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十年
作者：素素

　　结婚的时候，是一间房。租的是房东家的三楼，朝南的一间，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兼餐厅，一切活动都在里面。房间里的摆设纯西式，或方或圆的桌子，围着四把椅子，居于房间中央——便于就地打麻将，也便于在打麻将的时候，旁边放两张高脚茶几，随时可以抓一点茶几上的零食吃。一张大床左右悬空，带镜子的大衣柜并不紧贴墙壁，而是在两堵墙之间搭角放着。五斗橱上有一个火架收音机，插着鲜花的花，有时，放在桌上，有时，就放在这五斗橱上。
　　这样的新婚家庭，多半是婆家或娘家小康的。除了供得起孩子读大决外，也养得起媳妇。像和仪和他丈夫这样的家庭，多半是双方父母都在内，所以对他们的供养总是有限，两个人在上海只能过最低限度的日子，连佣人也不可能雇，只是请一个钟点工，每天午后来一次，在房东的厨房里洗点衣服，做顿晚饭，等他们两人吃了，顺便洗了碗回家。如果有了孩子，一般总是送回家乡，拜托大家庭的长辈照顾，等到他们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之后，自然会把孩子接来上海，那时，只要老人家愿意，连父母都是要接来同住的。
　　她不太说话，见人只礼貌地笑笑。偶尔，房东家的小孩子会上她家玩，她就一人给他们一颗糖，不几分钟就把小孩子打发出来，嫌他们闹。新娘子的这一份嫌，让隔壁做母亲的房东太太不满意，以为是嫌她。房东与房客之间就有了矛盾，彼此不高兴。和仪对丈夫说，等我们自己有了钱，要租一栋房子，独门进出，免得受人闲气。
　　弄堂里人的眼里，和仪是个天真时髦的女学生、谁家待嫁的大小姐，市旗袍高踉鞋，烫成微卷的长波浪，淡淡的胭脂朱红的唇膏，每天鲜鲜亮亮地出门去上课读书。
　　和仪当然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结婚而中途辍了学。所有的亲戚朋友，对此都不觉得可惜，他们说，女小团读书又不求什么，只不过是为了能让她在大学校园里，有更多的机会去钓一个金龟婿，既然目的已达，养在家里才是福气。而和仪的心里，始终有些不甘心，她甚至羡慕那个叫烟鹂的同班女同学，尽管人木得很，也不聪明也不漂亮，但却能够太太平平地把大学念完。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哪像她为了一纸婚书而妥协，在同学、女朋友面前丢人现眼。人家会说：像和仪这样的女子，还奢谈什么男女平等？然而，和仪又明白，新也她旧也好，女人终究是嫁了的好，谈论婚嫁，对女子而言，当然以年轻为宜，时不我待，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时代是这样的亦新亦旧，新的好处都让男人瓜分了，而旧的坏处又时时追捕着女人，自己又能怎样？连烟鹏这样读完了大学再结婚的女子，最终也就是嫁一个不咸不淡的男人，服侍他，为他生儿育女。哪一个新女性能逃脱家庭的牢笼？读不读完大学，读不读大学，有什么要紧？
　　许多结了婚的女朋友都这么想这么说。午后的寂寞里，她们常常会聚在谁的家里，咭咭呱呱地发一通牢骚发一些感慨。有时也搓搓麻将，更多的时候，是女主人端出瓜子、糖果，泡一杯绿茶招待。谈着谈着，就问：“我这里有红枣、桂圆、莲心、木耳，你们要吃什么点心？”七嘴八舌地说了，就唤娘姨烧了来吃。吃完，便到不打道回府的时候，披披挂挂地整装说再会再会，走时，不忘相约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急着回家迎接丈夫的人，一脚跨在楼梯口一脚踏在门里，催着同伴：“好了好了，再打电话联络好啦。”
　　虽然晚饭是娘姨的事，但服侍丈夫还是这些新女性的事。每天早晨，服侍了丈夫早餐、出门之后，最初的几年，她还须铺床叠被，简单地打扫。为此，《良友》画报还专门图文并茂地讲解“小家庭学的一课”，教你如何统筹家务如何美化居室。各种生活杂志还教你如何美容，告诉你名牌化妆品比如密丝佛陀的知识。去风和日丽的公园读。看中了的乔其绒衣料印花竹布，通常是记在心里，等与丈夫共同出门的时候才来买。那么这一日独自带回家的，不是香糯的糖炒栗子，就是沙利文的糕点，预备着宵夜或当明早的早餐。刮风下雨的日子，她会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与收音机相伴度日，翻翻最新一期的欧美流行杂志，剥剥瓜子先生，听听百代公司的各式唱片。兴致好的话，就织织绒线衫。柔软蓬松的绒线，缠在手里，有一丝醉醺醺的慵懒。周末的夜晚，两个人去国泰、大光明看一场电影，各人有各人的所爱，或者阮玲玉或者胡蝶，或者顾兰君或者王人美。以后就是周璇王丹凤。
　　等到做丈夫的大学毕了业，寻到了一个好差事，才会自己去顶下一栋房子。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像以前的房东一样，把三楼的房间租出去，或许还会应房客的要求，把二楼的亭子间也一并租出去，给三楼人家的孩子、佣人住，或者借给单身到上海求学、打工的青年男女住。然后，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出生了，房客一个接一个被迫搬走了。烟鹂更木了，木得竟有些呆，一点一点显出不可思议的落伍，连她自己都有些怀疑自己居然曾经读过整整四年的大学，旁人于此是更无从想象。烟鹂与一般非知识妇女的区别，此时仅仅在于她嫁到了一个可以为她雇佣人、雇娘姨的丈夫，她因此可以只管怀孕、生子，其他一概不用操心。甚至，随着丈夫的外出交际忙于应酬，连生孩子的事，也可以免了。
　　免除了一切的烟鹂，成了一滩苍白，演绎为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
