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秋菊留秀色 雪月风花照眼明
——短篇小说评奖琐忆
作者：崔道怡
更上一层楼
一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 自1978 年至1981 年, 举办四届, 选出百篇, 从其对社会与文学的作用和影响来看, 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即第一届, 首创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颁奖虽在1979 年春, 但获奖作品的创作时间, 则起自1977 年9 月, 止于1978 年10 月, 正值严冬解冻, 开展拨乱反正。其主要意义, 便在于报春, 映现从“四人帮”桎梏下解放的人们之生态和心态。总体说来, 社会性极强; 相对而言, 文学性较差。
第二阶段, 即后三届, 获奖作品的创作时间, 是1979 年春至1981 年秋, 正值思想解放由滥觞到兴旺。尽管评奖取向, 仍然偏向作品的社会性, 但随着思想解放也获得了解放的文学生产力, 毕竟开始注重了文学性。
1979 年秋, 王蒙以《夜的眼》张开了文学的视野, 随后不久,1980 年春, 汪曾祺便以《受戒》扩展了小说的天地。以这两篇作品为代表, 首先是在读者中, 继而是在评委中, 短篇小说文学性的含量与分量, 越来越受重视。
《夜的眼》虽未能获得1979 年度奖——起决定性作用的评委, 依旧看好社会性较强的《悠悠寸草心》; 但到了评1980 年度奖时, 评委们便一致赞同王蒙的创新之作, 和《夜的眼》异曲同工, 却又别开生面的《春之声》了。
汪曾祺的《受戒》, 在评1980 年度奖时, 虽被某些评委心中默许, 却还未敢明确而公开地指认该作理应获奖。及至评1981 年度奖时, 据我所知, 有些评委是怀着补偿的心情, 坚持要评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别致佳作《大淖记事》的。
短篇小说创作,80 年代伊始, 便在回归的轨道上焕发出了它应有的万紫千红迷人色彩。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人所称道的精彩篇章, 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了生活的转机、心灵的活力。历经前两阶段, 文学的拨乱反正, 可以说基本落实。
当然, 把文学性与社会性分开来评论作品, 并不妥帖。所以如此, 仅为表述文学史的阶段性。我国文学曾有相当时期, 走在直接而单纯服务于政治的道路上, 以致政治教化成为评判作品的最高标准。是在文学回归自身轨道之后, 审美才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提到应有高度。事实上, 犹如个人与社会之不可分割, 文学性与社会性本该是统一的。好作品的标志之一, 正就是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完美结合。
然而, 文学虽不从属于政治, 但又不可能脱离政治。随着社会生活的转变, 感受政治思潮的影响, 文学性与社会性的结合程度与态势, 将不断地有所变换, 呈现时而和谐完美时而偏重一侧的起伏景象。如果说1980 年小说创作文学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完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那么从1982 年起便开始进入了调整期。
二
1982 年到1986 年, 五年间举办了四届评奖, 视为短篇评奖的第三阶段。
这五年间, 影响我国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的大事, 是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背景, 具体影响短篇评奖活动的事件, 约有以下数端——
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及早落实, 使得突破禁区的探索达到了现实可能的饱和程度, 所以广大读者对于短篇小说的高度热忱开始低落。把短篇小说当作政治教材, 从而寻求思想启迪与情感宣泄的“解冻”过程, 基本终结。
人们对文学的需求, 开始转向更注重于审美功能, 生活容量大、传奇色彩强的中篇小说, 从此振兴。因纪实性而被看好的报告文学, 在“解冻”之初便与短篇小说并驾齐驱, 至此不仅势头未减, 而且更见活力。
当此次短篇评奖进行之时, 以发表短篇小说为主的《人民文学》,1980 年曾发行近150 万份的国家级纯文学月刊, 到1983 年竟跌至46 万份。流失100 万份, 原因主要就该在于一般读者不再留意短篇小说。而一般读者, 绝大部分是年轻人。随着时代转变, 年轻人的价值取向, 跟老一辈人已经大不相同, 带有活跃的随意性, 并由审美改向实用。另一原因, 《小说选刊》的创办, 既给爱好小说的读者提供方便, 又从她的母体《人民文学》吸引去了相当数量的订户。而短篇小说自身的平稳, 更是这种体裁失去部分读者的重要原因。
新旧交替, 调整转型, 正是我国文学重获新生而后走向平稳发展的主要特征。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中, 短篇小说评奖重在推举新人的特点, 愈见分明。
三
短篇小说评奖从开始起, 就把推举新人作为首要的职责。前四届获奖作者89 人之中, 近年甚至当年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 就有61 名。其中,13 位作者是以处女作获奖从而走上文坛的。1982 年至1986 年间获奖的61 位作者之中, 不含前四届已知名者, 新人又有49 名。进入90 年代以来, 这些80 年代获奖的大约百名文学新人, 大都已经担当重任, 成为全国或各地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理事以及刊物主编等主要负责人。
这一阶段文学新人的代表人物, 应该说是铁凝。
我之所以把铁凝当作代表人物, 是因为她1982 年获奖的作品《哦, 香雪》, 在文学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上, 不仅达到如《夜的眼》和《受戒》所显示的高度, 而且开拓了又一种新境界。汪曾祺是40 年代、王蒙是50 年代出道的作家, 铁凝则是70 年代之末露头、80 年代之初就已成熟的年轻新人。
