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还剩下什么
作者：王彬彬

　　Muzi 30年代，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提倡所谓闲适、空灵的文章，并奉明末的袁中郎等人为祖师。所谓闲适空灵的明末小品文也被作为范文而翻印出版。其时国难日益严重，日军已统治了关外，并且向关内扩张，在冀东建立起了伪组织，华北危在旦夕；国内则国民党在腐败不断升级的同时，对本国人民也愈趋凶残，大批志士仁人遭监禁、杀戮。在此内忧外患交困的情势下，林语堂等人的文学主张自然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善于入室操戈的鲁迅，写过一篇《读书忌》，从某两种食物不能同食的“食忌”，说到读书也有“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可。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明季稗史》、《痛史》以及明末遗民的著作里，记载着那时期民众的流离与挣扎，记载着那时期民族的深重苦难。那种闲适空灵的文章与这些饱含血泪的文字放在一起，顿时便让人感到轻飘得毫无分量，并显出作者的冷漠、麻木和无聊。

　　Muzi: 读书之有“忌”，是我在近年的阅读中也屡屡感觉到的。

　　Muzi: 所谓“个人化写作”，恐怕是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主潮。有那么多的小说，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日常生活中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在诉说着吃饱喝足之后无事可干的空虚和养足精神之后无处发泄的苦恼。此类小说，倘若与近些年的另一类出版物同读，便感到在木材日益宝贵的今天，它们实在只能说是在“灾梨祸枣”。例如，近些年出版的一些揭示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真相的著作，读之令人深思，令人感动，令人悲哀，令人泪眼模糊或欲哭无泪。读过这样的书之后，再去读如今的那些“个人化”的小说，那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来的。数月前，我正在读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期间，收到几种文学刊物，我便先将它们放到一边。待朱著读完后，拿起来一翻，竟大多是那类“个人化”的小说。我想要认真读几篇，但刚将一篇读了几页，我便感到了自己的无聊。如果说，追忆过去政治运动的读物，不能与描写当下生活的小说作比，那么，有些同样是叙说当下生活的读物，也令那些“个人化”的小说苍白失色。例如经济学家何清涟的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就足以令今日的文学自惭形秽。我以为如果不对“文学性”做过于狭隘的理解，何清涟的这本书甚至比当今的许多小说也更具有文学性。读完《现代化的陷阱》后，我有意识地在书架上给它找了一个远离那些“个人化”小说的位置。我觉得，将它与那些“个人化”的小说混在一起，对它真是一种辱没。与何清涟这样的学者相比，今日的许多小说家，对今日的中国社会真是过于无知了。当然，更本质的差别还是在情怀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何清涟不但富于清醒的理性，也具有热烈的人文情怀。而这后一方面，本来是作为文学家的人更应该具有的。作为文学家，本应对社会的邪恶与不义，对弱势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有更敏锐的感觉，但今日沉湎于“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却没有也不屑于有这样一种情怀。我甚至觉得，在对今日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揭示上，许多“个人化”的小说，还远不如新闻报道更具有深度。读《南方周末》一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我每每觉得颇有收益，而读今日的那些“个人化”的小说，我常常感到是在浪费时光。一次，与一位“旧生代”作家谈及今日“个人化”的小说潮流时，他提出了“小说还剩下什么”的问题。那些所谓的“个人化”小说里，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所谓的“个人体验”。“个人化”的写作者，总是以“个人体验”自傲，一些肯定他们的人，也总是强调他们虽没有社会关怀，没有人文情思，但却传达了个人的生活体验。那么，他们到底提供了一些怎样的“体验”呢？

　　Muzi: 文学要传达作者的人生体验，这当然是一种千真万确的常识。但体验也有轻重之分，有深浅之别。并非所有的体验都有同等的价值。遭蚊虫叮咬，是一种体验；被严刑拷打，也是一种体验，这二者便不可同日而语。囊中嫖资短缺，是一种穷窘的体验；无钱供子女上学，也是一种穷窘的体验，这二者在质地上也相差甚远。渔色猎艳中的受挫，是一种情场体验；与爱得刻骨铭心的情人分手，也是一种情场体验，这二者大概也不可相提并论。而今日的所谓“个人化”的小说，传达的究竟是何种分量、何种质地、何种深度的“体验”呢？恐怕更多的是类似于蚊虫叮咬，嫖资短缺和渔色猎艳中受挫的“体验”。

　　Muzi: 所谓“个人化写作”，也即作者自以为和被一些人认为传达的是个人“独特”的“体验”。说到“独特”，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独特”是否就意味着优秀？二、当下那些“个人化”的小说，是否真具有足供炫耀的“独特性”？

　　Muzi: “独特”，当然是创作者应该着力追求的，但“独特”却并不是使一部作品成为优秀之作的充足条件，这也正如服装设计师应该尽量设计出新颖的样式，但却并非所有的奇装异服都令人赏心悦目。要“独特”而优秀，很难；但如果只求与众不同，却又很容易。文学史上有不少“独特”却并不优秀的作家，也有很伟大但却并非十分“独特”的作家，当然，也有既很“独特”也很伟大的作家。“独特”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可表现为“独特”的深刻，也可表现为“独特”的浅薄；既可表现为“独特”的圣洁，也可表现为“独特”的鄙俗；既可表现为“独特”的芳香，也可表现为“独特”的恶臭……所以，要写出好作品，仅有“独特”是不够的。

　　Muzi: 何况当下标榜“个人化”的写作者，其实并不比此前几代作家更具有“独特性”。作为群体，他们当然与前几代作家有明显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也仅仅体现在群体性的比较中。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比前几代作家相互之间的差别更大，换言之，他们相互之间体现出的“家族相似性”，一点也不比前几代作家更小，甚至更明显。如果“个人化”意味着每一个作家都既不同于前面的作家也不同于同代的作家，那用“个人化”来指称当今的这些作家，便是并不合适的，或者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伪个人化”的写作。有人说，他们之间是各各不同的。当然没有哪两个作家是完全相同的，问题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是否比陆文夫与高晓声之间的差别，比王安忆与史铁生之间的差别、比苏童与叶兆言之间的差别更大更甚？他们之间确实是有差别的，但他们之间也不过是一种正常的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别。他们每个人都标榜为“个人化”的写作，但每个人表现出的“个人”，却兄弟一般相像。这其实用不着多说。他们原本就是以一种群体的阵势被注意、被谈论、被概括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独特性”缺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必须依赖于这个群体才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存在，离开了这个群体，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Muzi: 话题还回到“读书忌”上来。近些年，“个人化”的作家，常常对批评界口出恶言，指责批评界不关注他们的作品。我想，一个批评家要做到密切地跟踪这种“伪个人化”的创作并对之时有赞语，前提条件恐怕是首先在自己的精神上实行“闭关锁国”，即尽量不去读别的书，以免犯“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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