、老舍、曹禺等，则在创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进入了本世纪的下半叶，结果他们整整三十年把才华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写作上，有的甚至用阶级斗争的简陋观念修改和践踏自己的作品(例如曹禺)，令人惊心动魄。待到八十年代，巴金二度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已是八十高龄了，尽管《真话集》朴实动人，让人感到宝刀不老，但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文坛上，毕竟难以使批评家们读后衷心激赏了。
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本来应是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因为阴错阴差，也未能顺应人愿。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Ｑ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其语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欧化倾向也是个奇观。１９８８年，在国内“重写文学史”的议论中，我曾说过，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１９４９年之后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来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时代的需要”，因此，更没有人认真地推荐李劼人了。
沈从文是一个特例。他的特别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他的创作路向类似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也就是说，４９年之前他献给世界的是文学的人性美，４９年之后他献予的则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从未糟蹋过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而有心的马悦然教授也及时把他的小说集翻译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１９８８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０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对我说了好多回。
下半叶国内产生一群新的作家，但由于文学生态环境不好，作家创作陷入“敌与我”、“好与坏”、“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与反革命”、“先近与落后”等两极对立的统一模式中，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虽然出现一些努力写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这群作家自然无法进入世界性的文学批评视野。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才出现新的生机，一群新起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创作力非常旺盛，很快就显示出创作实绩，也很快地被国际文学批评的眼睛所注视，然而，他们创作的时间毕竟不长，成就毕竟有限。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授予哪一个人，都有些勉强，都会使人想到是否“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的问题。但是，我又觉得，这群作家的杰出者在十多年的奋发努力中，已走向世界文学的队列，他们很有前途，２１世纪是属于他们的。
７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 能轻易译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马悦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告诉我，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和我的几次通讯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
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我在一篇短文中这么说：“我真的非常喜欢李锐的小说。他的《厚土》早就让我沉醉。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精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李锐的短篇是真正的短篇，短而厚实，精粹而精彩。而《旧址》则是真正的长篇，这个‘长’不是篇幅的冗长(仅三百页)，而是它容下了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一个革命历史时代，并气魄宏大地书写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大悲剧。”我的这篇短文，是读了我的朋友葛浩文教授的《旧址》英译本之后写的。葛浩文是李锐的另一知音，他把《旧址》译为《银城》。出版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书评杂志Publisher Weekly就加以推广。美国作家Iisa See评论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哥医生》。”近日葛浩文告诉我，《银城》的销路不太好，这虽可遗憾，但也不奇怪。如果说马悦然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那么，葛浩文可以说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了。夏志清教授去年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一评价是公正的。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偏又异常勤奋，因此翻译成绩便十分惊人。
