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分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已经成为事实。资本加神话不仅使一些体制内的作家面对主战场因无所作为而归于平寂，同时也造就了象余秋雨、王朔这样的\"传媒英雄\"。资本神话的时代按照它的需要，毫无掩饰地抛弃了不具有市场价值的人并举荐炫耀新的奇迹。真正的文学写作在这个时代已几近奢侈，但就在不得要领的纷纷议论和人心不古的世俗慨叹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一个被我命名为\"无产者写作\"的群体，潜伏已久之后突然浮出水面。当文学家夸大其词地慨叹\"边缘化\"的时候，真正处于边缘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被作为问题。但\"无产者\"毕竟是存在的。
这里的\"无产者\"不仅指他们的现实身份，他们的资产状况，更重要的是指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为分散的单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遗产的某种继承。
无可讳言，无产者写作群体大都有底层的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与底层人建立起了挥之不去的情感联系。
就在无产阶级已被宣告获得了彻底翻身解放之后，摩罗曾在他的姨妈家同表弟共睡一床，表弟因身躯高大而使摩罗的\"翻身\"成为不可能。而姨妈的家只是一间姑且称为\"房子\"的棚屋。他后来写道：\"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经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
近年来在文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的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出生在两年前才通电，至今还未通公路的闽西山村，在全县最差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前竟不知道什么是共青团员。
青年学者旷新年出生于湖南农村，少年时代饱尝的却是饥饿，博士毕业后竟居无定所，住在办公室还常遭驱逐。
中学教师王开岭，\"八年，孑然一身，居无定所，初级职称，微薄薪水，冷暖不清，饥饱参半……\"自由撰稿人杨竞为了生存曾烧过锅炉、当过小伙计。
而刘烨园、孔庆东、莲子、杨早等人，虽然不见得有过这样苦难的经历，但他们的出身背景并非\"阔过\"则是可以肯定的。
而无产者写作群体则不同，他们的底层生活不仅被他们如实纪录，重要的是，这也是他们观照世界和心灵重建的出发点。他们在正视个人现实处境的同时，又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倾诉，而对人类的精神领地投入了更多的叩问和探寻。
谢有顺说：\"我每次回到乡下，看到一张张被苦难、压迫、不公正舔平了生气的脸，这些问题就会奇怪地折磨着我。这是一种内在的斗争，我对现实的矛盾、怀疑、追寻由此展开，而心灵一旦向这些事物开放，就会很自然地敏感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所传递过来的切肤之痛。\"因此，他需要写作的尊严，\"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是地域风情或种族记忆的描绘者，他所面对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事务\"，而这一正确立场的获得，\"首先来源于对自身存在处境的敏感与警惕，没了这一个，批评家必定处于蒙昧之中，他的所有判断便只能从他的知识出发，而知识一旦越过了心灵，成了一种纯粹的思辩，这样的知识和由这种知识产生出来的批评，就会变得相当可疑。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无视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所遭遇的精神苦难。\"因此，在谢有顺的写作中，对精神事务的关注便成为核心内容，他激愤的追问和辩才无碍的表达，如洪水泄闸直向心灵奔涌而来，这是谢有顺写作的真正魅力所在。
摩罗一出现便被钱理群称为\"精神界战士\"，他承续上了\"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在摩罗的写作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对精神解放的顽强要求，对个体尊严不可换取的坚定维护。不同的是，摩罗一方面张扬着思想界的巨人，在想像中追随着赫尔岑、十二月党人、鲁迅、薇拉·妃格念尔、卢梭等，并对他们的当代中国学生极力举荐；另一方面，摩罗也痛切地抒发了自己非人的生存处境的体验，在人的尊严得不到起码的维护时，他感到了耻辱，他也因此而把自己的第一本书命名为《耻辱者手记》。他在《咀嚼耻辱》中说，\"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尊严的丧失，意识不到已经失去了改变一无所有的权利。我们已经没有了权利和尊严的意识，这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可悲的一无所有。\"摩罗的这一意识并非来自书本，\"二十几年来，我始终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在我的视野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辛酸的苦难史。一看见他们，我就不能不想起闰土，想起华小栓的干咳声，想起祥林嫂，想起偷萝卜充饥的阿Q。这是怎样不幸的人们啊。他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和自救能力。谁来拯救他们谁来为他们谋求利益？更有谁以人的意识来体味他们的痛苦，来新生他们的生存权力呢？\"
无论是谢有顺还是摩罗，他们并非是某个阶级和群体的代言人，他们从来也没有这种诉求，他们只是通过对底层生活的深刻感知，表达了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他们的精神信念并检视良知。
