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中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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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增玉 ===
一
１９２１年，文学研究会在发起宣言中，提出了三条宗旨，其中第三条是“建立著作工会的
基础。……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
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
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①。这里，“著作工会”、
把文学作为“终身的事业”和“工作”等术语，表明文学研究会对文学的一种全新的、划时
代的认识和追求；不再把文学“高兴时当作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②、不再把文学当作
可有可无的“副业”，而是当作正式的工作即职业，甚至是很神圣的职业。将文学作为终身
的职业并作公然的申明，把文学团体成立的宗旨之一定位在“建立著作工会”，这在中国文
学史上确是空前之举。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文人作家们尽管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
很多人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和追求相当认真执著，但是，将文学和作家当作“正业”、职业的
人却是很少见的，即使是那些声名卓著、写出不朽之作的诗家文人，也大多把仕途经济、治
国平天下当作“正业”，而把文学写作当作“正业”之余的“副业”或“小道”(曹丕的“文
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的是“文章”而非文学)。即便没有“仕途”、“举业”在
身并且因种种缘故或自愿或被迫地执笔为文，大多数人也是把有朝一日登上“庙堂”当作正
业正途而耻于永为文人。在盛行“文人无行”、“一做文人便无足观”等价值观的古代的、农
业的、封建的社会中，是不会产生职业作家这一观念和社会角色的。同样，中国古代的文学
社团，也主要是以共同的文学思潮、主张、情趣、追求相号召并结社，从无任何文学社团流
派以建立著作工会为宗旨，或者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社团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宗旨。提出以
文学为职业、以建立专门化的、职业化的著作工会为文学社团的宗旨，这只能是现代性社会
中才会出现的事情。而且，职业化、工会这些名词和事物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标志。德国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社会的分工化、职业化、科层化，正是以工业化和资本
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必然性行为③。中国在晚清以来的“被迫的现代化”进
程中，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压力和示范下，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等都发生着、发生了现代性变化④，其中，在文化文学领域，由于旧的社会体制趋于
松动和瓦解及通商口岸的存在，使非官方的报刊等现代传媒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出现。
到了1906年，仅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就达到66家之多，此时全国出版的报刊总
数达到239种⑤。这些报刊在发表政论新闻的同时，也发表诗歌和娱乐性质的文章，后来
这些内容演变成“副刊”，副刊的发展导致文学刊物的出现和单独出版。其中，梁启超创办
的《新小说》(1902)、李嘉宝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吴沃尧、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
说》(1906)、吴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是此时四大文学刊物。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
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因适应了都市市民大
众的“消闲”、“娱乐”要求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脱离
了传统的“学优而仕”的人生事业格式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
了物质条件，使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这一职业得到确立，成为可
能，一批职业作家由此在清末逐渐出现。因此，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论及晚清小说的繁
荣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
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⑥。”辛亥革命以后报刊杂志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
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
种⑦。这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
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依赖这种体制化的报刊杂志(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
空间)和满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费需要而大行其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炮制者也因此成为依
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不过，尽管清末民初的这些文人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中已转变为职业作家，但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身
份角色的现代性变化，也没有将文学职业化、作家职业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公然提出和申明。
是“五四”后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将这一切公然明确地提出和实施。而文学研究会之所
以能提出这样的现代性目标，第一，如前所述，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追求和变迁
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性的文学生产体制及公共传媒体制，这种体制使文学的职业化、文学团体
的专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已经变成现实。到文学研究会成立的1921年，全国的报刊杂志
已达1104种，其中周刊、月刊、季刊性的杂志548种⑧，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印刷出
版单位和书店仅在上海就有数十家。它们为文学的市场化和作家的职业化提供了现代性的体