迄今为止，被他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萧红小说选》；陈若曦的《尹县长》；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杨绛的《干校六记》；李昂的《杀夫》；端木蕻良的《红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绿度母》；贾平凹的《浮躁》；刘恒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黄昏》；苏童的《米》；古华的《贞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李锐的《旧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以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等。葛浩文特别推荐莫言，他的代表作，几乎每部都译，已出版和译毕的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国》，正在译的有《丰乳肥臀》。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里最积极的词汇便是“莫言”二字。其对莫言的爱超过了萧红。幸而我也喜欢莫言，所以就有许多共同语言。去年我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做《莫言：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文中有一段我这么说：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在北美，除了葛浩文之外，还可以看到其他中国文学的知音和积极传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迈可、戴静等。王德威主编的《狂奔·中国新锐作家》，收入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小说(也有香港作家)，已于１９９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詹森翻译的残雪的两本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收入短篇小说十几篇)和《苍老的浮云》(收入中篇小说两篇)。詹森与中国学者张健合作，使翻译更为成功。《纽约时报书评》通过译本发现中国也有类似卡夫卡的描写颓败的杰出女作家。这位女性作家笔下的“讽刺性寓言”和绝望感，让书评家感到惊讶。残雪的确是个具有独特思路、独特视觉、独特文体的作家，我在自己的文字与讲演中，多次推崇她。王安忆近年突飞猛进，她与残雪应是中国当代两位最有才华的女作家，我衷心祝福她们前程无量。
由于葛浩文教授如此努力译介、推荐，莫言应当会逐步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除了文学研究教授有推荐权之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也有推荐权。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奖不久就发表了一个讲话，表明他欣赏中国当代的两位小说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郑义。这自然使莫言更引人注目。但莫言的小说至今没有瑞典文译本，他要在瑞典赢得知音还需要时间。而郑义的小说则连英译本也没有。郑义的两部中篇��《老井》与《远村》的确是难得的精彩之作，《老井》比较著名，而我则特别喜欢《远村》。这两部中篇出现之后，郑义到广西对吃人现象做了实地调查，写了长篇报告，但这部作品恐怕是社会学价值超过文学价值。我９２年刚到瑞典时，罗多弼教授和陈迈平先生就告诉我，因为他们把郑义长篇中的一章译成瑞典文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争议。几位社会学者谴责报纸发表这种文章。文明发展到今天，怎么可能发生吃人现象。瑞典报纸说中国吃人，这是不是种族偏见？问题提得很尖锐，罗多弼教授让我写一篇文章谈谈看法。我就写了一篇“也谈中国的吃人现象”，由罗教授译成瑞典文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我在文中说明：广西的吃人现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间，那时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而中国自古以来确有吃人现象，“五四”时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批判中国的虚伪文化后，吴虞便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例举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确凿无疑的吃人事实。鲁迅和吴虞自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种族自虐。在本世纪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分别属于相对的两极，前者是唯美主义者，远离社会风烟；后者则热烈拥抱社会，批评社会。瑞典文学院能以宽阔的文化情怀兼容两者，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两者之外更大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却未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却是可惜。作为一个热烈拥抱社会而取得成功的大江健三郎，他喜欢莫言与郑义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界不说，仅谈马悦然、大江和北美译界，就可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不缺少知音。
８
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应当会感到寂寞一些。其实，台湾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叶前三十年，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现了一个包括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罗门、商禽等在内的杰出的诗群。我曾表明过，从整体上说(不是指单个作家)，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台湾的小说，就个体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等都是杰作，但就整体来说，内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大折腾，展示的大爱大恨也更动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响和更多的关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湾诗歌总的来说却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内地诗群来说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这是我读两岸诗歌的总感觉，倘若要论证，则需要作学术论文。
