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 在新世纪的晨曦中
钱中文
20 世纪即将消逝, 新世纪已叩响大门。
20 世纪包括科学技术在内, 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灾难, 直到最后一年, 也未能带来祥和与和平, 但20 世纪也是科学技术获得高度发展的世纪。20 世纪的文学理论,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 经历了许多曲折, 但也呈现了竞生蔓长的态势, 甚至不无疯长的势头。
20 世纪是文学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19 世纪的文学样式、文学语言、审美感受、审美趣味, 被新的文学思潮、书写节奏、价值观念、特殊的语言结构所挤兑, 以致有的人说, 新的文学取代了原有的文学, 这自然并不符合事实。过去在理论上好像是说清楚了的文学问题, 突然受到怀疑、质问、嘲弄, 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处境。新一轮的文学为何、文学何为等问题的阐述, 重新开始; 何谓诗学、诗学何为的理论探讨紧跟而上。由于派别众多, 于是不同的文学理论主张, 也是日新月异, 众说纷纭了。在这种意义上, 似乎可以说,20 世纪是文学理论批评的时代。
如果对20 世纪的中外文论从总体上加以把握, 那么可以看到, 我国20 世纪初的文论开头, 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社会任务结合起来, 提出诗界革命、小说革命, 这也是时代、国情使然。自然, 后期的梁启超的文学观与前期相比, 显然是不同的。同样在世纪之初, 王国维在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 摆脱了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教文学观, 主张文学艺术是为人生, 并且直接提出了文学要走向独立、自主的问题, 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观, 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 由于我国国情、文化制度的关系, 在后来的70 多年间, 一直是忽隐忽现, 处于抑制状态; 在这期间, 我国的文学主张, 大体承袭了梁启超早期的文学观,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 逐步演化, 把它发展到了极端, 而到70 年代末不得不改弦更张。
在" 五四" 新文化运动后的五六十年间, 我国的文学理论的问题之一是, 在" 五四" 批判精神的影响下, 主要是大力输入、不断接受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并影响我国的文艺与创作。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到了我国, 极大地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 使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同时带有庸俗社会学倾向的苏联文学理论和与之结合的我国文论, 后来又使我国的文学、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主性、独立性, 最后使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属品。问题之二是, 在我国文学、文学理论的视野里, 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要求、主义、方向、方法、作家的世界观改造、文艺批判等问题, 到后来把它们当成了文艺政策而制度化起来。这在一定时期里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 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并且也使我们从不同侧面, 理解到文学的复杂性。但是它的极端的政治化倾向, 违反艺术规律的种种粗暴干预, 又使文艺的发展走入了困境。问题之三是, 在" 五四" 之后的几十年里, 主要是在50 年代之后, 由于文学、文学理论逐步失去了自主性, 所以文学研究中, 特别是文学作品自身的问题、文艺的审美特性, 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的、实证研究之外, 而无所收获。问题之四是,80 年代一段时间里, 由于人们已对原有的一套文学理论失去信心, 所以急剧转向欧美文论, 把这种文论关于作品的种种内在的研究, 看作是整个文学研究的实际。这种倾向在一个时期里不可避免, 但随后一些人又走向了新的极端。最后是, 我国文学理论在反思中, 深感我国文学理论在求变、求新的过程中, 每个阶段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 五四" 的横扫旧文化的批判精神, 以及古代文论未能及时地现代转换, 实际上使后来的文论, 在主干上中断了与古代文论的继承性联系。90 年代开始, 一些学者呼吁我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探讨, 提出我国当代文论中的" 失语症" 现象, 正是为了让古代文论的传统重新焕发青春, 使我们能吸取其中有用成分, 使之参与当代文论的建设。
20 世纪的西方文论, 派别多样, 流向多变, 但从第二个10 年起, 起主导作用的是作品的内在研究方法, 诸种形式主义方法, 大体代表了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路线。这些派别或方法, 在欧美国家可以说花样翻新, 新说迭起, 到了70 年代末, 则是消耗了其全部精力而难以为继, 以致使原有的多种外部研究方法, 以及新起的批评流派, 水到渠成, 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取而代之。这些研究, 其实并未受到形式主义诸流派的盛行的影响, 而是在不同时期, 各领风骚, 大体代表了文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路线。80 年代后起的几种文学理论流派, 从倡导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开始, 一二十年来多有进展, 但到了今天, 文学的文化研究已向泛文化研究转向, 显得有些疯长了。
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外文论, 从整体来说, 西方文论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各个文学理论流派, 结合不同时期的文学实际, 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的某个方面的特征, 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思维。那么, 多样的西方文论, 能够直接成为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吗? 西方文论是在西方文学的经验以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 虽然与我国的文学经验会有共通之处, 但它们终究是西方的, 可以学习、借鉴与吸收, 但看来难以替代。
古代文论同然, 我们使之现代转换, 给以现代阐释, 目的在于把它视为丰富的宝库, 从中分离出那些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激活那些尚未死去的东西, 与当代文论思想相沟通, 融合而为当代文论的组成部分。
在这种时刻, 我以为检查一下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方式、方法, 是十分必要的。
近百年来, 由于我国社会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断斗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 这无疑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好, 那就是绝对的好; 坏, 那自然是绝对的坏。这种方式, 影响到了学术问题的学理性探讨。一些观点与评价, 在彼时彼地可能是正当的, 必要的, 但在此时此地可能是大可商榷的, 或是十分谬误的。所以对于近百年来的学术思想, 必须不断给以重新观照与评估, 理由也就在这里。这要求我们要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 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 来观察问题。现代性与不断生成的历史性, 对于以往的整个人类的思想及其成果, 进行重新评估不仅是适用的, 而且也是必须的。
当今现代性或是不断生成的历史性, 要求我们结束过去的那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即在学术思想上, 避免那种绝对对立的、独断式的思维, 而应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思维, 即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建立, 是要求新的思维方式的。
只有走自己的路, 才能建立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20 世纪的文学理论已进入亮丽的夕照与新世纪的晨曦中。
即将来临的21 世纪, 将会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新世纪!
1999 年9 月9 日9 时〔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此文章原载于《文学评论》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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