值得注意的是，摩罗不是苦难诗性的书写者，他对人的生存和精神苦痛的揭示并未停留于心灵创痛的倾诉或渲泄，而是要唤醒人们对苦难的省察能力。因此他说：\"仅仅懂得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当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俄罗斯人民所具有的浓郁的人文气和坚定明确的历史良知，理性和血性。而在中国，\"每一个农民都想发财，每一个地主都想着当官，地主不过是发了财的农民，皇帝不过是进了宫的地主。农民、地主、皇帝三者按着同样的精神信念和行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才使得苦难无法把人吃掉，并且才可能使人得到超越和升华。\"摩罗虽然对底层人的苦难深怀悲悯，但他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同情里又多有批判。他在分析比较俄罗斯和中国思想文化土壤时，指出了为公式进行着走马灯式的交替和循环，就文化素质（价值层）而言，他们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借用杜亚泉的话说：\"这些流氓无产者夺取政权后，无不迅速随落，重蹈复辙，对社会组织的变更和民族生机的发展，无所助益。\"这种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有别于现代中国左翼文化对底层民众想像神化的礼赞，而接续了鲁迅的传统。
还值得注意的是，无产者写作群体对俄罗斯思想文化所表达的敬意和向往。在他们的写作中，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薇拉、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堡等等，俄罗斯的这些文化英雄和民族精英被他们视为精神之塔，而他们在向这些精神偶像表达敬意和追随愿望时，所写出的文字是最动人和优美的。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前三篇都与俄罗斯的思想文化相关，他写到了赫尔岑、女革命家薇拉和别林斯基。这些被今日时尚早已忘记的俄罗斯巨人，在摩罗的笔下又重新焕发出了动人心魄的光彩。摩罗向往他们并为之深深动情。这时，这位深怀\"耻辱感\"的青年内心变得柔和起来。15岁的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加略夫，在1827年某个黄昏郊游到莫斯科旁的麻雀山上时的情形，在摩罗那里是只可想像而难以亲临的，越是这样，它对摩罗来说就越有魅力。在读过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之后，他竟然生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那些支配我的人开开恩，将我恶狠狠地一下子支配到19世纪的俄罗斯去，哪怕是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罗斯也可以。虽然那里的阴曹地府可能会比这里冷，可那里至少还有巴纳耶夫式的主人对我和蔼，对我怜悯。\"摩罗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与向往，在王开岭那里得到了发自内心的回应。在《激动的舌头》一书中，王开岭有一篇《俄罗斯到底比我们多什么》的文章，这是他读过摩罗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之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中，王开岭以摩罗式的热情讴歌了巨人诞生的土壤，\"正因为俄罗斯之夜到处都散烁着这些美丽的\''窗台\''和星光般的民间英勇，那些黑雾中落魄的志士才不至于彻底绝望，事业才不致一败涂地，才有了屡败屡战、生生不已的底气……
这些遥远的异国历史被年轻人一再追忆。穿过历史的弥漫烟雾，人类曾经拥有过的光辉时代，仍然照耀着这些年轻的心灵。谢有顺在谈到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时，特别谈到了有人对索尔仁尼琴的劝告，说\"让过去的过去吧\"，还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而索氏加上的一句却是：\"这句谚句的下一半是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对苦难的不忘记是为了提醒人们历史的不可重演，而对光辉的过去的追忆则是为了让那些伟大的思想和传统能够得以承继。也许正因为如此，旷新年坚定地支持孔庆东为毛泽东说的公道话。孔庆东谈到了《毛选的人格魅力》，认为\"毛泽东的文章是一种亮色，是阳光照满的一个空间。\"\"《毛选》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含糊、不暧昧。一定是自己特别自信、特别明白那个问题，才能用非常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就是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孔庆东用平白的方式说出了他真实的体会，在旷新年看来：\"90年代，能够平心静气地为毛泽东说句公道话的人是不多的，而老孔恐怕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不管老孔内心里对毛泽东有多少批评和不满，但并没有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般地附合着去贬损毛泽东。这是一种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力量的支持。\"而旷新年在另一篇文章——;《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更从理论上论述了毛泽东为现代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些观点和言论业已被一些人命名为\"新左派\"，但那些只知道排队划线、党同伐异的学院精英，是不能理解这些体认是如何获得的，因此也就无从来做比方。
在这个暧昧而又充满了庸常气息的文化时代，那些散落于各地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出于身份策略的考虑，纷纷扯起了\"民间\"的旗帜，从学院到江湖，这含糊的、语焉不详的自我命名，仿佛让他们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民间\"这个可资利用的身份，即使他们与庙堂拉开了距离，也使他们与充斥着铜臭的资本神话时代拉开了距离，\"民间写作\"、\"民间批评\"纷纷登场。但听其言观其行，这些\"民间人士\"不过是以虚假的清高来实现其独霸一方的\"山大王\"梦想，他们的专制和横行霸道无论脱胎于哪里，都与民间毫不相干，他们避重实轻所指认的敌人，原本就是假想的，因此，他们从来就不曾战斗过，那虚假的热闹在尚未开场时就已经成为虚妄。
但无产者写作不是这样，他们那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内心的真切需要是不能替换的，他们没有明确自己的敌人，但在\"无物之阵\"的博斗中，他们直接逼近的是自己的内心和灵魂。他们所有的要求，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说出真实的体会，并且重新回到常识，从而实现心灵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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