制保障。正是这种由报刊杂志、出版单位、书店、读者和文学市场构成的现代性文化体制，
同样使清末民初以来大批文人转变为职业作家成为可能和现实，而且这种现实随着中国社会
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和剧烈会不断发展和扩大；第二，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文学革命，其本质是以西方社会和文明为价值标准，通过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现代性变革
与转化，来参与和最终促成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社会(“立人”而后“立国”)，
因此，它是包含了文化文学而不限于文化文学的“现代性工程”。在这一“现代性工程”中，
“五四”一代人不仅通过对传统文化文学及其观念的批判、通过对西方文化文学及其观念的
宏扬肯定而确定了新的文学价值观，而且，还毫无疑问地吸收、形成和确立了西方文化中包
含的现代思想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而正是这样的文学价值观、思想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结合着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体制化的文化公共空间和文学专业化的现实趋势，使文学研究会
提出了上述的现代性文学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在其宣言中，一方面体现出追求文学专业化、文学团体商业化制
度化的现代倾向，另一方面，又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及
在这种文学观引导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提出了批评。如果将这种批评进行“语境还原”的话，
那种被视作游戏或消遣的文学，无疑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所谓“黑幕文学”、“狭邪小说”
和“鸳鸯蝴蝶派”等依赖报刊杂志和读者市场的大众通俗文学。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沈
雁冰和周作人，此前此后发表了很多批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遣文学的言
辞文章。而且不仅是文学研究会诸人，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
有人都把黑幕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
判与否定。在这些追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驱者看来，那些以游戏消遣娱乐消费为目的的文
学，尽管比新文学诞生得早或与新文学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具有丝毫的现代性，而是历史
和时代的垃圾。然而，我们的上述描述和分析却表明，清末民初的那些黑幕狭邪鸳鸯蝴蝶派
文学，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事物。具
体而言，从文学生产体制的角度看，它们是不依赖政府政权、豪门权贵的豢养而依赖独立性
的报刊杂志、大众传媒文学市场；从文学内容的角度看，它们固然不排除具有一定的腐朽落
后的、封建传统的意识观念，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后指出的那样，清末的黑幕、狭
邪、公案、侦探小说，已经包含和“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
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
式性琢磨”⑨。这是使“五四”以来的文学暗受影响却又被“五四”后文学遮蔽不见的“被
压抑的现代性”。而民初产生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这种仅在上海就有几十万读者群的都市通
俗文学，“反映出都市市民在经历‘环境的现代化’这种急速变化过程中那种心理上的焦虑
不安”，表达了都市市民“想跟上世界这种愿望便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这一愿
望了”。除此之外，“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这种风靡一时的主题所构成的连续不断的浪潮可以
与具体的社会—政治上的发展结合在一起”Ｂ１０。更重要的是，清末和民初的这些
通俗文学作家，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由传统文人转化为职业作家的“下海者”，是最先将文学
当作职业、把文学纳入文化生产体制和市场体制从而实现文学的大众化、商业化、市场化的
人。而“五四”后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也是把文学的职业化、作家的职业化、文学团体的
职业化和市场化(著作工会)当作现代性追求的目标。一方面追求文学和作家的职业化，一方
面又对已经把文学和作家当作职业的都市通俗文学现象和通俗文学作家进行批判；一方面追
求现代性，一方面对别种文学已经具有的现代性进行否定。这样，文学研究会和新文学作家
对清末以来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实际上可以说是“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或者是“现
代性的矛盾”。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代性矛盾与冲突，其一，在于社会现代化追求过程中
必然产生的文化矛盾，即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在世界上几乎所有
国家、特别是“被迫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上述文化矛盾的出现是一种历史性和必然性现
象，中国也不例外。在晚清中国的“被迫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变革中，我们看到，一
方面是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对精英文化文学的设计与营造，这种文化文学是以民族国家的关怀
和改造、以使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而不计赔赚得失的雅文化雅文学，是启蒙性质的
严肃文化和文学，梁启超的新小说就属此类。另一方面是依赖报刊杂志和文化市场的、带有
游戏消遣性质的大众通俗文学，这两类文学几乎同时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在
一个追求现代并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及其文化语境中，性质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雅
文化雅文学和通俗文化文学可以同时存在但又会发生矛盾冲突，这正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代
性现象。其次，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反映了不同的文学价
值观、文学目的观的对立和冲突。“五四”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语
境中，本质上具有一种启蒙主义性质。因此，1918年鲁迅开始创作新文学作品时，他抱着
文学启蒙主义态度；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仍然提出要用文学“为人生”并且改造人生。
