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香港的第一步
在这次对谈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报》及《圣教新闻》的办报理念，从宏观
角度讨论了言论的职责与勇气，又畅论了师徒之道及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寄望。
池田：听说先生您是在1948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
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
池田： 我曾去过杭州一次， 那是在我第二次访华时的1974年去的，马可·波
罗在《东方见闻录》中盛贺杭州是“东方的威尼斯”，是美丽的水都。
金庸：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
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相当不错而得到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
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
池田：我曾听过先生您初入香港时的一个小插曲——您满怀高兴登上由上海飞
香港的飞机之后，途中才记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钱港币也没带，急得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潘公弼先生见您的样子有点异祥，忙问究竟发
生了什么事。您如实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给您十块港市，才可以在抵港后能搭船过
海，到报社去报到……（笑）这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小插曲，可说是与先生富有戏剧
性经历的揭幕相配称的插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了?
金庸：初到香港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想不到
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达五十年，大半个人生都在这里度过。我在香港结婚、生
儿育女、撰写小说、创办报纸，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过的上
海相比较，那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
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
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
内地的中型城市。不过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
池田：我也十分喜欢香港人，在香港，时时有一种“温暖的人情”的感觉。您
曾以“香港无宝，自由即宝！”来撰写《明报》的社评，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
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您从小就热爱“自由”，具有对
权力与权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与您作为“自由人”这种气质十
分合适吧！
明报的创刊和编辑理念
池田：金庸先生所亲手创刊的《明报》，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已经成为
“言论的重镇” 而闻名遗迩。1959年5月，《明报》以只有四名员工而开始踏上征
途，当时有人就认为，经营不可能顺利，甚至有人认为“办不了多久吧！”“一一
两年内－一定倒闭啦！”等等。上回谈话时，我曾说及我曾在恩师所办的出版社工
作，后又有与恩师－齐创办《圣教新闻》的经验。竞争激烈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多
么艰难的事业啊！况且，您一身二任地善处业务匀编辑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个中
辛劳应有深刻的体会吧！
金庸：贵会的《圣教新闻》创办于1951年，比《明报》早了八年，但贵报如今
已成为贵国的第三大报，每日的发行量以数百万份计。《明报》和贵报相比，销数
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再过八年，也决计追不上。（笑）不过两家报纸都是从零开
始，经过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而逐步发展。香港人口过去三四十年间从二百多万人
增到五百多万人，《明报》的销数通常也只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池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铭感不尽！我的恩师谈判《圣教新闻》时常常说：
“愿能在日本人中流传”。而我将心比心，今天更下定决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
传’，您的这番话正给我们希望努力办好报纸这一目标以极大的鼓励。
金庸：我们两家报纸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户田先生强调报纸的言论必须“有信
用”，我非常同意，《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
“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
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
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
池田：我的恩师确实十分强调“言而有信”，这就与您上述的《明报》的编辑
理念相通，可谓“殊途同归”。《圣教新闻》与《明报》是风格个向的机关报，我
认为这份报纸与其被视为一份宗教团体的机关报。不如把它置于“人的组织”的机
