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上述“官僚帝国社会”的解释模式确实抓住了春秋战国期间世变的一个关键，深深地 触及到了中国一种几可说是“五千年一贯制”的突出政治、重视官制的特点，以及一种权力 、财富、地位、名望等资源结为一体的特点。秦汉以后的中国确实是成了一个君主集权的官 僚帝国，并日益向更严密、更完备的官僚帝国的方向发展。 但是，“官僚帝国社会”的模式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形态、社会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国家 形态、政治学的概念47，其主要的注意力与其说是注意官僚与社会下层的关系，社 会 的等级结构，政治上层的社会构成及其补充渠道，不如说是更注意官僚与上面君主的关系， 官僚本身的政治功能、官僚帝国的合法性及理性因素等等。并且，按此模式，较能解释由春 秋战国至秦汉这几百年间的政治发展，却不易解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富有意义的社会变 化。所以，我们还希望眼光更为向下，更注意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及其与政治上层的关联。 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前面说到：古代中国人没有提出一种系统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48，而 现代以来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的一种“五阶段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却明显地不仅带有强烈 的现代西方的色彩(如集中于经济原因)，而且带有中国所处的20世纪这一激烈动荡的过 渡时 代的特定色彩(如集中于阶级斗争)。且不说这样一个强调不断变动和造反的理论是否适合于 一个正欲进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需，对于兴趣尤其在过去而不在未来，尤其在对历史的学术 性解释而不在对于未来行动及决策的政治性预测的学者来说，心平气和地立足于中国自身的 历史(当然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大概能使我们更恰如其分地看待我们祖先的历史，从而也 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由于上述“封建社会”模式的支配性影响，1949年以来的大陆学术界一直不重视对中国古代 选举制度的研究，此一领域是为冷门中的冷门。在迄至80年代初之前的三十多年中，笔者 仅见有张晋藩等著的薄薄一册《科举制度史话》及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出版。80 年代中期以来，此类书籍先是有王道成的《科举史话》及许树安《古代的选士任官制度与 社会》等，后来黄留珠考证甚详的《秦汉仕进制度》及宏观叙述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阎步克选材精审、叙述连贯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等亦纷纷问世。程千帆《唐代进士 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著作深入细致地研讨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90 年代以来，此类书籍明显增多，显示出一种繁荣，然而质量尚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些在材 料之爬梳、考订方面反不如以前之精审，而是常为泛泛的叙述，有些著作则过于注意如状元等鼎甲人物或者奇闻轶事。台、港近半个世纪来则不间断地有研究科举的著作推出，但总的 说，这些研究与大陆近几年的著作一样，主要还是一种制度史的研究，并因受孙中山思想的 影响，特别注意于选举后期的考试制度。 海外一些学者受到欧美社会科学的影响，又有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研究古代选举者，其中成 就最著者如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其英文书名直译为《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副标题 即为：“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49，作者通过对大量功名获得者家世资料的 量化处理与统计，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程度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作 者在此引入了社会学的概念，然而主要是从社会流动、而非从社会结构着眼。 社会的垂直流动意味着个人在社会等级阶层之间的地位变化。除了某些简单和原始的社会， 所有社会大概都有某种垂直的社会流动。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上升流动的一条捷径是 通过教会50。过去一般认为，现代工业社会里的垂直流动(特别是个人的垂直流动)现 象要比以前的社会为多，但新的研究表明，即使如此，其数目亦属有限51。涉及到社 会流动的一个较极端观点是普兰查斯(N.Poulantzas)的观点，他认为，即使所有的资产者一 天一天(或一代又一代)地下落到工人们的位置，或工人们一天一天(或一代一代)地上升到资 产者的相对位置，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总会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位置 ，这是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方面。普兰查斯的观点是一种相当极端的结构决定论的观 点，在普兰查斯看来，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中的人毫不相干。泰洛德(Claude Th elot)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在此，个人或家庭的命运没有被当作注意中心，且社会结 构与结构内人的流动规模之间并非互不相关。他认为，一种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等级制社会 ，和另一种新一代青年人都可以有机会发展的社会，在本质上不是一回事52。 最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流动的自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然而，许多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往往是孤 立的量化研究，没有与社会结构发生联系。这正如波兰社会学者韦索沃夫斯基(W.Wesolowsk i)等所批评的一样53。