这种启蒙主义文学观赋予文学以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人生、使中国最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
的巨大的现代性使命，是一种现代的“载道”观：载国家民族之道，并将此作为文学的最高
目的，而文学不过是实现这一最高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从这一与儒家正统理念有内在关联(尽
管“五四”新文化阵营曾激烈地批判和反对孔子与儒家）的启蒙文学观出发，文学研究会作
家认为鸳鸯蝴蝶派等文学不仅是创建新文学的绊脚石，而且它们的消闲游戏观念和倾向更大
有害于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会的改良和更新、有害于中国从“边缘”重返“中
心”的努力、有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一句话，有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强国梦”
的实现。因此，出于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关怀的启蒙文学观的立场和追求，文学研究会以
及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闲类的都市通俗文学发出了激烈的批判之声，而且，“五
四”以后新文学对都市通俗文学的轻蔑和批判依然没有终结，对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为
代表的武侠小说、侦探言情小说以及所谓的“小市民文艺”，包括鲁迅和茅盾在内的新文学
作家都曾予以痛击。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学阵营对上述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从其启蒙文
学观和为新文学的创立与发展开辟道路、开拓空间的角度来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但是，这种批判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代性的矛盾和悖论之中：第一，如上所述，作家和文
学团体的职业化是现代性的标志，将此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文学研究会却对已经具有此种现代
性的文学派别和文学存在大加声讨并欲扫荡之铲除之；第二，文学研究会那种与儒家心态有
关的启蒙、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实现——即现代性历史目的的达成。他们之对鸳蝴派等都市通
俗文学的批判清理，是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文学根本上不利于甚至是妨碍着中国成为现代民族
国家，妨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一“现代性工程”的实施，所以，必欲批判之铲除之，他们
是为了这一根本的现代性使命而进行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清理。然而，悖论在于，在传
统中国解体、在作为后发展的第三世界的中国走向现代化(其中包括都市化)、走向现代民族
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以都市为依托、以市民为对象、以职业化市
场化为趋势、以消遣娱乐为功能的大众通俗文学，就是说，文学研究会在文学领域为之奋斗
呐喊并自以为为之清障开路的那个现代民族国家，却在它的实现过程中必然出现和伴随着都
市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文化与文学，它们是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产物，是根本无法彻底清除的。
相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深化，这种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化文学会随着市民社会、民间
社会和文化消费领域的扩大而日益泛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由传统悠久的农业社会向工业
化现代化社会迈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如此。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碍于时代视野和对现代性
理解的局限，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其从启蒙文学观和文学观背后的现代性历史目的出发所做
的对通俗化市场化乃至“庸俗化”文学的批判与清理，是真诚而可贵的，但又不可避免地陷
入了“现代性悖论”的历史境地。
二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的文学论争中。1933年10月18日，沈
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
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他们“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次年他
又发表《论“海派”》和《关于海派》，指出“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不能分开。那是
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
个名词的概念。”接着沈从文在文章中对旧海派与新海派的种种“恶劣”行为进行了归纳描
绘与抨击。对于沈从文及京派作家的批评与指责，在上海的作家文人(包括左翼和非左翼的)
当然不能接受并加以反驳，一场使30年代的很多作家文人都参与其中的、包含不同的历史
观、文化观和文学观的“京海”争论由此而起。
综观这场争论，除了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感情义气用事和由于双方身份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误
解之外，实际上在他们的歧异性争论中包含着几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其一，是作家文人与
文学生产体制的关系问题。沈从文指责海派作家寄生于书店报馆杂志期刊，并认为由此产生
了海派文人的那些浮夸孟浪习气。其实，正如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
刊为中心开展的”Ｂ１１那样，在现代性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刊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形成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
了政府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与所谓“文学性”，
这在现代中国尤其如此，前文对此已作过阐述。从清末民初到“五四”以后，上海作为开埠
最早、现代化进程最快、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都市，它所形成的现代性的文学生产体制，培育
了黑幕鸳鸯的“市民文学”也催生了新文学，沈从文指责的海派依赖于“书店，报馆，官办
的杂志”和“商业竞卖”即指此而言。问题在于，不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它们在本质上并没
有根本性不同：它们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学，都是现代中国文学
的组成部分。因此，不仅海派文学“寄生”于由书店和报刊杂志构成的文学生产体制，京派
文学也离不开这样的体制。如果按着实际，京派作家又哪一个不与报纸副刊、杂志和书店发