铁凝于1975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当时年仅18 岁。至1980 年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她的《哦, 香雪》, 刊于1982 年5 月《青年文学》, 原来未曾引起文学界关注, 《小说选刊》迟至1983 年1 月才予转载, 又未放在头条地位。但这篇小说, 被孙犁看见, 得到了这位老作家的热情赞许。孙犁在给铁凝的信中说:
这篇小说, 从头到尾都是诗, 它是一泻千里的, 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 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 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孙犁的这封信, 《小说选刊》直到2 月才予转载, 评委已开过了第一次会议。《哦, 香雪》所得群众推荐票数不多, 重要原因就在于转载与评论都很不及时。大批读者是刚看到这篇小说的, 还没有来得及把推荐票寄出, 票数统计就已截止。由于票少, 《哦, 香雪》没有能够进入第一批备选篇目, 因而第一次评委会便也没有能够议及。然而, 当它在第二批备选篇目中出现时, 立即得到了诸多评委的赞许。在第二次评委会上, 沙汀发言的最后, 特意表明: “我个人最喜欢的, 是《香雪》。”以致引发冯牧、唐、王蒙等一些评委, 都在发言最后表明: “个人偏爱《香雪》”。唐还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再次发言, 特别说明: “我个人偏爱《香雪》, 原先不敢讲, 既然有人讲了, 我就提出来把它的名次往前排吧。”
本来, 《哦, 香雪》在第二批备选篇目里, 名列倒数第五。后来, 在当选篇目上, 它名列前五名, 升入了一等奖的行列。尽管如此, 在我看来, 仍不足以显示它应有的地位和实际的价值。《香雪》之美能被感知, 感知之后敢于表达, 存在一个暂短过程。这个过程表明, 在评价作品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含量与交融上, 有些人还有些被动与波动。当社会强调对文学的政治需求时, 社会性更受重视; 当形势宽松了对文学的制约时, 艺术的美感才得更好地焕发其魅力。虽然1982 年获奖作品的第一名, 是蒋子龙的《拜年》; 但是, 代表短篇小说创作成就与特色的, 是《哦, 香雪》。多年之后, 时过境迁, 《拜年》或许会被忘记, 而《香雪》则将以其纯净的诗情, 隽永的意境, 常被忆及, 不会忘记。
四
1982 年11 月24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召开关于文艺评奖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评奖的成绩与经验: 一, 通过评奖检阅成果、促进繁荣、推举新人, 呈现出了建国以来的新气象。二, 肯定并鼓励创作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三, 密切了群众与文艺的关系, 提高了读者与观众的鉴赏水平。四, 实践证明: 群众、专家、领导三结合是最好的评奖方法。
1982 年12 月17 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讨论短篇小说评奖事宜, 按当时统计的推荐票数多少为序, 向评委提供了第一批13 篇备选作品。1983 年1 月24 日, 又提供了第二批16 篇备选作品。与此同时, 《人民文学》编辑部派出评选小组工作人员, 分头向评委征询意见。因冰心老人已届83 岁高龄, 不能参加评委会议, 时任《小说选刊》编辑的张曰凯, 先后两次登门拜访, 记录下了她的意见。
1983 年1 月25 日谢冰心的谈话:
送来的十三篇候选作品, 我都看了。我喜欢的有三篇: 《拜年》、《不仅仅是留恋》、《八百米深处》。这三篇小说, 使人感觉到作者写的确确实实是来自生活的东西。《八百米深处》写得很感人, 《拜年》和《不仅仅是留恋》写得很深刻。一个反映工厂改革中的现实生活, 一个反映农村改革中农民的复杂感情。蒋子龙的作品不错, 他的作品都有一两个突出的人物, 不是“高大全”的人物, 是身上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人物, 是来自生活的人物。《敬礼! 妈妈》写得也不错, 以情感人。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写出了农民的淳朴的感情, 但我觉得不如他的另一篇小说《喜悦》, 文字不长, 但写得很细腻。《心祭》这篇小说写得还可以, 它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明姑娘》写得不太自然, 人物是不是有些理想化了。但内容是积极的, 群众选票多, 说明读者是向往光明的。《三角梅》写得太像“小说”了, 太注重技巧了。写小说有技巧问题, 但不能过于讲究技巧。《女大学生宿舍》写的是不是现在大学生生活的主流? 我不熟悉现在大学生的生活, 不好说。它写的大学生和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不一样, 我想也和将来的大学生不一样。韩少华有一篇小说《红点颏儿》, 是写老北京人生活的, 写得好, 读起来耐读( 注: 该作发于当年初, 不在此次评奖之列) 。
短篇小说要短。我懂英文, 看了许多外国短篇小说, 都很短。一般六七千字就可以了, 要把长的内容压缩到短的文字里去。
我们老年人就喜欢深刻的、扎实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也禁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的作品, 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恐怕就没人看了。