而我不仅想注意社会结构对流动的影响，还想注意一种也许在 中国历史上才有的现象，即一种制度性的上升流动不仅已成为持久的结构性流动，而且这种 结构性流动已使社会形成为一种流动性结构，即流动已进入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其持久不 变的成分。在我看来，仅仅从社会流动入手，还不足以透出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多年来社会变 动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不足以透出它与西方社会形态相比的自身特色。中国在这种历史发 展中，社会已渐渐由一种封闭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此即为“选举 社会”。 我们还须再观察一下“结构”的含义。布罗代尔(F.Braudel)指出，“结构”一词在“长时 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 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所有的结构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阻 力表现为人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可以设想，要打破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 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是何等困难的事。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 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 的时间54。这是一种与在现代人中流行的急剧变化的短时段时间观相当不同的时间观 ，这也正是我们所要采取的时间观，即如明人张和仲所谓的“千百年眼”55。断代的 或更为局部的时间和地域的研究或能更真切地展示细节，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个较长的历 史单元作出一种社会结构的解释。 琼斯(Jones)说，近年来社会学对历史研究的最主要影响是引入了阶级与社会结构的概念 56。社会“结构”或“组织”(structure or organization)的概念借自物理学与解剖 学，有多种看待社会结构的模式，如强调个性、强调类型差别的文化模式型；强调共性、强 调普遍原理的结构功能型；以及强调矛盾、斗争的冲突型57。后一种模式也许较适于 描述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变迁，而要描述一个较持久的社会类型，则可能最好诉诸前两种模 式的某种结合。这也涉及到我们所欲采取的一个观点，即希望从和平、从合作中看进展。 除了历史文化的因素之外，我在社会结构的形式定义方面相当接近于布劳(Peter Blau)的观 点。布劳指出，在词典里，“结构”通常被定义为由一些相互依赖的要素和部分所组成的事 物。“社会结构”的定义就是由下述这些基本要素所确定的：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位置占 据者的数量以及位置分化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根据这一定义，一个社会结构既是由不同部分 组成的，这些不同部分又是相互关联的，即一方面是社会的分化，分层，另一方面又是社会 的整合。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异质性相交叉的程度或者各个方 面的社会差异发生关联的范围。布劳并指出学术界有关社会结构的两点歧异： 1.它是指社 会关系的经验结构还是指理论模式；2.它主要应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分析58。 富永健一把社会结构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各种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 从接近个人行动的层次(微观层次)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宏观层次)划分出若干阶段，按照从微 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社会阶层、国民社会。他认为在这 些阶段的哪一个层次上进行结构分析，是社会结构概念化时的层次选择问题。社会阶层或分 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同社会群体及社区一样，是由一定的界线所划定的人们的集合 ，但它不像社会群体那样以内部有互动的积累为条件，也不像社区那样以居住地域的共同性 为前提。而国民社会是与现代国民国家的地理广延相吻合的最大社区，对现代社会阶层的分析通常是以国民社会为单位来进行的，所以它可以说是国民社会的横切面。富永健一指出在 社会阶层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所谓“社会资源” ，是对满足个人需求或实现社会系统的功能先决条件所有用的、因之人人都想得到而又相对 稀少的、为此从个人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出发赋予其价值的有形及无形的对象。社会阶层亦 即社会资源在国民社会内部不平等分配的状态，是指一种基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地位 划分。将20世纪美国型的社会阶层概念与19世纪欧洲型的阶级概念相比较，社会阶层的研究 具有分析性、多元性、过程性和实证性的特征59。 我所取的观察社会结构的角度自然也可以说是属于一种广义的、基于全体社会的社会阶层的 分析，但我所涉的不是现代社会中那种相当松散、微殊、变换和多元的社会分层，而是历史 上的一种严格、悬殊、一元和数目很少的等级分层，而且，我所集中注意的是个人在其间的 流动。等级阶层与流动结构可以说是我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两个基本点。 贝尔(Bell)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的几个主要领域是分离的，社会可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 化三个部分，社会结构主要指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是决定社会上个人生活的主要组织的 结构：如个人的职业分配、青年人的教育、政治冲突的调节等等。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 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思想靠发现一种表达基本格局的语言来认 识自然，犹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概念性图式的基 础是中轴原理。例如，对托克维尔来说，平等是说明美国社会的中轴原理。