生密切联系?作为京派文学重要阵地的京津地区的报刊杂志，如沈从文主持并发表文章的《大
公报》文艺副刊，同样是现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体制的组成部分，京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
象和文学流派正是靠着这样的体制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不仅如此，就连挑起30年代的“京
海”论争且对海派深怀蔑视的沈从文，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亦始终与报刊杂志、书店等文化媒
体和公共空间关系紧密，或者说，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文化文学生产体制造就了沈从文的作家
身份和名声。1923年，当沈从文怀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憧憬，从遥远而偏僻的湘西来
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时，当他升学无望谋职无路而准备以文学打开生路时，是《现代评
论》、《晨报副刊》和《小说月报》等报刊为他提供了生存空间，使他可以用文学写作作为谋
生的职业并逐渐成名，取得社会认同。1928年，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国的报刊杂
志、图书出版业也出现了盈虚消长的变化。清末以来书刊出版业一向比较发达的上海，此时
又获得了勃兴发展的大好机遇。在北京的刊物书局，如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小说集《鸭子》
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在上面发表了很多作品的《现代评论》
也已离京南下，而“五四”以后一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著名的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由
于此时叶圣陶负责编辑，使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
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Ｂ１２于是，其写作、谋生和
发展皆依托于报刊书局的沈从文，便在是年离京南行，来到书刊业发达的上海。“在上海，
沈从文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像现代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等
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书100元的价格尽快地出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仅仅在
1928年至1929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就遍布他的文学产品。现代、
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分别出版了他十多个作品集。
正如他在自传性小说《冬的空间》、《一个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所说的，上海几乎所有的书
店都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他很快成为了‘多产作家’，而他自
己则自我解嘲地把自己称为“文丐”Ｂ１３。从1928至1931年的四年间里，沈从文
的的确确是依托于上海繁荣发达的刊物书局、依托于现代的“海派”式的文学生产体制，才
使自己成为职业性的多产作家、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和地位的。沈从
文在上海的职业化的写作和“卖文谋生”方式，同那些后来被他批评蔑视的旧海派和新海派，
庶几相同。或者说，不从文学的内容而从文学的生产和进入市场的方式而言，此时此地的沈
从文亦难免海派的“商业竞卖”味道。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责沈从文“数典忘祖”和“好
了伤疤忘了疼”，而是想通过上述史料说明，即便是在文学创作中以严肃和真诚而著称、有
自己执著独特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沈从文，他的文学事业也始终依托于报刊书店读者市
场等现代的文学生产制度。因而，1934年的沈从文，当他从自己的“京派”的文学信念和
要求出发，批评海派的夸饰孟浪矫情做作时，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当他指责海派“寄生”于
书店报馆杂志市场时，则这种指责是不公正和失当的，如上所述，京派和海派都离不开这种
现代性的、商业性的文学生产体制，都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在文学进入市场这一点上，他们
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以此指责海派，不仅显得有失公正，还同样难免自相矛盾的尴尬和陷入
“现代性悖论”。其二，与海派作家的依赖报馆杂志书刊书局和追求“商业竞卖”相联系的，
是作家的职业化以及作家职业化所带来的道德问题。沈从文实际上认为海派作家正是由于追
求“商业竞卖”和将文学作为谋生与扬名的手段，才导致那么多的浮夸孟浪习气。此时已功
成名就的沈从文，从京派文学的立场出发，从其“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
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须的东西”、文学应当不“妨碍这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不造成“民族毁
灭”Ｂ１４的文学观（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学载道观和启蒙观）出发，虽然没有公开
明确地反对将文学当作谋生的职业，但是在他对商业竞卖和海派文风习气的反感批评中，在
他的把文学当作一种与民族人生改造、与民族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严肃伟大的工作和事业
的文学观中，不能说不包含着这种意思，特别是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文人此时大多已有了
教授学者等职业和头衔而不必再把作家当作职业，靠卖文来糊口。海派作家从沈从文等京派
作家的文章口气中是读出了这层意思的，因此，上海的苏汶（杜衡）反驳京派并为海派文人
辩护时指出，京派文人因为有教授学者的头衔和职业，可以不必为生存发愁，所以可以雍容
地蔑视商业竞卖并以此指责海派，而在商业化的上海，文人作家们“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
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Ｂ１５，在这种情形下，上海文人以作家为职业并进入市场
和“商业竞卖”，就不是什么罪过和堕落，不应该受到蔑视和嘲笑。鲁迅也指出：“在北平的
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
来得优越的”，Ｂ１６自己有优越的“本业”和环境而反过来指责无此条件的海派文
人，显然带有一种不公平，以是之故，鲁迅在文章中对海派与京派虽然都有所批评，但对海
派则有偏袒之意。此外，与对海派的“商业竞卖”和其它种种“恶劣”风气的指责相关，沈
从文还在有关海派的两篇文章中举出了海派“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
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这种人的一部分若从官方拿
点钱吃吃喝喝，造点谣言……作出如现在上海一隅的情形”。Ｂ１７对此，海派文人