关报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曼庐轩（Y，Menuhin）先生作过
对谈（l992年4月） 。他曾问我：“作为佛教的不出家成员的团体的创价学会，至
今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其秘诀是什么？”我大致向他解释道：当然要严守教义，
“无论身处何处也以‘人’为中心”。不是“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进“为人
的宗教”的运动！ 我曾说过， 以信仰为根本来扩入开放“人本上义” 的 网络，
换言之，就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立统一吧！《圣教新闻》是“人的机关
报”就是这个意思了。先生对《明报》制汀的“报训”是什么呢？金庸：我特别提
出两句中国古代的名言成为报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刊中可以容纳各种
各样不同意见，编辑部不齐偏见，不排斥不同意的观点，同时报纸的主持人和工作
人员不利用报纸来谋取自身不正当、不合理的利益，报纸必须永远光明磊落，为大
多数读者（中国人、香港人）的利益服务。
池田：“永远光明磊落，不谋私利。”这是言易行难的言论的王道，您的话语
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种王道，也反映出一种“言论重镇”的呼喊！我也曾对《圣
教新闻》的记者、特派员提出这样的希望——对于所有的读者，在他们喜悦时要表
明共同欢乐之感，悲哀时要予以激励的勇气，如果他们思想迟钝时要给以智慧的帮
助，然后提供新知识，一旦越轨时给予指示（正确之位线），如果混乱时就帮助理
出头绪来，困弱时要施以援手，头脑发热时要使之冷静，对那些不闻不问的人慢慢
地予以开导——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临机应变，（佛法中有）对机说法，意即纵横无
尽的活跃。不仅是对创价学会的会员负责，而是要对所有的读者担起“作为言论者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平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永远永远要与他们在一起——这
个信念至今未变。您作为言论界的勇者，长年以笔为生，《明报》最值得肯定的是
哪一方面，请也向大家谈谈。
与权势战斗是言论者的使命与责任
金庸：《明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我们都坚持固定
的主张。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发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明报》支
持中国的立场；我们又反对大跃进，反对强迫人民作过分的体力劳动。六十年代中
期，中共当局试制原子弹，《明报》强烈反对，以致受到左翼报纸的猛烈围攻；六
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中共进行“文化大革命”，《明报》反对毛泽东、林彪和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反对极左派在香港搞动乱，受到暗杀和炸弹对付的威胁，
我们主张保护中国文化，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合理路线。
池田：都是难以磨灭的“笔之斗争”的记录啊！
金庸：七十年代后期，《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我
个人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接见；八十年代，《明报》赞成香港回归中国，
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我个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池田：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
就反对。听完先生的这一席话，使我终于明白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一直能获得民众的
支持，那就是先生您以“是否符合民众的利益”作为您发表言论的基础而贯彻始终。
关于“文化大革命”，还在其真相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您就一语道破：“这是权
力斗争！”早就揭穿了其本质。您这种慧眼独识也就是一向与“民众站在一起”才
可能具有的禀质，离开“民众”这块“大地”，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只是空洞
的理论，毫无实际的价值。唯有“民众的利益”才是各种判断的基准，那才能洞明
世事。
金庸：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
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池田：对于那些为了坚持信念而惨遭迫害、面对压迫而大无畏斗争的人，我向
来十分敬重。有了迫害，方显出“正义”的存在，没有受过迫害的人易于妥协，也
容易上当受骗。现在，像金庸先生这样的“言论斗士”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更遑论
日本了。何谓“言论的自由”呢？您在《明报》社评中曾指出：“所谓‘言论的自
由’，即人民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政府不能对此横加干涉或予以惩罚。”
亦即从权势的压迫下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这就是它的本义。与权势斗争的
是言论者，保卫权势斗争的民众是言论者的根本使命。同时，先生在谈到言论者时
又作出这样的劝诫：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任何自
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
由。传播媒价不得侮辱、诽谤、造谣、歪曲事实。因为：损害旁人的权益或人身的
尊严。我想这些论点可称得上是所有言论界不灭的“指针”。