1983 年2 月23 日谢冰心的谈话: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写得不错, 读起来很感人, 写了青年人的献身精神, 现在就需要这种精神。《哦, 香雪》写了一个农村朴实的女孩子, 文笔也朴实。《第九个售货亭》写的是今天青年人的形象, 不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的青年人的典型。《舞台小世界》有寓意。王安忆这个青年作家值得注意, 她的作品不一般, 她对生活总有自己的看法。她去年得过奖, 对已经得过奖的作家, 要要求严一些。《舞台小世界》这篇作品是否选, 请评委会酌定。王安忆最近有一篇小说《窗前搭起脚手架》, 写得不好。邓友梅的《那五》我看过, 写得不错, 那五这个人写活了。《银杏树》写的故事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遇到的, 因此不是读者都能够接受的, 可不选。《芨芨草》写得还好, 叙事平实, 没有做作之感。最近我读了陆星儿的一篇小说《写给未诞生的孩子》, 是写女人生育和事业的矛盾, 这是个妇女问题, 在文学作品里应有所反映, 这一篇心理描写真实细腻, 提出来供评委会参考。
像《彩云归》( 注: 获1979 年度奖) 这样的小说, 不要再选了。没有生活基础, 是编造的。《少年CHEN 女》( 注: 获1981 年度奖) 这篇小说写得很拖沓, 文字不简练, 读者不易接受, 这样的作品也不要再选了。
总的印象,1982 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有收获的。题材比较宽泛, 看来各方面的题材都有了, 有写改革的, 工厂农村都有, 有写老干部的, 写青年人生活的较多, 这是好现象。但写出国的人的生活的作品还未看到, 这方面的生活也应有所反映。艺术上, 有的作品写得好, 有扎实的生活基础。虽不平衡, 但看得出来, 作者都有追求, 这就好。这二十篇作品, 我都同意入选。五
1983 年1 月29 日和2 月26 日, 张光年主持, 在新侨饭店先后召开了两次评委会议。评委们各抒己见, 畅谈对于备选作品的意见。许多评委在两次会上均有发言, 为免繁琐, 我将同一人的两次发言归纳在一起, 顺序就按第一次的先后排列——
张光年: 蒋子龙的《拜年》, 应该当选。虽然, 他另有中篇小说, 也可能当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我热烈赞赏, 觉得可以放在头题。
沙汀: 《明姑娘》写出了心灵美, 使人看了受到鼓舞。《哦, 香雪》写闭塞的农村、朴实的姑娘, 把农民的纯朴写出来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八百米深处》都很动人。《女大学生宿舍》把伤痕推到幕后, 写新的一代在追求知识。《敬礼! 妈妈》看起来有传奇性, 说起来是大悲剧, 但写得很动人。《远处的伐木声》写得亲切, 又是兄弟民族, 应该当选。
这一次鼓舞人心的东西很多。选这些就代表作家协会的态度, 表明我们提倡什么。
冯牧: 有些人把《翡翠烟嘴》捧得很高, 我却觉得它很陈旧。这是受那种理论的影响产生的, 主张非典型化、非情节化、非戏剧化, 提出所谓特异性、例外性。其基本论点, 是要在形式上探索, 而否认思想内容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应该不离开社会主义, 不离开民族化。
1982 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不仅不是小年, 而且不是平年, 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新人在一批批地出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其他各篇比不上的优点, 又有明显的缺陷, 有的地方显得造作, 可以放在第二篇。《舞台小世界》比较严谨真实地提出了一个社会课题: 不改革不得了。对王安忆不可低估, 她的中篇肯定能够当选。《母亲和遗像》在部队影响非常大, 涉及整党的必要性、迫切性的, 只此一篇。
草明: 这个篇目我很满意, 往年鼓舞人的东西少, 今年大家的水平都往上提了。《拜年》内涵的问题有普遍意义: 认真搞工作的吃不开, 圆滑的则受欢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表现创业精神。《八百米深处》讲生死关头人与人的友爱。看过《香雪》, 觉得我们有责任建设好山区, 作品写得半句怨言也没有, 这样好。
唐: 总起来还是平, 突出好的, 非常差的, 都没有。起点比过去高, 真正好的又缺乏。我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是从中国生活出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可以吸收外来的东西, 为此就要了解人家的发展。第二是语言。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 全是土话不行, 全是学生腔更不行。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出《红楼梦》的语言、鲁迅的语言? 鲁迅小说有绍兴话, 但经过了改造, 让人能懂。搞文学不研究语言不行! 毕竟短篇是重要的, 越短越不容易写。我们评奖应该评出短篇的特点, 评的本身就是要树立榜样。
林默涵: 《拜年》写得真实而不简单化, 群众是要真正的人。作家看得比较深, 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写出了这么一种精神状态的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些地方是在卖弄。艺术上卖弄是不好的, 不是真正朴素地从生活中来。为此我提出艺术院校要统考, 我们不能培养匠人而要培养艺术家。我不太喜欢《明姑娘》, 内容没问题, 但写得不自然, 使人感到不像是生活中的东西。作品语言是学生腔, 看起来似乎漂亮, 却不是生活里来的。这篇小说可以当选, 不要摆在第一篇。
刘白羽: 现在小说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平。对整个文学创作都不利, 评奖应该促进短篇发展, 既要数量又要质量。不能因为中篇发展, 就使短篇衰落下去。短篇是基本功, 要鼓励契诃夫那样的作家一辈子写短篇。我对读过的作品, 总的印象是不够深厚。为什么不够深? 一是生活问题, 二是人的问题。没有鲁迅一生的韧性战斗, 写不出那样深的东西。
袁鹰: 评奖已经进行四年, 还是在短篇作者中扎了根。这两年整个创作都是平平, 只在中篇和电影里有一两个突破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好作品, 但我觉得它不大像短篇。此前已有两次是中篇型的名列第一了。《翡翠烟嘴》我不喜欢, 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被推崇得那么高, 是否有“皇帝的新衣”的味道?