同样不能接受，徐懋庸就反唇相讥地指出：“文坛上倘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么，我以为商
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Ｂ１８承认海派与商业、与现代
文学生产体制的紧密联系，却否认与中国传统的“士”和“官”有任何瓜葛。鲁迅也在《“京
派”与“海派”》一文中强调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
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海，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
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Ｂ１９。鲁迅也坚决否认了海派与“官”的任何关系，说明“近官”、“从民得食者”只能
是京派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京海”论争中，海派文人大都申明和坚持自己以文谋生、以作家为职
业、进入商业竞卖的文学生产体制与文学市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否认与名士才情和“官”
的任何联系，并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京派的产物和特征，从而把京派与封建性的“传统”拴在
了一起。特别是在上海的左翼作家，他们之从事文学虽怀有崇高的动机与目的，但也如其他
海派文人一样，既不能直接从资本家的钱袋掏钱，也不会有外国送来金光灿烂的“卢布”，
而同样要进入市场和商业，要依赖于书店报馆杂志刊物构成的商业性的文化文学生产体制，
要文学，要革命，也要吃饭，或者说，即便是通过文学来“宣传”以完成革命和“夺权”的
现代性使命，如果不依托文化文学的生产体制和市场，也是难以达到其效果的，因此，左翼
作家同海派文人一样反对京派的指责，表明了他们在革命性追求的同时对现代性的认同。而
京派作家虽然反对将文学纳入商业竞卖和文学市场，但如上所述，他们对之报有宏伟期待的
文学事业在根本上也离不开这一切。同时，京派文学在观念和主张上，陶醉并赞美传统文化
文学的博大精深，反对商业化趋俗化的海派文化与文学，也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和党派，追
求文学的独立与自由，维护文学的纯正与尊严，有回归传统和“反现代”之嫌，但是，这种
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的追求中却内存和流露出现代性观念，即文学的独立与自由，而要求
文学无所依傍保持独立与自由，这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其实，京派文学本身
以及它的反现代倾向根本上都是“现代”的产物，在追求文明和进步、在努力使中国成为“文
明”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上，京派与海派没有什么不同。自身具有并追求现代性但却反对
他者的某种现代性，在这一点上，京海之争中的京派颇类似于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所以，
京海论争的发生及双方立场态度的差异与对立，不仅是双方文学观审美观的歧异，更是由于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程度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双方现代性理解和选择的差异，是现代性的
矛盾和问题。
三
在30年代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曾比较激烈地指责“五四”新文学“对于民众
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
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Ｂ２０。”因而，“五四”的“新式白话”和文学是
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在几篇文章中，瞿秋白一再提出和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欧化”
倾向，并认为在上海这样五方杂处的现代化大都市和现代化工厂里，已经生成和出现了容纳
各省方言土语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应该用这样的普通话来创作反映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
生活情感的文学作品。针对瞿秋白的观点，大众化讨论中的一些人提出了异议，如茅盾在《问
题中的大众文艺》中就委婉地反对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的所谓“新文言”，并认为五方
杂处的上海都市和现代化工厂未能产生“现代中国普通话”Ｂ２１。胡愈之在《关于
大众语文》中肯定“五四”运动“至少在语言革命上……使文学不再成为大众的禁地。因此，
对于支配阶级的语文的没落，和大众语文的产生，“五四”运动，确实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Ｂ２２，并认为大众语文如若真正代表大众意识且能超越“五四”“白话文”，仍须走
“废弃象形字，而成为拼音字”的路。此外，在大众化讨论中，还提出了与传统相关的旧形
式的利用问题。统而观之，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虽然和阶级性问题直接相关，即如何
用新的语言和形式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反映无产阶级大众的生活并为他们所接受，但
是在整个讨论中也隐含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评价和对待“五四”文学
运动及欧化，如何看待以阶级性面目出现的大众化、“中国化”和民族旧形式。瞿秋白从阶
级论角度出发对“五四”新文学和欧化倾向的批判指责，对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倡导，实际
上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些激进者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走向成熟和独立的过程中，
开始在文学领域对欧化、西化等与西方现代性有关的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并开始提倡一种反
欧化的、与阶级性紧密相关的“本土性”和“中国性”(毛泽东等人此时在政治上亦在形成
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反对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反对简单重复俄国革命
道路的思想)。而茅盾、胡愈之等人则对“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性和合法性予以肯定，并认
为大众语的真正实现之途仍是弃象形字用拼音字，即欲大众化、中国化必须先“世界化”(也
就是后来所说的走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简言之，以阶级论为中心命题的文艺大
众化讨论中，已经内含了有关如何评价对待欧化与中国化、以及阶级性遮盖下的本土性、民
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
在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之后不久，1939年至1942年间，在抗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
艺界又展开了其规模和声势更为浩大的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的直接起因，
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