金庸：是，我一直都抱有这个信念。池田：十七世纪中国文人顾炎武曾说过：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
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
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已，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日知录集释》 卷十九） 言论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相对来说就需自觉，既
然身为“言论者”，胸中就必须具有在社会上创造“善的价值”的使命感。
以健康的语言来谈论健康的未来
金庸：池田先生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太大了，对这种贡献的伟大而“一叶障
目，不见泰山”者，大有人在吧！但是，“真实”就是“真实”。任谁怎样去陷害，
也不管以谎言多少次抹黑他，最后终会“真相大白”的。释迦牟尼也曾遭人妒忌而
饱受谣言的困扰。他说法时，有一个女人到来，指着装了钵的肚腹假装怀孕的样子，
对大家说，“这肚子里怀的就是释尊的骨肉啊！”这个诽谤释尊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池田：您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鲁
迅语）适如所言，谎言再如何伪装也不过是谎言。其实，造谣、欺骗各种各样的人
的心，自己也会不经意地伤害自己的心，损害自己的心。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对个人的意见，怎样写也无所谓。但我所担心的是，谎言和“旨在陷害人的笔”
大模大样地出现，在不知不觉间“语言”远离人心。对于别人的幸福往往不能率直
地表示高兴，相反的是，对别人不幸的传闻等却不知缘何而饶有兴味——这也许是
人伪善的一方面，但是，这类不健康的趣味性文章却实在太多了。因为这样的文章
泛滥，以至令人误认“言论”伤人，是害人之物，没什么大不了。这是重大的问题。
苏格拉底所说的“讨厌言论”（misology）是与“讨厌人”（misanthropic）相通
的，本来，语言不能与人割裂开来，“语言即人”，“语言即心”。语言的荒芜就
是人心之荒芜，语言的堕落只是人的堕落。语言不能获得信赖的话，就等于人不能
获得依赖一样。因此，现在最有必要的，是恢复对语言的信赖。人要重获“健康的
语言”，就必须重新恢复“健康的心”。以“健康的语言”和“健康的心”来谈论
“健康的未来”——新闻传媒人现在必须站在这个前列。另外，语言也是“剑”。
能护卫民众、救人的是“宝剑”。而坑害人、伤害人的“语言”却是“邪剑”。这
样的邪剑真的太多啊！倘若金庸先生小说中的英雄出现在今日的日本时，不知会怎
样呢？（笑）金庸：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笑）我也常常以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
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
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池田先生为了反对侵略，拥护世界和平，听说日本有
些右翼分子以暴力威胁您的生命，您凛然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我所衷心佩服的。
池田：过奖，过奖。但您所说的，作为人最崇高的人生哲学不就是“殉于信念”吗？
况且，活在言论中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民众的代表者。我曾听说中国有“文章
报国”这句话，文章有时可以兴国，振兴社会。在文章中有这样的力量，以笔为生
涯者，是负有重大的使命和责任的。言论者能殉于信念，殉于正义，就是最大的荣
耀。金庸：中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不少宁愿牺牲自己性命也决不放弃原则的仁人志
士，我每逢读到他们的文章，总是悠然神往，不胜敬仰。
池田：姑且不论日本。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有为真实地记载史实而不惜以生命
来维护正义的勇者的事迹。应该给青年们说说这些故事。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权力
者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史官不惧权
力者报复，没有曲笔，照实记之，崔杼怒而杀此史官。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
又杀其弟。史官之次弟继续以实记录。史官兄弟遇难之事传遍齐国，各地的史官就
陆续齐集齐都，说道：“史官的兄弟全部被杀之后，我们就将这真实的历史继续记
录留存下来。”至此，嚣张的崔杼也就束手无策，这件史实就这样被记录下来……
不惜以身殉真实的记录，真是悲壮的理念。他们所写的一字一句都是以血滴来作生
命的雕印，在权势者威胁下作曲笔，是终生的耻辱。这使我们深受教益，笔重千钧，
执笔之事是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觉悟的工作。
金庸：言论之撰述者确实非留心不可。
池田：再者，看看新闻传媒的现状，其改革不可能单靠传媒界自身的努力就可
以解决。接受者的市民一边也有问题。现在到处是资讯泛滥，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不
能说能使人变得更好。不如说，事实是在资讯的大潮中会有溺死者。也许托庇于资
讯，生活才变得丰富多采。但是，人的精神却因此而变得更加懒惰和懦弱。我的恩
师曾以“青年是国家的眼睛，必须具有锐利的判断力”来提醒年轻人。民众，尤其
是青年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眼力看透真实，对是非具有批判力，则会如无根之草一
样随波漂流呢！近年来，对新闻传媒的报道侵犯人权，欧美社会中已出现市民监视
其作为的行动。为此而完善其机构的工作也有进展，我也深表赞成。然而，要使之
具备有效的机能，则进行监管的市民这一方面，就必须不可欠缺那种洞穿真伪的眼
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果是除了每个群众都成为贤明者之外别无他法。每人都
成为圣贤，拥有明确的是非观，从而可以校正社会的动向和前进的道路。我在哈佛
大学论及二十一世纪文明中大乘佛教担负的任务时，曾强调这个信念，宗教是要使