对韦伯来说，合 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 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对阿隆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60。 而我在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态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中心问题又是否可 以作为考察它的一个恰当基础呢?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广义的 社会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与声望)的不断再分配，统治阶级的不断再生 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则是个人在一个社会中所能有的合理期望，个人所不断寻求的上升途 径和发展机会。借用一个政治学者拉斯威尔(H.Lasswell)的话来说，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怎样得到61。这些人们所欲得到的东西，当然是那些普 遍为人珍视、能使自己超出社会水平线、从而也总是显得匮乏的资源，而究竟哪一些人能够 得到，他们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得到，在我看来，就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轴心。 我认为，这种资源分配或者说归谁所有的问题确实是在划分社会形态的一个基本标志，而不 论我们如何理解这类资源的范围或者在其中最强调什么——如生产资料、或者政治权力 、法律身份等等，这种强调只涉及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并且，划分不同文明的不同社会历 史形态恰恰有必要不使用一元的标准，而是使用多元的标准。贝尔说，财富、权力和地位的 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62布罗代尔也认为：要把皮埃尔 ·布迪厄(P.Bourdieu)的激进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过去，并打一开始就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 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63。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常常容易对社会资源作过于狭 窄的理解。 我曾经在实际构成为本书上编的《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的“代序”中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 们划分社会结构往往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极其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它对社会结构来说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当我们将此一原则应用到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尤其是应用 到非西方的历史社会形态时，却宜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警惕，因为中华文明确实表现出与西方 文明相当不同的特点。如果说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在春秋 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具有浓厚的礼乐“文化”的色彩，古代中国那些左右形势的人们， 看来并不把经济发展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把经济财富的不断和大量的增长作为人们幸福 的主要成分和必具条件。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道德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 用似乎愈加重要和明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 种“学而优则仕”了。 这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要提出“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这样一对概念的考虑，它们意味着 一种观察角度。简单的说，提出这一类范畴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升渠道 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在此我对社会结构 的理解是实质性的，即社会的等级分层结构，注意的中心是社会分层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有一种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社会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 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政治权力又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就像 现代社会相当“突出经济”一样，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也一直有一种“突出政治”的 色彩，但是，如何能够入“仕”，究竟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入“仕”，对于社会等级分 层来说还是更关键、更优先的问题，而在这方面，秦汉之后的中国显然摸索着走出了一条在 世界文明中极为独特的道路，需要我们作出一种恰当的解释。 “选举社会”的概念如何能够成立? 我所作的研究即是希望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及其变迁提出另一种有别于流行观点的观察角 度、提出另一个解释的理论框架。这一解释的框架并非是社会的经验构成，而只是我提出的 一个试图用来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宏观的概念模式，一种假说，亦即一种类似于韦伯所 说的“观念类型”(ideal type)或“纯粹类型”(pure type)。