孔罗荪: 绝大部分是年轻的新人, 有的还是处女作, 这一点反映了创作的发展。《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很动人, 一代人去垦荒, 精神状态写得不错。有地方有点卖弄。明知道是死地, 妹妹非得去追, 我看没有写出必要性来。不过, 这一点容易改。总的来看还是好的, 这个题材少有人写。
陈荒煤: 《拜年》主题的时代感很敏锐, 但作者还是不大会刻画人物, 整篇都是在议论, 不是通过形象。
不能要求每一个短篇都创造典型, 有的就是写一个人的心情。这些作品集中起来看, 我觉得比去年还是有进步。
王蒙: 《拜年》还是振聋发聩, 真是对改革表态的, 带有一种冲击力量, 我看了很兴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最打动我的是一种壮美, 虽然写了死亡, 甚至有些是不大能说服人的, 但其死还是壮美的, 是一种不怕付出代价的精神。尤其可贵的是歌颂了青年在困难面前的奋斗。
我个人偏爱《香雪》。写得那么纯净, 看了令人舒服。是否可提到前五名?
六
2 月28 日, 评选工作小组根据两次评委会议的综合意见, 参照371911 张“选票”推荐6500 篇作品的情况, 确定了蒋子龙的《拜年》领衔的20 篇当选篇目。
3 月19 日, 张光年召集评选工作人员到他家中商谈颁奖事宜, 就他准备的讲话征求意见。以下是他谈到而在会上讲时并未完全原样说出的内容:
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中, 跟时代脚步配合得非常紧密的, 一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二是反映改革。写出了非改革不可, 写出了落实政策的迫切性, 或者表现改革所遇到的阻拦。但又不是被动地配合任务, 不是轰下去写土改之类, 而是作者在生活中的切身感受, 带着感情。
讲短篇, 有两点: 一, 这几年有创造性, 是对过去传统的突破; 二, 青年作者对短篇形式还不很熟悉, 因而写出的是中篇的压缩, 不甚符合短篇的要求。
不想讲评奖本身了, 那是评论家的事, 我只总的讲感想: 一, 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这几年的发展是很出色的, 在世界文学中站得住而当之无愧。二, 每评选一次, 就涌现出一批新人。三, 文学是基础, 而我们领导文艺的, 很少同志有这种认识, 这种觉悟。可以花大力量去抓电影抓戏, 但相形之下所花人力物力最少的是文学。实践证明, 只要有好的文学, 好的电影、戏剧、电视、连环画等等就都有了。文学走在前面, 会把整个艺术带动起来。如能引起重视, 真是把这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事业, 进行投资,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这一番话, 语重心长, 意义深远。十六年后, 重温叮嘱, 我们仍然会感受到它切中肯綮的震撼分量。但是, 十六年间, 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 月24 日, 全国优秀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颁奖大会, 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因病未能出席, 大会由副主席冯牧主持, 宣读了巴金的讲话。巴金指出: 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漫长崎岖、永无止境的。应该清醒地看到, 我们目前文学发展的水平, 比之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学艺术, 比之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根据评委的提议, 我奉命撰写了题为《更上一层楼》的报道。我所说的“更上一层楼”, 实际上是一种呼唤, 那意思表述在报道的结尾: “即使获奖作品, 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或略嫌轻浅, 或稍欠朴实, 或显斧凿痕迹, 或露图解味道, 未能做到精深完美, 尽如人意。要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贡献给人民, 还有待于作家们继续努力, 再接再厉, 更上一层楼。”
但我当时没有想到, 所谓“更上一层楼”, 只不过是表明短篇创作进入了调整的新阶段, 而这个新阶段, 竟持续到了1986 年。更没有想到的是,1988 年后, 文学评奖悄然而止, 评奖本身竟由调整阶段, 进入了长达八年的休眠期。春兰秋菊留秀色雪月风花照眼明——短篇小说评奖琐忆
崔道怡
姹紫嫣红又一年
一
1983 年以来, 文学界各方面的新旧交替, 具体落实。7 月, 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 刘剑青为副主编, 严文井为顾问。1984 年冬起, 副主编中增补了周明、崔道怡、王朝垠。
1983 年冬, 中国作家协会将《小说选刊》从《人民文学》编辑部分离出来, 单独成立编辑部和编辑委员会,1983 年度的短篇小说评奖, 便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小说选刊》承办, 并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
仍然采取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办法, 但不再印发读者推荐表, 改由读者来信推荐。因此, 也不再统计读者推荐票数。