人“成善还是变恶”、“变成坚强还是懦弱”、“成为贤明还是成为愚蠢”，要强
调这种指标的重要性，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这样的支柱。
金庸：我在贵校创价大学的演讲（1996年4月）中曾谈及，今日世界的科学技
术和生产能力，比之二千五百年前当然不知进步了多少。但是，人和人和蔼相处的
道理，各国领袖的智慧和见识，不见得能超过二千年前的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
底、柏拉图、耶稣；不要说超过，连这些圣贤先哲所指出的基本道理，他们也完全
不了解，不信服。这就像把一枝机关枪、几颗手榴弹交给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去玩弄
一样危险。我们一谈到“价值”，多数人立刻联想：“想值多少钱？”“买这样东
西要付多少钱？”他们所了解的“价值”，基本上是“商品价值”。不能以肉眼看
到的“精神价值”是“灵性的价值”，“那是不能以金钱或数量来计算的”。这难
道不就是现实的状况吗？
只有友情才是人性之证、人生之极
池田：我在经历了悲欢哀乐的曲折人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生的
终极是友情”。从人生中摈去友情，就等于从世界中驱走太阳。正直的友人就是照
耀人生的太阳，是最可珍贵之宝。
金庸：确然如您所说，“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种重要之极的宝贵感情，只有父
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间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实，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
子之间，除了亲情之外，也混有友情。
池田：贵国曾有这样的哲人之语：“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
（宋·朱熹《近思录》）意思是说：“人之有朋友，并不是为了共同酒宴游远，而
是为了能互相增进朋友的德行。”“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司马光《资治通鉴
·汉纪》）真正的朋友并非表面上的合得来或附和迎合，而是朋友之间只有互相切
磋、互相探讨之后大家都有进步和改善，才是最美好的。我曾听说一个关于中国人
重视友情的故事——在洛杉矶有中国人的“唐人街”。前几年，洛杉矶发生暴动之
际，唐人街的居民倾巢而出，守望相助，使得暴徒们无法得逞，悻悻然而归。我想，
这也是民族团结之外的友情联系之力，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的挺立。您在
武侠小说中所赋予“侠”的语意之蕴藉，改日再来详加讨教，但这里所说的“友情”
的别名不也就是“侠义”吗？
金庸：中国人所说的“侠”，确是有很重要的友情成分。“侠”必与“义气”
有关。中国人特别重视“义气”，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为中国人所普遍崇拜，
《水浒传》中的结义兄弟，就是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池田：噢，用日本人所熟悉的话来说即是“信义”吧！《三国演义》的“赤壁
之战”一章中，说到曹操兵败落荒而逃，正遇到关羽断其退路。本来关羽可以轻而
易举将他擒拿，但他有感曹操当年有恩义于他，就放曹操一条生路逃去——这些故
事，正突出了中国人重于“信义”的气概。先生，您的作品中，也多有描述这种信
义和友情的故事吧？
金庸：嗯，不错，我的小说中描写过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书剑恩仇录》
中红花会众兄弟间的情深义重，《射雕英雄传》中友情与民族斗争之间的矛盾，
《雪山飞狐》描写两个死敌大仇人之间的友情，《倚天屠龙记》叙述七个同门师兄
弟的友情，《鹿鼎记》中描写皇帝和一个小流氓之间的友情。一般来说，我的小说
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
（笑）池田：将心比心，与先生对友人的怀念之情糅合在一起嘛！
金庸：我的经验是，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的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
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我
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
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池田：这一点与日本非常相似，人到四十岁、五十岁，就十分怀念头没有利害
关系的学生时代所结交的友侪，那些热闹的“同学会”有增无减。
金庸：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
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
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
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
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
池田：除了沈先生，该还有不少友人吧！
金庸：至于在办报之后结交的好朋友，我最怀念而佩服的是徐东滨先生，前年
他在美国逝世，我痛哭多天，几乎与我亲哥哥去世一样难过。此外在报纸工作中结
交的好朋友有潘粤生先生、曹捷先生、张敏仪女士等等。因文字而成为知己好友的
有董千里、倪匡、蔡澜、冯其庸、董桥等几位，下围棋的有些棋友，一起研究学问
的有些外国朋友等等。香港企业界交往较深的朋友是冯景禧先生、李国宝先生等。
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期间，结交了好几位法学家，工作之余很谈得来，那是萧蔚
云教授、项淳一先生、 许崇德教授、 端木正大法官等几位。
池田：到底是诤友众多啊！人有“善友”是多么重要啊！这使我想起阿难向释
尊请教的问题。阿难问道：“我于独静中思维，这样考虑到：我们有好朋友，又有
好伙伴，这样的情况不就是等同己在这个佛道取得‘半途’的成就吗？我这样想，
不知对否？”释尊答曰：“阿难啊！这样想是错了，绝非如此。阿难啊！我们有好