然而，即便是一种尝试性的 假 说，提出这样的解释历史的概念必须回答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从理论上说明它所取 的观察立场或角度是否恰当，它本身是否在逻辑上能够首尾一贯地成立，亦即我上一节试图 说明的从社会资源的分配来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是不是一个合适的角度；第二个方 面则是还要提供历史史料的证据，尽量实际地验证所提出的基本解释概念。而且，在我看来 ，从理论和逻辑上说明“选举社会”这一概念如何能够成立，如何能够言之成理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还是要将这一假说性的概念验之于这一段历史，看看它对史实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 ，因而是否能使“选举社会”这一概念比较起其他概念来确实具有一种新的阐释意义。 我们可以先简略观察一下古代选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达到的地位，首先看由选举入仕的官 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根据黄留珠的研究，在两汉作为察举常科的孝廉已列出的307人中， 任用情况可考者计有183人。其中由孝廉拜官授职者为159人，占183人的86.9%；察孝廉后又 被 辟除者为16人，占8.7%；举孝廉后被再察举者(例如察举茂才等)8人，占4.4%，孝廉所拜授 的官职，中央属官约占69.8%，地方官吏约占30.2%，中央官分别属于光禄勋、少府、太仆、 将作大匠和城门都尉，而又以光禄勋属官最为集中(约占53.5%)，其次是少府属官(约占13.1 %)。地方官主要是郡国长官的高级助手(约占5%)，以及县级长官(约占20.8%)。郎官在孝廉拜授的诸官职之中，所占比例最大，超过50%。所以《汉官仪》关于“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 郎”的记载。确实反映孝廉任用中的规律性现象。孝廉拜授官职，其秩最高者为千石，不过 这部分人所占比例很小(大约不超过9%)，秩六百石者为数也不多(约占11%)，而绝大多数还 是秩六百石以下的低级官吏(约80%)64。作为察举特科的茂才，其被举后的使用绝大 多数是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汉制：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显 然茂才的使用远较孝廉为重。还有个别茂才，起家则拜二千石，虽属特例，但亦同样反映了 茂才任用之重。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升迁关系：孝廉—三署郎—茂才65。同样是作为 察举特科的被举为贤良方正者的资历，绝大多数都是现任官吏(或故官出身者)，以及州郡的 属吏。贤良方正经过对策，高第者所授官职基本都秩比六百石以上，个别特殊情况者，起家 即为九卿66。黄留珠据此认为，与茂才、贤良方正比较，孝廉的作用规格是比较低的 。事实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茂才、贤良方正多为已入仕者，而孝廉多为初入仕者， 是由一介草民转登仕途，则其最初的任用又决不低，至少在总体上不低于后来远为辗转艰难 的科举时代的初入仕者，另外我们还须注意他们最后可以达到的地位。 这种最后地位可以科举时代的宰相为例，根据黄留珠的统计，唐代科举在选官中的地位进一 步提高，首先反映在高级官员中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不断上升。宰相中科举出身 者的比例，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已达50%67。唐宪宗时 期宰相总数29人，进士所占的比例为58.6%；穆宗时期宰相总数14人，进士占57.1%；敬宗时 期宰相总数7人，进士占85.7%；文宗时期宰相总数24人，进士占75%；武宗时期宰相总数15 人，进士占80%；宣宗时期宰相总数23人，进士占87%；懿宗时期宰相总数21人，进士占81% 68。黄留珠据此指出，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逐渐占据多数，标志着科举制在选官中主 导地位的完全确立。而到宋以后，科举更是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 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第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69 。明清以后，首相宰辅更是以科甲为重，科甲又尤以入翰林为重。《明史：选举志》论 一代宰辅出身说：“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 英宗)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 、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 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之)九。”清代汉人官大学士者共119人，皆为科举 出身，且除左宗棠一人系举人出身以外，皆起家进士70。 我们再看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自从科举在宋代稳固地确立以来，科举在社会上的地 位日益重要，成为社会上人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阶、而对寒峻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虽圣人亦 不能免。早在宋代朱熹就曾言：“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71《今古 奇观》中一篇“老门生三世报恩”的小说中，一位46岁的老秀才鲜于同也这样说：“只是如 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 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是。”《儒林外史》中的 选家马二先生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 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又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 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 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明朝末年进士金声，原来家庭极为贫困，遂题书斋联曰 ：“穷已彻骨，尚有一分生涯，饿死不如读死；学未惬心，正须百般磨炼，文通即是运通。 ”由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望等种种资源都与此相连，所以，社会上有“一路通， 路路通”之谓。