我到瑞典的那一年，曾留心过台湾文学在瑞典的评介状况，发现几乎是空白。除了有一小本商禽的诗集《冰冻的火炬》之外，看不到别的诗集。很明显，在九十年代之前，台湾文学是被瑞典汉学界和瑞典文学院忽略了。
但是，作为瑞典汉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马悦然，他对台湾并没有偏见，顶多只能说顾此失彼，即顾了一头，台湾的另一头就忙不过来了。值得高兴的是，我到瑞典时情况已在变化，马悦然和他的学生们已开始在阅读台湾的诗歌。我和马悦然交谈了好几次，兴致很浓，谈得很热烈。我从马悦然的书架上借阅了余光中、痖弦、洛夫等诗人的诗集与诗论集，《痖弦自选集》、《痖弦诗集》以及痖弦的诗歌研究集《中国新诗研究》，我都是从马悦然那里借阅的，余光中、洛夫的几本诗集也是因为借阅的方便，才第一次认真地读。“写得真好!”读后我向马悦然衷心感叹，马悦然回答说：“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翻译？”“以后会译一些，不过有的诗很难译，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就很难译。像你的散文一样，真难译。”马悦然也觉得，台湾诗人的古典文学素养比内地的诗人高。内地的一些年轻诗人，古诗词读得不勤，甚至连三十年代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的新诗也读得很少，创作全靠灵气与才气。我回美国后，特别是近两三年，马悦然对台湾诗歌更为关注，几次在电话上赞口不绝。他还告诉我，他已和奚密、向阳组成一个编译小组，开始翻译台湾诗选。并会分别用中文、英文、瑞典文在中国、美国、瑞典出版。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香港文学同样也被忽略，在瑞典一年，我从未见到任何一部香港诗歌或小说的瑞典文译本。像金庸这样的小说大家，他的《雪山飞狐》和《鹿鼎记》英译本，也是近一两年我才看到的。１９９８年我参加召集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多数都认为，金庸的贡献恰恰是把本属通俗文学范围的武侠小说提高到杰出严肃文学的水平。在会上，我提出一个论点，即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世纪的前二十年发生分裂，之后便形成两大流向，一是在“五四”命名并占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学”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二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等。金庸是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金庸小说本不容易被学院派文学教授所接受，但它却以自己不平凡的艺术魅力和最广大读者的支持，逼使教授们不能不注意和研究，但因为它太畅销、读者覆盖面太大，而瑞典文学院向来不喜欢畅销书，所以反而不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香港文学的另一极的代表，恐怕要算是西西了，在异常热闹的大繁华世界里，她却异常冷峻地看世态人生，这实属难得。不过，我也没有见过她的作品的瑞典文译本和英译本。
９
讨论起中国作家为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家庭中缺席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我曾听到几位朋友说，主要是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是没有做好翻译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最主要问题，但也确实是重要问题之一。瑞典文学院的１８名院士只有马悦然教授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自然有个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的问题。张承志有篇文章说：美文不可译。这在某种范围内是个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我们读朱生豪、傅雷的中译本，仍然会觉得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作品美不胜收。可惜，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把外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成中文而且译得相当漂亮的很多，而把汉语写作的本国文学作品译成外国文学的则很少，这一逆差非常明显。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英译中的，诸如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如马悦然、葛浩文等)，国内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小说，但在海外几乎没有影响。
有的学者把语言障碍问题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建议瑞典文学院改革评选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就是，每经一段时间后，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预定赠给一位用某一种“不通常”文字(即非英语及非西方主要国家语言)写作的作家。文学院一旦决定后，即可征求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的文学专家的意见和全世界专家的意见，以寻找出适当人选，然后译成“通常”文字，最后由十八位院士投票决定。
１９８４年，黄祖瑜先生(欧洲华人学会会员)正式致公开信向瑞典文学院提出这一建议(《欧华学报》第二期)，意见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得到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宇冷斯藤认真的回信。这一复函写得很诚恳、很有意思。它坦白地诉说了瑞典文学院的困难、苦衷和他们坚定的工作态度，它甚至这样诚恳地承认诺贝尔奖天然的局限：
诺贝尔奖金，每年每项只有一个；在某种项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奖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所有科学范围，包括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以及促进和平——为数很多，决不只这几位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资格得到奖金，甚至于有些人的资格，比奖金得奖人的资格还要高。诺贝尔奖金，无论是文学奖金或其他项目的奖金，并不赠发给世界上那种项目里最优秀的作家或学者，因为所谓“最优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极复杂的科目像文学，医学或物理或奖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创造的材料，我们如何能以客观态度，来比较同一项目中的作家或学者？