　　倒是未曾读完大学的和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庸庸碌碌。更不甘心丈夫的颐指气使。夫妻间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由小吵到大吵。丈夫的一记耳光，让和仪顿然醒悟自己作为新女性的悲哀。时代是这样的亦新亦旧——新的女人和旧的男人，要改变绝非易事。错，恐怕也不是丈夫一个人的错。而要容忍这一份错，也决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都市女子所能。在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至少，对自己还可以有个要求，一走了之自己养活自己。于是，心平气和的协议离婚。
　　离婚后的和仪，取笔名苏青，卖文为生，成为四十年代的作家。

退职夫人
　　离婚是苏青自己提出来的，丈夫纵有千般不愿，已是无法挽回。四十年代的女性，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凭什么要雌伏于男人？从前只有休妻的男子、逃婚的女子，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了一系列明目张胆自行退职的夫人。
　　还有一点，苏青没有明说，当爱已不再有激情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小事，都会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道不同则不相为谋，谁又少得了谁呢？
　　这是今天都市女子的观念，也是四十年代初，苏青的想法。所以，苏青提出离婚，从家里搬了出来，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辛辛苦苦亦悲亦喜地做一个独立自豪却又心酸凄凉的workinggirl，手里用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家里墙上的每一根钉子都是自己钉上去的。相约逛商店买衣料的是女友，陪着去时装店试穿定做的衣服样子的也是女友。
　　“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为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折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去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改装暗纽。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纽扣总要的罢？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的张爱玲，就在旁边笑了起来。如果是她来试衣服的话，她想她不会说出苏青这样的话。“人家都有的！”苏青就要。“人家都有的！”张爱玲却偏不要。
　　张爱玲不是苏青，可同苏青一样是个上过大学、如今靠自己的笔卖文为生的年轻女子。
　　一个人的日子，于她们决不是青灯黄卷。一个人的日子，照样红尘滚滚。女作家的才情，上海女子的秀丽，外加一种“红泥小火炉”的热情，苏青们怎会少却那一则则绮丽的故事？何况从来文人多情。
　　《续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在同大男人主义的丈夫离婚后，自力更生努力奋斗，认认真真地写稿赚钱，自自然然地与异性交往。同男友们剪烛夜谈，结伴游苏州南京，相约着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偶尔也约在咖啡馆碰面接洽。
　　然而，终究是曾经沧海，苏青的心事比张爱玲又多了一层犹豫。在爱情的前提下，她渴望着不再遭受生育的痛苦，不再遭受离别子女的无奈。于是，一个又一个亦正亦邪的男人，在她身旁出现在她心里留痕，一阵又一阵的爱情逐水而来逐水而去，到头来，终究是“十二姻缘空色相”。
　　《退职夫人自传》，其实是一切城市里年轻女子的伤心事。

公寓生活
　　“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姑姑做人也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这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其实是都市职业女性的一大特征。
　　姑姑是张爱玲的姑姑，出生于1898年。四十年代的姑姑是个独身女子，不是抱定终生不嫁的独身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她只是还没有等来一个她愿意终生厮守的男人。既然希望得到的还不曾到来，她也决不放弃享受现世的乐趣。姑姑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朝气蓬勃，趣味十足。聘一个法国厨师专为她个人烹调饮J食，再聘一个白俄司机为她一个人驾驶那辆白色的私家轿车。离了婚的苏青，写文章办杂志，还坐着黄包车去追讨书商的欠款。
　　整天关在书斋里的张爱玲，也知道囤积一些白报纸以防通货膨胀。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破天荒出现了一大批类似姑姑、张爱玲、苏育这样的独身女子。她们单门独户，一个人居住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经营。传统的女大不嫁的尴尬、弃妇的悲惨，在她们身上失去了意义。她们并非是“失嫁”的一群，而是有能力有自信等待一个自己真正想嫁的人的一群。当然，也是在山河破碎的时候，被战乱颠覆了家庭、剥夺了组织家庭机会的一群人。
　　可以说，这一批女性的出现，这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才标志着上海女子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都市女子。她们是真正与男子分享一片天空的一群，是由都市培养由都市欣赏的一群。上海社会，因为她们的出现而更容忍了女性。