朋友，也有好伙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成此佛道的‘一切’”。这里所指的“善
友”、“好伙伴”，广义而言，就是“共步于人的精髓之道的同志”之意吧！“友
情”，只有“友情”，才能使人导向作为人的正确轨道的大门、船及潮流。再者，
和平的实质经常是存在于人与人的信赖之中的，我坚信，从结成“友情的联盟”开
始方能发展、巩固。因此，我期待这种“人性的潮流”会流向全世界，一个人又一
个人，在世界上建立起“金刚的友情”。希望能从金庸先生开始，跟世界的“宝贵
朋友”心连心，手拉手。
莫忘师之恩，师徒之道
池田：金庸先生曾经以生花妙笔描写了人与人的形形色色的邂逅和爱情。在大
作中，同时也描写了“友情”，重视“报恩”的人物形象。在《书剑恩仇录》中，
有小说主人公一度将俘获的敌人放走的章节，您曾这样描写他的一段话：“这小子
的师兄陆前辈于咱们有恩，红花会须当恩仇分明。”您十分强调的是，“重于恩义”
是“侠者”的本质。不能忘恩负义，事无巨细，今生今世都必须怀着报恩之心。佛
法强调有“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国王之恩”这四种恩情，
那也是强调“知恩”、“报恩”之事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之一。
金庸：诚如所言，“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前两者是当
然之义。作为一个佛教徒，“三宝之恩”自然也是深重之极。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
金庸：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
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提到
这些字时，他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另一位是
中学的校长张印通先生。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
处分，但那位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分子，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
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去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揭幕，碑额是我书
写的。
池田：不管年岁多大，老师就是恩师。我对小学时代的老师，一旦有机会见面，
就会与他们保持来往。您曾写信对拙志多有鼓励，“在曲折离奇的人生中，‘木秀
于林，风必摧之。’”“无人能动摇您！”我始终将您的大礼珍藏和铭记于心。为
了聊表我的“报恩”，过去在文章中也始终都这样写着。刚才您提到的陈老师和张
老师之外，其他的恩师呢？
金庸：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上“竹”下“移”）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
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
惜我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而家境富裕、养尊处优，完全学不到他那种燕赵悲歌
慷慨的豪气。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
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可惜这数位
恩师大都已经逝世，虽欲报恩而不可得了。
池田：以佛法之眼来看的话，这就是“生死不二”。您这些已故恩师，对于金
庸先生的成功和继续活跃于社会，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心存欢喜而于冥冥之中守
护着您的啊！我从恩师户田老师所得到的恩义，是我生涯中永远的无价之宝。能报
吾师之大恩，乃是我毕生之愿。您曾非常贴切地表现出“师徒”——这个以人生的
主干为一题目的精义。您说：“作为人之弟子，对自己的恩师这样形容道：‘千里
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师傅的博大精深，也
是与此话一样。其弟子仍如在老师的教授中一样，感觉一天天受到鞭策，“每日不
进则退。”这不是指一懒惰就退步的意思，而是说只有自己用功，才能理解师傅的
博大精深。然后才能知道，师傅真是伟大，自己实在不能及得上。因此，每天、每
天向师傅学习，就可能有新的发现，然后，才会激起自己痛感本身的无知，而想获
得更深更大的求道之心。我曾在恩师的指导下接受了十一年的熏陶，确有同感。幸
获良师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幸福啊！真正的师徒之道又是何等的严肃呀！而能在人
生中贯穿其中的师生之道更是何等的崇高！金庸先生的笔触，帷妙帷肖地写出这种
心路历程。
金庸：我想池田先生您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您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您的精采的
人格和生涯中，曾受到户田先生的有大影响。我曾拜读过您写的著作《人间革命》。
知道您是十九岁时加入创价学会，自此就在受人尊敬的户田先生门下每日接受教诲。
这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在中国，老师教导弟子学生有两种方法，其一为“言传”，
其二为“身教”。池田先生您也正是从户田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种种事情吧！池
田：岂敢。此话可说语重心长。去年四月，我在东京的牧口纪念馆中迎迓您的到访，
能在“师徒之城”中欢迎对于师徒之道了然于心的金庸先生，真是喜不胜言。金庸：
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先生的精神活在池田先生之中。虽然我没机会见到牧口先
生，但是通过池田先生百明白了牧口先生的伟大，他为了反对侵略中国而被捕，在
狱中去世。再者，四月二日是第二代会长户田先生的忌辰之日，那一天，池田先生
等为我在牧口纪念庭园中亲手种下一株樱花树，称之为“金庸樱”。这是我一生中