向各地文艺部门、文艺刊物、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发送推荐表, 请他们推荐本地区、本单位的佳作。
邀请评论工作者, 聘请兄弟刊物编辑, 和《小说选刊》的编辑共同组成初选工作组, 阅读各方面推荐作品, 提出初选篇目。
邀请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评奖委员会, 对初选作品进行评议, 商定备选篇目, 最后通过无记名投票确定当选作品。
刊登评奖启事同时, 公布了新的评奖委员会名单。前五届评委中有些人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 增聘了一些年富力强者进入, 组成了比较年轻化的、具有代表性的新评委会。
前五届短篇小说评奖, 我在《人民文学》负责评选组的具体工作, 因而留存下了一些资料。从第六届起, 我应聘为评委, 评选的具体工作, 改由《小说选刊》负责。我在会上所得资料, 会后多被收回, 而今回忆, 就没有了切实的依据。也还因为, 作为评委, 参与会议, 随时发言, 我不便当场记录其他评委所讲, 事后追忆, 就十分简略了。仅据零散笔记, 将重要者综述如下——
冯牧: 应该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从宏观的角度来回顾检查一下我们的评奖情况。我认为文艺上的清除污染, 有三个层次: 一是政治上的; 二是思想片面或艺术表现上的失误; 三是不足, 应该做到而未做到。在文学现象里, 包括表演艺术, 什么算是精神污染? 我想了几点: 一, 露骨宣扬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怀疑的; 二, 宣扬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 三, 对马列主义怀疑, 转而投向外国的自认为是新鲜哲学的; 四, 完全出于名和利的; 五, 黄色的。即便和这几点沾边, 也还有个政治性与学术性之分, 要防止用“左”的或封建的思想来反对精神污染。
我没有发现前五届的获奖作品有政治错误, 只有个别的思想感情低沉。从整体看, 已获奖的120 篇, 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近几年社会生活的变迁, 显示了我们创作的基本水平。这七年大体分三个段落: 一是火山爆发, 出现大量对“四人帮”的声讨; 二是转入“四化”建设, 反映农民和知识分子面貌的变化; 三是强调建设精神文明, 反映人与人感情的曲折的深刻的变化。前三届评奖, 最好和最差的差距大, 近两届则差距不大。平衡发展才是正常状况, 天才作家需要多年才出一个, 能稳健发展, 就大有希望。本届评委增补了中年人, 较有保证能得顺利进行。
既然是艺术评奖, 就得有个质的规定性, 首先必须是艺术品。我无意否定《金鹿儿》、《明姑娘》( 注: 相继获1981 、1982 年度奖) 那样的作品, 只是觉得它们存在缺点, 过于急切地要说出什么。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给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 写陕北的很多, 这一篇把陕北的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写出来了, 非常感人。
草明: 今年评奖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后进行, 意义更重大。我们要推出更多有利于“四化”建设、表现先进人物的作品。《清平湾》对革命圣地很有感情, 老一辈当然有感情, 年轻一代也这么有感情, 令人感动。
谌容: 作家往往有偏见, 应该主要是编辑选, 他们的眼睛是很厉害的。对国外, 评奖的影响是很大的, 人家认为这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的。不照顾不可能, 但希望尽可能少照顾。要照顾就照顾年轻人, 青年得奖可能从此就走上了文学之路。
王愿坚: 这是开创新局面后的第一次评奖, 应该提倡扎扎实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前五届注意花哨的多, 这一次要铜浇铁铸的形象。前几年字儿话、书面语多了些, 这一次可评一篇语言好的。
徐怀中: 应该让人感觉得奖很不容易, 应该评出来的是这一年实实在在的总结,20 篇就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 因此谁也不要照顾。但也要注意, 千万别漏掉了真正的好作品。评委需要拿出认真的本事来, 不要留下遗珠之憾。
王蒙: 前几年创作有一股时髦风, 写到卡夫卡、电子琴、外语。去年又有一股古朴风, 热衷于写穷乡僻壤、古朴混沌。没文化, 没常识, 甚至不会说话, 都美。作家写蛮荒比写现代化容易, 但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 越不发达越美, 没有商品才美。
我想用文与质的关系来评价作品。有一类作品, 从纯文学观点看, 并不精彩, 其价值在于触及时弊, 干预生活, 写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 它一针扎中一个穴。这种作品, 质胜于文。《围墙》是文质并茂的, 挠着了生活的痒痒筋。它不朦胧, 但有其抽象性, 可以当寓言读, 不是一般的讽刺。不矫情, 不花哨, 不议论, 不辛辣, 却经得住咀嚼, 既实又虚, 经得住两方面的考验。
二