　　上海的职业妇女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但是，在家庭里，她们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尚未结婚的，自然是依着父母、依着兄长度日，结了婚又离婚的，也必须重回娘家。那时候的女子，做梦也想不到十年二十年之后，自己会以堂堂正正良家女子的身份，或被迫或自愿地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过日子，不仅仅是找一份职业，挣一份薪水，而是自己独自租一套房子，真正地自己承担自己。
　　一个女子单独居住，安全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所以，最好是单门独户，可以把一切拒之门外，至于居住面积倒是可以小一点，最大不要超过五间，以两间三间一套最相宜，一间半甚至一间也勉强可以对付。一个人的日子，柴米油盐一样不可缺少，所以从厨房到卫生间到会客室起居室都不能缺。单身居住的女性，大多是职业妇女，白天要出门上班，雇一个全日制的佣人诸多不便，所以房间的设计要合理使用要方便，比如卫生间与卧室相通，卧室与会客室相通，厨房与餐厅相通，阳台与起居室相通。如果设计周到的话，房间应该连着家具，省却居住者购买、搬运的麻烦，easy come easy go，单身贵族的清洒就在这里。
　　符合这一切要求的房子，非公寓莫属。
　　三四十年代，上海兴起了大批公寓房子。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上海职业女性独居生活方式的出现，才导致了公寓房子在上海的大规模建造；还是由于三十年代受全球经济萧条影响，上海及时利用大量游资和廉价劳动力兴建了大批可以获致高额回报的独立套间的公寓房子，才出现了一大批单门独户的上海女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寓房子非常适合年轻的单身女子居住。上海的公寓房子，大多建在热闹的交通要道的拐弯处，比如毕卡第公寓、瑞华公寓、赫德公寓等等都是。为什么？单身居住在公寓的女子，大多有着良好的职业和收入，于都市的繁华兴味无穷，看个夜场电影、出席朋友举办的派对、跳跳舞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此，深夜晚归就成了必然而经常的事。深夜晚归的女子，当然最好居住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安全，同时也便于白天随时进出闹市区。
　　单身女子入住公寓人数之多，多到有了专门的“女子公寓”。1936年2月24日的《社会日报》有一则对“大众女子公寓”的专访，该公寓由原《大美晚报》的“广告之花”郑觉非创办，楼高四层，位于法租界吕班路幸福访六号，邻近现在的复兴公园，周围环境相当优雅，里面的布置，则是“淡黄的粉刷，新的床，新的桌椅，以及一切女子日常所需的新用具，有美皆备，无丽不臻”，“有水汀，有漂亮的浴室，有聪明伶俐的女侍者，甚至于烧饭的娘姨，也是一个年纪在二十左右绝无村俗之态的女子来担任”。让前往采访的男性记者充满惊羡。
　　上海的公寓房子，一开始的住户都是外国侨民。这种公寓房子，同中国传统民居最大的不同，不在于钢筋水泥、电梯阳台，而在于一门一户不必往来，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很快，认同这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华人开始人住公寓房子。张爱玲同她的姑姑就是其中之一。她们不仅住公寓，两人还实行“AA制”。而《续结婚十年》中离婚的苏怀青，也同情人长期租了一套公寓幽会。
　　独立的公寓房子，就代表了一种独立。而自己承担自己，首要的是一份可供自己生活的物质，还有一种自力更生的观念。
　　名门之后、世家子弟的姑姑继承有丰厚的遗产，足够她一辈子吃喝玩乐。然而即使有着这样的存底，即使不必为生活忧虑，姑姑仍然选择了做一个职业妇女——做电台的播音员、做办公室的文员。
　　单枪匹马出来打斗的女性已成为天经地义，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于是，职业妇女及其面临的问题，变成社会热点，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945年，上海某杂志专门邀请两位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对谈有关职业妇女及其家庭、婚姻等等问题。展读这两位都市作家、职业女性的对谈录，你可以发现，她们当时面临的诱惑、难题以及内心的动摇挣扎，同五十多年后的上海女性，几乎没有差别。在仍然觉得“用丈夫的钱比用自己的钱开心”的同时，在感觉职业女性生涯太过艰苦、“得不偿失”的同时，她们还是说女性有一份职业是好的。种种的牢骚，拉拉杂杂一大堆，包括说没有职业的妇女可以专注打扮以换取男人的爱和喜欢，也只不过是一种说说的牢骚，事实上，她们享受她们作为独身女子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乐趣和自豪，挥扬着一个人格成熟的女性的才情和志气。
　　独立门户，其实只是一种象征。三十年代以后，上海女性彻底的都市化现代化，已经不需要借助任何形式来显示。只要给她们一片都市的天空，她们自然地就提供一种属于都市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与母亲同住、肩负赡养母亲之责的汤蒂因，从16岁起专注于自己事业的经营。以一个毫无背景、小店员出身的独身女子，先开店，后建厂，创出一个名牌——绿宝金笔，成为上海不可多得的女实业家。她的创业发家历史，正好是这一代女性诞生、成长、蔚为时尚的历史。
　　汤蒂因有过心爱的人，为了一时也是她一世的生意，耽误了结婚的时机。然后，心爱的人，死于日军的轰炸。汤蒂因，从此不嫁，终生不嫁。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