难忘的事情。不知您是否同意，我总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后继者更为重要。况且
以“师徒”而论，不是更为明显吗？创价学会今日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不也与户
田会长发现了优秀的继承者有关系吗？池田：岂敢。但是，也因为学会的飞跃发展，
所招致的嫉妒和迫害也大大增加。金庸：中国有句古话：“不遭人忌是庸才。”不
遭人憎恨的、不遭人妒忌的人决不是重要人物。
池田：佛典里也曾说过，一个人是否真正的贤人、圣人，可以用谩骂来考验他。
被人说坏话，正是伟大的人生的一个证明。无论如何，我以拥有恩师为荣。我常常
这样反躬自问：“如果是恩师，他会怎样去做呢？”我初次拜识户田先生距今已有
五十年了，然而我时常想念着与恩师的这段不解之缘，过去的五十年如此，今后也
将一样。
做“二十一世纪人”的视野与胸襟
池田：今后，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变得狭小，向着一体化演变。“将世界一体化”
的焦点是“人”。四肢发达，身心健壮，视野开阔，人就大矣！非如此陆续培养出
“国际人”和“世界人”不可，才可开拓未来。这样的人才要怎样育成呢？这是我
们所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事情。
金庸：我赞成您的观点。
池田：我在访港旅行时常想及，这一论点是香港这个作为国际都市的城市所启
发了我的。这里重提一下与戈尔巴乔夫的话题。他的故乡是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
尔，是一个人情淳朴、商业贸易繁荣的地方。浸淫于这样风气之中的戈氏认为：
“几百年之间，人的和睦相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就是共同生活的最大条件。”基
于这个理由，他说：“我们从思考形态来说也罢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来说也
罢，都带有成为‘国际主义者’的命运。”作为国际都市的香港，不也一样吗？该
称这是“国际人”的摇篮之地吧！
金庸：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自然而然会培养出一种国
际感觉，从小就有旅行全世界、见识全世界的机会，所以眼界并不偏狭，不过缺点
是对于本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分强烈的感情和热爱，因之似乎没有深厚的根源。
池田：香港的回归祖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有，那就是今后香港人的
长处会同中国在陆人的长处结合起来吧。金庸：中国人传统上不排斥外国，很容易
接受外族文化中的优点。香港人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偏见。我们对待西方人、日本人、
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黑人，可说是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但可交朋友，甚至恋
爱、结婚，也完全没有问题。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联合国家庭”，女儿嫁了不同的
外国人、儿子娶了不同的外国人，大家亲爱快乐、和谐相处。语言、宗教、生活习
惯虽然不同，但以“爱”相调和，是可以很幸福的共同生活的。池田：必要的是，
就是要抛弃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造成人的“固执于差异”，而对一切人予以
“爱”——也即“大爱”、“博爱”，换言之，也就是要有“慈悲之心”。
金庸：不论大国小国，当然也包括人，都要大小平等，大家应该平等友好相待，
释尊不止对人类平等，就是对猫、狗也平等地投以大慈大悲。池田：“平等”与
“慈悲”的确是成为“国际人”、“世界人”、“二十一世纪人”的条件。“慈悲
之心”愈是扩大，和平也就更接近了。庄子有“大人无已”这样的话，我年轻时十
分喜欢这句话。我想，所谓的“已”，不单指私欲私利。关在小笼中就使自己变成
小我，那就是庄子所说的“已”吧！日本人囿于“岛国根性”，相当多的人没有宽
阔的胸怀，也舍不掉小“已”。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宿命。但是我常常对年轻人说：
“放眼世界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际人！”要活跃于二十一世纪，那是一个
绝对的条件。
金庸：说得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价学会与池田先生的存在对于日本是尤
为重要的。日本在许多方面可说是很优秀的，但在国际感觉方面却不怎么突出。以
前，我曾回答过日本电通机构的“意见调查书”，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
在国际间的形象不好？”我答曰：“第一，恐怕由于不够为别人着想；第二，或许
是由于不善于表现自己的长处！往往长处也变成缺点，最好是设法改变一下！”例
如，某人有学问，能力也也超卓，但人际关系却处理不好。那就会被人误解为坏人。
池田：这是老被人批评的，日本人应该更多“说话”，尤其在海外，吝啬语言
是不行的。默默无言也是不行的，因为闭口不谈就不能进行心灵的沟通。认为“沉
默是金，雄辩是银”，将无言视为美德和理所当然，这种念头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
固，但这恰恰是与国际化社会背道而驰，应该疾呼：“雄辩是金！”
金庸：一般日本人不善于使用外国语。但近来已大大进步。作为一个真正的
“二十一世纪的人”，首先必须胸襟开放，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不存歧视之心，再在
交往中相互了解沟通，培养出一股类似于“慈悲之心”的“爱心”，常常为对方设
想，则社会中的和谐可期，世界的持久和平可期。池田：心有“慈悲”，然后在实
际行动中常常“为对方”考虑，“为对方”而付诸行动，此即“菩萨”的实践。我
们希望香港和日本、中国与日本、然是亚洲、全世界，都能在“菩萨之心”、“菩
萨的实践”中团结起民众，只有从这种“民众的在交流中”，才能培养真正的“国
际人”和“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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