而要求“学而优则仕”的结果，则是社会上从上到下都极其鼓励读书，如宋 真宗《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王安石《劝学文》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 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传统社会上下长期流动的结果大致造成了一 个弥漫着书香的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书卷气的民族，甚至目不识丁者 也知“敬惜字纸”，普遍有一种对于文字、文献的崇拜。 或说古代选举只是涉及到少数人，被选上者更少，为何说它竟造成了一种社会的结构?然而 ，不仅少数居上、少数治理正是无论中外传统社会结构的真相(甚至也是现代社会隐蔽的真 相)72，而且，我们还须注意到古代选举、尤其科举的宏大场面和某种表演性质，各 种仪式的耸动视听对于旁观的大众的广泛影响，科举考试有各种层次，一般人所能直接接触 的还是初级功名的人，然而，甚至最初级的层次也有其社会效应。如清代湖南桂阳县地处万 山之中，读书者绝少，偶有一二生监，其尊无对，物稀为贵。某令尝撰一联纪其实曰：“鱼 龙鸡凤鸭孔雀，贡阁廪尚童翰林。”73这正好可以印证社会学中“参考群体”的理论 。齐如山曾经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逐一分析各级功名的社会意义，他指出，童生本不算 一种科名，可也是一层阶梯，哪怕只考过一次县考，以此他在官府中就有了名，否则在国家 机构中是没有姓名的(只是数目中的一个，这数目还不一定是真的)，而一报考，则姓名载于 国家学校的人名簿上，比平民稍受优待，例如：遇诉讼写状纸可写“童生某人”，堂上虽还 须跪着回话，但县官问话总较客气，年老者则县官可命起而回话(秀才以上都不跪，平民则 均不许站)；小考时社会给的面子更大，到处受优待，甚至不自爱者多有闹事，有事县官也 得稍稍庇护，因怕误了考试，担待不起；去世后，神主可写：“侍赠登仕郎”。 考秀才时，县城、四乡均有跑报的团体，出榜日，有应考者之家必彻夜等候，报喜人到，则 不仅本家、街坊均起来共贺，并到亲戚家报喜，到一家时先放三声炮，以便合村皆知。秀才 在政治方面多于平民的特权有：1.秀才与知县、教官等上公事，可写禀帖(平民只能写呈子) ，显得亲近得多，有些私信色彩。2.秀才只可传讯，无大事不可拘提，过堂时站立回话，这 样，与之打官司的平民说话就气馁得多，遇有大罪先要革去秀才功名再动刑，遇小过应受责 ，知县也不许打而得交教官责罚，且只许打手板。所以，在杭州有句俗语叫秀才作“屁股盖 儿”74；3.地方公事秀才可禀见县官(私事仍不行)，平民则什么时候都不行。因进士 都作官，举人居乡者也不多，秀才在乡村社会中的情形可以说占据最高的地位。乡间有顶戴 之人多是秀才，称呼总是“先生”，婚丧必请秀才，所以北方俗谚有谓“秀才不可不进，席 面多吃几顿”，又说“秀才吃的真是美，小米白面偎着嘴”75，秀才还可以改换门闾 ，屋门一般七尺，秀才家则七尺三寸，总要高三寸，秀才还可以少出一些地丁钱粮。76 如此，由选举所得的功名就不仅是民间人要想出头，尤其是要想获得社会上的最佳地位而舍 此未由的途径，在观念上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民众中的渴望、艳羡、尊敬和畏惧之情。陈独秀 在其回忆录中表示虽不同意但却理解他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 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普遍 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 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 苦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赶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 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77韦伯 曾经指出过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的光环，这一点从《儒林外史 》中胡屠户对中举前后的范进判若两人，以及在壮胆打了喜极而疯的范进一掌以后，马上就 觉得自己的手“隐隐地疼将起来”也可以得到旁证。 我们还可以从作为清代启蒙读物的道德语录中流传最广的《增广贤文》一书，看到古代选举 对于塑造社会心态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些语录本身又是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反映。其 中 有对选举所达到的地位的反映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有对子弟上升入仕之路唯有读书应举一途的反映如：“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好学者如禾如稻，不好学者如蒿如草。”“学 在一人之下，用在万人之上。”“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 到凤凰池。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书 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要好儿孙须积德，欲高门第快读书。”“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积金千两，不如一解经书。”“贫不卖书留子读，老犹栽竹与人看。”“传 家二字耕与读。”而相对于读书来说 ，财富是不很靠得住的，例如：“积金千两，不如多 买经书。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 ”依赖于门第出身的世家也早已成往事。“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 为庶民。”“蒿草之下还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侯王。无限朱门生饿殍，几多白屋出公卿。 ”“榜上名扬，蓬门增色。” 总之，纵观自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多年的总趋势，说古代选举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愈来愈 重，最终达到了一个以“学而优则仕”为重心的社会，应当说是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支持的 78。当然，本文非常初步的叙述只是一个开始。“选举社会”的概念还必须从以下三 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系统阐发和说明：一是中国古代选举的发展究竟如何影响到了社会的结 构，如何造成了一个主要依赖于选举来分配资源的社会?二是这种选举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是 什么?成效如何?它按照这种标准是否基本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履行了它的社会功能?三是这 一社会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它如何摆脱自己的困境?