本届评奖活动, 评委集中住宿, 在历时四天的评议过程中, 发言多次提到, 力求避免疏漏。会议开始冯牧回顾历届评奖时, 就说到了过去曾有“遗珠之憾”, 引发诸多评委生发感慨, 都说这次一定要做到功德圆满, 既不要有“遗珠之憾”, 也不要有“鱼目混珠”。这心愿无疑是十分可贵可敬的, 但要真正完全做到几乎又是不可能的。据我参加评奖多年的感受, 这种按年度进行、以推举新人为主、成批地选佳作的评奖, 经过一定时间考验, 总会发现既有“遗珠”又有“混珠”。
姑且排除“珠”之标准的差异与争议, 仅就一般所谓好和较好的作品为例, 由于当选篇数既众多又有限, 总会使得一些相当不错或别开生面之作难以入围。评奖方法与规则形成的惯例: 同一作者, 每年只能一篇当选; 作品的题材、风格、手法、篇幅, 作者的年龄、地区、民族、性别以及是否连续获奖等多方面因素, 都要统筹兼顾, 也使得“遗珠”与“混珠”, 都无法避免。有鉴于此,1983 年度评奖过后, 我将历届评奖过程中曾被提出或进入初选, 最后由于这样那样原因而终未能当选的佳作荟萃结集, 编辑了一本《小说拾珠》。
王蒙在为《小说拾珠》所写的序言中说道:
正像我们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各式各样的评论家一样, 我们也需要各式各样的选家、各式各样的选本。就是说, 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选取的角度与标准。全面衡量思想性艺术性, 择其优者而选之, 力图使自己的选取标准与评奖标准靠拢。这固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选法。此外, 还可以有按题材选的、按作者选的、按风格选的、按篇幅选的……由于各种正当的、无法避免的、可以理解的原因, 每年评奖中都不能不对一部分卓有特色的佳作忍痛割爱……好小说如珠这样多, 总不能篇篇中奖, 这里无话可说。就是这样由崔道怡同志个人编起来了, 也没有并且不可能把该拾的珠都给拾尽。我希望今后我国的文学出版园地中, 会有更多各具特色、富有艺术个性、能表达选家的独特审美眼光的多种多样的作品选本出现。
王蒙所希望那样的选本, 后来曾经出版过一些, 但作为获奖作品集之补充的选本, 却就只有这一集《小说拾珠》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原打算评奖进行几年过后就再出版这样的选集的, 无奈读者对于短篇小说的兴趣日渐淡薄, 短篇小说各种选本的销路日渐萎缩, “珠”之珍贵已然掉价, 更无须人再去“拾”了。
追求与思考
虽然如此, 短篇小说评奖活动, 仍然按照年度进行。1984 年11 月, 《小说选刊》发布评奖启事, 各项措施一如既往。1985 年1 月11 日, 第七届短篇小说评奖初选组成立。冯牧在致辞中说:
对短篇小说评奖, 有不公平的评价, 作家协会对评奖是肯定与支持的。促进文艺繁荣可以有各种方法, 进行评奖是最好的方法之一。怀疑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评出的并不准确精当, 每届都有遗珠之憾。由于评得多, 反而湮没了最优秀的。二是短篇创作一年不如一年, 评起来会降低质量, 因此认为不一定逐年评。但就整体而言, 我认为评奖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应予坚持的工作, 无记名投票就是一大改进。
我参与了此次评奖全部活动, 但据所留笔记来看, 评委会上的发言, 虽然热烈却很零散, 可以说是你一句我一句、东一句西一句, 对具体作品入选与否表态, 没有比较完整的、宏观角度的、理论性强的讲话。而今归纳, 只好录其片言只语:
周克芹的《晚霞》前半好, 后边有图解味道。矛盾提出时, 煞有介事, 解决得却很简单。三条腿在一起还支不起来, 三条线都没有写充分。
对生疏的人, 着眼于出新作者; 对熟悉的人, 着眼于出新作品。所以, 对石言就以老作家出新作品这一条要求。孙犁是国宝级作家, 应该得人头大奖。因其盛名, 评上以后好处不大。当然, 若不是这个人的因素, 芸斋作为笔记小说, 倒是只此一家, 应该入选。
评议过程中引起较大争议而终于当选了的, 有一篇作品: 张平的《姐姐》; 终于未能当选的, 有三篇作品: 林斤澜的《溪鳗》, 航鹰的《宝匣》, 郑万隆的《老马》。兹将争议焦点简述如下:
肯定《姐姐》: 姐姐无奈嫁到这一家, 从而受到尊重, 她也就发挥了能量。越是下层, 不幸的人越能同情不幸的人。作品有浓烈真挚的情感, 写得动人。
反对意见: 有动人处, 但没多大意思, 是平摆, 无言外之意、象外之旨。使人感动的是下跪, 但要知道, 封建杀人有时也是可以通过下跪来实现的。
肯定《溪鳗》: 在反映当代变革中, 写得比较深刻的是《溪鳗》, 一个短篇反映了当代的脉搏, 有一股今天生活变化带来的清新气息, 内涵成分厚重, 无论思想艺术都有创新。如果我们承认多种风格, 那就应该承认这种风格。他在艺术上达到的程度是上限, 我们应该打破固有欣赏习惯, 尊重林斤澜的创作个性与风格。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但其票数却未过半, 可能因系老作家, 要求从严了。
肯定《宝匣》: 以小见大, 从历史感上来说, 可以给中国的变革及其悲欢留下了一笔。写得不够巧, 但还有点幽默。
反对意见: 写得浅, 单摆浮搁, 全说出来了。
关于《老马》: 郑万隆几次擦边而未能选上, 应予关注。《老马》写得洋, 不能成为不选的理由。它表现野性的生活, 写强烈的报复。要知道中国人并不全是温柔敦厚的, 有些野性未尝不可。咱们是驯化了的人, 所以不大理解。
反对意见: 不要先定人后选作品。报复就折磨马, 这种感情没什么可值得欣赏的。