而对于黄祖瑜先生的建议，宇冷斯藤教授也作诚恳的回答。这一回答主要是两点意思：
（１）承认黄祖瑜提出的问题(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的存在。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深深地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种感觉，非自今天开始，从赠发奖金开始时即已有了。诺贝尔氏本人对这些问题也已顾虑到，因为在他的遗嘱中，明明地写着：“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诺贝尔奖金的国际性，已在这里预先肯定。遗嘱的最后一短语，特别有用意，因为由此可见诺贝尔氏本人，也自然地感觉到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作家和科学家，在开始时，因为语言文字关系，就已占优势；若与欧洲以外的作家和科学家相较，当更占优势了。以后果不出诺贝尔氏所料，这种趋势的确存在，尤其在赠发诺贝尔奖金(各种奖金)的初期。
到了后来，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家积极地感觉到我们住的世界，并不只包括欧洲和西方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中，国际间的联系，无论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愈加活跃；过去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元老派唯我独尊的观念，不能继续存在了。这种思想，当然影响到诺贝尔奖金的赠发，特别是文学奖金。大家热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学奖金的可能得奖人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我们常常得到各地的来信，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件事；这些批评，不仅来自中国，还有来自印度(其中的语言文字以百计)，非洲以及大洋洲内国家，一齐抗议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把他们国家的文学忽略了。不惟这些欧洲以外的文字区域认为不公平，就在欧洲之内，还有很多义愤的作家和科学家，为他们(或她们)本国抱不平。
因为正视这一问题，所以他说，“有目的地注意那些所谓‘不通常’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研究院工作的路向”。
(２)认为解决问题要靠翻译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译者、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而不能单靠“文学专家”。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不能把赠发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工作，交托给文学专家们办；最终决定人选，还是要研究院的同人自己负责，所以我们要依赖翻译家。要读欧洲以外文字著作的翻译——其实欧洲以内少数人用的文字，也有些须要翻译——我们也和一般书友和读者一样，高度地听任偶然性赐给我们的产品，这里所谓“偶然性”，大多是越来越商业化的文学出版事业。所出版的翻译作品，不一定都是自己不受约束和最优秀文艺家的作品。国际出版事业是一个超级市场，为一种专利货品所操纵；这类货品，随着当日的文艺风尚产出，或由高度成功的文学市场推销员所经营，有很多这类的出品，来自美国。这个市场里的作家，不一定都是坏的，可是常常有这种现象发生，就是不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反而比较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更惹人注意。市场里真正优良的作家，所出版的常常是他(或她)的作品中少量且无系统的选集，读者不能由此可窥文学家作品的全豹。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有时自己找人翻译某种文学作品，但自然不能大量地这样办。说也奇怪，翻译诗歌反而比翻译散文简单，因为诗人的作品，可由其少量的作品代表，而散文家的作品，必须读了他(或她)大量的作品，才可加以评判。为促进文学的传布，并且打开文字和文化的障碍——这些障碍把西方国家和中国及亚洲分开，也把西方国家和非洲，大洋洲等国家分开，同时把“不通常”文字区域的文艺，封闭在他们语言文字的壁垒内——最好的办法是发扬翻译的技术，把认为优秀的文学，译成所谓“通常”文字，出版问世。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当然不能只坐在那里，瞪着眼，等候优美和丰富的翻译作品，源源而来。我们必须在当时情况之下，尽力工作。有些方法，我已在上面提到了。困难之处，并不完全在作品的文字方面，而在乎如何渗透入作家本国的传统思想，设身处地地懂得作家在写作时所处的文学及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能使翻译的作品，不完全失掉原文的风格和意义。这样我们就必须先读很多其他有关的材料，才能稍稍地了解一位住在另一文化世界作家的思想和写作。在这一切工作中，一位局外的文学专家，自然应和最后决定得奖人的文学研究院院士们，密切合作，做对这位作家的最后评价。
瑞典文学院这一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愿意把大权交给“局外的文学专家”们，他们不能在文学专家们选择之后最后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除了他们本是一群把独立自主性原则视为生命的人之外，还因为他们对文学专家们的主观偏激态度怀有戒心。宇冷斯藤坦率地说：
＊最后一件事，是如何鉴定文学专家，他们能选择适当的文学作家，对作家评价时，能够保持可靠和公正无私等等的态度。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专家，爱国的热忱太大；也有很多专家，自己的爱憎太强，不能以客观态度，评判作家；也有些专家，在评判其国内作家时，特别注意作家的年龄，使年纪长的有优先权；还有些专家，遮蔽地或明显地特别注意到作家的政治立场；还有其他等等。在这一方面，也常常遇到文化上的差异，例如特别注重作家的年龄或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在日本或中国或其他国家，比较在西方国家内，重要得多。