又如何在近代由于外来的因素而不得不 归于终结?这就构成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编——“趋向”、“标准”和“终结”的 内容。 ①中国古代早就有“社”、“会”一类词，表示民间的结社(参见陈宝良著《中国的 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但“society”意义上的“社会”却是一个近代才来 自日文的新词。王氵凡森在“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 论 ”一文中指出：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已提到“社会”一词，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后来由于严复的译介，曾有一段“群”与“社会”并用的时期，大体上从甲午之后到义和 团运动之间是“群”的概念流行，此后有一段时间，两者交迭使用，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 ，“社会”一词才取代“群”的概念而流行。载《中国文化》1996年12月，总第14期。又据 富永健一说，明治以前，日语没有“社会”这个词。一般认为，它是1875年由《东京日日新 闻》的主笔福地源一郎作为英语Society的译文而创造的。见其所著《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31。 ②如《后汉书·陈蕃传》：“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 ③汉人以为此是仿三代的“乡举里选”而行。 ④转引自《渊鉴类函》第六册，卷137。 ⑤《清史稿》中的“选举志”第一次既包括了旧选举，又包括了“新选举”的内容 ，其中叙述了清末议员的选举。新意义上的“选举”一词来自日文对英文“election”的意 译。 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米勒与波格丹诺合编，邓正来主编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8。 ⑧《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⑨比方说，它与立足于个人意志的、个别的“选接班人”完全不同。 10古代推荐仍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推荐，即也是“以贤选贤”而非“以 众选贤”，这是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很不同的地方，虽然“文革”中的推 荐最后实际上还是转为要由权力机关或权势人物的幕后运作来决定，但仍有一层名义上的牵 制。 11另外，中国人也是一个较少纯粹思辨兴趣的民族，很少做乌托邦的社会理论 的系统思考。 12有些西方学者，如与马林诺斯基齐名的布朗(Brown)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 是中国的荀子。参见费孝通“文化：传承与创造”，载《中国书评》第7期，1995年9月。 13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14此意后来扭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是对顾氏理解有误。 15如《吕氏春秋》，如魏源《默觚·治篇三》：“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 ，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 16《汉书·董仲舒传》。 17《论语·为政》。 18柳宗元“封建论”。《全唐文》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5876 。 19钱穆曾喻之为中国文明是一个人(种族)连续跑，而西方文明则是换人(种族) 的接力跑，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断融入种族的“新血”，但无明显的民族更换。 20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2。 21李百药：“封建论”，载《全唐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1 447。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页22。 23见《严复集》第一册，“论世变之亟”，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 24《系辞上传》第十章。 25《公孙丑章句下》。 26《荀子·赋》。 27《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又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 史”，载《古史辨》第五册，陈俊华：“论董仲舒的循环史观”，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 报》第24期，1996年6月号。 28《论衡·实知》。 29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些谚语也反映了这种历史观，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 30见《观物内篇》。 31《观物外篇》。 32《观物内篇》。 33尼采亦有一“永恒轮回”的思想可资比较。尼采认为：世界是按照极其漫长 的时间周期 ，即所谓“生成的大年”，周而复始地永恒循环的；这个周期因为过于漫长而实际上无法测 量，但又是完全确定的；在这个永恒循环的过程中，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 一生中的每个细节，都已经并且将要无数次地按照完全相同的样子重现，绝不会有丝毫改变 。参见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页220。周国平并评论说 ：“我们必须把一切细节的绝对重复当作尼采纯粹个人的幻觉从这个理论中剔除，而仅仅观 其大体。……这样，一个允许改变细节的轮回就为人的自由留出了余地，因为，从整个宇宙 无限生成的眼光看，人的自由不正限于改变细节吗?”见页236。 34“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时间”观念亦可视为是这种现代时间的一个变 种或一个亚型。 35见A·J·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载《文化与时间》，浙 江人民出版 社1988年版。又可参布克哈特反对近世“为无休止的改变提供正当性的证明”，见其《历史 的反思》一书。 36虽然一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是六、七十年，他却希望有一个千百年乃至 数万年的进步图景来支撑其生命，并把希望几全放于尘世。 37《汉书·董仲舒传》。 38《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39《四书章句集注》 “论语集注·为政” ，北京：中华书局19 83年版，页59。 