讨论时被评委一致看好的作品有: 宋学武的《干草》, 陈冲的《小厂来了个大学生》, 邵振国的《麦客》, 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 铁凝的《六月的话题》, 邹志安的《哦, 小公马》, 李国文的《危楼记事》等。但评奖结果公布后,7 月1 日, 《文汇报》刊出一篇“来稿选登”《夺魁之作竟有抄袭文字》, 指出获奖小说首篇《干草》, “有一段描写草原的文字”, “抄袭”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 “除了改变个别字句外, 竟整段纳入。”该稿列出了两段文字。整体看来, 《干草》还应该说是独创的, 但这一小段文字确实难免“抄袭”之嫌。像这样几乎是“照搬”的情况, 我还见过多次, 其文字之如此雷同, 也曾令我不胜惊诧与困惑。至于那种整体“套用”或“移植”的现象, 还有令人更为惊诧与困惑的情况。自从首届评奖以来, “抄袭”问题曾被多次提及。今后如有可能, 我愿编辑一本别有意趣的“对照文集”, 将那些被认为是“抄袭”的作品, 两相对照集纳一起, 以供有关人士参考, 求得一个准确界定。春兰秋菊留秀色雪月风花照眼明——短篇小说评奖琐忆
崔道怡
曲终奏雅夕拾朝花
一
短篇评奖进行到第七届时, 已有作家协会的领导提出, 今后短篇评奖应与其他奖项同步, 也是每两年评一次。因此, 第八届(1985 —1986) 的评奖启事, 直到1987 年1 月, 才在《小说选刊》上登出, 说是“评奖结果于1987 年秋公布”。但这一年, 由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评奖活动未能进行。于是,1987 年12 月, 《小说选刊》又发布了一次启事, 说是“评奖结果于1988 年春公布”。
1987 年冬, 组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1985 —1986)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评委会。1988 年3 月10 日至11 日, 第一次评委会在新侨饭店举行。冯牧主持会议, 在讲话中提出: 一, 提名已是一种肯定, 因而该作者之中篇已有极大可能获奖的, 就不必再考虑其短篇。二, 基本上不再选多次得奖的知名作家之作。三, 不选那种玩世不恭、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或嘲讽历史的作品。四, 对得过奖的应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五, 要关注作者中新人的潜力、作品中题材的广阔。六, 先进行一次预投, 得票过半数的作为备选作品, 最后正式投票确定当选作品。
但许觉民表示了不同意见, 虽然应以推举年轻人为主, 但也不要搞“一刀切”, 知名作家的颇有影响的新作,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否则就失掉了评奖的意义。
4 月18 日至22 日, 评委集中评议备选作品。情况仍如上届, 评委各自逐篇表态, 报账单似的开列拟选或不选的篇目。仅此录其片言只语——
《远行》有功力, 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内涵超出事件本身, 是整体象征, 构思比较完整。
《减去十岁》用荒诞手法表现现实, 发表以后社会影响很大。它抓住了一个普遍心理, 在座的都希望能减去十岁。所以, 理念性虽大了些, 可以谅解。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 西藏确有神秘色彩。是特有的文化。
《洞天》写经济活跃后的渔民心态, 追求改革开放时的心灵美。
《狗日的粮食》揭示人性恶, 对农民认识比较深刻, 写中国本土的魂, 有震撼力。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写历史的沉淀, 《甜苣儿》写现实的控诉, 但前者把愚昧诗化了, 越轻松越沉重。《汉家女》好在塑造性格突出。
20 日下午投票预选,22 篇作品进入备选篇目。22 日下午正式投票, 只有16 篇作品票数过半。为使当选作品能满20 篇, 在票数不足的6 篇作品中进行了第二次投票; 又在未能通过的3 篇作品中第三次投票。而这3 篇, 票数仍未过半。事不过三, 评委意见, 就不再凑足20 之数了。我个人认为, 这样的投票方法, 即在本未达到确定当选票数的作品之间进行一次再次的投票, 是很不恰当的。
当选的19 篇作品中, 获全票的有: 田中禾的《五月》, 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乔典运的《满票》, 彭荆凤的《今夜月色好》。获12 票的有: 谢友鄞的《窑谷》, 何士光的《远行》, 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获11 票的有: 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 张石山的《甜苣儿》, 李锐的《合坟》。获10 票的有: 谌容的《减去十岁》, 李贯通的《洞天》, 庞泽云的《夫妻粉》, 李晓的《继续操练》,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 周大新的《汉家女》。
二
获奖作品篇目公布于6 月号的《小说选刊》, 但没有关于评奖活动的报道。12 月出版的获奖作品集, 也只收入获奖作品而没有关于评奖和颁奖情况的报道。虽然, 曾举行了简单的、小规模颁奖会, 但没有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 没有像过去颁奖那样隆重而热烈的盛况, 甚至有些获奖作家也没有出席。我因在此次评奖中获得全国优秀编辑奖, 参与此会, 不禁有些“曲终奏雅”而“人不见”之感。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文学作品评奖, 按照常规应每两年举行一次, 那么, 下一届(1987 —1988) 的短篇小说评奖, 就该在1989 年内举办。但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评奖活动未能进行, 而且从此休眠十年。