位》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时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
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
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Ｂ２３。毛泽东的报告发表后，首先在延安思想和
文艺界引发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并很快延及到大后方的国统区及香港等地，成为抗
战时期规模最大、涉及的区域、刊物、人数最多的一次思想文艺论争。“民族形式”论争承
续和包含了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如方言土语和旧形式的利用、大众
语与大众化的关系和对“五四”文学运动及新文学的评价问题，但是，如上所述，30年代
的大众化讨论是在阶级论文艺观的前提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环境条件中进行的，故对很多
问题的探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不受到局限。而“民族形式”讨论则是在抗战建国的历史条
件下、在政治领导人已经形成了理论价值导向并且是在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既有基础
上进行的，所以对问题的探讨相当广泛而深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林冰与葛一虹等人
围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展开的争论。向林冰强调“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
源泉，并且用与30年代的瞿秋白庶几相似的口吻指责“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由于是
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
及其它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所以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只应置于副次的地位……”
Ｂ２４。葛一虹则坚决否认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所谓“民间形式”，认为“抹杀五
四以来在新文学上艰苦奋斗的劳绩，责难它不大众化和非民族化，而所谓大众化和民族形式
的完成，只有到旧形式或民间形式里去寻找”Ｂ２５，这样的论调不过是一种与“遗
老遗少的国粹主义”有血缘关系的“新的国粹主义”。在围绕此一问题的讨论中，随着讨论
的深入，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反对将民间形式当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反对否认
“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认为“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
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
流”Ｂ２６，是世界进步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反映。其次，
民族形式讨论中还涉及到了方言土语、地方形式与民族形式等众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
中，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地方形式’和‘方言土语’的问题最终只能构成‘民族形式’
讨论中的附属性问题”Ｂ２７，就是说，论争者们在地方形式、方言土语只能作为民
族形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上，逐渐趋向于达成共识。而且，民族形式中内含的普遍主义的语
言规范和逻辑，仍然来自于欧化的都市和西方。
透过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诸多问题，可以看到，在民间形式、地方形式、方言土语、旧形式、
民族形式、欧化以及如何评价“五四”文学运动等问题的背后，实际上隐含和“深层暴露”
出来的，是较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更为丰富的有关传统／现代、欧化／民族化、本土性(地
方性)／全国性、民族性(中国性)／世界性等现代性问题。如果更集中扼要地予以“抽象”
的话，则民族形式论争中隐含的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欧化与“中
国化”这一基本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后发展的中国(也包括其它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
然出现和始终存在的现代性“难题”，它构成了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在这一文
化语境的制约下，清末就已开始出现有关“中体西用”的论争，“五四”运动以后，又出现
了20年代的关于中西、东西方文化的论战，30年代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关于中
国文化问题的论战。在这些讨论或论战中，有关“中化”、“西化”、“中西互补”、“中国本位”、
“全盘西化”等观点和问题一直络绎不绝。文学作为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更要受到文
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本身就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
化”与西化的矛盾和论争，“五四”以后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潮中更难免这样的现代性文化
矛盾，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大众化讨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都与
现代中国的这种文化语境和文化矛盾有内在的关联。当然，像大众化讨论和“民族形式”论
争，它们都有具体的独特的因素：前者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单独承担“革命夺权”的历史使命、
在无产阶级的“普罗”和左翼文学已蔚成气候的情形下，提出阶级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后
者是在民族战争驱使文化机构和文艺家从都市向边缘区域行徙、抗战救国与建国需要对广大
民众进行广泛有效动员的情形下，方提出有关民间形式、方言土语、地方形式和民族形式等
问题的，但是，如上所述，在这些因具体环境而产生的问题和论争，却在宏观上、在深层中
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存在“精神血缘”关系和幽深的接点，故而，在这些具体的问题
和论争中内存着并透射出“中国化”／欧化、本土性／普遍性、民族性／世界性等现代性问
题。或者说，像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论争，其实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时
代政治条件下，以特殊的形式和问题重复了欧化(西化)／中国化、民族性／世界性这些历史
文化难题。
而且，这些与20世纪整个中国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现代性问题，并没有随着“民族形式”