宇冷斯藤先生对文学研究者、推荐者的这些批评，值得中国的文学教授们借鉴。他的这封回函的主要意思很清楚，语言障碍、文字障碍的困难不能交给非西语国家和非北欧国家的文学专家们，还是要由他们自己通过翻译文字进行鉴别与选择。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选择了五位俄国作家获奖，这并非他们懂得俄文，没有语言障碍，而是他们在译文中仍然感受到这五位作家诗人的天才。
翻译的确重要，如果不是《边城》、《沈从文作品集》及时译成瑞典文，沈从文就不可能站到诺贝尔文学家族的门口，但是，这毕竟是沈从文自身的卓越，是他一生的创作成就和杰出的作品所决定的。其实，在沈从文之前，已有不少中国当代的小说、诗歌已译成瑞典文和英文，但是，他们都未能像沈从文那样：作品的瑞典文本一旦问世，便立即在地球的北角大放光芒，让文学院的院士们个个眯着眼睛读得连连点头。
何况，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大国的翻译家们都在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步伐，一旦有优秀作品出现，他们就抓住不放，瑞典的文学院士们必定很快就可以看到葛浩文所翻译的李锐、莫言的作品，这之后，就看李锐、莫言们是江郎才尽还是马力无穷了。关键还是自身的精彩与强大，但愿他们个个都能面壁十年，面壁一生，写出不仅让当代评论家欣赏而且让今后千百代知音感动的作品。
１０
中国文学的百年缺席，似乎是令人不快的事，但也可以藉此反省一下自身。我们不怪别人，却必须求诸自己。这个“自己”，一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思路；二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大环境。应当坦率地说，两者都有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在二十年代才刚刚从传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三十年代却又走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阶级斗争的观念变成文学的灵魂，“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变成作家的创作前提和创作框架，这样，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学写作都形成一种与大爱、大悲悯、同情心相反的“一方吃掉一方”的两极对立的大思路。这种大思路是一种黑洞，它几乎吸尽文学的本性和吸尽作家的灵性。在“五四”之后出现的一些很有希望的作家，如郭沫若、丁玲、茅盾和大群的左翼作家，以及下半叶的内地作家，都先后陷入黑洞之中，从而耗尽了自己的才华。这种大思路的出现，又与文学的生态大环境有关。文学被要求为政治目标服务，甚至要求文学成为工具，作家被组织化、制度化，把作家变成手操另一种武器的军队。这种军队自然没有写作个性的存身之所。许多作家又组织各种政治性的文艺团体，为不同的主张而打派仗，争阵地，抢旗帜，以喧嚣代替创作，也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文学本来是孤独的事业，是充分个性化的事业，它面对的不应当是党派的现实目标，而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和未来无数年代的知音，但是，孤独的诗人无地彷徨，逃避集团、逃避政治的作家无藏身之所。身在集团中的人，借集团的名义说话，没有自己的声音；身在集团外的人，一旦发出自己的声音便被围攻与消灭，这怎么会有辉煌的精神创造？此时，我想起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话：“写作，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独的生涯。各种各样的作家组织固然可以减轻作家的孤独，但我怀疑它们未必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众人簇拥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可以摆脱他的孤独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超群出众，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面对缺少永恒的状况。”
海明威的演讲词不到一千字，他把自己一生写作的最重要的体会作了如此表述，可见，作家的孤独状态，即不受“集团”、市场等外在干拢而独立不依的写作状态是多么重要，这是作家成功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在２１世纪到来的前夕，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是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不仅会跨进诺贝尔文学家族的大门，而且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
１１
在批评中国作家的大思路和社会的大环境时，我想还应该批评一下我和我的同行从事的工作——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
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一直是非常糟的。其原因是这种批评与写作已完全变质，即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完全变成按照长官意志而设置的政治法庭，文学史变成左翼政治史的文学版。这种版本的文学史公然把现代文学史最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开除出历史之外，实在是荒谬到极点。八九十年代所作的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诗歌史等，比起前三十年固然好一些，但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复制性太强；二是以讴歌代替审美判断。内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包括通史与分类史)恐怕不下两百种，但都是大同小异，现代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诗歌史)基本上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翻版、延伸、扩充和分类写作，框架没有大的变化。有人把小说史愈写愈厚，但内行的人士一看就知道这是“纸老虎”，因为它的建构、它的框架、它的线索、它的评价都和以往已出现的文学史差不多，也就是骨架是复制的，只是血肉有点增减，文字有点差异而已。更糟的是在漂亮的叙述文字掩盖下，文学史作者把所有的出版物，不管它的优劣，几乎都放在自己的框架内；然后按照习惯性的看法和评价标准重新做个“英雄排座次”。坐在“章”的位置上自然是“鲁、郭、茅、巴、老、曹”，坐在“节”的位置上则是沈从文、李劼人、张爱玲、张恨水等，坐在“段”的位置上则是新感觉派、现代派作家。这种文学史的缺点是让人读后如入迷宫，宫中的六大菩萨、十八罗汉、三十六小鬼虽被浓妆艳抹但却模糊不清。六大菩萨到底哪些作品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成功之作，哪些是失败之作，放在人类文学创造的背景下，他们在贡献之中有什么根本局限？时代造成他们何种局限？个人应负何种责任等等，我读后常常一片朦胧，掩卷之后只记得一片颂扬之声。这类文学史教科书对于正在进入文学之门的大学本科生可能有些帮助，但不可能提供真切的审美判断，一些关注中国文学的海外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很难从中得到启发，只能觉得这种被笔墨打扮的中国作家个个可爱但个个不可信。