40《汉书·董仲舒传》。 41一位思想史学者曾经推测其原因说：“我时常想中国(至少汉民族)是一个极 其现实的( 或重实利的)民族，所以她可以毫不在意地接受任何信仰(如三教并存，各种宗教与巫术并存 ，乃至再加上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其实正是由于她并不真正信仰任何东西。轻而易举地 就接受一个信仰，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一个信仰，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见何兆武：《历史 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14。 42《儒教与道教》韦伯著，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48。 43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中将洪天富所译“家产官僚制”另译为“世袭官僚 制”则更易 产生误解，见其商务印书馆1995年译本。“家产”实际上只是指皇权，或可译为“家国官僚 制”。 44同上书，页46—47，55，63，171。 45《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20。 46同上书，页25—26。 47也许正由于它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解释理论，所以它可以方便地与其他 的社会解释 模式结合，比如与“封建社会”的模式结合(例见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而它当 然也能和“选举社会”的模式相容。 48甚至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说是已经独立地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引申出了一种 自己的社会理论。 49Ho,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 al Mobili
ty.163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又见Chang,Chung-li:The Chinese Gentr
y:Studies on theirRole 50可参见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 51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页1 20121。 52见泰洛德：《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页2。 53参见Bogdan W.Mach and W.Wesolowski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 cture,Rout ledge & Kegan Paul,1986.作者试图沟通马克思与韦伯，以他们的共同点为起点，将马克思 的阶级结构理论与社会流动的研究结合起来。 54转引自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页5457。 55参见张和仲《千百年眼》，《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 983年版。 56转引自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页235237。 57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页1 20121。 58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13 。 59《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1921，71，767 7。 60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 86年版，页1318。 61H.Lasswell;Who Gets What,When,How,可参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译本。 62同上书，页54。 63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 联书店1993年版，页523。 64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43145 。 65同上书，页172173。 66同上书，页186。 67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0020 1。 68同上书，页204。 69同上书，页270。 70朱彭寿：《旧典备徵》“汉大学士人数”。 71转引自《清会典事例》卷389，《礼部·学校·训士规条、考试规条》乾隆五 年“训饬士子文”。 72由此，批评以往文字的历史只是“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而主张颠 倒过来，就 可能陷入一种矛盾：或者坚持现在的价值“应当”而不管历史的真相，或者不得不为了历史 的真相而放弃现在强烈的价值诉求。并且，如果说过去的历史就已经是大众占据舞台，担任 主角，过去的王朝也就不是一片黑暗而需要革命了。 73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599 。 74见钟毓龙：《科场回忆录》“甲 小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5齐如山家乡一村三百家，能天天吃白面的仅四、五家，偶而吃的十几家，而 除过年外一 年不得吃者则总一百余家，而齐如山说他家乡尚非穷村，当然这是晚清衰落时的情况。 76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第二、六章，载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 清代编”，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版。 77《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页556557。 78从西汉到东汉，察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在入仕各途中至重至显的地步，但是 ， 其后魏晋时期向门第世家的发展，却使选举社会的发展似乎呈现出一个“之”字形。魏晋南 北朝，尤其是东晋时期需要作为一个特例来处理。但即使在那一个时期，王权对世族还是保 留了一种远非春秋时代所能比拟的凌驾地位，有助于支持王权的察举制度也时强时弱地始 终存在。而退一步说，我们甚至也可以考虑一种社会形态并不一定要是连续的，而也可以是非连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