十年后, 评奖事宜又被启动。1997 年5 月29 日,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召集有关人士研讨评奖方案。事实上, 总体方案已经书记处认定: 继续进行长篇小说之茅盾文学奖, 其他奖项则要“重打锣鼓另开张”; 设立鲁迅文学奖, 将短篇、中篇、新诗、散文、报告文学以及新建立的评论奖, 全都纳入鲁迅文学奖项下, 具体工作由各报刊承担, 每两年进行一次。
在座人中, 惟我一名, 从开始起就参与了评奖活动的全过程。我便直陈己见: 一, 全国优秀文学作品评奖, 既是历史新时期里改革开放的产物, 又是我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历史进程的形象反映, 因而应该接续下去, 不宜另立名目。总题可称之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奖, 内含各种体裁。长篇依旧称为茅盾文学奖, 其他则以体裁冠名。二, 需要补评第九届(1987 —1994)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以免这项和历史进程同步的活动留下空白。三, 设立鲁迅文学奖, 早已就是作协工作题中之议, 但因认为那应该是政府行为, 所以未敢轻举妄动。鲁迅何许人也? 中华民族之魂! 以鲁迅冠名的文学奖, 理当列为国家大奖, 所奖应为是以体现并能弘扬民族之魂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四, 因此, 鲁迅文学奖可在建国五十周年时进行, 当前则可将第九届和第十届短篇小说奖一并举办。
然而, 既定方针已难改变。1997 年秋, 《人民文学》奉命承担鲁迅文学奖1995 —1996 年之短篇小说奖评奖活动的具体工作。12 月19 日, 评委投票, 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选出了6 篇获奖作品: 史铁生的《老屋小记》, 迟子建的《雾月牛栏》, 阿成的《赵一曼女士》, 陈世旭的《镇长之死》, 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 池莉的《心比身先老》。
新一轮的首次评奖, 也有两起“事件”值得简要叙及——
本来, 一些评委曾想多选几篇, 无奈历经三次补充投票, 没有一篇能再获得三分之二票数。最后评委一致认定, 就只选这6 篇了。
短篇初选作品列为头题的小说——李佩甫的《学习微笑》, 因其篇幅较长, 在评选过程中被转到中篇评奖之中, 结果反而未能获奖。
1998 年4 月20 日, 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而我此时已被宣布即将退休, 便未参与。
我对评奖的相思, 便萦绕于秋月春花。这篇评奖“琐忆”, 可谓“夕拾朝花”。至于新一茬还带着露珠的“朝花”, 就留待下一轮再“夕拾”吧。
当我把这些文字呈送给张光年审评时, 我没有想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 还是那么神思锐利, 那么认真仔细, 那么激情洋溢。“那时候……”他轻轻抚摩着稿纸, 禁不住感叹: “那时候参加评奖还有得奖的, 好些人已经不在了……”
不朽的是文学, 还有我这里记下的、在评奖活动中展现的那一颗颗赤诚的心、那一缕缕炽热的情。为着我国文学事业, 为着人类精神文明, 多少人在这一片园地上辛苦耕耘,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奉献了青春, 投进了生命。
我感谢他们, 我怀念他们, 我要尽我所知所能, 给往事留痕, 为历史作证, 以告慰前辈, 遗赠来者, 共勉同人。
我非专家学者, 只是亲历之人。我仅提供原始材料, 无意也无力评论钩沉。但我以为, 即便是这随意的相思, 也可能会唤起人们关于艺术规律的思忖。
从1978 到1988 年, 十年评奖, 多次争论, 这177 篇获奖作品, 可有几许能够在人心底、在史册上长久留存?
整体上, 该承认, 其中多数还是花吧? 古人诗云: “春兰秋菊各有时, 同留秀色在人间”; “四时雪月风花景, 都与收来入近编”。若能再次选优拔萃, 将它们重新审视一番, 未尝不可编出一本近二十年的“短篇观止”呢。
或许在下一个百年里, 哪一篇仍会有喜爱它的读者。到那时我这回忆, 说不定能成为研讨的参考呢。请允许我以泰戈尔《园丁集》的诗句收束我的思绪——
一百年后读着我的诗篇的读者啊, 你是谁呢?
我不能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 我不能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缕金霞。
打开你的门眺望吧。
从你的繁花盛开的花园里, 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记忆吧。
在你心头的欢乐里, 愿你能感觉到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 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
( 摘自《小说家》1999 年第4 期, 原文约34000 字, 此为作者“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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