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现的非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情况要好得多。这些新出现的批评家，不像文学史作者靠“复制”过日子，而是靠自己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因此他们发现一些初露锋芒的作家并为他们的生长呐喊。可是这些中、青年批评家多数并非文学教授，并无向瑞典文学院推荐的资格。而具有推荐资格的文学史教授，则缺乏艺术鉴赏力，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懵懵懂懂，结果能向世界推荐的批评家变得非常稀少。中国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无法有力地推荐本国的作家，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只有异国的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和大江健三郎推荐过莫言、郑义(后者是口头上说)两例。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只有一个(台湾有没有我不清楚)，埃斯普马克先生《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谈到亚洲国家的推荐情况，他说，本世纪上半叶只有１９４０年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不过完全无法使人相信”。他们只能从探险家斯文·赫定那里得到某些帮助，还有就是从高本汉那里得到一些情况，在六十年代前期，赛珍珠还推荐过日本的谷崎润一郎，日本文学院推荐过西胁顺三郎，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美国方面则推荐三岛由纪夫。１９８５年５月３日《亚洲周刊》曾发表文章批评瑞典文学院对亚洲的忽视；文中提到几个作家的名字：日本的井上靖，中国的巴金，印尼的Ｐ·Ａ·多埃，印度的长篇小说艺术代表人物Ｒ·Ｋ·纳拉扬。
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在回答记者时说：亚洲作家的提名仍然不是很多，特别困难的是，即使在文学专家中也缺乏统一意见。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的文学目的的作家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且在西方对上述的提名者也缺少译本。在记者的穷追不舍之下，这位常务秘书还透露，亚洲不少国家有权提出建议的机构放过了提出候选人的机会。中国笔会主席巴金就说，他得到过提候选人的邀请，但是没有回答。在其他国家，笔会也白白放过机会，比如瑞典文学院与泰国笔会每年都有联系，但是对此没有反应。泰国笔会主席尼拉万·炳通就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他的国家是否有作家被推荐为候选人，而且说：“在泰国，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没有做多少事情。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语言对他们作出判断，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某一部作品真有资格，因此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埃斯普马克批评：“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多次阻碍有意义的候选人被提名的失败主义。”我不知道台湾、香港有没有这种“失败主义”，而中国内地，我敢说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缺少推荐的热情和虽有热情而不知从何入手。推荐是需要认真态度、需要时间和需要情怀的，茫茫的中国大江南北，有几位认真的、酷爱中国文学、毫无私心和妒嫉心的推荐者呢？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机构又真的严肃地、下过功夫地推荐过自己的作家吗？我不清楚。
不过，也不必悲观，只要作品杰出，即使国内缺少知音，国外也会有知音。而且瑞典文学院特别找了一位中国文学知音作为自己的院士。埃斯普马克说：“当１９８５年汉学教授和翻译家G·马尔姆奎斯特(即马悦然)被选入文学院的时候，人们确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与其他东方文学的专家保持着密切关系。”马悦然确实正如埃斯普马克所评价的那样，他是杰出的，而且是积极的，他的眼睛时时在寻找中国文学的星光。１９９３年我“客座”斯德哥尔摩大学时，曾与罗多弼教授及陈迈平先生组织“国家、社会、个人”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了５０多位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会议期间，马悦然特别邀请了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李泽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们经常聚会的小楼上座谈，他诚恳地征询大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意见，在那个夜晚明亮的灯光下和温馨的氛围中，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家族是个有趣的存在，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２０世纪，绝不属于２１世纪。“代价”是“成就”的母亲，２０世纪的中国作家已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心灵饱受折磨的代价。他们已把一部分代价化作成就，还将孕育更大的成就，可以肯定，２１世纪的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止一个的中国天才。
（选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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