论争的结束而结束或得到彻底解决，它们可能会由于某种时代或政治原因而暂时被遮蔽，但
只要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没有结束，它们就不会消失而潜隐地存在着，一
旦那种强行遮蔽的时代或政治原因消除，它们就会在文化语境中、在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潮中
顽强地、鲜明地显露出来。比如，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又一次成为民族主旋律的80年
代，有关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又在诸如“寻根”文学思潮中反映出来。一大批寻
根文学作家，一方面在国门打开后急切地向西方、向拉美、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吸收，“走向
世界文学”曾经成为80年代一个辉煌响亮的文学梦想和口号，一方面又转过身来提倡向民
族文化“寻根”，提出要接续民族文化之根而不让“庄严绚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流失，传统
与现代、本土性与世界性的两难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文艺思潮中。进入90年代后，在中国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日益扩大深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中国文坛的时候，仍然有人公
开提出“现代性”与“中华性”的问题并主张中国文学应当从“现代性”转向“中华性”
Ｂ２８。同时，受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和“新儒家”的影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种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思潮，甚
至有人以“新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将大有益于21世纪的世界和人
类(与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梁启超、辜鸿铭庶几相似)。这种思潮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出现
了与30年代大众化讨论中的瞿秋白、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向林冰相似的对“五
四”文学革命的重新评价的倾向。不过此时重新评价的不是“五四”文学的未能大众化和民
族化，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中断”。这种对“五四”文学运动的重新评价倾向，其中
隐含和涉及的仍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本土性与世界性这样一些中国历史文化语境
中基本的乃至是“永恒”的现代性问题。可以预料，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将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无法摆脱这些问题的“纠缠”，这些问题还会以新的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出现在现当
代中国文艺思潮中，影响着文艺思潮的内容构成和发展流变。
注
①《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10日。
②同上。
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
④可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和许纪霖《中
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⑤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4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晚清小说史》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⑦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２７１～２７３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同上。
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学人》第十辑，江苏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９月。
Ｂ１０李欧梵：《文学潮流：追求现代性》，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４９４～４９
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Ｂ１１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第44页。
Ｂ１２见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Ｂ１３旷新年：《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读书》１９９７年第９期。
Ｂ１４《论“海派”》、《关于海派》，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Ｂ１５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
Ｂ１６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Ｂ１７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Ｂ１８转引自曹聚仁《海派》一文，见《曹聚仁杂文集》４７６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４
年。
Ｂ１９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Ｂ２０《大众文艺的问题》，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０日《文学月报》创刊号。
Ｂ２１《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
Ｂ２２《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23日。
Ｂ２３《毛泽东选集》第52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Ｂ２４《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1940年3月24日重庆《大公报》。
Ｂ２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1940年4月10日《新蜀报》。
Ｂ２６《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
出版社1979年。
Ｂ２７《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学人》第十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
Ｂ２８《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此文原载于《作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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